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立凡：大學大學：何時再有蔡元培？(《炎黃春秋》2009年第5期)

章立凡：大學大學：何時再有蔡元培？章立凡【該文章閱讀量：63次】【字型大小：大中小】1912年1月19日，南京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教育部令：小學堂讀經科一律廢止。這是教育總長蔡元培啟用教育部印信的當日發布的。5月，教育部再度下令：廢止師範、中、小學讀經科；7月，蔡元培在全國第一屆教育會議上提出：各級學校不應祭孔——「忠君與共和政體不合，尊孔與信教自由相違」……頒行上述舉措的蔡元培（1868―1940），字鶴卿，號孑民，浙江紹興人，清光緒十八年（1892年）進士及弟，授翰林院庶吉士。他原是維新派中的一員，後棄官從事教育事業，並逐漸轉向革命。1902年同蔣智由等在上海創辦中國教育會並任會長，創立愛國學社、愛國女學。1904年他在上海組建光復會，翌年光復會併入同盟會，他被孫中山委任為同盟會上海分會負責人。1907年赴德國萊比錫大學聽課，研究心理學、美學、哲學，在德期間著有《中國倫理學史》等著述。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蔡元培取道西伯利亞回國，並於1912年（民國元年）1月出任南京臨時政府教育總長。正是這樣一位學貫中西、受過全套傳統教育而又從封建營壘中殺出的人物，廢止了歷代封建王朝正統教育的讀經制度，提出以軍國民教育、實利主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觀教育、美感教育，取代清末「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實」的教育宗旨。他認為：「教育有二大別：曰隸屬於政治者，曰超軼乎政治者。專制時代（兼立憲而含專制性質者言之），教育家循政府之方針以標準教育，常為隸屬於政治者。共和時代，教育家得立於人民之地位以定標準，乃有超軼政治之教育。」 憑著這樣的理念，他創建了近代中國的教育體系。出掌北大，宗旨正大袁世凱篡奪辛亥革命果實後，蔡元培不願與袁政府合作，於1912年7月辭職，翌年赴法國從事學術研究。1916年袁世凱死後，黎元洪出任大總統，北京政府明令恢復了民初《臨時約法》，蔡元培應邀回國，同年12月26日被任命為北京大學校長。北京大學前身即清末之京師大學堂，實為一座「官僚養成所」，衙門習氣深重。據蔡元培自述：回國後「初到上海，友人中勸不必就職的頗多，說北大太腐敗，進去了，若不能整頓，反於自己的聲名有礙，這當然是出於愛我的意思。但也有少數的說，既然知道他腐敗，更應進去整頓，就是失敗，也算盡了心；這也是愛人以德的說法。我到底服從後說，進北京」（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蔡元培抱著改革教育、清除積弊的理念，於1917年1月8日到北京大學上任。他認為：「我們第一要改革的，是學生的觀念」。到校視事的第二天，他發表了就任北京大學校長的演說，對學生提出三點要求：一日抱定宗旨，二日砥礪德行，三日敬愛師長。這三點要求，都是有針對性的。蔡元培在1906年曾任京師大學堂譯學館教員，講授國文及西洋史，故對清末以來大學生的積習，有著深刻的了解：他們平日對於學問上並沒有什麼興會，只要年限滿後，可以得到一張畢業文憑。教員是自己不用功的，把第一次的講義，照樣印出來，按期分散給學生，在講壇上讀一遍，學生覺得沒有趣味，或瞌睡，或看看雜書，下課時，把講義帶回去，堆在書架上。等到學期、學年或畢業的考試，教員認真的，學生就拚命的連夜閱讀講義，只要把考試對付過去，就永遠不再去翻一翻了。要是教員通融一點，學生就先期要求教員告知他要出的題目，至少要求表示一個出題目的範圍；教員為避免學生的懷恨與顧全自身的體面起見，往往把題目或範圍告知他們了。於是他們不用功的習慣，得了一種保障了。