蘇州的方言文化

第十九章　蘇州的方言文化

蘇州話的輕清柔美，久已成為文化的標識，顧況《南歸》詩曰：「鄉關殊可望，漸漸入吳音。」陶枚《季夏憶吳門景物寄內》詩曰：「愁邊節物知難遣，別久吳音漸欲忘。」辛棄疾《清平樂　村居》也詠道：「醉里吳音相媚好,白髮誰家翁媼？」乾隆《吳江縣誌》這樣記道：「吳音輕清而柔緩，故音韻之學獨盛於南方，雖土音各限方隅，不若中州之正，而流利明晰，纖悉必分，舒徐宛轉，則其所長，故吳音自古獨重。」

由於蘇州話的鮮明特點，故以「吳儂軟語」稱之。「吳儂」即是指吳人，因為吳人自稱「我儂」，稱人則「渠儂」「個儂」「他儂」。歷史上曾隸屬蘇州的嘉定，有所謂「三儂之地」，高德基《平江記事》記道：「嘉定州，去平江一百六十里，鄉音與吳城尤異，其並海去處，號三儂之地，蓋以鄉人自稱曰吾儂、我儂，稱他人曰渠儂、你儂，問人曰誰儂。夜晚之間，閉門之後，有人扣門，主人問曰：『誰儂？』外面答曰：『我儂。』主人不知何人，開門視之，認其人矣，乃曰：『卻是你儂。』人遂名為三儂之地。」「吳儂」的說法，至少在唐代就有了，劉禹錫《福先寺雪中酬別白樂天》就有「才子從今一分散，便將詩詠向吳儂」。

蘇州話和其他方言一樣，有一個逐漸演變的過程，因為它本是吳語的一支，並且向被視為吳語的代表，那就先得從吳語說起。

第一節　吳語的形成和狀態

古今語言都有方言的地域差異，人們也很早就認識到方言的存在，《禮記·王制》就說：「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王充《論衡·自紀篇》更認為「經傳之文，聖賢之語，古今言殊，四方談異也」，正確地說出了經書難懂的原因，一是古今語言有歷時的變化，二是又有共時的方言差異。

漢語包括七大方言，即官話、吳語、贛語、客家話、湘語、閩語、粵語。吳語大致分布於江蘇長江以南的常州、無錫、蘇州，包括鎮江的丹陽、南京的高淳，長江以北的南通、海門、啟東、如東、靖江，上海全境，浙江除淳安、建德、蒼南、平陽之外的地區，以及江西的上饒，福建的浦城北部。安徽的銅陵、太平說宣州吳語，但宣州吳語受到江淮官話的嚴重滲透。吳語使用人數約佔漢族總人口的百分之八，僅次於官話使用人數，屬於漢語第二大方言。

方言是語言逐漸分化的結果，而語言分化是從移民開始的，人口遷徙在促進文化發展的同時，也使語言發生很大變化。在七大方言中，官話可以看作是古漢語數千年來在北方發展的結果，其餘六大方言則是由於北方不斷向南方移民逐步形成的。秦漢以前，江南土著使用古越語，與古漢語相差很遠，不能對話。秦漢以後，北方漢人先後幾次大規模南遷，帶來不同時期不同地區的北方古漢語，分散到南方各地，逐漸形成互相歧異的六大方言，吳語在六大方言中是最早形成的。

周秦時期，今江、浙、閩、粵一帶為百越族所居，《漢書·地理志》稱「自交趾至會稽七八千里，百粵雜處，各有種姓」，百越人即今壯侗語族居民的祖先。劉向《說苑·善說》記載了一首春秋時的《越人歌》，故事中人鄂君子晳說：「吾不知越歌，子試為我楚說之。」可見越歌聽不懂，得藉助楚語翻譯，劉向用漢字記音，並以漢文作了翻譯。據考證，這首《越人歌》使用的語言與壯語關係密切，可見古越語很可能是壯侗語族的母語。古代吳越是異國而同族，誠如《吳越春秋》所謂「同音同律，上合星宿，下共一理」，兩國的語言應該是相通的。這從先秦兩漢的歷史地名中可以得證，如於越、於陵、於菟、句容、句余、句注山、姑蘇、姑蔑、夫椒、烏程、烏傷、餘杭、余暨、餘姚、無錫等，它們一是冠首字類同，個別字寫法雖不同，但求之古音，則相合或相近；二是都屬齊頭式，古越語的特徵十分明顯。

《蘇州方言詞典》書影

史籍上關於泰伯奔吳的記載，暗示著北方移民的一次南徙。北方移民原有的方言是否能在當地流行，與百越族相處數百年後能否在日常說話中保持下來，都大可懷疑，因為他們連人名都古越語化了，如句吳、句踐、句亶、余善、余祭、余昧、夫差、夫概、無餘、無壬、無顓、無疆等，與吳越地名的語言特徵相同。然而吳王、越王們所鑄的禮器、兵器上都鐫刻漢字，季札更諳熟中原禮樂，因此可以認為，吳越的貴族階層學習並使用北方漢語。

一般認為，原始吳語源於古楚語。上古時期，南方漢語只有楚語，楚語正式進入吳越地區，當由楚滅越開始。《漢書·地理志》稱「本吳粵（越）與楚接比，數相併兼，故民俗略同」。經楚人幾十年的統治，形成當地發展漢語的條件，楚語在吳語尤其南部吳語的形成中應起過重要作用。今老湘語與吳語有許多共同之處，似非偶然。原始吳語的形成，以古越語為底層語言，漢語上接受了楚語的影響，故歷來有吳人「音楚」之說，《樂府詩集·郊廟歌辭》就說：「梁陳盡吳楚之音，周齊雜胡戎之伎。」這一方言發展痕迹，同樣也「倒流」於今江西波陽一帶，《大清一統志》就記饒州府「語有吳楚之音」。

秦漢置郡設官駐兵，中原移民主要聚居於郡治吳（今蘇州）、會稽（今紹興）、宛陵（今宣城）及秣陵（今南京）等重鎮，吳語就以這些地方為中心發展起來，故後來吳語還是以蘇州為蘇南吳語中心，紹興為浙江吳語中心，宣城為皖南吳語中心。但當時越族力量還很強，部分越人進入山區成為「山越」，而浙南、福建一直還是越人的天下。直至三國時，許靖致曹操書中還說自己從會稽「南至交州，經歷東甌、閩越之國，行經萬里，不見漢地」。故揚雄《方言》記吳越方言詞主要還是侗台語辭彙。

至西晉永嘉喪亂之前，建康（今南京）一帶還是純粹的吳語區，南朝樂府中的吳聲歌曲，就是用吳語傳唱的歌謠，其中保存著一個典型的吳語辭彙「儂」。《晉書·樂志》稱「自永嘉渡江之後，下及梁、陳，咸都建業，吳聲歌曲起於此也」，吳聲歌曲不但在建康一帶廣為流傳，並且久已形成，西晉初就傳入北方，《世說新語·排調》記了這樣的故事：「晉武帝問孫皓：『聞南人好作《爾汝歌》，頗能為不？』皓正飲酒，因舉觴勸帝而言曰：『昔與汝為鄰，今與汝為臣。上汝一桮酒，令汝壽萬春。』帝悔之。」這《爾汝歌》也就是吳聲歌曲。永嘉喪亂後，來自蘇北、山東的大批移民徙入，先後在那裡設置僑郡、僑州二十餘處，移民人數約百萬以上，超過了土著，並且移民中不少是大族。《顏氏家訓·音辭》寫道：「易服而與之談，南方士庶，數言可辨；隔垣而聽其語，北方朝野，終日難分。而南染吳越，北雜夷虜，皆有深弊，不可具論。」當時中原舊族多僑居江左，故南朝士大夫所言，仍以官話為主，而庶族所言，則多為吳語，故「南方士庶，數言可辨」；而北方士庶，語音無異，故「終日難分」。惟北人多雜少數民族語音，反不若南朝士大夫之彬雅。至於閭巷之人，則南方之鄙俗，不若官話切正。由此可見當時建康一帶方言交融的現象。北方士族對吳語有兩種態度，《世說新語·輕詆》記道：「支道林入東，見王子猷兄弟。還，人問：『見諸王何如？』答曰：『見一群白頸烏，但聞喚啞啞聲。』」王氏兄弟是學說吳語，支遁則譏笑為鳥語，態度是迥然不同的。然而連王導也在學說吳語，可見這是當時的一種風尚，《世說新語·排調》記道：「劉真長始見王丞相，時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彈棋局，曰：『何乃渹？』（吳人以冷為渹）劉既出，人問：『見王公云何？』劉曰：『未見他異，惟聞作吳語耳。』」南方士族則都學說北來雅音官話，但其中也有不少人並不放棄自己的方言，《宋書·顧琛傳》便記道：「宋世江東貴達者，會稽孔季恭、季恭子靈符，吳興丘淵之及琛，吳音不變。」《南齊書·王敬則傳》也記道：「敬則名位雖達，不以富貴自遇，危拱彷遑，略不衿據，接士庶皆吳語，而殷勤周悉。」這就形成南北互學方言和雙語並行的現象。但終因為北方移民在人口、經濟、政治等方面的優勢，不但使今南京、揚州等沿江吳語官話化，並且影響周邊地區，使之發展為帶有一定官話味的吳語，即以太湖為中心的北部吳語，以青弋江為中心的西部吳語（宣州吳語），而距離南京較遠因而發展較慢的南部吳語，則較多保留原始吳語的特徵。

至唐代，由於國家安定興盛，吳語相對穩定，得以鞏固和分化。至北宋，吳語不但已經鞏固，並形成今天南北各片的基本狀況。靖康之亂，宋室南渡，大量北方移民至杭州，移民數倍於土著，使杭州語言發生變化，帶上了官話的特點。因北方移民基本集中在臨安府城內，故時至於今，杭州「半官話」的分布，也就在杭州市區的範圍。

