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友好交往的第一人——蒲安臣

張永東 　　中國和美國是世界上兩個最重要的國家。中國是世界上的最老的文明古國，而美國的歷史從建立到現在也不過只有二百來多年。一千年前中國曾經是世界文明和富裕國家的標誌，一千前後美國又成了世界文明和富有的標誌。一千年前的世界還沒有發現美洲大陸，二百年前當美國國家才剛剛建立時，中國這個「天朝大國」還根本看不起這個剛被發現的「新大陸」的國家，有誰知道只過了二百多年的時候，美國已成世界最文明和富裕的國家，一千年前的中國的那種文明和富裕現在卻被美國取而代之。 　　對於中美兩國的關係，一千年前由於美國還是一個未曾被人發現的「大陸」，自然也就不存什麼中美兩國關係可言，因此中美關係可談的歷史也不過只有二百多年的歷史，在這二百年里中美歷史之中，中美之間也曾有過一段較好的時期，清朝後期中美就正式建立了外交關係。第一次「鴉片戰爭」不久西方在與中國打交道深感相互沒有官方的外交代表的不利和不方便。一八五四年二月十三日，英國外交大臣克勒拉得恩，在寫給包令的信中提出：「爭取英國國王得有一位代表長久而光明正大地駐節在北京朝廷。」（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一卷，第七六九頁　。）英國公使包令，會同法國公使布爾布隆，美國公使麥蓮於一八五四年，與清政府官員進行修約交涉，在包令向長蘆監政崇綸等所遞「清折十八條」中，第一條提出「英國欽派大臣，駐紮京師。」（《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第九卷第三四三頁。）結果被咸豐帝拒絕。本來公使駐京這是一個國家與另一國家交流的駐他國代表機構，他有利於雙方的相互交流，也是一個國家開放的標誌。但是「公使駐京」問題在中國卻碰到了許多阻礙，這種阻礙首先來自清廷內部，清廷內部擔心外國公使駐京會打破傳統的中國民眾的習慣，特別外國公使駐京，把許多外國的生活，經濟以及思想方式帶給中國，這都會給當時保守的清政府的統治帶來危機，自然保守的清政府不願意「公使駐京」。 　　後來因爆發第二次鴉片戰爭，一八五八年六月二十八日中英訂立《天津條約》，該條約第二款寫道：「大清皇帝，大英君主意存睦好不絕，約定照各大邦和好常規，亦可任意交派秉權大員，分詣大清，大英兩國京師。」第三款規定：「大英欽差各等大員及各眷屬右要京師，或長期居住，或能隨時往來，總候奉本國諭旨遵行。」中國這才被迫同意上述條款，同意「公使駐京」。 　　《北京條約》簽訂後，幾個西方國家的公使開始陸續來到北京。咸豐十一年二月二十五日（一八六一年三月二十五日），首先來的是法國公使布爾布隆，他最先到達北京。第二天，英國公使普魯斯也在北京建立了公使館。六月初一日（七月八日）俄國公使巴留捷克到北京。同治元年六月二十四日（一八六二年七月二十日），美國公使蒲安臣到達北京。法，英，俄，美四國公使，是第一批駐京的外國使臣。而第五位到京的德國公使卻費了很大的周折。德國公使是外交官林波伯爵，一八六一年，他擔任普魯士東亞使團首領，與清朝駐天津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談判，雙方簽訂第一個通商條約《通商章程普後條約及海關稅則》。（王鐵崖：《中外舊約章彙編》第一輯，第一七一頁。）清政府承認普魯士和其它國家在平等的基礎上，允許與商業上的權利和治外法權，即包括一八五八年《天津條約》的一切條款。但是，清政府拒絕普魯士和其它國家公使駐在北京。「提議在將這項權利推延十年」，後來「這個延遲的期限終於縮短為五年。」不過，德國第一任駐華大使李福斯經過周折仍然在一八六二年八月十五日到達上海，而在一八六三年至一八七五年間，開始充任德國與中國的參事和公使。 隨著外國公使駐京，清政府也開始設立專門的外事機構，本來清政府的對外事務，在中央機關分別由禮部和理藩院管理。咸豐十年十二月初一（一八六一年一月十一日），恭親王奕訢，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奏請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查各國事件，向由外事督撫奏報，匯總于軍機處。