尤其北京大學的學生，是從京師大學堂「老爺」式學生嬗繼下來（初辦時所收學生，都是京官，所以學生都被稱為老爺，而監督及教員都被稱為中堂或大人）。他們的目的，不但在畢業，而尤注重在畢業以後的出路。所以專門研究學術的教員，他們不見得歡迎；要是點名時認真一點，考試時嚴格一點，他們就借個話頭反對他，雖罷課也所不惜。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來兼課，雖時時請假，他們還是歡迎得很；因為畢業後可以有闊老師做靠山。這種科舉時代遺留下來劣根性，是於求學上很有妨礙的。（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這些積習，在今天的大學中（特別是在混學歷的官員中），也是屢見不鮮的。有鑒於此，蔡元培特彆強調學生求學「必有一定宗旨」，求學不應以做官發財為目的：「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不同於一般「學成任事」的專門學校；並指出「果欲達其做官發財之目的，則北京不少專門學校，入法科者盡可肄業法律學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業學校，又何必來此大學？所以諸君須抱定宗旨，為求學而來。入法科者非為做官，入商科者非為致富」；「若徒志在做官發財，宗旨既乖，趨向自異。平時則放蕩冶遊，考試則熟讀講義，不問學問之有無，惟爭分數之多寡。試驗既終，書籍束之高閣，毫不過問。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責，文憑到手，即可藉此活動於社會，豈非與求學初衷大相背馳乎？」蔡元培在演說中痛陳：學生在校如果不能「植其基，勤其學」，即便將來出而仕事，「擔任講席則必貽誤學生，置身政界則必貽誤國家，是誤人也。誤已誤人，又豈本心所願乎？故宗旨不可以不正大。」（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之演說》）在第二年的北大開學式演說中，他又明確提出：「大學為純粹研究學問之機關，不可視為養成資格之所，亦不可視為販賣知識之所。學者當有研究學問之興趣，尤當養成學問家之人格」（蔡元培：《北京大學開學式之演說》）。蔡元培的這些辦學主張，足令後世以大學為學店、以學歷為利祿身階者汗顏。求賢若渴，唯才是舉蔡元培分析北大學子的心態說：「求學於此者皆有做官發財思想，故畢業預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蓋以法科為干祿之終南捷徑也。因做官心熱，對於教員，則不問其學問之淺深，惟問其官階之大小。官階大者，特別歡迎，蓋為將來畢業有人提攜也」 （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之演說》）。由於當時的中國政法學者多入政界，專任教授者甚少，多由官員兼職，蔡元培認為這是「不得已之舉」，「要打破這些習慣，止有從聘請積學而熱心的教員著手」 （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並著手加強文、理等學科的師資力量。蔡元培到北京後，曾向老友湯爾和探討整頓北京大學校務，湯向他推薦了《新青年》主筆陳獨秀，蔡與陳本是相識已久的革命同志，他翻閱了《新青年》，並向湯打聽到陳在北京的住處。他被任命為北大校長的當日，就到西河沿中西旅館訪問陳獨秀，力勸陳出任北大文科學長。陳獨秀回憶說：「蔡先生約我到北大，幫助他整頓學校。我對蔡先生約定，我從來沒有在大學教過書，又沒有什麼學位頭銜，能否勝任，不得而知。我試干三個月，如勝任即繼續幹下去，如不勝任即回滬」（石元皋：《陳獨秀生平點滴》）。考慮到出任文科學長需要一定資歷方能通過，蔡元培甚至為陳杜撰了履歷，使他順利地到北大任教，《新青年》雜誌社也隨之遷至北京。1917年7月，另一位新文化領袖、白話文運動的倡導者胡適，從美國學成回國，被蔡元培聘為北大教授，並因胡適的介紹引進了不少新派學者。