移民活動又給吳語區帶來雙語現象，這是由於移民的人數較少，經濟、文化上的地位相對較低，不得不學會吳語以求生存，但他們往往是大分散小聚居，有意識地保留原有的風俗傳統，故在自己家庭和移民社區仍然使用原有的方言。今蘇州太湖之濱，有許多祖籍河南、湖北的居民，約在太平天國戰爭後遷入，被稱為「客民」或「客邊人」，如吳江菀坪就是這樣。

就大勢而言，今吳語區的歷史是由北向南開發的，春秋戰國時漢人活動中心在今蘇州、紹興、諸暨一帶。秦漢時期，浙北、蘇南依次開發；三國兩晉以後，始將開發範圍推向浙南；唐以後擴展到浙西及邊境地區，吳語也相應由北向南擴散。春秋時期南進的移民大約是從今寧紹、杭嘉湖平原出發的，他們越走越遠，方言也就與古越語越來越歧異，以致後來浙南移民的方言與出發地的方言竟不能通話。從現代吳語考察，從北到南在地理上有一個漸變的過程，這在辭彙、語法、語音上都有所反映。

移民活動是方言形成的主要因素，但還有其他的因素，如行政區劃中心變易也使方言變化。行政區劃中心一般是這一政區內政治、經濟、文化、時尚的中心，也一般是當地最大的城市，對人的語言心理有向心力，一旦中心城市變換，當地的權威方言也勢必隨之變換。如華亭縣宋代就屬嘉興，元至元十五年（1278）改松江府，仍屬嘉興道，而上海系由華亭縣析置，故上海話源於華亭土話，嘉靖《上海縣誌》就稱「方言以華亭為重」，而華亭土話則與嘉興話接近，正德《松江府志》和正德《華亭縣誌》在述及方言時都說：「府城視上海為輕，視嘉興為重。」至清代，松江府隸屬江蘇省，嘉興話的權威才讓位給蘇州話，康熙《松江府志》就說：「府城視上海為輕，視姑蘇為重。」嘉慶《松江府志》也說：「府城視上海為輕，視蘇州為重。」

吳語雖然歷史悠久，但在表現形態上卻不算最古老，因為三千年來，它不斷受到北方官話的強烈影響，比較原始的吳語反而保留在閩語里。當然在吳語中仍然保存著一些在多數現代漢語方言中已經消失的古漢語特點，其中最主要的特點就是保持了濁音和清音聲母的分別，現在吳語中的「濁音」包括「清音濁流」（分布在北部吳語區）和「真濁音」（分布在浙南）。

第二節　吳語中的蘇州方言

吳語區範圍內，各地方言很有差別，可以分為太湖、宣州、台州、婺州、處衢、甌江六個大區；太湖大區還可分為蘇嘉滬、常州、湖州、杭州、臨紹、寧波六個小區，即使在蘇嘉滬小區內，方言也還有所差別。一般認為，蘇州方言的範圍包括蘇州城區（即滄浪區、平江區、金閶區）、工業園區、虎丘區、吳中區、相城區。在這個範圍內，也有地理上的語言差異，蘇州城裡人習慣上將城區以外的方言稱為「鄉下口音」，可見城裡話與「鄉下口音」有所不同。這種差異並不完全與離城的距離遠近成正比，如相城區的湘城、北橋遠在最北，與常熟、無錫交界，語音與城區非常接近；而葑門外的語音卻迥然不同，工業園區婁葑街道大盪里的土音很重，屬於典型的「鄉下口音」；吳中區的東山、西山口音較硬，稱之為「山浪閑話」，也就沒有吳儂軟語的甜糯了。

葉祥苓《蘇州方言詞典·引論》分析了蘇州城區與其他各區的方言差別，通俗地說，可分五點，一是城區「古」「精」「粗」和「知」「庄」「章」三組字相混，其他區特別是東西部地區能予區分。二是城區「雷」「來」「藍」三字同音，都是陽平，其他區也讀陽平，但韻母不同。三是城區「雷」「妹」「推」不讀如「樓」「貿」「偷」，其他區的大部分地區讀作「樓」「貿」「偷」，這是城鄉口音的標誌之一。四是城區古濁音上聲今讀陽去，七個單字調，吳中區部分地區都是八個單字調，平上去入各分陰陽。五是城區陰平、陰上、陰去、陰入四個陰調類，逢塞音、塞擦音聲母，送氣與不送氣同調，吳中區大部分鄉鎮陰上、陰去、陰入三個陰調類中，逢塞音、塞擦音聲母，送氣與不送氣調值不同，調形升降雖然相似，但不送氣起音高，送氣起音低，聽起來有所區別。這一語音特徵可以將蘇州話分成西南、東北兩大片，西南片包括斜塘、車坊、婁葑、長橋、越溪、橫涇、木瀆、胥口、浦庄、渡村、東山、西山、藏書、太湖、光福、東渚、鎮湖、通安、望亭等二十多個鄉鎮、街道，東北片包括城區與其他鄉鎮、街道。

另外，蘇州話還有老派、新派的差別。1928年，趙元任《現代吳語的研究》記錄了當時蘇州等地吳語的語音、辭彙和語法現象，至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蘇州方言中的翹舌音已經消失，如「說」與「塞」同音。七十年代中期開始，青少年有明顯的音變，如尖團音不分，「尖」「千」「先」讀作「兼」「牽」「軒」等，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蘇州話的面貌，但單字調和連讀變調還是比較穩定，故蘇州話的「腔調」基本未變。

蘇州方言與崑山、吳江、常熟、無錫等周圍方言都有北部吳語的共性，但蘇州方言還有自己的特點，可以區別周圍的其他方言。

一是蘇州方言保存了中古語音系統的全濁聲母，分尖團音，韻母大多由一個單母音構成，與入聲相應，有一套促聲韻母，聲調有七個，有成批的文白異讀和複雜的連讀變調。即以文白異讀為例，蘇州方言的文讀，多半是歷史上隨著新詞語一起進入蘇州話的讀書音，一般接近官話；白讀是蘇州原有的說話音，比較接近古音。如「日曆」和「日腳」、「傳染」和「染缸」、「耳目」和「耳朵」、「兒童」和「兒子」、「味精」和「味道」、「事物」和「物事」、「家庭」和「人家」、「餵養」和「喂飯」、「生產」和「生熟」、「木魚」和「帶魚」、「鳳凰」和「鳳仙花」、「眉目」和「眉毛」等等。文白異讀往往與特定的詞凝固在一起，不能隨意換讀。

二是蘇州方言的人稱代詞，第一人稱單數作「吾」，複數作「伲」「吾伲」；第二人稱單數作「倷」，複數作「唔篤」；第三人稱單數作「俚」「俚倷」「唔倷」，複數作「俚篤」。蘇州城區第一人稱說「奴」，只限於老年婦女，東郊、西郊則都說「奴」。

三是蘇州方言的指示詞，近指作「哀」「該」，中指作「搿」，遠指作「彎」「歸」。如「哀杯茶是吾葛，搿杯茶是倷葛，彎杯茶是俚葛」。「搿」指時間時，無須與近指、遠指對舉，中指的作用十分顯然，如「搿歇（彎歇）辰光日腳勿好過」。在不指時間時，近指「哀」和中指「搿」可以互換，如「搿個人吾勿認得」中的「搿」可以換作「哀」。另外，「哀」「該」「搿」「彎」「歸」都不能單獨作主語、賓語，要與後面的量詞、方位詞等結合才能表意，如「哀個」（這個）、「哀歇」（這時候）、「哀槍」（這陣子）、「哀搭」（這裡）；「哀歇啥辰光則」（現在什麼時候了），「哀槍倷身體好啘」（這陣子你身體好嗎）等。

四是蘇州方言有五個常用的合音詞，即「覅」「朆」「

」「檸」「尚」。「覅」字即「勿要」的合音，最早見於《海上花列傳》，其書例言寫道：「惟有有音而無字者，如說『勿要』二字，蘇人每急呼之，並為一音，若仍作『勿要』二字，便不合當時神理；又無他字可以替代，故將勿要二字並為一格。閱者須知『覅』字本無此字，乃合二字作一音讀也。」「朆」字是「勿曾」的合音，意思相當於「沒有」。「

」字是「阿曾」的合音，疑問副詞，用在形容詞、動詞之前，構成問句，如「隔夜飯

餿脫」（昨天的剩飯餿了沒有）。「檸」字是疑問詞「納亨」的合音，意思相當於「如何」，在日常談話中常用合音，強調時也可以不用合音，如「倷檸會講蘇州閑話葛」（你怎麼會講蘇州話的）。「尚」字是指示代詞「實梗」的合音，意思相當於「這樣」，在日常談話中常用合音，強調時也可以不用合音，如「天氣尚冷，覅出去白相哉」（天氣這樣冷，不要出去玩了），「佛實梗敬俚，賊實梗防俚」（佛那樣敬他，賊那樣防他）。

孫樓《吳音奇字》書影

胡文英《吳下方言考》書影

五是蘇州方言的時態助詞「勒浪」「仔」「過」「歇」，大致相當於北京話的「著」「了」「過」，如「吾就要回來葛，倷等勒浪」（我就要回來的，你等著），「吃仔砒霜葯老虎」（吃了砒霜葯老虎），「倷早飯

吃過」（你早飯吃了沒有）。蘇州話中的「仔」只能用在句中，不能用在句末。

六是蘇州方言動詞帶補語、賓語時，如果補語是否定的，賓語是人稱代詞，則賓語可以放在動詞與補語之間，如「俚氣力比吾大，吾打俚勿過」（他力氣比我大，我打不過他），「害倷白走一趟，真真對倷勿住」（讓你白跑一趟，實在對不起你），「倷覅看俚勿起，俚現在開仔一爿店哉」（你不要看不起他，他現在開了一家鋪子了），「小人實梗皮，吾吃俚勿消」（小孩這樣頑皮，我吃不消他）。

關於蘇州方言，古人就有專著，一本是《吳音奇字》，一本是《吳下方言考》，屬於明清時期蘇州方言材料的記錄，在近代漢語語言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