近年來各路軍報絡繹，外國事務，頭緒論紛繁。駐京之後，若不悉心經理，專一其事，必致辦理延緩，未能悉協機宜。請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發王大臣領之。」（《第二次鴉片戰爭》（五）第三四一至三四二頁。）咸豐帝於十二月初十日（一月二十日）以布諭旨批准：「京師設立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著即派恭親王奕訢，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管理，並著禮部頒給欽命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關防。」（《籌辦夷務始末》第七二卷，第二六九二頁。）咸豐諭旨中增加了「通商」兩個字，顯然是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職責限定在通商的範圍，後因奕訢再次上奏說明，才准奏節去「通商」二字。 　　外國公使駐京後，封閉了幾千的中國人第一次見到「高鼻子大眼睛」的外國人，和「金頭髮藍眼睛」的公使家屬，自然引起中國一些官員的驚慌，一些人還把外國公使當做「妖魔」，這些外國走到那裡，那裡就圍了一群好奇的觀眾，雖然也有理智的人對這些外國投以好奇的眼光，但大多數中國人還是抱以仇視的眼光。這些就迫使一些外國不得不向清政府提出保護的要求。據英國公使參贊威妥瑪說：「該國人出行街市，輒遇間雜人等圍繞指辱。」他向清政府要求：「於該館設立官人馬匹，以便隨同出入，彈壓閑雜人等，其經費由該國自籌」。於是，奕訢向皇帝所告：「隨即札令順天府轉飭大，宛兩縣，挑選役四名，馬四匹，由臣等交英國使館寓，作為聽差用。」「此項人役，諭令於該國人出行時，跟從照料，如有不應到之處，即令其告知該國之人，不可前往，免致別生事端，並嚴飭隨時小心，勿稍疏忽。其馬乾口分，若令該國自給，殊不足示大方，已飭承辦之大（興），宛（平）兩縣，令核實給發，勿任浮冒。」（《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第七六卷，第二八一二至二八一三頁　。） 　　由於最初到京的外國「公使」，清政府基本採取了一種友善的態度，這樣也就使外國公使在中國開始立足，而到了同治年間，由於中西關係的大為改善，外國駐京的公使也開始大量增加，除了原來已來的五國公使外，又增加了比利時、西班牙、義大利、葡萄牙、奧地利、日本、荷蘭等國的公使，北京的東交民巷也就開始成了中國著名的外國使館區，從而也就大大地促進了中國與西方各國的交流。特別由於美國公使蒲安臣不僅第一位駐華的公使，同時也是一位有才華，有見識的外交家，這樣他也成了以後幫助中國第一位認識世界外國人。 　　辛酉政變後，中國過去的那種完全敵視西方的政策也開始有所緩和，清政府的對外政策也開始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在政治上由中外對立到「中外同心」；在經濟上由盲目排外到熱心洋務；在軍事上由拒絕洋兵到「借師助剿」。中外關係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轉折。這些政策的轉變，都與當時的兩宮太后和議政王奕訢這些最高決策者分不開，他們開始認識在中國長期實行閉關鎖國的鴕烏政策，對中國長遠發展不利的，開始主張對西方各國採取「合作政策」，並且還確定清政府新的「撫夷」的對外總方針。 　　清政府這一政策的最早是由恭親王奕訢等人提出，咸豐十年十一月初三日（一八六一年一月十三日），恭親王奕訢，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聯名上奏《統計全局折》，提出了「外敦信睦，而隱示羈縻」的對外政策基本點。在奏摺里，他們認為應該改變中國歷代的「御夷之策」為「信義籠絡」。他們奏道：「論者引歷代夷患為前車之鑒，專意用剿，自古御夷之策，固未有外於此者。」然而，他們「揆時度勢」，認為清政府面臨著歷史性的抉擇，「至夷兵入城，戰守一無足恃，則剿亦害，撫亦害。