蔡元培後來回憶說：「那時候因《新青年》上文學革命的鼓吹，而我們認識留美的胡適之君，他回國後，即請到北大任教授。胡君真是『舊學邃密』而且『新知深沉』的一個人，所以一方面與沈尹默、兼士兄弟，錢玄同，馬幼漁，劉半農諸君以新方法整理國故，一方面整理英文系；因胡君之介紹而請到的好教員，頗不少。」 （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被蔡元培聘入北京大學的，還有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傳播者李大釗。蔡、李二人於1917年在北京相識後，在「教育救國」及「兼容並包」上多有共識，。1918年，北大邏輯學教授章士釗請辭兼任的圖書館主任一職，並推薦李大釗接任。據章回憶說，自己「所以兼圖書館主任者，無非為著述參考之便，而以吾縈心於政治之故，雖擁有此好環境，實未能充分利用；以謂約守常（李大釗字守常）來，當遠較吾為優，於是有請守常代替吾職之動議。時校長為蔡孑民，學長陳獨秀，兩君皆推重守常，當然一說即行」（章士釗《李大釗先生傳·序》）。後來，湖南青年毛澤東因准岳丈楊昌濟教授的推薦，被李大釗接受為圖書館助理員，併到北大旁聽。蔡元培延聘師資唯才是舉，不拘一格。哲學家梁漱溟1917年受聘擔任北大哲學門講師時，年僅24歲。據梁先生回憶，蔡先生是因看到他以近世西洋學說闡揚印度佛家理論的《究元決疑論》（發表於上海《東方雜誌》）後提出聘請的：「記得蔡先生和陳獨秀先生（新任文科學長相當於後來之文學院長），以印度哲學講席相屬之時，我本不敢應承的。我說，我只不過初涉佛典，於此外的印度哲學實無所知。而據聞在歐洲在日本一般所謂印度哲學，皆指『六派哲學』而言，其中恰沒有佛家。蔡先生反問，『你說你教不了印度哲學，那麼，你知有誰能教印度哲學呢?』我說不知道。蔡先生說，『我們亦沒有尋到真能教印度哲學的人。橫豎彼此都差不多，還是你來吧!你不是愛好哲學嗎？我此番到北大，定要把許多愛好哲學的朋友都聚攏來，共同研究，互相切磋，你怎可不來呢？你不要當是老師來教人，你當是來合作研究，來學習好了。』他這幾句話打動了我，只有應承下來。」（梁漱溟：《憶往談舊錄》）但蔡元培遴選教員，也有其嚴格的一面。當時北大各科尚有若干洋教員，皆從中國駐外使館或外國駐華使館請託介紹而來，學問參差不齊，來校後又感染了中國教員的懶散習氣，北大依照合同辭退了其中不合格的數人。於是有洋教員要控告校長，英國教員克德來、燕瑞博請英國公使朱爾典來同他談判，均為所拒。朱爾典曾揚言「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長的了」，蔡則一笑置之。厲行改革，健全學制五四精神是「科學與民主」。蔡元培是將教育科學化的第一人，也是推行大學管理民主化的第一人。蔡元培曾談到：我那時候有一個理想，以為文、理兩科，是農、工、醫、葯、法、商等應用科學的基礎，而這些應用科學的研究時期，仍然要歸到文理兩科來。所以文理兩科，必須設各種的研究所；而此兩科的教員與畢業生必有若干人是終身在研究所工作，兼任教員，而不願往別種機關去的。所以完全的大學，當然各科並設，有互相關聯的便利。若無此能力，則不妨有一大學專辦文理兩科，名為本科，而其他應用各科，可辦專科的高等學校，如德法等國的成例。以表示學與術的區別。因為北大的校舍與經費，決沒有兼辦各種應用科學的可能，所以想把法律分出去，而編為本科大學；然沒有達到目的。他在北大校長任內，推行了一系列教育體制的改革。1917年10月，他主持召開了北京各高等學校代表會議，討論修改大學規程。胡適建議改分級製為選科制，此議獲通過，決定在北大試行。北大選科制規定每周一課時，學完一年為一個單位，預科應修滿40個單位；本科應修滿80個單位，修滿即可畢業，不拘年限；選修科目可以跨系。這是中國的大學選修課及學分制的由來。蔡元培說：那時候我又有一個理想，以為文理是不能分科的。例如文科的哲學，必植基於自然科學；而理科學者最後的假定，亦往往牽涉哲學。