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個醫生，對我來說，幫助你接受死亡與拯救你免於死亡同樣重要

說到底，死亡是每個人都會到達的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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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前夕，作為醫學院的學生，我們曾談論過這樣一個話題：當病人的生命一步步走向枯竭，我們該做什麼？我們特意抽出三個小時，與臨終關懷服務的專科醫生共同探討這個話題。而這是每一個畢業生都必須經歷的。

主持討論的是一些年輕的醫生，他們看起來和藹而體貼。但是，我和我的同學們在醫學院寒窗苦讀多年，學習病史詢問技巧、鑽研心臟雜音識別、背誦著治療糖尿病、高血壓甚至癌症的種種用藥；我無法理解，怎麼會有立志於醫療事業的人願意投身到臨終關懷。在校的最後一個月，我到重症病房工作，在那裡我照料的是離了呼吸器和維持生命的機器就無法存活的重危病人。我學會了如何進行插管和使用中心導管。我們幾乎每一個人，都在成為救死扶傷的醫者，我們在幫助病人活下去。

我那時想：最失敗的治療結果無外乎死亡。

就這樣，我從醫學院畢業，開始了我的醫生生涯。

第一年，我在解剖實驗室中見過一具屍體，那是一年多時間內我見過的唯一一具屍體。直到我醫學實習的第二個月，我才又一次接觸到死亡。而這一次接觸，讓我的觀點在一夜之間發生了改變。當時，我是唯一兼顧所有病人的實習生。傳呼機一刻不停地鳴響，一有問題我就要想辦法解決。但是某天晚上，一名護士叫我，說我需要去「宣告一下556號病房死亡」。我的心沉了下去。

我不太確定宣告病人死亡需要做些什麼。當我到達556號病房，推門進去，我發現一個女人虛弱地躺在床上。這位李女士被她的家人圍繞著，老老少少都圍繞在她身邊。讓我驚訝的是，他們臉上帶著微笑、彼此聊著天，甚至有人笑出了聲。我嚅囁出一聲問候，然後走到床邊，顫抖著翻開實習手冊，找到宣告條目。

李女士的一個女兒碰了碰我的手。「那是我媽媽，她是一個很好的女人，可是她和阿爾茨海默氏症抗爭了太久了，現在是時候讓她離去了，」她說，「她只想最後離開時，能安然一些。」

其他的家庭成員也贊同地點了點頭，然後繼續談論他們有多愛李奶奶做的奶黃包，誰又能獲得李奶奶的食譜。

李女士的家人和朋友都聚集在她身邊同她告別。這一幕打動了我。

李女士很有先見之明，她告訴了自己的親友她希望如何離開這個世界，而他們都守候在她身邊，直至她離世。我從來不曾想過「何以善終」這個問題，但那一晚，當我走出556號病房，我的臉上帶著微笑，因為可以說，我剛剛見證了一次美好的死亡。

當我還是菜鳥醫生時，我再一次來到了重症監護病房。不過這次我不再是醫學生的身份，而是真正地承擔起醫生的責任了。

重症監護病房中的病人大多病入膏肓，他們需要全醫院最好的監護和干預措施。這一特殊的區域中分布著便於病患行動的護欄，這兒還有著滑動的玻璃門、晃眼的白牆、閃爍的顯示器和小夜燈。警報器時不時就會鳴響，漂白粉消毒水的氣味刺激得讓人忍不住流淚。每天早上5點，我開始巡房，為我的病患做檢查並了解留院觀察的病患情況。

某天早上，重症監護區迎來了一片混亂。幾個護士圍繞在一個新病患的床頭，幾個夜間值班的住院醫師站在角落，滿臉憂慮。我還沒來得及詢問發生了什麼，一陣響亮的藍色警報突然想起，一群醫生蜂擁而入。我凝視著房內，透過成堆的呼吸管和各種導線，我看到了一個老人。在資深住院醫師的指揮下，實習醫師躍上床邊的凳子，開始有節奏地進行胸外心臟按壓，護士們向他的靜脈中推注各種藥物，並不斷觀測心率檢測器。