就兩者輕重論之，不得不權宜辦理，以救目前之急。」他們認為：「撫」的可能性是存在的，選擇這種政策的條件已經成熟。「自換約以來，該夷退出天津，紛紛南駛，而所謂尚執條約為。是該夷並不利我土地人民，猶可以信義籠絡，馴服其性，自圖振興，似與前代之事稍異。」這裡非常明確表示，在新形勢之下所提出的新政策是與前代的「御夷之策」不同的。恭親王奕訢等人還引用歷典故，進一步闡發應該與外夷「和好」的必要性。「臣等綜計天下大局，是今日之御夷，譬如蜀之待吳。蜀與吳，仇敵也，而諸葛亮秉政，仍遣使通好，約共討魏。彼其心豈一日而忘吞吳哉？」他們借喻了中國歷史上三國時期，蜀國丞相諸葛亮聯合孫權，抵抗曹操的故事，來論證清政府應該與外國人結成「同盟」。同時，他們又深入地論述「和夷」，並非忘記國家，沒有憤恨，是不得不採取的權宜之計。「此次夷情猖獗，凡有血氣者，無不同聲憤恨。臣等粗知義理，豈忘國家之計。惟捻熾於北，發熾於南，餉竭兵疲，夷人乘我虛弱而為其所制。如不勝其忿而與之為仇，則有旦夕之變；若忘其為害而全不設血，則貽子孫之憂。古人有言：」以和好為權宜，戰守為實事。『洵不易之論也。「在此理論下，他們提出了當前對外政策的總方計，即」外敦信睦，而隱示羈縻「。」臣等就今日之勢論之，發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國壤地相接，有蠶食上國之志，肘腋之憂也；英國志在通商，暴虐無人理，不為限制則無以自立，肢體之患也。故滅發捻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若就目前之計，按照條約，　不使稍有侵越，外敦信睦，而隱示羈縻。數年間，即系偶有要求，尚不遂為大害。「（《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第七一卷，第二六七四至二六七五頁。）於是，他們系統地提出了六條章程，請議遵行。奕訢提出的對外信睦的政策，得到當時朝廷許多大臣的喝彩和響應。咸豐十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一八六一年一月五日）曾國藩在復奏朝廷，是否採納俄國公使伊格納夫的「借師助剿」的問題時，認為應該抓住這個難得的機會，與西方國家搞好關係。「如能將此兩事妥為經畫，無論目前資夷力以助剿濟遠，得紓一時之憂，將來師夷智以造炮製船，尤可期永遠之利。」（《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第七一卷，第二六六九頁。）曾國藩將對外實行「羈縻」之策分為目前和將來兩個階段，也就是「借師助剿」與「借法自強」，高度地概括了同治朝「洋務運動」的全部內容。後來，曾國藩在寫給李鴻章的信里說：「承示馭夷之法，以羈縻為上，誠為至理名言。」接著，他解釋了自己為什麼「贊同」對外實行「羈縻為上」的政策。他說：「自宋以來君子好痛詆和局，而較言戰爭，至今請議未改此態。有識者雖知戰不可恃，然不敢壹意主和，蓋恐群情懈弛，無復隱圖自強之志，鄙人今歲所以大蒙譏詬，而在已亦悔憾者此也。」。（《曾文正公全集》書札，第三三卷。）曾國藩的觀點代表了當時中國國內的一些主張與西方緩和的朝廷的觀點。 　　後來西方各國「公使駐京」，除了給當時的中國帶來一些新的東西，也給當時的中國帶來新的思想，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美國政府和他的公使提出的對華「合作政策」，他與當時中國政府的政策相吻合。一八六二年美國國務卿西華德提出對華「合作政策」，二月，西華德指示美國駐華公使蒲安臣：「在中國，對於一切重大問題要協商合作；在維持護我們的條約權利所必需的範圍內保衛條約口岸；在純粹的行政方面，並在世界性的基礎之上，支持在外國人管理下的那個海關；贊助中國政府在維持秩序方面的努力；在條約口岸內，既不要求，也不佔用租界，不用任何方干涉中國政府對於它自己的人民的管轄，也不威脅中華帝國的領土完整。」（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二卷，第四七０頁。）