《吳音奇字》作者孫樓，字子虛，號百川，明常熟人。嘉靖二十五年（1546）舉人，授湖州府推官，改調漢中府。其致仕歸里後，悉心從事古籍校讎，家有丌冊齋、博雅堂，藏書逾萬卷，且多秘本。《吳音奇字》是一本專記蘇州方言的字書。至崇禎年間，同鄉陸鎰對此書作了重編增補，陸鎰在《銓次補遺吳音奇字小引》中寫道：「惜其踳駁無倫，俾屬目者易生厭倦，余固魯呆，不無續貂之想。故復加銓次，一字者列於前，二三字者厘於後，則令人一展卷也井井，一寓目也楚楚；間有音釋舛謬，並釐正之，不敢以糊塗賺後生也；更有字義為日用常行，不脫唇吻間者，雖不為奇，亦不得數數以接捷。」1939年，蘇州圖書館據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清鈔本排印，收入《吳中文獻小叢書》。此書所收的奇字按詞義分類，共天文、地理、時令、人物、身體、人事、飲食、宮室、衣服、器用、珍寶、鳥獸、花木、通用十四門。同一門中，先刊單音詞，再刊複音詞。體例上仿《方言》《爾雅》《廣韻》，先為奇字注音，注音採用直音法，不用反切，再解釋詞義，必要時再舉證詞例。書中所收的奇字，都是吳語特別是蘇州方言中的常用詞，但字形罕見，其中一部分見於古籍，大部分則來源無考，究竟是當時流行的蘇州方言的俗字，還是作者根據詞的音義杜撰的新字，作者沒有在書里予以說明。儘管如此，這本《吳音奇字》保存了不少蘇州方言辭彙，同時又可從奇字的注音中了解明代蘇州方言的一鱗半爪，具有相當的價值，由此書而結合馮夢龍輯錄的山歌和小說、沈寵綏的《度曲須知》等記錄的方言現象，可知明代蘇州方言已與如今非常接近。

《吳下方言考》作者胡文英，字質余，一字繩崖，清武進人。乾隆三十年（1765）廣東籍副貢，官高陽知縣，博雅善書，深通經學，於《詩經》《離騷》《莊子》都深有研究。《吳下方言考》歷近三十年而成，積十二卷，有乾隆四十八年（1783）留芝堂刻本。此書采蘇州一帶方言俗語，與古詞語印證比較，錢人麟在序中稱其「盡取古來四部之藏，證諸吳音。初讀駭其奇辟，細案之而更服其諦當，覺吾吳不可無此解，古人尤樂得有是解，是書遂為天下古今所不可少之書」；「以六書分音等，必注釋而其義始見，必音切而其音始定，此則以人工而協天籟也。或文同而義異，或文異而義同，或義同而音同，或義異而音異，皆無足怪，惟文同義同而音異，斯則為方音為之也。今繩崖為之注釋其義，音切其音，習見以為無文者有文，無義者有義，全使古來四部之藏，皆為吾吳咳唾之所及，而吾吳街談里諺盡為風華典雅之音，是非所謂人工而協天籟者歟」。對此書給予高度評介，同時也指出了不足，「惟於宋元以後之書為少所采，夫音以方異，亦隨時而變」，可見錢人麟對近代漢語發展的正確認識。此書按平上去入四聲分韻，各為一部，其韻數之少者，即以類附於他韻之下；另外，此書在用字上力求規範，《凡例》末一條寫道：「方言有一字而分數音義者，或此為轉注，或彼為假借，蓋古人著書隨手用字，在於用意，不拘拘於字也。與其杜撰而用俗字，不若用古人成字，尚為典雅。茲隨其意而釋其音，庶免鼠璞之誤、金銀之改矣。」

另外還有一本《官話匯解便覽》，蔡奭撰，蔡觀瀾重訂，共兩卷，以蘇州話為代表的吳語與當時官話對照，是一部供江南人學習北方官話的比較方言小詞典，並附有供練慣用的北方口語。今存清末霞漳顏錦華刊本，影印收入《明清俗語辭書集成》。從這本書里可以看到晚近推廣北方官話的痕迹。

至二十世紀初，關於蘇州方言的研究和普及工作，除趙元任撰寫了《現代吳語的研究》外，吳稚暉和陳頌平編了《蘇州注音字母表》，後來陳頌平又編了《蘇州注音字母拼音表》。1931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陸基、方賓觀合編的《蘇州注音符號》，1935年，陸基又編成《蘇州同音常用字彙》。有意思的是，後兩種的敘述部分，都用了適量的蘇州方言。《蘇州注音符號》凡「說明的地方，全用蘇州土白，以便蘇人使用」，並附有練習，除注音符號的原文外，還有譯文，有這樣一段：「一格人活辣世界上，如果勿識子字，格末兩眼墨沒測黑，賽過是格瞎子哉。過歇有子蘇州注音符號，弗消一個月格工夫，就可以學得會，學會子就可以記賬，就可以寫信，阿要便當阿。但願我呢格蘇州人，弗識字格，才分出點工夫來，互相學習，大家會拼，大家會寫，耐末彼此通信，就可以拿注音符號來寫，就是弗會寫字，亦弗礙格哉。」《蘇州同音常用字彙》則是配合注音符號的，書前例言第一條就說：「本書根據前教育部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最新制定格蘇州方音注音符號表，約選同音常用格字，四千光景，依次分配。讓學過蘇州注音符號格人，一看就識；並且略加解釋，更覺得容易明白。」這些工作當時是為了幫助識字，作聽讀寫的結合，並為推廣國語奠定基礎。時至如今，這些普及讀本不但記錄了前人的探索和嘗試，而且也成為研究蘇州方言史的絕好材料。

陸基、方賓觀編《蘇州注音符號》書影

因為蘇州方言的特殊性，北方人聽懂不易，學之更難，周振鶴在《蘇州風俗》里就說：「學吳語之難，或謂難於行蜀路，良以語多古音之轉變，且加之柔膩而成者，故其語不能以字直寫出之，即能書出，強而學之，亦失其柔媚之自然。北人學斯語者，每致語不成章；而吳人之學國語而能流利者，亦鮮矣。」在晚近蘇州，能將國語說得字正腔圓、抑揚流利的人，確實非常罕見。

第三節　蘇州方言的俚詞俗語

蘇州方言詞語非常豐富，它的常用詞語、熟語和諺語，葉祥苓編纂的《蘇州方言詞典》、閔家驥等編纂的《簡明吳方言詞典》、吳連生等編纂的《吳方言詞典》以及《蘇州市志》第五卷《方言》等，收錄了不少，《中國諺語集成·蘇州卷》更將蘇州諺語作了類編。值得一說的是，蘇州諺語有一個重要特點，其中不少具有風物特色和歷史因素，因此，在不熟悉蘇州歷史環境的人聽來，是不會明白的，這可以舉些例子：

「蘇空頭」；「冷水盤門」；「真劍池，假虎丘」；「玄妙觀里看大水潭」；「葑門老鄉紳」；「吃茶三萬昌，拆尿牛角浜」；「吃煞臨頓路，著煞護龍街，曬煞十全街」；「走煞護龍街，吃煞玄妙觀，餓煞倉街，著煞舊學前」；「到了香花橋喊冤枉，來勿及哉」；「到仔香花橋，懊惱來不及」；「先有寒山寺，後有姑蘇城」；「南濠采子北濠燈，城門洞里軋煞人」；「九都十三圖，五人之墓擘對過，黃牆頭裡是老家裡」；「西園去看娘舅」；「關上二小姐」；「楓橋塘上聽米價」；「六門三關遂打過」；「橫涇燒酒有花頭」；「善人橋橋善人不善」；「木鐸巡檢司，吃糧勿管事」；「橫涇糞桶」；「懊佬黃石橋」；「赤腳荷花盪」；「上方山陰債還勿清」；「靜靜落，虎丘塔」；「黃埭娘姨」；「盪口大姐」。「一口想吃盡胥江水」；「蘇州人殺半價」；「長洲勿讓吳縣」；「上塘求雨下塘落」；「火燒南濠街，帶脫小邾弄」；「陽山高高高，勿及穹窿半脊腰」；「破是破，蘇州貨」；「獅子回頭望虎丘」；「六門三關五鐘樓，七塔八幢八饅頭」，「一朝三閣老，嘸不一個生母是正夫人」；「商量北寺塔，兜轉六城門」，「白相玄妙觀，釘釘石欄干」；「貨比銅鈿硬，難逃滸墅關」；「老來自有普濟堂，吃著何必看來方」；「乖乖乖，觀音山上買木杌柴」等。

這些諺語都有它的故事，如「五湖四海夾條溝，虎豹獅象夾只狗，黿鼉蛟龍夾條鰍，彭宋潘韓夾家周」。這是說清初蘇州有彭、宋、潘、韓四姓，都是名門大族，獨有白塔子巷周姓，富而不能顯達，只得捐納一花翎頂戴，誇耀鄰里，時人便譏笑作此語。「申大娘娘打巷門」。評彈《玉蜻蜓》家喻戶曉，書中申大娘娘為張氏女，也即申時行之母，精明幹練，與別人家奪埠頭，故有此諺。「蔣家裡租米上臘浪」，「上臘浪」，猶言趕上前去，蘇州地主以蔣家最為苛刻頂真，佃戶須在期限內早早交納租米。「徐家弄口糟乳腐」。齊門下塘徐家弄口有復茂豆腐作，起於明末，善制酒糟乳腐，裝磁砂罐出售，其味可口。