我注視著眼前的景象，這是我第一次真正經歷緊急搶救。整整半個小時，我看著那些帶著口罩和手套的陌生人圍繞著失去了意識的老人，竭盡所能地在挽留他的生命。但心率檢測器最終變成一條直線，醫生們宣布了他的死亡，脫下了防護服，離開了這個屋子。

後來我才知道，救護車將老人送來時，他因為心臟代償失調而出現心力衰竭的癥狀。他的心臟無力將血液輸送到各個器官，另外還出現了肺水腫癥狀。到達醫院後，這位老人立刻進行了插管，並被送到重症監護病房。他的家人都不在這座城市，他也沒有預留文件表明他的離世意願。

這並不是這位老人第一次來醫院。過去6個月，他一共來了5次醫院。第一次住院時，他的診療記錄顯示這是一位「全力搶救（full code）」的對象，他的家人希望醫院「用盡一切辦法」確保老人活下去。儘管已多次入院，但這個問題卻再也沒有被提起，我不知道他們是否明白「用一切辦法」到底意味著什麼。

這位老人叫作阿扎羅夫先生，今年88歲，是一個鰥夫。來美國前，他在俄羅斯生活，是一位裁縫和音樂家。他在舊金山開了一家麵包店，過著簡樸的生活。在他住院期間，阿扎羅夫先生的身體機能開始逐漸退化，變得越來越虛弱。他要同腎衰竭、中風、痴呆症惡化等病症搏鬥，上一次他來醫院時，他幾乎無法自主站立。他已成年的孩子們也不再照料他，在阿扎羅夫先生去世前幾個月，他的家人將他送到了一個養老院。

我並不認識阿扎羅夫先生，但我意識到，其實他已經死去很久了。他受到的是殘酷而不人道的終了，他根本沒有機會為自己做出選擇。如果能夠做出選擇，誰會願意這樣死去？周圍有醫生在尖叫、奔走、任他們斷開你的肋骨，沒有朋友和親人，獨自一人在醫院走到生命的盡頭。我甚至懷疑，是否有人有機會同他和他的家人解釋過臨終抉擇。他們到底明不明白他很可能會死去？

我永遠不會得到答案。但是，看到阿扎羅夫先生獨自躺在醫院冰冷的床上，被白布蓋著，身體依然連著機器，那一刻，我覺得我們讓他失望了。

實習期的某天，我在急診室遇到一位瓊斯先生。他是一位植物學教授，住在舊金山郊外的一個富人社區中。瓊斯先生已經結婚了，有三個孩子。他擁有最寶貴的財富——一生之中，他的身體一直很健康。可現在他72歲了，他的生命正因為小細胞肺癌而燃盡。瓊斯先生正接受一位著名腫瘤學家的治療，那晚，他被送進急診室是因為呼吸情況的嚴重惡化使他無法走出房間。他告訴家人他很害怕，事實也確實如此。進入急診室前，我檢查了他胸片，發現肺癌之外，他的雙側胸腔有明顯積液。這並不是一個好兆頭。

當我走進急診室，我發現曾經健壯的瓊斯先生如今看起來疲憊而消瘦。我們聊了一會兒。我依照慣例問了他一些關於癥狀的問題，能夠感覺到，他是一個很不錯的人。我告訴他，由於肺癌，他的肺部有嚴重積液。他可以選擇入院，我們會通過針管將積液導出，這會讓他暫時好受一些。我還告訴他，他的癌症情況又惡化了。

和瓊斯先生的對話出人意料的輕鬆。告訴他這一消息後，我決定冒險去做一件不常涉及的事：我問他，是否了解自己的病情診斷和他的未來。瓊斯先生解釋說，他在網上查到，他可能只有幾個月的壽命了，但他的醫生希望他繼續進行化療。於是我問他，他自己的想法是什麼樣的。令我驚訝的是，他沉默了一下，然後抬起頭，眼中帶著淚水的濕潤。