蒲安臣到了中國開始把美國對華的「合作政策」做為其外交的基礎，後來這個政策也開始影響到其它一些西方國家。 　　蒲安臣提出與中國的「合作政策」也得到了英國的支持和其它一些西方國家的支持。由於英國當時的對華貿易總值佔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優勢。為了維持與中國當時已經取得貿易成果，英國當然支持美國提出的「合作政策」。對於這個問題英國人伯爾考維茨著的《中國與英國外交部》一書中也是這是這樣解釋：「英國所採取的這種態度，並不是象後來商界的宣傳家所說的，是柯萊倫頓勛爵在受了蒲安臣催眠術般的蠱惑後忽然離經叛道的結果，這是一八六二年就已經決定了的政策。」因而，英國駐華公使普魯斯對美國倡議的「合作政策」表示最熱烈支持。俄國政府由於在這之前一直是在中國取得實利的唯一強國，在這之前他曾從中國邊疆強佔了一百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俄國需要有一段時間鞏固他的利益，俄國駐華公使巴留捷克向蒲安臣表示：「俄國不曾希圖（不再？）威脅中國的領土完整」，並且他「若是能把西方文明象接枝在東方文明之上的政策中與他人合作，那末就覺得太愉快了。」（馬士：《中華帝國外交關係史》第二卷，第一二五頁。）法國駐華使館雖然正在因「貴州教案」一事與總理衙門交涉，法國使館由一位代辦負責，要求中方賠償，一直沒有結果而苦惱。但是新任駐華公使伯爾德密在一八六三年到任。「他是一位度量寬宏，又有經驗的政治家。他立刻看到拋卻一切猜忌並在一個重要的關於中國問題上採取合作政策的利益。」（馬士：《中華帝國外交關係史》　第二卷，第一二五頁。）一八六三年四月十八日蒲安臣向國務卿西華德報告說：「在我與中國當局的談話中，沒有一次不對他們提出這個不割讓主義。……我也將這個主義向英、俄……公使提出。」（《美國外父檔案》一八六三年，第二卷　第八五一頁。）他立即表示願意與美國的對華「合作政策」合作。在這種合作政策下，中西關係第一次出現一個合作和緩和的跡象。 　　為了幫助與西方剛剛開始合作的清政府了解西方。同治三年七月（一八六×年八月），蒲安臣把傳教士丁韙良翻譯的韋登所著《萬國律例》，送給清朝總理衙門「參酌援引」，中國這樣長期封建與專制國家裡，還根本不知道如何用法律管理國家，《萬國律例》第一次使中國看到西方國家如何用法律管理國家。總理衙門得到此書後，對此書非常重視，奕訢等人認為「其中亦間有可采之處」，奏請刊刻丁韙良所譯的《萬國律例》，七月二十九日（八月三十日）得到兩宮皇太后的批准。同治三年（一八六×年）孟冬月，京師同文館正式出版木刻木《萬國公法》一書，《萬國公法》凡例之四稱：「是書之譯漢文也，本系美國丁韙良視其理足義備，恩於中外不無　益，因與江寧何師孟，通州李大文，大興張煒，定海曹景榮略譯數卷，呈總理訓國事務衙門批閱，蒙王大臣派員校正底稿，出資付梓。」（張靜廬：《中國近代出版史料初編》書影，第一頁。）這也是中國政府第一次看到的西方國家如何以法律管理國家的書。 　　為了幫助當時的中國建立西方的遵法的國家，一八六五年十一月，海關總稅務司赫德送給總理衙門一份意見書，該意見書稱為《局外旁觀論》（《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第四十卷，第十三至二十二頁　。）赫德在這篇文章里提出清政府應該遵守條約，按照「章程」；辦理一切對個事務。他說：「現在某事當行，某事不當行，已有條約可憑，一經違約，即有問故之患。」他還寫道：「民間立有合同，即國中立有條約，民間如違背合同，可以告官准理。國中違背條約，在萬國公法，准至用兵，敗者必認舊約，賠補兵費，約外加保方止。」他還寫道：「若違章，有動兵之舉，國亂之災。違約者，或因不肯照約，或因不能照約。若不肯，必有出而勉強者，若因不能，必有起而代行者。」「是以或有應辦，或有請辦，不致後為人所勉強者。」雖然赫德的用意在於強迫清政府遵守條約，但赫德的一些原則仍然是法制國家的基礎。由於中國是一個「皇權」大於一切的國家，自然根本不會條約和法律當會事。在文章後面赫德還具體為中國提出一些中國應該早辦的事情，如「水陸舟車，工織器具，寄信電機，銀錢式樣，軍火兵法」等項，他提出中國應該修鐵路、辦工廠、辦電報、設銀行、承航運等，這無疑是向中國政府最早提出興辦洋務的建議，應該說這些建議對中國後來的發展是有益的。 　　