戚飯牛有一篇《吳諺詳解》，記錄了民國初年蘇州的一些俗語，其中有的至今還在流傳，照抄如下：

「天官賜。嘗見有縮腳詩，天官賜亦然，言福字，輒以代之。」

「瓦老爺。獃子，吳人稱為瓦老爺，與壽頭麻子同一意義，即北京語傻子是也。」

「徐大老爺。與拆老意思同。」

「扁面孔。紙紮之輿夫，面目手足無一不扁，故曰扁面孔。坐扁面孔轎子，蘇人用以罵人，人坐鬼轎，其得生乎。」

「空心湯糰。簡言之，爽約也。常有滑頭大少至妓館虛張場面，吃雙台，翌日客齊菜備，而主人翁杳然，妓女食此空心湯糰，莫不深惡而痛疾之。」

「老百腳。語曰百足蟲死而不僵，其毒可想而知，今人加老字，以謚老鴇及老口妓，寓意甚確當也。」

「搭腳。主人與女僕有私，謂之搭腳，蘇州此風最盛。」

「半開門，秘密賣淫之代名詞。夕陽西下，倚門賣笑，以招狂蜂浪蝶，往往有人入其彀者。」

「板板六十四，碰碰脫褲子。不苟言笑，不輕舉妄動，只消洋錢到手，無不可立時消魂。」

「碰和檯子。專供良家子弟聚賭而以抽頭為生者。」

「拆供老壽星。言事已成畫餅。」

「碰頭。遇親友於途，以文字言之，即邂逅是也。」

「談老三。談老三不知何許人也，以其行三，因而名之，與徐大老爺、拆老皆為至友。」

「照會。為滬上時行之名詞也，貌俊者謂之大英照會，亦稱特別照會，其法蘭西照會、普通照會要皆區別貌之丑美。」

「蹩腳。落魄也。」

「猢猻屁股。譏兩頰敷脂紅，如猢猻屁股。」

「大阿福。無錫有泥美人名曰大阿福，美者固美，丑者不堪矣。蘇人譏胖婦塗粉抹脂者曰大阿福。」

歇後語的情況也是如此，不少蘇州流行的歇後語，它的前文多以蘇州歷史生活內容作為材料，如「沐泰山葛凍瘡葯—— 一掃光」（「一掃光」為葯的品牌），「楓橋打聽米價——准足」，「木瀆鼓手—— 一套頭」，「唐伯虎叫船——叫到哪裡就哪裡」，「香山匠人敲榔頭——情得勒情（比喻情濃意合）」，「香山匠人——三斧頭」，「陸墓火著——窯煙」（諧音「謠言」），「陸墓大鄉紳——瓦老爺」，「迷趣眼望太湖—— 一浪白」，「吳趨坊看會——老等」，「寒山寺里個鐘——懊佬來」，「觀音山轎子——人抬人」，「西新橋糰子——雙擋」，「黃埭香瓜——瞎扦」等。這種特殊的語言結構，同樣存在著理解的難度，也非熟悉蘇州的人不能懂得。

特別應該一說的是，蘇州農諺十分豐富，這與蘇州歷史上是全國重要的農業區有關，顧祿的《清嘉錄》就記錄了不少，如正月初一，農人清早起來就看風雲，以卜一年田事。諺曰：「歲朝東北，五禾大熟。歲朝西北，大水害農功。」又有「歲朝烏六禿，高低田稻一齊熟」之諺。八月黃昏又要看參星，以占歲中水旱。諺曰：「參星參在月背上，鯉魚跳在鑊蓋上；參星參在月口裡，種田種在石臼里。」驚蟄那天聽到雷聲，則主豐收，諺曰：「驚蟄聞雷米似泥。」如在驚蟄之前就聽到雷聲了，則主歉收，諺曰：「未蟄先蟄，人吃狗食。」二月十二花朝日，如果天氣清朗，則百物成熟，諺曰：「有利無利，但看二月十二。」三月初三，農人在中午聽蛙聲，以卜豐稔，稱為「田雞報」，諺曰：「田雞叫拉午時前，大年在高田；田雞叫拉午時後，低田弗要愁。」又相傳那天月色清朗，則麥田豐收，諺曰：「三月溝底白，莎草變成麥。」立夏以後，往往有搖船往來鄉村間採買三眠蠶的農人，故諺曰：「立夏三朝開蠶黨。」小滿時候，農事最忙，有「小滿動三車」之諺，三車者，絲車、油車、水車也。四月初八夜雨，主傷小麥，諺曰：「小麥不怕神共鬼，只怕七日八夜雨。」四月十六那天，晴則主水，雨則主旱，以陰天最好，諺曰：「有谷無谷，但看四月十六。」又曰：「四月十六，天上有雲，地上有谷。」夏至日為交時，有所謂頭時、二時、末時，稱為三時，農人以每時之末忌雨，諺曰：「三時三送，低田白弄。」中時而雷鳴，稱為「腰鼓報」，主有大水，諺曰：「中時腰鼓沒低田。」又以時中多雨及時盡而雷鳴，皆主水澇，諺曰：「時里寒，沒竹竿。」又曰：「低田只怕送時雷。」四月二十為分龍日，次日下雨稱為分龍雨，主風調雨順，歲必有秋，諺曰：「二十分龍廿一雨，水車擱拉弄堂里。」又曰：「二十分龍廿一雨，石頭縫裡都是米。」三伏天則宜熱，諺曰：「六月弗熱，五穀弗結。」立秋日又聞雷聲，則主稻秀不實，諺曰：「秋轂碌，收秕谷。」七月十二俗傳為棉花生日，忌雨，諺曰：「雨打七月念，棉花弗上店。」八月二十四又俗傳為稻生日，也忌雨，諺曰：「燒乾柴，吃白米。」處暑那天則宜雨，諺曰：「處暑若還天不雨，縱然結實也難收。」白露前後有霧，則主稻穗易實，諺曰：「白露白迷迷，秋分稻秀齊。」稻秀時又忌風，諺曰：「稻秀只怕風來擺，麥秀只怕雨來霖。」稻田收割又以霜降為候，諺曰：「寒露沒青稻，霜降一齊倒。」霜降那天宜有霜，主來年豐稔，諺曰：「霜降見霜，米爛陳倉。」若然無霜，則主來年荒歉，諺曰：「未霜而霜，糶米人像霸王。」也有以冬至日為候的，諺曰：「冬至無霜，碓杵無糠。」臘月雪殺蝗蟲子，諺曰：「臘天一寸雪，蝗蟲入地深一尺。」又曰：「一寸雪入泥一尺，一尺雪入泥一丈。」臘月里下雪三次，則宜麥，諺曰：「若要麥，見三白。」又曰：「臘雪是個被，春雪是個鬼。」

蘇州歷史上流傳的農諺十分豐富，那是在長期的農事活動中總結出來的，對指導農業生產生活有實際的意義。

另外，蘇州方言字因讀音相近而有所避諱，陸容《菽園雜記》就記道：「民間俗諱，各處有之，而吳中為甚。如舟行諱『住』諱『翻』，以箸為『快兒』，幡布為『抹布』；諱離、散，以梨為『圓果』、傘為『豎笠』；諱狼籍，以榔槌為『興哥』；諱惱躁，以謝灶為『謝歡喜』。此皆俚俗可笑處。今士大夫亦有犯俗稱『快兒』者。」這是語言風俗現象在蘇州方言里的反映。

第四節　蘇州方言與吳歌

蘇州方言的文化延伸，構築獨特的蘇州文化景觀，在歌謠、戲曲、小說以及社會風俗等方面都得到深刻的反映。胡適在《吳歌甲集序》里談到吳語文學時說：「吳語文學向來很少完全獨立的，崑曲中的吳語說白往往限於打諢的部分，彈詞中也只有偶然插入蘇白，直到近幾十年寫倡妓生活的小說，也只有一部分的談話用蘇白，記敘部分仍舊用官話。要尋完全獨立的吳語文學，我們須向蘇州的歌謠里尋去。」

蘇州歌謠以吳歌為代表，吳歌雖然廣泛傳播於長江三角洲的吳語地區，但蘇州則是主要的區域，顧頡剛《蘇州史志筆記》引《漁磯漫鈔》就稱「吳歌惟蘇州為佳」。吳歌的起源很早，陸侃如在《歌謠》二卷二十八期撰文，認為最早的吳歌是《諸減鍾》，產生於公元前七世紀；二百年後的《左傳》中有近《楚辭》的吳歌；最早的越詩《越人歌》產生於公元前六世紀，它也屬吳歌。《戰國策》記楚國使者陳軫對秦王說：「今軫將為王吳吟。」「吳吟」究竟是徒歌還是樂歌，雖然無可稽考。但《楚辭·招魂》的「吳歈蔡謳，奏大呂些」，則可見當時就有合樂的吳歌。左思《吳都賦》也有這樣的詠贊：「幸乎館娃之宮，張女樂而娛群臣。羅金石與絲竹，若鈞天之下陳。登東歌，操南音，胤《陽阿》，詠《

任》，荊艷楚舞，吳愉越吟，翕習容裔，靡靡愔愔。」寥寥數語，說出了早期吳歌的特有情調。千百年來，吳歌經歷了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由三字句而四字句、五字句、七字句，它那「靡靡愔愔」的抒情方式，則更與敘述內容完美結合，委婉清麗，溫柔敦厚，含蓄纏綿，隱喻曲折，如涓涓流水，柔韌而含情脈脈，正是吳儂軟語在歌曲中表現。

從文獻記錄來看，《漢書·藝文志》著錄的《吳楚汝南歌》十五篇，《隋書·經籍志》著錄的《吳聲歌辭曲》一卷，都是保存在樂府中的吳歌，只是經過文人潤色，甚至改作，失去了原有的土膏露氣之真。然而吳歌的表現形式受到歷代詩人的青睞，頗多摹仿之作，如杜甫《愁詩》就自注「強戲為吳體」，許印芳《詩譜詳說》稱「當時吳中歌謠有此格調，詩流效用之也」。這種擬作的詩歌，後人也稱「吳體」或「吳歌格」，汲取了吳歌的天真自然的養分。但是舍本求末，流傳於民間的吳歌卻未被重視，很少有人去作本色的記錄，故較罕見，如宋人《京本通俗小說》卷十六《馮玉梅團圓》引了一首：「月子彎彎照九州，幾家歡樂幾家愁，幾家夫婦同羅帳，幾家飄零在他州？」並稱「此歌出自我宋建炎年間，述民間離亂之苦」。這是迄今所知最早的吳歌。明崑山人葉盛的《水東日記》，也記錄了這首吳歌，還另外記了一首：「南山頭上鵓鴣啼，見說親爺娶晚妻。爺娶晚妻爺心喜，前孃兒女好孤凄。」並說是「吳人耕作或舟行之勞，多作謳歌以自遣，名唱山歌，中亦多可為警勸者」。明太倉人陸容的《菽園雜記》也記了一首：「南山腳下一缸油，姊妹兩個合梳頭。大個梳做盤龍髻，小個梳做揚籃頭。」這種記錄是可珍貴的。