「我的一生都很美好，」他說，「我擁有完美的家庭，家人們都很愛我，我希望在家陪伴他們，而不是像現在這樣，留在醫院。」他開始哽咽，抓住我的手繼續說道：「沒有人問過我我的想法。我可以回家嗎？我只想要回家。」

我驚住了。怎麼會這樣？我不禁想，我們為什麼沒能退一步，在診斷和治療方案之外、在實驗室和影像檢查的結果之外，去問一問那個最重要的問題？瓊斯先生並不想住進重症監護病房。他不希望被渾身插滿針管、連著各種導線去維持生命。他知道自己的癌症已無葯可醫，他對自己的死亡的願景跟我們每個人一樣：走得安適一些。後來在病例管理員和社工的幫助下，我成功將瓊斯先生送了回家。兩天後，我得知瓊斯先生在自己深愛的家人陪伴下，安詳地離世了。

我抽出時間與他交談，了解他的生活和他的意願。然後，我們一起為他剩餘的日子制定計劃。他離世的消息為我帶來一種滿足感。讓我感到寬慰的是，我讓他免於受苦。我又想起醫學院的那次研討會，有生以來第一次明白了，為什麼那些醫生會選擇臨終關懷作為自己的事業。

作為醫生，我們在醫學院的大部分的時間都用來了解人類的身體，去研究為什麼身體機能會出現問題，現代醫學又是如何治癒這些問題的。作為住院醫師，我們掌握了大量數據分析的方法，因而能夠準確地做出判斷，下一刻我們的病人將面臨什麼。

但是，我們幾乎從未花過一秒去了解，對病人來說疾病到底是什麼，以及，當現代醫學無能為力時，我們該如何拯救病患。我們從未學過如何心懷悲憫地宣布一個不好的消息，如何與悲傷的家屬們靜默而坐，甚至如何為病患的臨終關懷提出合適的建議。

我曾多次為在生命最後幾天接受治療的病患數字感到心灰意冷。有那麼多人在他們生命的最後時刻還連著重症監護病房的插管，急救鈴聲大作，而所愛之人不在身邊。現代醫學往往能夠提供治療和延續生命的方法，但它在延續生命的同時，也不曾考慮過生命的質量。多活5個星期值多少折磨？5天呢？5個小時呢？

今天的醫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肩負著更多的責任。我們常常緊盯著電腦屏幕，而不是陪伴在患者床邊。或許停下來告訴某個患者她的生命即將走到盡頭，要遠比給予更多的治療難得多。這樣的對話從來都不容易，永遠不會有熟能生巧這一說。即便是在最好的情況下，這些對話也顯得無比艱難，而通常情況下，病患（更多時候，是病患的家屬）會處於爭吵的狀態，否認即將發生的事實，鬧著要求換醫生。

或許我們只是不想經歷這一切。又或許，我們希望躲藏在更多的檢測和療程背後，讓我們自己更好受一些——裝作我們從沒放棄過，裝作我們從沒失敗過。

可我並不這樣認為。我堅信我們欠患者一場開誠布公的對話，去告訴他們未來會怎樣。病人和家屬需要被告知這些，才能做出符合他們價值觀的決定。

我的病患們都告訴過我，在他們眼中，什麼才是真正的「得以善終」。每個人都提醒著我，治療不僅意味著心臟檢測或氣管插管。越來越多的檢測方法和療程出現，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每一次都要用到。有時，心懷悲憫的促膝傾聽是最有效的治療。

我們知道，75%的美國人更傾向於在家中辭世，但只有20%真正實現了這一願望。我們還知道，80-90%的醫生不願意在病人生命的盡頭使用心肺復甦術或機械呼吸。醫生們更傾向於選擇放棄重症監護室中的苦痛，因為我們親眼見過，我們更清楚這意味著什麼。

而我的目標，就是去縮小醫生與病患間的認知鴻溝。我想告訴我的病患，讓他們基於公開、真誠的對話做出選擇。我不再將死亡視作醫生的失敗，而是將其視作每個人都會到達的終點——如果我能夠讓誰的餘生盡歡，那麼，我也就煉成了世上最好的藥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