第二年，即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年），英國駐華公使阿禮國，支使使館參贊威妥瑪寫了一篇《新議略論》（《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第四十卷，第二十三至第三十二頁。）送給是總理衙門。在這篇文章，他同樣提出清政府應該遵守條約的問題。他說：「各國在華，都有要務不能棄置，系中華立約，許為相保。如果肯保，深惜力有不及，所言訓中外互結一也。」他還寫道：如果不照條約行事，難免外國「干預」。各國「見必受險，難免干預保全。一國干預，諸國從之，試問將來中華天下，仍能一統自主，抑或不免分屬諸邦，此不待言而可知。」而「各國大局，系中國一日不能保全，各國一日難免代為承保；而使各國代承其責，實（難）免外國代為作主，此中國失權危險之處。」他還給當時的清政府提出兩條道路：「嗣後中國不久必須擇定兩節之一，或自招外國協同去弊興利，可以永保主權，或以仍舊懷疑杜絕，外國亦以疑心相對。」 　　威妥瑪提出清政府應答應在中國興辦「洋務」等新式事業。「各省開設鐵路，飛線（電報），以及五金煤炭各廠開採，水陸各軍安設操法，中華用項不足，約請借貨，醫學各等項設館教習，以上各等新法，中國如欲定意試行，各國聞之，無不欣悅。」他還寫道：「各國代謀諸事，不惟於中國無損，反於中國有益。雖謂於外國有益，實地中國更大益。何則？中國果能聽議各國人民進華，固能取益，而中國一取其策，定能保其富平。富平一保，自主之權亦能永保不移。」這樣「內地從此容易治平，外國民人來往通商，常行居住，易得保全，各國亦可無慮。其最為欣悅者也。」。 　　赫德，威妥瑪等人的本意想使中國開放，使中國富強起來。而且這些建議在當時的中國也起了一定的作用。總理衙門成立以後，開始向外國派置使臣。清朝政府最初派出的使節是觀光性的，一八六六年春，赫德請假回國，約期半年，行前向奕訢建議，可酌派同文館一，二人隨往英國，「一覽該國風土人情」，奕訢認為若隨往「遊歷一番，亦可增廣見聞」，於是派前任山西襄陵縣斌椿，率領同文館學生數人，隨筆赫德前往，並遊歷了英國倫敦、伯明翰、丹麥的哥本哈根，俄國的聖彼得堡，德國的柏林，比利時的布魯塞爾，法國的巴黎等地。清政府還正式派往有約各國呈遞國書和簽約的使臣，最早的要算以曾任美國駐華公使蒲安臣為首的使團。這個使團於一八六八年二月由上海啟程，前往美，歐各國，於一八六八年到達美國，九月到達英國，一八六九年一月到達法國，九月以後繼續前往瑞典、丹麥、荷蘭、普魯士，還到達過俄國，途中蒲安臣病死，使團繼續到達比利時、義大利、西班牙等國，這是中國最早的外交活動。 　　特別美國公使蒲安臣，由於美國政府是中西「合作政策」的提出者，這樣當時的清政府對蒲安臣也就具有特別好感和信任。在蒲安臣御任回國的時候，清政府破例地讓這位美國人擔任「一統辦理各國中外交涉事務大臣」，為什麼要把這個職務交給蒲安臣。恭親王奕訢在《派美國蒲安臣權充辦理中外事務使臣的奏摺》寫道：「近來中國之虛實，外國無不洞悉，外國之情偽，中國一概茫然，其中隔閡之由，總因彼有使來，我無使往。」「臣等因譴使出洋，正苦無人，今蒲安臣意欲立名，毅然以此自任，其情洵非虛妄，臣等遂以送行為名，連日往其館中，疊次晤談，語極慷慨。」「臣等公同商酌，用中國人為使，誠不免於為難，用外國人為使，則概不為難。」「如蒙俞允，諸旨欽派蒲安臣權充辦理中外交涉事務使臣。」奕訢奏報說：「美國使臣蒲安臣於咸豐十一年來京，其人處事和平，能知中外大體。從前英人李泰國所為，種種不合，蒲安臣曾經協助中國，悉力屏逐。造後迴轉西洋一次，遇有中國不便之事，極肯排難解紛。此時復欲言歸，臣等因其未辭，款留優待，蒲安臣心甚感說，自言嗣後遇有與各國不平之事，伊必十分出力，即如中國派伊為使相同。臣等因遣使出洋，正苦無人，今蒲安臣箴欲立名，毅然以此自任，其情詢非虛妄。臣等遂以送行為名，連日往其館中，疊次會晤，語極慷慨。……臣等公同商酌，用中國人為使，誠不免為難，用外國人為使，則概不為難。現值停約屆期，但與堅明要約，派令試辦一年……。臣等於二十三日復向蒲安臣諄切要約，伊已慨然允諾。」