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韓學者對紅山文化的研究

日韓學者對紅山文化的研究

來源：侯驛的網易博客http://blog.163.com/moudai@126/blog/static/2066403420127702155857/

紅山文化是遼寧和內蒙古地區的古文化，大約有6-8千年的歷史，是目前考古發現年代最久的文明遺迹，其考古發現對區域文明意義十分重大，也引發了一些東北亞區域民族、文化、國土疆域的紛爭問題。韓國和日本學者以及美國、以色列學者一直關注研究中國境內的紅山文化，特別是一些韓國學者認為紅山文化是韓國的文化衍生，其用意和目的何在世人皆知。

重視和研究紅山文化，是中國未來發展的戰略問題，特別是要從目前紅山文化中剝離出和釐清前紅山文化，並深入研究「前紅山文化」（遼寧阜新的查海文化等）的價值和意義，這是解決東北亞區域民族安全、文化安全和國土安全以及政治安定的前提和基礎。

以下是網路中多年來日本、韓國等過學者對紅山文化的歷史關注和研究的集萃，整理後以飧網友和研究人員的學習和研究，彙集社會力量，增強研究力度，未雨綢繆地防範未來中國發展有可能出現的問題。

資料一：紅山考古第一人鳥居龍藏。鳥居龍藏，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東京大學前身）畢業的首屆學生，主修考古學課程。1895年，鳥居龍藏受學校人類學教研室的派遣，來到遼東半島，在旅順、大連等地進行調查。

1895年8月下旬—12月下旬，鳥居龍藏調查旅順、大連和熊岳城、蓋平（今蓋州）、大石橋、海城、遼陽等遼南地區的史前遺址和漢代遺址。大連地區僅在貔子窩（今普蘭店市皮口）採集到個別的石器。1905年，日本取得日俄戰爭勝利後，再次佔領旅順、大連，鳥居龍藏再次來到大連，調查和試掘了普蘭店鍋底山遺址。

1906年至1908年，開始把考察的重點放在內蒙古草原地帶。1908年，受喀剌沁第12代親王貢桑諾爾布聘請，鳥居龍藏攜夫人鳥居君子踏上了紅山後這塊神奇的土地，擔任喀喇沁王府的教師。他利用教學之機，繼續在赤峰西拉木倫河、英金河、老哈河等地從事考古活動。他在赤峰市北郊英金河畔「紅山後」等地發現了60餘處新石器時代遺址，並見到了環繞著石頭的古墓。根據從當地農民手中收集的一批小型青銅器，並對照歷史文獻，鳥居龍藏得出紅山後的廢墟和墓葬屬於古代東胡人遺存的結論。

1909年，鳥居龍藏第三次來到遼東半島，調查和發掘旅順雙島灣、老鐵山、郭家屯，普蘭店檯子山等遺址和墓葬。

鳥居龍藏當時是以人類學的考察為主，兼及民俗學和考古學，因而當時的工作規模都很小，主要的目的在於尋找遺物，而對遺迹和層位關係則注意不足，甚至缺乏正規的記錄和實測。濱田耕作發掘的老鐵山積石冢，也缺乏墓葬的實測，僅簡略地報道了出土的陶器。

鳥居龍藏將他的三次考察成果，於1910年出版了《南滿洲調查報告》一書。鳥居龍藏作為日本第一代人類學家和考古學家，受過專門訓練。因此，他根據親身考察而寫成的這本書，從地質學、地理學、人類學、考古學幾個方面入手，對從史前到高麗時代的遺迹進行分類研究和描述，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安志敏先生認為該書是「中國考古學最初之權威著作，亦為中國考古學之基礎」。佟柱臣先生認為「這是東北地區考古學的第一本書，……東北考古學開始階段的一本比較標準的書」。濱田耕作對老鐵山積石冢的發掘和報道，是其從事考古學生涯的第一步，而他後來對日本和中國考古學的研究卻是以此為開端。

1911年鳥居龍藏將他在紅山、林西、多倫淖爾、外蒙古、張家口等地的考古調查寫成《蒙古旅行》出版，1914年，他們夫妻用法文出版了調查報告，並發表了《東蒙的原始居民》一文。東胡是先秦時期活躍在內蒙古草原東部的馬背民族，後來的烏桓、鮮卑、契丹、蒙古都是它的後裔。現在的研究者看來，鳥居龍藏對紅山後遺址所得出的有關民族歸屬的結論是錯誤的。他沒有把分布在紅山後分屬於新石器時代的紅山文化和青銅時代的夏家店上層文化區分開，而是混為一團，將遺存的年代下限推遲到戰國。此外，張冠李戴。紅山後早期的紅山文化遺址屬於原始社會，那時只有氏族部落，還沒有發展到民族的階段，況且紅山文化屬於農耕文明範疇，與東胡族的草原文化搭不上界。另外夏家店上層文化雖然與東胡處於同一時代，但是東胡族在當時活動範圍主要在蒙古高原，而當時的赤峰地區則屬於山戎的範圍，山戎也是一個以農耕文明為主的諸侯國。只是到了春秋中晚期以後，隨著山戎被齊桓公消滅，東胡才乘虛而入進入赤峰地區。