從前心理學附入哲學，而現在用實驗法，應列入理科；教育學與美學，也漸用實驗法，有同一趨勢。地理學的人文方面，應屬文科，而地質地文等方面屬理科。歷史學自有史以來，屬文科，而推原於地質學的冰期與宇宙生成論，則屬於理科。所以把北大的三科界限撤去而列為十四系，廢學長，設系主任。（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為推行他的「溝通文理」主張，蔡元培率先提出了將大學分為本科與專科的創議。他於1917年1月提出大學改制議案：大學專設文、理二科，其法、醫、農、工、商五科，別為獨立大學（蔡元培：《大學改制之事實及理由》），但在當時未能成功。1918年10月，他再度向專門以上學校校長會議建議：大學本科，「融通文、理兩種之界限：習文科各門者，不可不兼習理科中之某種（如習史學者，兼習地質學；習哲學者，兼習生物學之類）；習理科者，不要不兼習文科之某種（如哲學史、文明史之類）。」1919年，北京大學正式實行「廢科設系」，改原隸屬於科的學門為系，設立十四個系，廢學長，設系主任。蔡元培鑒於北大商科毫無設備，僅有普通商業學教課，於是將商科併入法科。當時北大預科的設置受教會學校影響，偏重英語及體育，其他科學則比較落後。學生畢業後若直升本科，學習上會發生困難。蔡元培在校長任內加以改革，使預科直接受本科學長的管理，不再設預科學長。預科中主要的教課，均由本科教員兼任。蔡元培身為北大校長，視野卻放在高等教育的全局。他說：「我沒有本校與他校的界限，常為之通盤打算，求其合理化。」當時北大設文、理、工、法、商五科，北洋大學有工、法兩科，北京另有一工業專門學校，三者都是國立院校。蔡元培以為無此重複的必要，主張以北大的工科併入北洋，停辦北洋法科，得北洋大學校長同意及教育部核准，北大的工科的土木與礦冶併入了北洋大學，將工科省下來的經費轉用在理科上。蔡元培對北大的一大貢獻，是接受胡適的建議，仿效美國大學建制，推行「教授治校」制度。他提出：第一步「組織評議會，給多數教授的代表，議決立法方面的事；恢復學長的許可權，給他們分任行政方面的事」；第二步「組織各門教授會，由各教授與所公舉的教授會主任分任教務。將來更要組織行政會議，把教務以外的事務，均取合議制。並要按事務性質，組織各種委員會，來研究各種事務」。（蔡元培：《回任北京大學校長在全體學生歡迎會上演說》）此時，蔡元培邀請他早年的學生、美國教育家杜威的得意弟子蔣夢麟到北大共事。他請蔣通盤計劃，設立教務、總務兩處及聘任財務等委員會，均以教授為委員。蔣出任總務長，顧孟余任教務長。1930年，三度代理校長的蔣夢麟正式執掌北大，提出「教授治學，學生求學，職員治事，校長治校」的十六字方針，進一步健全了北大的管理制度。蔡元培的教育理念是民主，他不僅推行教授治校，也主張學生自治，鼓勵學生組建自己的社團。他認為組織學生自治會「可以把治者與被治者的分別去掉」「由學生傳之各地方，一定可以提起國民自治的精神」。（蔡元培：《在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學生自治會演說詞》）當時的北大成立了許多學生社團，組織各種社會、文化活動並辦刊、出書，都得到蔡元培的支持，其中最著名是傅斯年、羅家倫組織的新潮社、許德珩、易克嶷等組織的國民社，以及由守舊派教員支持的國故社。五四運動就是由前兩個學生社團組織發動起來的。蔡元培素來主張男女平等。1919年10月，胡適發表《大學開女禁的問題》，主張在北大收女生旁聽作為正式女生的過渡，呼籲社會改革女子教育，這個主張得到他的贊同。1920年春，北大就招收女生9人入文科旁聽，暑假又正式招收女生，開中國大學男女同校之先河。蔡元培曾談到：「有人問我：『兼收女生是新法，為什麼不先請教育部核准?』我說：『教育部的大學令，並沒有專收男生的規定；從前女生不來要求，所以沒有女生；現在女生來要求，而程度又夠得上，大學就沒有拒絕的理。』這是男女同校的開始，後來各大學都兼收女生了。」 （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蔡元培提倡「勞工神聖」，同時為窮人爭取平等教育權利。1915年6月，他在法國與李石曾、吳玉章等發起組織華法教育會，提倡勤工儉學，後來成為中共領袖的周恩來、鄧小平等人，皆通過該會的渠道赴歐洲學習。1919年3月，他在北京與少年中國學會的王光祈、李大釗等發起工讀互助團，並組織募捐，幫助貧苦青年實行半工半讀。為使本科畢業生繼續從事較深的專門研究，蔡元培還接受胡適的提議，計劃設立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文學、國學四種研究所，並先辦起了國學研究所。北大在蔡元培任內以文科見長，但他也十分注重理科的建設，請到了李四光等名師到校執教，以求達到各系平均發展的境界。1930年蔣夢麟繼任後，北大理科有了長足的發展。針對守舊派的尊孔以及以孔教為國教的主張，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創議，在北大先後成立了書法研究會、書畫研究會、音樂研究會。思想自由，兼容並包蔡元培執掌北大之後，貫徹「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辦學方針，提倡學術民主。他聘請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錢玄同、魯迅、周作人等「新派」人物來校任教，使之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和各種社會思潮的策源地，中國共產黨的三位主要創始人陳獨秀、李大釗、張申府都是北大教員。蔡元培在積極提倡新文化的同時，並不排斥舊學，一些站在新文化運動對立面的舊學代表人物，如主張清室復辟的辜鴻銘、鼓吹洪憲帝制的劉師培以及國學家黃侃等，也同時在北大執教。據北京大學1918年初的統計，全校教員217人中有90位教授，平均年齡僅30餘歲。對76人的統計顯示：50歲以上6人，35歲以下43人，其中陳獨秀39歲，梁漱溟24歲，徐家璜25歲，朱家驊26歲，李大釗、劉文典、胡適28歲，這在當今的大學中是無法想像的。當時北大本科學生平均年齡為24歲，師生年齡段的接近，給校園帶來了清新活躍的學風，其中傅斯年、羅家倫、顧頡剛、馮友蘭等，後皆成為一代學術宗師。蔡元培說：我素信學術上的派別，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所以每一種學科的教員，即使主張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讓他們並存，令學生有自由選擇的餘地。最明白的，是胡適之君與錢玄同君等絕對的提倡白話文學，而劉申叔、黃季剛諸君仍極端維護文言的文學；那時候就讓他們並存。我信為應用起見，白話文必要盛行，我也常常作白話文，也替白話文鼓吹；然而我也聲明：作美術文，用白話也好，用文言也好。例如我們寫字，為應用起見，自然要寫行楷，若如江艮庭君的用篆隸寫藥方，當然不可；若是為人寫斗方或屏聯，作裝飾品，即寫篆隸章草，有何不可? （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他雖然主張「兼容並包」，但仍堅持自己的新文化主張：「我素來不贊成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孔氏的主張。清代教育宗旨有「尊孔」一款，已於民元在教育部宣布教育方針時說他不合用了。到北大後，凡是主張文學革命的人，沒有不同時主張思想自由的；因而為外間守舊者所反對。「（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當時守舊派的代表人物林紓，在《公言報》發表致蔡元培的公開信，對北大的辦學方針提出挑戰。