（《同治朝始末》，第五一卷，第二七—二八頁。）清廷批准了恭親王奕訢的奏摺：「使臣蒲安臣處事和平，洞悉中外大體，著即派往有約各國，充辦各國中外交涉事務大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第五一卷，第二六至二七頁。）後來清廷又選派一個英國駐華使館的官員和擔任過中國海關官員的法國人充當蒲安臣的副手，清政府派記名海關道志剛，禮部郎中孫家谷，會同蒲安臣辦理中外交涉事務。這也是中國政府第一次派團出使外國。由於當初中國還沒有懂外交的官員，聘一些熟悉外交並與中國友好的外國人來行使此責，也是一種迫不得已的辦法。 　　一八六七年十一月下旬，擔任駐華公使已達六年之久的蒲安臣辭職回國。此前他在總理衙門舉辦的餞行宴會上向奕訢等表示。「嗣後遇有與各國不平之事，伊必十分出力，即如中國派伊為使相同。」。丁韙良根據其所作翻譯記錄敘述說；蒲安臣「赴總理衙門……，辭行，恭親王邀我充任翻譯。……蒲安臣聲明，願意就列強誤解中國的問題為中國說話。恭親王說：」這方面的工作是需要的。你是否要經過歐洲呢？『蒲安臣作肯定答覆後。恭親王請其向巴黎和倫敦兩政府，尤其是倫敦政府，代中國說項』。這樣……擴大這一提議的性質說：「總之，你就是我們的公使。『恭親王接著說：」如果一個公使為兩個國家服務是可能的話，我們很願意派你充任我們的使節。』……在當時，沒有更進一步提到這個問題……，就分手了。但蒲安臣……立刻去找赫德。他發現赫德……準備促成這事情的實現。「（丁韙良：《中國春秋》，第三七四—三七五頁）對此，赫德的自述說：」我自從一八六一年到達北京以後，即曾向總理衙門力陳走向西方人所理解的『進步』一詞的方向，並且我所談論的，幾乎沒有任何一點能再比在每個條約國家的王廷建立常駐使節的需要，更為強調，更為頻繁的了。……第一步，我於一八六六年勸請總理衙門派遣斌老爺同我一起前往歐洲。事實上向海外派遣代表的問題，竟成為我每次前往總理衙門時一定要談論到的事情了。……幾天以後，（在總理衙門的宴會中）柏卓安告訢我，總理衙門已經在考慮派蒲安臣為前往各條約國家的代表，並問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我當即說這種想法應當予以支持，第二天，我前往總理衙門極力表示贊同。「（《北華捷報》，一八六九年十一月九日載；赫德：《中國事務紀略》） 　　於是清政府決定蒲安巨作為清政府「辦理各國中外交涉事務大臣」：「著即派往有約各國」。（同治朝始末，第五一卷，第二九頁。）清政府擔心「英法二國置之不論，誠恐伊等不無疑慮」，（《同治朝始末，第五一卷，第二九頁。）決定加派英使館翻譯柏卓安為「左協理」，海關稅務司法籍職員德善為「右協理」。奕訢等奏請，著賞記名海關道志剛和禮部郎中孫家谷「二品頂戴」，偕同出使。二人同蒲安臣一樣，同為欽命「辦理各國中外交涉事務大臣」（同治朝始末，第五一卷，第二九頁。）並且還定了一些任職規定： 　　一、「此次出使官員，既奉特旨，應按中國定例，與貴大臣……皆一體平行……」 　　二、「無論何項大小事件，務望貴大臣逐細告知」中國派員「牌該員一切瞭然，以便寄知總理衙門勢走」。 　　三、因禮節尚未議定。中國大臣暫不與各國執政相見，偶遇時亦「彼此概免行禮」。四、中國官員應受所到各國優待，照英國條約所定辦法處理。 　　五、「遇有彼此有益無損事宜，可准者，即由貴大臣與欽命之員酌奪妥當，咨商中國總理衙門辦理。設有重大事情，亦須貴大臣與欽命之員，開具情節，咨明中國總理衙門候議，再定準否」。 　　六、發給的關防只供內部文書函信蓋用，對外以「總理衙門關防為定」。 　　七、中國大臣止系試辦，並非常駐使節，使期暫定一年。 　　八、隨行人員應一體保護。 　　使團一行三十人，於一八六八年二月二五日由上海出發，四月初抵舊金山。五月中，加利福尼亞州州長在招待這個使團的宴會上祝賀蒲安臣是「最年輕的一個政府的兒子和最古老的一個政府的代表」。蒲安臣在宴會演說中稱，他的出使意味著中國已經進入和平與進步的途徑上。「希望這個偉大民族向西方文明的光輝旗幟伸出它的雙手的日子，不久就來臨」，「這樣的日子已經來到了」。（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二卷，第二一二—二一三頁。） 　　