明代蘇州「唱山歌」的風氣興盛，不少文人認為當時詩歌創作已趨衰微，吳歌的清新活潑卻顯示出獨有的魅力，賀貽孫的《詩筏》、王驥德的《曲律》、凌濛初的《南音三籟》等稱吳歌「為近日真詩一線所存」，「修大雅者反不能作」，卓珂月甚至稱為「我明一絕」。明人傳奇往往採用吳歌作為插曲，民俗雜著如《遊覽萃編》等也間或選錄吳歌作為附載，可見它受到市民百姓的歡迎，在民間有廣泛的欣賞群體。這時的吳歌，雜體大增，有唱有白，有襯字，有綴語，這在《六十種曲》《白雪遺音》《霓裳續譜》諸書中可見一斑。

明人輯集吳歌最早的知見刊本是《適情十種》（別本總題《破愁一夕話》），所收浮白主人選吳歌六十首；另外還有《雅俗同觀》卷六收醉月子選輯的《新鋟千家詩吳歌》六十一首。《適情十種》扉頁題「明馮夢龍原輯，明卞文玉重輯」，可見浮白主人所刊是以馮夢龍輯本為底本的，惜馮氏輯本失傳已久，直到1934年，上海傳經堂主人在徽州訪書時才發現了明刻寫本《童痴二弄·山歌》，題作「墨憨齋主人述」，這正是馮夢龍所輯的原本，後經顧頡剛校點刊行，這部沉埋約三百年的「蘇州歌謠的大總集」方重現於世。

《山歌》收錄的作品，絕大部分采自民間的「矢口成言」，馮夢龍在整理過程中，加工改訂不大，基本保持了原作的面貌，這在馮夢龍的評註中可以得到證明，如卷一《私情四句》的第一首《笑》：「東南風起打斜來，好朵鮮花葉上開，後生娘子家沒要嘻嘻笑，多少私情笑里來。」馮注道：「凡『生』字、『聲』字、『爭』字，俱從俗談葉入江陽韻。此類甚多，不能備載。吳人歌吳，譬諸打瓦拋錢，一方之戲，正不必欽降文規，須行天下也。」這不僅是有關記錄吳音的說明，更重要的是提出了搜集、整理的原則。這與馮夢龍的美學觀有關，他認為詩歌有「真」「假」之分，這些民間流傳的「山歌」，「情真而不可廢」，屬「民間性情之響」「鄭衛之遺」，即使色情猥褻者，也是「真」的反映。這種對民俗現象的態度是嚴肅的。

《山歌》共十卷，前九卷用比較純粹的蘇州一帶方言記錄，方言系統比較純粹，頗能反映當時蘇州一帶的方言面貌。最後一卷《桐城時興歌》則用藍青官話記錄，這些桐城地方曲調也曾在蘇州一帶流傳。《山歌》保存了一部分明代蘇州的方音、方言以及方言字的的資料，有的馮夢龍在評註和眉批里有所說明。首先，通過排比、分析各首的韻腳用字，可歸納當時蘇州方言的韻類，進而構擬音值；其次，《山歌》記錄的方言詞有三百五十個左右，其中有一部分是現代不用的歷史辭彙，如第三人稱單數用「渠」，現代蘇州用「俚」，由此可以了解蘇州方言辭彙的演變；再次，《山歌》前九卷共收二百三十七首吳歌，包括一千以上的句子，分析這些句子可以了解當時蘇州方言的語法結構。《山歌》提供如此豐富、純粹的方言材料，這在明代以前的文獻中是罕見的。另外，《山歌》又保存了許多明代市語，有的有馮夢龍眉批，如眉批《山人》，有「光斯欣，市語，猶言光棍」；眉批《燒香娘娘》，有「白銀曰放光」。更多的則未予註明，如銀子稱「白臉」「冰玉」，錢稱「黃邊」「嘉靖」「孔方」，紙稱「蕭山」「富陽」「包紮」「薄光」，只堪一用的稱「一出貨」，指桑罵槐稱「借名鑿字」等等，這些都是吳語研究的珍貴資料。《山歌》還提供了豐富的明代社會風俗史料，如卷九《雜詠長歌》的《鞋子》《破騌帽歌》《燒香娘娘》等篇，與范濂《雲間據目鈔》卷二《記風俗》里的有關條目相參證，對明代蘇州一帶的生活習尚可得到更真實、生動的了解。《山歌》里的部分吳歌傳播久遠，如《十六不諧》至清代仍流行，嘉慶十六年（1811）刊《雙玉杯傳彈詞》也曾引用，兒歌《螢火蟲》則民國年間尚在里巷間傳唱。

1918年，北京大學的部分學者發起徵集歌謠，顧頡剛以蘇州歌謠的搜集、研究作為自己工作的一個重要方面，刊印了《吳歌甲集》、《吳歌小史》等，吳歌的現代研究由此而開始。《吳歌甲集》的編集，受到同仁的推崇，紛紛撰序。胡適說：「《甲集》分為二卷，第一卷里全是兒歌，是最純粹的吳語文學，我們讀這一卷的時候，口口聲聲都彷彿看見蘇州小孩的伶俐、活潑、柔軟、俏皮的神氣。這是『道地』的方言文學。」「第二卷為成人唱的歌，其中頗有粗通文事的人編製的長歌，已不純粹是蘇白的民歌了。其中雖然也有幾首絕好的民歌，——如《快鞋》、《摘菜心》、《麻骨門閂》，——然而大部分的長歌都顯出彈詞唱本的惡影響：浮泛的濫調與爛熟的套語侵入民歌之中，便減少了民歌的樸素的風味了。」沈兼士說：「現在頡剛搜集的吳歌，雖不能說是儘是有精彩的技巧和思想，但那種旖旎溫柔情文兼至的風調，總不能不推它為南言歌謠中的巨擘。」俞平伯說：「吳聲是何等的柔曼，而歌詞又何等的溫厚，我們若是搭足紳士的架子忽略它們，直是空入寶山，萬分可惜。在此不得不感謝頡剛編次之功了。」劉半農則認為「民歌俗曲中把語言、風土、藝術三件事全都包括了」，「自從六朝以至於今日，大約是吳越的文明該做中國全部文明的領袖罷。吳越區域之中，又大約是蘇州一處該做得領袖罷。如果我這話說得不大錯，那麼蘇州在中國文明史上所處的地位也就可想而知了。不料中國人無人不愛玩蘇州，而求其所以愛玩蘇州夢寐難忘者，無非是寒山寺的鐘聲，虎丘山的香冢；其下焉者，則玄妙觀前吃板茶，金閶門裡騎驢子，把天上無雙人間不二的吳儂《白苧》之歌一扔扔到了青暘港里。這不但是蘇州人要氣昏，便是我們附庸於蘇州的人也要憤憤不平」。由此可以看出顧頡剛的貢獻來。

此外，1928年李白英輯成《江蘇情歌集》，1933年林宗禮、錢佐元輯成《江蘇歌謠集》，後者收三千餘首，其中約一千首是吳歌。除對吳歌作搜集、整理外，吳歌演唱活動也引起學者關注，顧頡剛在《蘇州史志筆記》里就記了幾條，說「月子彎彎照九州」一首，「今吳中操舟者多歌之。當更闌夜靜，風細月明時，倚篷注聽，殊使人意思凄感」。又一條記道：「陳萬里告我，渠幼年住蘇州烏鵲橋，每於夏日晚上，聽夾河男女兩隊唱『對山歌』，自抒己意，出口成章。按此與廣西歌墟無異，男女對唱，無論為擇偶或文娛均極自然，而蘇州亦有此風，則我所未知。」從中也可看到吳歌與蘇州民間風俗活動的關係。

遲至民國年間，蘇州郡城及常熟等縣仍有「唱春」的風俗。這大凡在正月里，有唱春者，頭戴紅結瓜皮帽，身穿布長袍，左手執小銅鑼，右手以木片敲擊，在大街小巷沿戶賣唱，所到之處，視店鋪或門第大小，以吉祥語編唱歌詞，也有唱十二月花名的。所唱以方言出之，語調輕鬆，委宛可聽，聽者樂於布施。這也可視為吳歌的別裁。

值得一說的是長篇敘事吳歌，同治七年（1868）丁日昌查禁「小本淫詞唱片」，就有《薛六郎偷阿姨山歌》《趙聖關山歌》《沈七哥山歌》《楊邱大山歌》等，它們帶有明顯的唱本化或小調組合化痕迹，後期的如《五姑娘》等，已與狹義的清初唱本有所區別，運用了詩的手法。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蘇州民間文藝工作者以極大熱情對《五姑娘》等作了採集和整理，但如何保留其原始面貌和風味，仍需要深思熟慮。

第五節　蘇州方言與戲曲

方言和戲曲聲腔流派有密切關係，我國地方戲曲可分崑腔、高腔、梆子、皮簧四大類，此外還有一些民間歌舞和小調，其中任何一種聲腔從起源地流傳到另一地，往往結合新地的方言和音樂成分而發生衍變，造成一種聲腔的新派別。崑腔在其他地方的流傳中，則比較保守，王驥德《曲律》說：「崑山之派，以太倉魏良輔為祖，今自蘇州而太倉、松江，以及浙之杭、嘉、湖，聲各小變，腔調略同，惟字泥土音，開閉不辨。」「然其腔調，故是南曲正聲。數十年來，又有弋陽、義烏、青陽、徽州、樂平諸腔之出，今則石台、太平梨園幾遍天下，蘇州不能與角什之二三。」