他攻擊新式教育「盡反常軌，侈為不經之談」，「覆孔、孟，鏟倫常為快」，認為提倡白話文「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為文字……則凡京津之稗販，均可用為教授矣」；他還告誡蔡元培說：「大學為全國師表，五常之所系屬」，「今全國父老以子弟托公，願公留意，以守常為是」。他在《學衡》雜誌發表的另一版本公開信中，更大罵「神聖學校，幾為萬惡之府矣」，「不顧是非利害，不計將來之效果，信口狂言，以全國天真爛漫之少年，為其試驗品，為其功利名譽之代價，是可忍孰不可忍！」；蔡元培立即發表公開信回擊，駁斥林紓的造謠誣衊。他指出林所責備者「不外兩點：一曰『覆孔、孟，鏟倫常』，二日『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為文字』」。他要求林紓提出證據，北京大學教員在校內校外，何時何地發表過「覆孔、孟，鏟倫常」的言論？他還舉證指出，北大教員中研究孔孟乃至尊孔的大有人在，至於教員在《新青年》雜誌中，「偶有對於孔子學說之批評，然亦對於孔教會等托孔子學說以攻擊新學說者而發，初非直接與孔於為敵也」。「白話與文言，形式不同而已，內容一也」；蔡元培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指出嚴復翻譯西方學術著作，林紓翻譯外國小說，都是由白話譯成文言，「公能謂公及嚴君之所譯，高出於原本乎？」林翻譯過《茶花女》、《迦茵小傳》、《紅礁畫槳錄》等言情小說，亦曾在各學校講授古文及倫理學，如果有人以此「詆公為以此等小說體裁講文學，以狎妓，奸通，爭有婦之夫講倫理者，寧值一笑歟?」蔡元培在這封公開信中，重申了自己的辦學原則：（一）對於學說，仿世界各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與公所提出之「圓通廣大」四宇，頗不相背也。無論為何種學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達自然淘汰之運命者，雖彼此相反，而悉聽其自由發展。（二）對於教員，以學詣為主。在校講授，以無背於第一種之主張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動，悉聽自由，本校從不過問，亦不能代負責任。（蔡元培：《致《公言報》函並答林琴南函》）北京大學「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寬鬆環境，「教育獨立」理念下的制度改革，學生自治下的自由結社……沒有這些元素的存在，也就不會有五四運動和五四精神。保護學生，去職復歸蔡元培在北大的推行的教育改革，一直受到北洋安福系政客的攻擊。他發表致林紓的公開信後四十七天，北京爆發了五四運動。1919年春，中國以戰勝國的地位出席巴黎和會，卻未能廢除列強在華特權及袁世凱與日本簽訂的《二十一條》密約。5月1日，外交失敗的消息傳到北京，次日，研究系的林長民在《晨報》發表《外交警報敬告國民》，披露了這一消息。同日，蔡元培也將北京政府密令簽約的內幕告知北大學生羅家倫、傅斯年，並召集全校教職員開會商討挽救之策。5月4日北大學生結隊出發請願時，蔡元培有過勸阻之舉，但很快就放棄了。他一向主張「讀書不忘救國」，同時也認為：「學生在學校裡面，應以求學為最大目的，不應有何等政治的組織。其有年在二十歲以上，對於政治有特殊興趣者，可以個人資格參加政治團體，不必牽涉學校」。過去他也曾兩次勸阻過學生遊行，但這一次態度不同：他在電話中回答教育總長傅增湘說：「學生愛國運動，我不忍阻止。」遊行學生焚燒曹汝霖住宅、痛毆章宗祥的事件發生後，蔡元培全力營救被捕學生，盡到了一位大學校長的天職。當時北大師生齊集法學院大禮堂商議營救辦法，蔡元培在詢問了學生受傷和被捕情況後說：「我做校長的有責任保護我的學生。我要救出這三十幾個學生來。你們現在都回教室，我保證盡我最大的努力。」5月5日，教育部下令要求各校校長將為首滋事學生一律開除。當日下午，蔡元培等十四所大專院校校長在北大開會，認為事件「乃多數市民運動，不可讓被拘少數學生負責。