使團六月二日繞過巴拿馬，到達華盛頓，三日拜訪西華德，六日在白宮得到美國大總統約翰遜的歡欣謁見。十日參加總統國宴。六月二八日蒲安臣在紐約州在紐約市為使團舉辦的宴會上又一次發表演說，他以半殖民地中國代言人的資格說：「中國……睜開它的眼睛了。……它告訢你們，它願意和你們通商，向你們購買貨物，賣東西給你們—…？。它歡迎你們的商人，歡迎你們的傳教士。它告訢你們的傳教士，讓他們把光亮的十字架，插到每一個中國的山巔和奚谷『……哪些白銀——過去幾百年間流入中國的白銀……將再出現在人們的眼前。」（威廉士；《蒲安臣充任中國使臣記》，第一三八至一三九頁。）此外，他對「合作政策」做了進一步說明：「我之被任命充任這使團的首席，……也許主要的是由於我與合作政策的建立有關係……，我們這一次的出使，就是為著支持這個政策……。我希望中國的自主，應該維持。我希望它的獨立，應該保全。我希望，它能獲得平等，這樣它就能以平等的特權給予一切國家。……若你們用強力去壓迫那個偉大的民族……，你們可以看到，任何想實行這種暴虐政策的企圖，不僅會影響中國，而且會使你們彼此捲入浴血的戰爭。」（威廉士；《蒲安臣充任中國使臣記》，第一三七頁。） 　　在華盛頓，七月二八日簽訂了《中美天津條約附約》八條，史稱「蒲安臣條約」。到美國後蒲安臣代表當時的中國政府與美國國務卿西華德簽訂一個《中美續增條約》，這個條約共八條，其主要是：「大清國與大美國切念民人前往各國，或願常往入籍，或隨時來往，總聽其知便，不得禁阻，為是現在兩國人民互相來往，或遊歷，或貿易，或久居，得以自由，方有利益。」（王鐵崖：《中外舊約章彙編》第一冊，第二六二頁。）從這個主要內容來看，強調兩國民眾自由交往，這也中美兩國開始推行相互「合作政策」的產物，正是在這個條約和「合作政策」，中美兩國的交往開始增長，雖然從短時間似乎對中國經濟並不能產生多大作用，但是從長期來看，對中國還是有益，因為他促進了中國的對外開放。八月二一日，蒲安臣在波士頓的演講中，首先大談這個條約，保全中國領土及主權的不割讓主義；強調美國對這一政策的領導地位。他說：「這個條約，宣布中國領水的中立化，反對治外法權主義的要求，……由於在華的外人及其財產，受各該外國的法權管轄，他們就認為彼此有在中國領水內互相攻擊的權利。這一個條約，阻礙了這一切無理的要求，它也勾消了所謂割讓主義。……那些居住在條約口岸的各國人民，認為他們的法權，不僅可以管轄他們自己的人民，管轄他們自己人民的生命和財產，並且可以管轄中國和其它外國的人民。……現在這個條約，將這一切有關土地割讓的要求，都一筆勾消了。」（威廉士；《蒲安臣充任中國使臣記》，第一四八至一五０頁）其次，蒲安臣在演說中說：「這個條約，承認中國是一個平等的國家，……，中國人現在可以與英國人、法國人、俄國人、普魯士人以及一切國家的人，並肩而立了。……我很高興，美國有勇氣實行它的偉大平等原則。」 　　在條約的第八款中規定說：「至於中國之內治，美國聲明並無干預之權，及催問之意。即如通線（指電報等）、鐵路各等機法，於何時，照何法，因何情，欲行製造，總由中國皇帝自主，酌度辦理，此意預已言明。將來中國自欲製造各項機法，向美國以及泰西各國藉助襄理，美國自願指准精練工師前往，並願勸別國一體相助。」（總稅務司編：《中外條約》第一卷，第五二八至五二九頁。）這一條蒲安臣在波士頓的演說：「外國人在中國，慣於教訓中國人，說他們何時應建築鐵路，何時應安設電線；而且，事實是他們企圖管理中國的一切事務。這一個條約，宣布這一切要求，概歸無效。這條約特別指出，中國人慾於何時進行改革，完全由他們自己來決定……。我很驕傲，這個國家（指美國）訂立了這樣的一個條約，這條約的每一字句，都是為著中國的利益……。」（威廉士；《蒲安臣與中國第一次遣使外國》第一五０至一五一頁。） 　　蒲安巨使團於同年九月十九日離開美國到達倫敦。在溫莎得到維多利亞女王的接見，十二月四日，英國內閣改組，自由黨獲勝，葛萊斯東任首相，克拉蘭敦取代司丹立出任外交大臣。二六日首次接見蒲安臣。並進行會談，蒲安臣繼續以「中國欽差」身份，就他提出的合作政策問題，與英政府交換意見。他提出應「消除西方列強可能具有的一種印象，以為中國政府已從事一種倒退的政策；指責西方列強輕率地和不友好地企圖採取一種將使一切進步成為不可能的政策，因為這種政策的威脅口氣和強暴態度打擊了『中國人民的情感——或即使算是偏見」。