崑腔是建立在吳語基礎上的。吳語的音樂性物化為聲母、韻母以及聲調的極其豐富，與北方方言不同。吳語保留著全濁聲母和尖音，保留著許多單母音，尤其在聲調方面，不僅保留著全套入聲字，而且平上去入各分陰陽，原則上具有八個調類。吳語的語音特點決定了南曲纏綿婉轉的整體藝術風貌。而吳語區域幾乎是百里不同音，小方言種類之繁多又導致南戲聲腔雜沓紛紜，乃至地方小戲種遍地開花。

吳語區的傳統中心在蘇州，因而南戲聲腔最終向蘇州歸併可以說是歷史的必然。正如王驥德《曲律》所說：「在南曲，則但當以吳音為正。」李漁《閑情偶寄》則解釋道：「吳音便於學歌者，止以陰陽平仄不甚謬耳。」「鄉音一轉即合崑調者，惟姑蘇一郡。」因而「選女樂必自吳門是已」。魏良輔的改革崑腔，正由於他在音韻學方面深有造詣，沈寵綏《度曲須知》稱他「憤南曲之訛陋也，盡洗乖聲，別開堂奧」。所謂「乖聲」，就是指違背音律的唱腔，略同於如今說的「倒字」，如把上聲字唱成去聲，或將平聲字唱成上聲，被視為曲唱的大忌。這也是當時南戲各大聲腔所面臨的共同問題。魏良輔就從此處入手對崑腔進行改革，余懷《寄暢園聞歌記》曰：「轉喉押調，度為新聲，疾徐、高下、清濁之數一本宮。」《度曲須知》曰：「聲則平上去入之婉協，字則頭腹尾音之畢勻。」從而促使崑腔脫離里巷歌謠、村坊小曲的初級階段，逐漸走向雅化。

崑腔曲唱藝術按照唱詞的四聲陰陽配製諧調唱腔的格律稱為腔格，而制定腔格的主要語言依據是蘇州話。數百年間，作為吳語區的標準語言，除受共同語影響，部分地區（主要是城區）陽上類字調趨同於陽去類外，蘇州話語音的聲調類型和調值一直保持基本穩定而未有明顯變化。

關於昆唱的四聲腔格，沈寵綏《度曲須知》中論析最詳，他還將魏良輔以來的昆唱經驗歸納成十六字的《四聲宜忌總訣》，曰：「陰去忌冒，陽平忌拿，上宜頓挫，入宜頓字。」這就是所謂「聲則平上去入之婉協」，是就聲腔與字調的關係而言的。至於語言的另外兩個要素——聲母和韻母，在昆唱藝術中也很重要，也就是沈寵綏所說的「字則頭腹尾音之畢勻」。

戲曲史上的某些問題，不依靠文獻的記載，有時並不能解決，但如果從方言入手，倒可以迎刃而解。如成化本《白兔記》在前場對白中有一段文字，交代它的編者，說這本傳奇「虧了永嘉書會才人在此燈窗下，磨得墨濃，斬（蘸）得筆飽，編此一本上等孝義故事」，光看這段文字，對作者是溫州人，似乎毫無疑義，但分析他的語言，發現它的作者不可能是浙南永嘉藝人，而應該是蘇南蘇州一帶的藝人，根據有兩，一是劇本中的方言辭彙幾乎全是北部吳語，與浙南的溫州方言迥異；二是通過比較別字和正字的音韻，可以看出作者的語音系統是屬於北部吳語的。

評話由唐宋說話、講史而來，至清乾隆以後，漸以流行地方的不同而運用方言不同，蘇州評話即以蘇州方言說講。彈詞也稱南詞，由陶真或詞話發展而來，一般認為形成於明代中期，也有說在元末已經出現，臧懋循《彈詞小紀》就稱「或雲楊廉夫避亂吳中時為之」，無論如何，至明代後期，彈詞已在吳語區廣泛流傳。在蘇州評話和彈詞的發展史上，使用蘇州方言有一個漸變的過程，早先是以中州韻為主，以後蘇州話逐漸增多，至完全以蘇州話說唱。如乾隆年間的彈詞刻本《雷峰古本編白蛇傳》《新刻時調真本唱口九絲絛全傳》《新編重輯曲調三笑姻緣》等，在彈詞的敘述和生旦說唱時多用中州韻，只是丑角的說唱用蘇州話，明顯受崑曲的影響；以後也開始用蘇州話表敘，並且蘇州話的成分佔得越來越多。評話、彈詞在刊本上的方言反映，與實際說唱有一定距離，在實際說唱中，蘇州話的成分應該更多一些。

第六節　蘇州方言與吳語文學

胡適在《吳歌甲集序》里談到吳語文學時，這樣寫道：「介於京語文學與粵語文學之間的，有吳語的文學，論地域則蘇、松、太、杭、嘉、湖都可算是吳語區域。論歷史則已有三百年之久。三百年來凡學崑曲的無不受吳音的訓練；近百年中上海成為全國商業的中心，吳語也因此而占特殊的重要地位。加之江南女兒的秀美久已征服了全國的少年心；向日所謂南蠻

舌之音久已成了吳中女兒最系人心的軟語了。故除了京語文學之外，吳語文學要算最有勢力又最有希望的方言文學了。」

吳語小說雖然盛於晚清，然而在中國小說史上，以吳語作為小說語言的，實在也是屢見不鮮。《水滸》就有不少吳語成份，如語音上以「村」代「蠢」「隱」代「影」，反映了吳語平舌音和翹舌音不分、前鼻音和後鼻音韻尾不分的特徵；辭彙上使用不少吳語辭彙，如「麵湯」「肩胛」「下飯」等；語法上也有「怎生斗得他過」「打那虔婆不過」這樣的句式。《水滸》故事最早出現在南宋，江南的說書人為適應聽客需要，使用一些吳語成分是十分正常的。《金瓶梅》也有吳語的痕迹，如臉用「面」，雙手舉物用「掇」，另外還有「物事」「作氣」「門面」「站牢」「後門頭」「轉角頭」「栗暴」等辭彙，多見於吳語，而不見於今山東方言；還有一些反覆問句的句式與吳語相同，這類句子集中在第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如「哥，你會醫嗓子，可會醫肚子」，「可曾吃些粥湯」，「裡面可曾收拾」，「你們的散花錢可該送與我老人家么」，其中的「可」，應與吳語中的「阿」對當。故沈德符認為這幾回書為吳人補撰，《萬曆野獲編》記道：「原本實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遍覓不得，有陋儒補以入刻，無論膚淺鄙俚，時作吳語，即前後血脈亦絕不貫串，一見知其贗作矣。」由全書的方言系統考察，沈德符的判斷是正確的。

另外還有《蜃樓志》，今存嘉慶九年（1804）刻本，題「庾嶺勞人說」「禺山老人編」，末卷署「虞山衛峻天刻」。書前有羅浮居士序，有「勞人生長粵東，熟悉瑣事」諸語。書敘蘇萬魁、蘇笑官父子遭遇，記粵東之社會人情，多官場洋商交結勾引、乘機肥私之事，屬於近代譴責小說的濫觴。小說雖然以粵東為背景，但卻頗多吳語辭彙，還唱吳歌；另外，書中正面人物李匠山是蘇州人，此書又是常熟人所刻，因此「庾嶺勞人」或許就是蘇州人。戴不凡《小說見聞錄》就說：「我很懷疑李匠山是籍貫吳中的一位不得志於功名的教書先生——《蜃樓志》作者的化身。他之所以命名『庾嶺勞人』，那大約是他往返大庾嶺頻作南北之游的緣故。」如果作者是蘇州人，則書中較多吳語辭彙，並在李匠山說話里特別地表現出來，也就是很自然的事。

早期的吳語小說，則可以《何典》為代表。《何典》初刊於光緒四年（1878），原署「纏夾二先生評」，「過路人編定」。至二十年（1894）晉記書庄石印本，改題《十一才子書鬼話連篇錄》，始署「上海張南庄先生編」，「茂苑陳得仁小舫評」。海上餐霞客的跋中介紹了張南庄其人，「當乾、嘉時，邑中有十布衣，皆高才不遇者，而先生為之冠。先生書法歐陽，詩宗范、陸，尤劬書，歲入千金，盡以購善本，藏書甲於時。著作等身，而身後不名一錢，無力付手民。憶余齠齡時，猶見先生編年詩稿，蠅頭細書，共十餘冊。而咸豐初紅巾據邑城，盡付一炬，獨是書倖存」。《何典》是一部風格別緻的章回體小說，通篇故事都安排在鬼蜮世界裡，作者以嬉笑怒罵，憤世嫉俗地揭示了當時社會的世態人情。魯迅在《〈何典〉題記》里給予極好的評價：「作者便在死的鬼畫符和鬼打牆中，展示了活的人間相，或者也可以說是將活的人間相，都看作了死的鬼畫符和鬼打牆。便是信口開河的地方，也常能令人彷彿有會於心，禁不住不很為難的苦笑。」全書基本用北部吳語寫成，也夾雜官話，蘇州方言中的成語、俗諺、歇後語、慣用語聯綴成篇，並大量利用諧音和轉義，隨手拈掇，筆墨恣肆，巧妙詼諧，窮形盡相，常令讀者會心而笑。1926年，劉半農請林守庄為《何典》重印本另寫一序，專談方言問題，林守庄在序中寫道：「方言的轉輾流傳大都靠口耳的，所以極容易轉變，這種轉變的例真是舉不勝舉，張南庄時代的『肉面對肉面』現在變成『親人對肉面』；『飛奔狼煙』現在已失傳，只存類似的『飛奔虎跳』；而上海的『二嬸嬸』晉級，江陰的卻老不長進。方言里最重要的一部分是只有聲音寫不出字體的，即使寫出也全無意義的，在《何典》上有『驀』、『投』、『戴』、『賬』、『殼賬』、『推扳』（按推扳應作『差』解。滬語有『瞎子吃面，推扳一線』；說這人本事不差，可說做這人本事不推扳）等字。這類字若是自作聰明的生客，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來做訓詁、考證的功夫，其結果是要勞而無功的。所以當世盡有段玉裁、王念孫其人，若是他們要駕言出遊，卻沒有得到土著的嚮導，那末他們難免迷失道路，或是白走了一遭，徒勞跋涉。」時距《何典》寫作不過一百多年，吳語正悄然發生著變化，這本小說正是乾隆、嘉慶年間吳語狀況的記錄。