若指此次運動為學校運動，亦當由各校校長負責」，蔡元培表示「願以一人抵罪」，當場議決成立校長團，向當局請願營救。5月7日北京政府迫於全國輿論壓力，釋放了被捕學生，蔡元培親率全體師生到北大紅樓前廣場迎接。北洋當局認為蔡元培是學潮的幕後指使人，內閣會議上提出了解散北京大學，撤換蔡元培等主張，教育總長傅增湘也遭眾人圍攻。被捕學生安全返校後，蔡元培為承擔責任，於8日提出辭呈。同日，北京政府內定由馬其昶取代蔡元培，並下達三道命令：查辦北京大學校長，將已釋放的學生送交法庭，整飭學風。其中查辦令因傅增湘拒絕副署未能公布。在這種情勢下，蔡元培決定掛冠出走。5月9日清晨，蔡元培離開北京，經天津南下上海，轉抵杭州。他發表出京啟事表明心跡說：「我倦矣！『殺君馬者道旁兒。』『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學校長之職，已正式辭去；其他有關係之各學校、各集會，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脫離關係。特此聲明，惟知我者諒之。」蔡元培掛冠出走後，北大師生一再向教育部請願，要求挽留蔡校長，其他院校師生也一齊聲援。北京各大專院校校長同上辭呈，表示與蔡共去留。5月19日，北京學生總罷課。五四運動的影響播及全國，引發了全國學生的罷課，工商各界同仇敵愾，以罷工罷市作為聲援。北京政府迫於壓力，下令慰留蔡元培，罷免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電令中國代表團從緩在巴黎和約上簽字。6月15日，蔡元培發表《不肯再任北大校長的宣言》，提出：一、我絕對不能再作那政府任命的校長；二、我絕對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學校長；三、我絕對不能再到北京的學校任校長。蔡元培在痛陳教育官僚化的種種積弊後指出：「我是個痛惡官僚的人，能甘心仰這些官僚的鼻息么？我將進北京大學的時候，沒有想到這一層，所以兩年有半，天天受這個苦痛。現在苦痛受足了，好容易脫離了，難道還肯投入進去么？」他強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學的通例。得意志帝政時代，是世界著名開明專制的國度，他的大學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國，更不必說了」；「北京大學，向來受舊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自己到任後稍稍有所革新，就被守舊勢力視為「洪水猛獸」，「又不能用正當的辯論法來辯論，鬼鬼祟祟，想借著強權來干涉。於是教育部來干涉了，國務院來干涉了，甚而什麼參議院也來干涉了，世界有這種不自由的大學嗎？還要我去充這種大學的校長嗎?」他認為「北京是個臭蟲窠」，「無論何等高尚的人物，無論何等高尚的事業，一到北京，便都染了點臭蟲的氣味。我已經染了兩年有半了，好容易逃到故鄉的西湖、鑒湖，把那個臭氣味淘洗乾淨了。難道還要我再作逐臭之夫，再去嘗嘗這氣味么？」這三個「不」字，真是擲地有聲。有學者總結說，蔡元培提出了中國現代大學的三項基本原則：第一，大學應當是獨立的和自主的；第二，大學應當具有思想自由和學術自由；第三，大學學術與思想自由需要相應的自由的社會政治環境。五四運動的目標實現後，各校秩序恢復，因蔡元培拒絕回任，北京大學群龍無首。北京政府曾一度任命胡仁源繼任北大校長，但因學生反對不能到校。北京教育界及北大師生派出代表，到杭州懇請他回校。蔡元培回憶說：「各方面都要我復職。我離校時本預定決不回去，不但為校務的困難，實因校務以外，常常有許多不相干的纏繞，度一種勞而無功的生活……但是隔了幾個月，校中的糾紛，仍在非我回校，不能解決的狀態中，我不得已，乃允回校。」 （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蔡元培最終應允復職，只做北京大學師生的校長。