（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二卷　，第二一五至二一六頁。）兩天以後，即十二月二八日，克拉蘭敦給蒲安臣一個照會，以西華德和蒲安臣的同樣手法還擊他們，表明這個修約緩進政策的領導權應屬英國，因為它出自英國的主動，照會說：「任何急速的步驟，將新的制度及新的觀念，介紹給中國人民，……不僅會發生混亂，甚至可能引起革命。……我們絕無意願用不友好的壓力施於中國，使中國改進對外國的關係，過於急促，以致危及他們的安全，或者忽視了他們臣民的感慨」克拉蘭敦在照會中表示：「第一，不實施與中國的獨立和安全相矛盾的一種不友好的壓迫；第二，英王陛下政府寧願同中國的×央政府直接接觸，不願同各地方官吏交涉；」條件是，中國應忠實地遵守各種條約義務，並且保留使用武力「以便保護生命財產受到迫切的危害」。（見《中英外交關係通信彙編》一八六九年，第一、四兩頁）對於這樣一個以保護者自居，充滿威脅口吻，並以使用武力為保留條件的照會，蒲安臣卻於三天后，即一八六九年一月一日，以中國「使臣」的名義複信，表示完全同。 　　一八六九年一月二日，蒲安臣一行到達巴黎。法國對蒲安臣的「不割讓主義」是不歡迎的。但當時法英結盟，歐洲各國都遵從英國的遠東政策。既然英女王招見使團，其外交大臣又致函採納修約緩進政策，於是法國外交部長拉發特通過駐法英使於雙月五日向英政府表示：「法皇政府對於這一事件（指克拉蘭敦致蒲安臣函）及其它事件，與英皇陛下政府所采處的立場，是一致的。」一月二十一日，拿破崙第三也接見了蒲安臣。蒲安臣在巴黎呆了六個多月，雖曾受到很好的接待，「宮廷里不斷傳來使團聯歡的反響」（《高第：《中國對外關係史》第一卷，第三００頁）；所以他沒有取得象在華盛頓那樣的條約，或者象在英國那樣的自製性的照會，就離開了法國。 　　使團於一八六九年九月二一日前往瑞典，十月七日離開斯得哥爾摩，十月三０日離開丹麥，十一月十八日離開荷蘭，一八七０年一月前往柏林。在柏林「受到一種親切的招待，並且『同普魯土完成了談判；卑斯麥發表了對中國有利的強調聲明』」。（與英國類似的聲明）。而實際上北日耳曼聯邦已經採納了克拉蘭敦聲明中的那些規定產這是由於普魯士和北日耳曼聯邦也是後起的資本主義國家，在中國問題上尾隨美國；而美國政府的觀點已於一八六九年八月對日經由官方正式通知北日耳曼聯邦議會議長產因此蒲安臣在柏林比較順利。 　　團於一八七０年二月一日由普魯士前往俄國。十六日在聖彼得堡覲見沙皇。當時的國際關係是：英俄爭霸世界，美國後起與英矛盾也較多，美俄矛盾較少，關係比較融和。因此俄皇在接見蒲安臣時說。「我希望，你來到這裡的談判，……將增進我們的商務關係。我同時很高興，中國的利益，由一個對我們特別同情的友好國家之公民所代表。」（威廉士：《蒲安臣與中國第一次造使出國》，第二五０頁。）但是蒲安臣的心情是惆悵的。他干一八七０年二月十七日，因不支俄冬嚴寒而患肺炎，中醫診斷為：肝鬱兼受外邪，宜清解和肝。但其妻延西醫治療，結果病勢日加。病中每日看報，以俄事為優：因為，俄國「與中國毗連陸地萬數千里，而又各處情形辦法非一。既恐辦法稍差，失顏於中國；措語來當，又將貽笑於俄人。乃日夜焦思，致病勢有加無已，於二十四日（二月二三日）身故、」（志剛，《初使泰西記》，第九０—頁。）按志剛的看法是：「查蒲使為人明白豪爽，辦事公平，而心志未免過高，不肯俯而就人。一遇阻礙，即抑鬱愁悶而不可解；兼有水陸賓士，不無勞瘁。受病已深，遂致捐軀於異國，……。」根據志剛的敘述，他在美國以外之他國，是肯為僱主賣力氣的人。志剛等當即給其妻治喪銀六千兩；清政府為酬其駐京時之「和衷商辦。」及出使期「為國家效力」，而「加思賞給一品銜，並賞銀一萬兩」。（同治朝始末，第七二卷，第八—一０頁，一八七０年五月十日，奕訢等奏摺。）蒲安臣雖然是一個美國人，但是在中國當時外交人才極缺的情況，他代表中國政府在當時第一次促進中國與外國官方交往，對於發展中國與美國的關係做出了功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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