至晚清，吳語小說一度繁榮。這時吳語小說的題材大凡是魯迅所說的「狹邪小說」，敘述多用官話，對白則多用吳語，特別是妓女說話都是蘇白。這也是當時倡門風氣，妓女都自稱蘇州人以抬高身價。周振鶴《蘇州風俗》記道：「凡妓女必稱姑蘇產，蓋溫柔而嫵媚，易得看花者之青眼。實則操神女生涯者，都江淮產，俏學吳語，婢學夫人，不無牽強，然塞北諸兒，視之已魄授魂與，顛倒失措矣。」朱文炳在《海上竹枝詞》更詠道：「枇杷門榜盡姑蘇，信步平康也自娛。但怕一聲水老鼠，頓教鞋襪遍沾濡。」「各處方言本自由，為何強學假蘇州。做官也要嫻官語，做妓焉能勿學不。」「蘇州女子美風騷，舉止清揚意氣高。慣喜笑人鴨尿臭，怒來大罵殺千刀。」這種記述雖屬調侃但並不誇張，正由於如此，當狹邪小說風行之際，出現這樣一種寫法，讓讀者感到小說環境的真實，並有新鮮的閱讀趣味。另外，清末上海文壇，蘇州人幾乎佔了半壁江山，鄰近地區的文人也操吳語，吳語成為社會交際的時髦語言，故將吳語引入小說以及其他文體，不但作者得心應手，而且也是一種閱讀時尚。吳語小說以上海為主要市場，以江浙人為主要讀者群，代表作有《海上花列傳》《九尾龜》《九尾狐》《海天鴻雪記》等。

《海上花列傳》六十四回，署名花亦憐儂，即松江人韓邦慶。此書自光緒十八年（1892）起在《海上奇書》連載，後又以《青玉寶鑒》《海上青樓奇緣》《海上花》等書名刊行。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里說：「光緒末至宣統初，上海此類小說之出尤多，往往數回輒中止，殆得賂矣；而無所營求，僅欲摘發伎家罪惡之書亦興起，惟大都巧為羅織，故作已甚之辭，冀震聳世間耳目，終未有如《海上花列傳》之平淡而近自然者。」這部小說刻劃人情世態細膩傳神，生動地呈現了清末上海的社會生活場景，誠如蔣瑞藻《小說考證》引《譚瀛室筆記》所說：「故雖小說家言，而有伏筆，有反筆，有側筆，語語含蓄，卻又語語尖刻，非細心人不能得此中三昧也。」另一方面，它又是敘述用官話、對白用蘇白的第一部小說。作者運用吳語得心應手，許多對話，無論酒筵的哄飲，清夜的絮語，市井的擾攘，友朋的笑謔，以至交際酬酢，相譏相詈，都能聲貌並現，讀來如見其人，如聞其聲。然而吳語的局限又在於不能普及，孫家振《退醒廬筆記》曾記初讀原稿時與作者的對話：「余則謂此書通體皆操吳語，恐閱者不甚了了，且吳語中有音無字之字甚多，下筆時殊費研考，不如改易通俗白話為佳。乃韓言曹雪芹撰《石頭記》皆操京語，我書安見不可以操吳語，並指稿中有音無字之朆覅諸字，謂雖出自臆造，然當日倉頡造字，度亦以意為之，文人遊戲三昧，更何妨自我作古，得以生面別開。余知其不可諫，斯勿復語。」後來的情形果然如此，逮其出版，「吳語悉仍其舊，致客省人幾難卒讀，遂令絕好筆墨竟不獲風行於時」。《小說考證》引《譚瀛室筆記》也說：「專寫妓院情形之書，以《海上花》為第一發見。書中均用吳語，如朆覅之類，皆有音無字，故以拼音之法成之，在六書為會意而兼諧聲。惟吳中人讀之頗合情景，他省人則不盡解也。」儘管如此，胡適仍認為它是「吳語文學的第一部傑作」，並自有它的意義。《海上花列傳序》寫道：「但是《海上花》的作者的最大貢獻，還是他的採用蘇州土語。我們在今日看慣了《九尾龜》一類的書，也許不覺得這一類吳語小說是可驚怪的了。但我們要知道，在三十多年前，用吳語作小說還是破天荒的事。《海上花》是蘇州土話的文學的第一部傑作。蘇白的文學起於明代，但無論為傳奇中的說白，無論為彈詞中的唱與白，都只居於附屬的地位，不成為獨立的方言文學。蘇州土白文學的正式成立，要從《海上花》算起。」「國語的文學從方言的文學裡出來，仍須要向方言的文學裡去尋他的新材料、新血液、新生命。這是從『國語文學』的方面設想。若從文學的廣義著想，我們更不能不倚靠方言了」。「方言的文學所以可貴，正因為方言最能表現人的神理。通俗的白話固然遠勝於古文，但終不如方言的能表現說話人的神情口氣。古文里的人是死人；通俗官話里的人物是做作不自然的活人；方言土話里的人物是自然流露的活人。」胡適還特地舉了一個例子：「……雙玉進前，與淑人並坐床沿。雙玉略略欠身，兩手都搭著淑人左右肩膀，教淑人把右手勾著雙玉頭頸，把左手按著雙玉心窩，臉對臉問道：『倪七月里來里一笠園，也像故歇實概樣式一淘坐來浪說個閑話，耐阿記得？……』」如果將雙玉的話改成官話：「我們七月里在一笠園，也像現在這個樣子坐在一塊說的話，你記得嗎？」胡適感嘆「意思雖然一毫不錯，神氣卻減少多多了」。「《海上花》的長處在於語言的傳神，描寫的細緻，同每一故事的自然地發展；讀時耐人仔細玩味，讀過之後，令人感覺深刻的印象與悠然不盡的餘韻」。故而他認為此書的不能風行，蘇白不是惟一的原因，「《海上花》是一部文學作品，富有文學的風格和文學的藝術，不是一般讀者所能賞識的」。張愛玲也認為此書的局限「不能全怪吳語對白」，她用國語翻譯了全書，自稱「有些地方失去語氣的神韻」，面對蘇州方言的特殊，確實難免捉襟見肘的。

《九尾龜》一百九十二回，署名漱六山房，即常州人張春帆。此書自光緒三十二年（1906）由點石齋陸續刊印。胡適在《海上花列傳序》里稱此書「只剛剛夠得上『嫖界指南』的資格，而都沒有文學的價值，都沒有深沉的見解與深刻的描寫」。自《海上花列傳》問世後，湧現大量吳語小說，意味著吳語小說進入成熟時期，《九尾龜》是其中的佼佼者。它的人物語言與《海上花列傳》略有不同，嚴格按人物身份予以區分，妓女說蘇白，嫖客說官話，妓女一旦從良，也就不再說蘇白。這樣的人物對話已不僅渲染氣氛或者刻畫人物，更多地帶有象徵意味。小說人物說什麼「話」，已變成一種身份地位和文化修養的外在標誌。因此，作者對吳語小說的理解和吳語的使用，已深入文化層面。

《九尾狐》六十二回，署名評花館主，即江陰香，生平未詳；又有靈岩山樵序。此書自光緒三十四年（1908）至宣統二年（1910）由社會小說社刊印，全書未完。其第一回起首寫道：「龜有九尾，狐亦有九尾。九尾龜有書，九尾狐不可無書。他為一個富貴達官寫照，因其帷薄不修，鬧出許多笑話，故與他題個雅號，叫做『九尾龜』。我為一個淫賤娼妓現形，別有許多魔力，故與他取個美名，叫做『九尾狐』。」它的譴責對象主要是娼妓，由此暴露出社會醜惡的另一面。語言上與《九尾龜》一樣，基本上用流暢的官話敘述，人物對話視語境不同而夾雜運用吳語和其他方言，從而使小說有一種繪聲繪色、惟妙惟肖的藝術效果，比起《海上花列傳》等吳語小說的閱讀障礙。

《海天鴻雪記》二十回，署二春居士編、南亭亭長評。二春居士，浙中人，寓居上海；南亭亭長即李伯元。此書光緒二十五年（1899）起由遊戲報館分期刊印；至光緒三十年（1904）由世界繁華報館出版單行本，有茂苑惜秋生序，又有釋文三頁，專釋書中吳音奇字及吳方言俗語。《海上花列傳》《九尾龜》等實際上以官話為主，間用吳語，《海天鴻雪記》則以吳語為主，官話副之，作為吳語小說是一個典型的作品。書中所記，仍不外妓女與嫖客間的故事，但均屬日常生活，並沒有像其他書中寫的「嫖界黑幕」。此書的蘇白表現，如第九回寫老二要壽生請客：「壽生臉上一紅，遂問老二道：『耐尋我啥事體？』老二道：『啊呀，耐啥忘記哉？耐說今朝搭倪吃酒呀！』壽生道：『我今朝嘸不功夫。』老二道：『耐夷要滑頭哉！夜裡向有啥個事體？』壽生道：『故歇朋友也嘸不，那哼吃酒？』老二道：『朋友本好去請個啘。倪今朝一台酒也嘸不，阿要坍台？』進卿道：『唔篤今朝阿是燒路頭？』老二道：『宣卷呀！俚末總算老客人哉！隨常日腳，從朆叫唔做花頭，今朝日腳浪尷尬仔，阿要搭倪綳綳場面來介。』老二正在指手劃腳，不提防余雙人挈著鈞伯從背後掩來，偪緊仔喉嚨，喊道：『做花頭末做末哉啘！』老二沒有留心，嚇了一跳，別轉來將雙人肩上狠狠的打了一下，說道：『耐個斷命人，啥落實梗捎嗄！恨得來！』壽生道：『耐撤別人個爛屙，別人自然也撤耐個爛屙哉啘。』當下大家一笑。」阿英《晚清小說史》於此十分讚賞，說是「方言的應用，更足以增加人物的生動性，而性格，由於語言的關係，也更突出。幾個人的性格，雖僅用了二百七十四言，已具著極清晰的印象，這是用方言的力量」。