他向全國學聯代表發出「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的忠告，並發表《告北大學生暨全國學生書》，提出學生救國，重在專研學術，不可常為救國運動而犧牲。9月20日，蔡元培重回北大視事。到校後，他在全體學生歡迎會演說，重申民主治校的理念：「德國大學學長、校長均每年一換，由教授會公舉；校長且由神學、醫學、法學、哲學四科之教授輪值；從未生過糾紛，完全是教授治校的成績。北大此後亦當組成健全的教授會，使學校決不因校長一人的去留而起恐慌」。（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蔡元培從1917年出任北京大學校長，到1927年離任，其間因出國考察等原故，實際主事五年半，後期多由蔣夢麟代理。他在十年半的任期內，因各種政治原因，曾七次提出辭職，毫無戀棧，足見他從來就不是一個教育官僚。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在蔡元培、李石曾等的推動下，成立了中華民國大學院，蔡元培出任院長，在全國推行大學院區制度，以貫徹他的「教育獨立」構想，但實行兩年後，即在國民黨內外各方的反對下歸於失敗。此後，他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直到逝世。撫今追昔，蔡公何在？當抗日戰爭的烽火燃遍中國大江南北之時，這位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的生命之火燃到了盡頭。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齎志以歿。蔡元培的道德文章和教育成就，得到中國各派政治力量的一致推重。國民黨總裁蔣介石和中共領袖毛澤東先後發來唁電。3月10日出殯，由北大學生護送靈柩，香港各學校、各商店均懸半旗誌哀，執紼者五千餘人，參加公祭的各學校學生及社團代表萬餘人。中央研究院同仁輓聯是：「道德救國，學術救國；中心藏之，何日忘之。」3月16日，國民政府發布褒揚令，特撥付5000元作為喪葬費用。24日上午，陪都重慶各界舉行公祭，蔣介石親臨主持。同日，全國各省市均舉行隆重的追悼大會。1947年5月9日，國民政府發布國葬令，為蔡元培舉行國葬。蔡元培逝世後，陳獨秀髮表追悼文章說：「五四運動，是中國現代社會發展之必然的產物，無論是功是罪，都不應該專歸到那幾個人；可是蔡先生、適之和我，乃是當時在思想言論上負主要責任的人」。他評價蔡元培的人品氣度說：其一，他一生追求進步革新的人格魅力；其二，他博大的胸襟，容納百川，不拒細流。（陳獨秀：《蔡孑民先生逝世後感言》）這些話並非溢美之詞，從微觀的角度觀察，五四運動是愛國學生髮動的一場學潮，而五四精神的代表人物陳獨秀、胡適、蔡元培以及李大釗、魯迅等，則並非這場學潮的實際發起者，對學潮的態度也各不相同。這三位新文化巨人中，陳獨秀創辦《新青年》，胡適提倡白話文，而蔡元培執掌北大，為新文化運動提供了舞台和人才。這一代1 9-20世紀之交中西文化對撞背景下產生的精英，是無法複製的。五四紀念年年有，今年正值九十周年。新文化運動已離我們遠去，尊孔讀經又回來了，學術大師只見背影，諾貝爾獎紀錄為零，教育的官僚化、功利化積重難返。當人們高標科學發展觀，並重新認識民主這個「好東西」時，反思中國的教育，不禁會發出這樣的感慨：像蔡元培那樣的真正教育家——還會有嗎？2009年3月25日 風雨讀書樓《炎黃春秋》2009年第5期來源：炎黃春秋來源日期：2009-5-6 本站發布時間：2009-5-7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48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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