「五四」以後，國語運動興起，一些作家在用國語創作的同時，夾用一些比較通行或富有表現力的俚言俗語，比如朱瘦菊的《歇浦潮》、張恨水的《啼笑姻緣》、秦瘦鷗的《秋海棠》等，都夾用了不少吳語辭彙；另外，如「癟三」「尷尬」「蹩腳」等吳語辭彙為國語吸收而廣泛使用。

作為通俗文藝讀物的方言寫作，經久不息。用蘇州方言寫作，則可以倪海曙為代表，他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曾用蘇州方言寫了不少作品，詩歌有《新山歌》《哭民主戰士》《太太走出廚房》《寓言詩》，小說有《黃包車》，特別是《蘇州話詩經》，用蘇州話翻譯《國風》六十首，別開生面，如譯《鄭風·出其東門二章》，即改題為《走出蘇州閶門》，詩曰：「走出蘇州閶門，阿姐多得像雲；格些阿姐當中，嘸不我格愛人；青布旗袍一件，弗搨胭脂花粉；自有千種好看，一看我就開心。」「走出蘇州金門，阿姐多得像花；格些阿姐當中，嘸不我格愛人；粉紅旗袍一件，配上絕細腰身；自有萬種嫵媚，最最愛格大令。」作者在後記里說了提倡方言文學的兩點理由，一是「方言文學是一種可以直接給人『聽』的文藝，不但使人聽得懂，而且使人聽得親切、有味，雖然它有地域的限制，但是一種能給當地多數人『聽』的文藝，比之一種只給全國少數人『看』的文藝，力量實在是強多了」；二是「中國目前所用的文學語言——白話文，是一種極無血色的普通話，它還只是中國新的共通語言的雛形。這種語言在新文藝上的發展，過去一直是無條件的夾用文言字眼和機械的搬用歐洲語法來豐富語彙和增強表現力的；但對於活語言的源泉——人民的方言，卻忽略了。因此弄得非常不自然，成為一種只有智識分子才能賞識的怪腔，所謂『新文藝腔』。這種發展顯然是不正常的」。正由於這個緣故，倪海曙以蘇州方言作了方言文學新路的探索。

第七節　蘇州方言活動的歷史記憶

基督教在蘇州的傳教活動，約起於同治六年（1867），傳教者有長老會的史密德、馬維廉，內地會的戴德生等，慘淡經營，遂獲成效，入教者日多。光緒六年（1880），在蘇州的美國監理會傳教士潘慎文、費啟鴻等用蘇州方言譯成《新約全書》在上海出版。但這並不是最早的蘇州方言譯本《聖經》，據顧長聲《〈聖經〉中譯本版本簡介》等介紹，蘇州方言譯本《聖經》，不像其他方言譯本那樣有中外文對照，而只有中文，光緒五年（1879）出版《福音書》和《使徒行傳》，十八年（1892）出版《新約全書》，三十四年（1908）出版《舊約全書》。據說，蘇州方言譯本《聖經》的版本約有七種之多。

1919年，基督教新教的主要宗派衛斯理宗，正值海外傳教一百周年，以進一步擴大傳教作為慶祝的內容，準備派遣大批傳教士來華，他們主要被分派到華東的江蘇、浙江、上海一帶。為了讓新來傳教士更好地在吳語區從事傳教、醫療和教育工作，計劃對他們進行吳語培訓。經藍華德建議，蘇州東吳大學被授權籌辦「作為東吳大學一部分的吳語學校」，也就是東吳大學的吳語科。東吳大學副校長文乃史任吳語科校長，聘請東吳大學校監李伯蓮為主管教師。又承女佈道會的支持，借用蘇州婦孺醫院舊址作為校舍。吳語科學制定為兩年，1920年1月開學。首屆學生二十人，第二屆學生四十人，至1922年，學生約五十人。他們中既有監理會的，也有長老會、浸禮會、聖公會、倫敦會等其他教派的，部分學生一年後即離校去工作，以後再回來學第二年的課程。校長文乃史攻讀語音學，在國際音標基礎上創製了一套吳語音節表，使用這套音節表就可以對吳語中七百多個音節進行準確拼讀。據1922年的《東吳季刊》記載，吳語科在教學上，「以日常慣用之語句，編為吳語課本，復以成語、單句參雜其間，按時授課」；「惟以素無系統之方言，與夫變化無窮之語法，芟繁就簡，使之易於了解，且便應用」。校監李伯蓮則經常領學生參觀蘇州街巷社區，讓學生了解、熟悉中國社會風俗和語言習慣。大部分學生學習一年後就能掌握基本的吳語，部分學生還到大學和中學兼課，以提高自己的吳語聽講能力。吳語科的開辦，不僅培訓了大量的來華傳教士，使他們能夠迅速適應吳語地區的語言環境，加強了對中國社會的了解，同時也對吳語的語音系統研究作出了貢獻。

晚清的吳語小報也有幾種，有的全文吳語，有的部分專欄是吳語。

《世界繁華報》，主辦人李伯元，光緒二十七年（1901）創刊，終刊時間不詳。它完全是一份消閑的小報，有「諷林」「藝方誌」「野史」「官箴」「北里志」「鼓吹錄」「譚叢」「梨園志」「俳優傳」「食譜」「射虎錄」等欄目，對當時官場的暴露和諷刺尖刻辛辣。李伯元的《官場現形記》《庚子國變彈詞》、吳研人的《糊塗世界》都是在這份報紙上連載的。其中「北里志」專欄，每刊新聞兩則，往往用一回目，行文全用吳語，如「林黛玉前日往杭州，洪蕊初專員回上海」「李翠蘭被罵，林鳳珠教歌」之類。

《及時行樂報》，創刊於光緒二十七年（1901），主辦人及終刊時間不詳，館址設上海三馬路晝錦里口。據其廣告，則是「取杜牧看花之遺意，寫及時行樂之閑情」，有「本館論說」「採風問俗」「笑林雜錄」「花叢匯紀」「梨園譚藝」等欄目，其中「花叢匯紀」全用吳語寫作。

《方言報》，光緒二十八年（1902）三月初三日創刊，主辦人及終刊時間不詳，館址設上海四馬路泥城浜盛觀里。有「弁言」「朝報」「輿論」「市聲」「巷議」「瀛談」「情話」「遊說」等欄目，其針對上海五方雜處的狀況，將各地方言分配於不同欄目，如「朝報」用京話，「輿論」用官話，「市聲」用寧波話，「巷議」用廣東話，「情話」用蘇白。

《蘇州白話報》有兩種，一在蘇州，一在上海。蘇州的《蘇州白話報》，光緒二十七年（1901）十月創刊，主編人包天笑。它是白話報，並非吳語報，包天笑在《釧影樓回憶錄》里就說：「這個《蘇州白話報》，並不是蘇州的土話，只是一種普通話而已。」上海的《蘇州白話報》則是純吳語小報，光緒二十八年（1902）七月初四創刊，日出一份，主辦人及終刊時間不詳，館址設上海望平街文翰齋。有「緊要新聞」「本館論說」「京外新聞」「蘇州新聞」「上海新聞」「小說」等，所刊小說，有無名氏《後海上花列傳》，其中有這樣一段：「猛見一個官人走過來，身上卻掛著一串多寶串，隨即鶯喉弄曉，燕舌嘻春，對著一個大小姐說道：『倪來得忒早哉！』大小姐答道：『也模樣浪哉。』一頭說，一面走到外面去兜圈子了。停了一回，鬢霧氤氳，鬘雲繚繞，于于而至，珊珊齊來，一會兒把安塏第都塞滿了。有幾個輕狂子弟，儇薄少年，嘻嘻哈哈，來來往往，正在看得出神的時候，覺得肩上有人拍了一下，一看是他至友齊九煙，便道：『耐搭倽人來格？』九煙說：『一乾子兩人。』正在那裡問答，坐轎子的美少年，卻也進來了，弱骨翛翛，清臚炯炯……」其文風大體如此，總在《海上花列傳》之下。該報的價值主要以吳語記述重大新聞，在當時吳語讀者中有一定影響。

另外，清末民初吳縣周庄人葉楚傖，曾做過吳諺、吳歌的收集和記錄，其有《儂歌儂解錄自序》，刊於《民權素》第十三集，其中寫道：「人生不幸，讀書數十年，一片天籟，這『詩云』、『子曰』侵蝕殆盡。於是觸目者雖同，施於聲音遂異。一部《詩韻集成》，一部《佩文韻府》，翻來顛去，雜然成文，縱為『黃河遠上』之畫壁，『落霞秋水』之擅場，持向瓜棚豆架、村歌相答間，與一片天籟比，彼十七八香口慧舌之村女，與夫熟習野史之積世老嫗聞之，有不作學究先生批三等秀才落第卷語，曰『不知所云』耶，因是而吾知天地之廣，絲肉之外之有大妙文也。小子吳人，居又村角，舍南舍北，農家十七八；夏秋佳夜，微風始來，流螢漸集，四野田歌，曼婉以至。賞心樂事，實笑唐元宗入月竊紫雲迥之尚非俊事焉。爰輯所聞，解以吾意，嘗曰：『天地間如此妙文，值得湮沒？攜斯一編上天府，或者有葆羽鼓吹以迎者乎？』」可惜這本《儂歌儂解錄》未見有印本傳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