其實，根據鳥居龍藏對紅山後出土文物的對比分析，有些還的確算得上是紅山文化的典型器物，比如採用細石器加工製作的石鏃，是北方細石器文化的代表作，可惜都被鳥居龍藏混在了青銅時代的器物群里了。儘管鳥居龍藏對紅山考古的認識有一些錯誤，但是他所作的工作畢竟是開創性的，也正是由於他對紅山的考古發現，才使得紅山揚名天下，為後世紅山文化的考古大發現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基礎。為此他成為紅山考古第一人。

資料二：濱田耕作等人在東北的考古調查。

1910年8月，京都帝國大學（京都大學前身）濱田耕作、狩野直喜、內藤湖南、小川琢治、富岡謙藏等調查旅順刁家屯古墓、牧羊城和老鐵山積石冢。

1911年10月，濱田耕作再次調查旅順刁家屯古墓和牧羊城，並同立花政一郎等人，發掘老鐵山西北山脈的三處積石冢。

此外，1906年秋，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以下簡稱滿鐵）島村孝三郎、小林胖生等在旅順老鐵山發現石器，並在其附近發現漢代貝墓、磚室墓。

1912年6月，濱田耕作等在旅順發掘刁家屯五室花紋磚墓（濱田耕作：《旅順刁家屯古墓調查補遺》，《東洋學報》1921年第3期）；

1914年至1915年，滿鐵島村孝三郎等調查旅順老鐵山積石冢，並在大連濱町（今黑嘴子）發現彩繪陶。

1923年，八木奘三郎奉滿鐵調查課之命，先後到旅順南山裡、雙島灣、營城子，大連市內，金州，普蘭店，貔子窩等地調查，發現史前時代貝丘遺址和積石冢。

1925年，金州「南金書院」院長岩間德也和教員三宅俊成在金州北門外發現「元上百戶張成墓碑」，在金州亮甲店發掘蠶廠屯史前遺址，出土百餘件石器和大量陶片；在金州鳳凰山麓發掘史前時代遺址。

1925年，清野謙次調查旅順羊頭窪遺址。

資料三：日本東亞考古學會等組織在旅大開展的考古調查：

1928年，日本東亞考古學會成立，開始進行有組織的大規模的考古工作。1928年，首先發掘貔子窩遺址。貔子窩包括位於今普蘭店市皮口碧流河邊相鄰的單砣子和高麗寨兩個遺址。在京都大學濱田耕作的主持下，東京大學原田淑人、駒井和愛、田澤金吾，京都大學島田貞彥，關東廳博物館（旅順博物館前身）內藤寬、森修等參加了發掘。發現了不同於仰韶文化的彩陶、磨光石器、磨光陶器等石器時代遺物及黑砂質陶器、石器、青銅器、鐵器等金石並用時代的文化遺物，並對單砣子墓中人骨進行了考古測量和推測這一考古學文化的主人。1929年出版了《東方考古學叢刊》第一冊《貔子窩——南滿洲碧流河畔的史前時代遺址》（以下簡稱《貔子窩》）。這是首次在大連地區進行的較科學的大規模考古發掘。

1928年10月，日本東亞考古學會和關東廳博物館共同組織發掘旅順牧羊城址。京都大學濱田耕作、水野清一、島田貞彥，東京大學原田淑人、田澤金吾、八幡一郎、駒井和愛，關東廳博物館內藤寬、森修，中國北京大學莊嚴等參加了調查和發掘。城址於10月1日開始發掘，同月25日結束。發掘期間，又對城址周圍的古墓進行調查，從10月9日開始發掘刁家屯、於家屯、官屯子等地的貝墓、石墓、瓮棺墓、堲周墓，同月23日結束。1931年出版了《東方考古學叢刊》第二冊《牧羊城——南滿洲老鐵山麓漢及以前遺迹》（以下簡稱《牧羊城》）。

1929年9月，日本東亞考古學會組織發掘旅順南山裡漢代磚室墓和貝墓。京都大學清野謙次、濱田耕作、島田貞彥，東京大學田澤金吾，關東廳博物館內藤寬、森修等參加了發掘。共發掘7座磚室墓。1933年出版了《東方考古學叢刊》第三冊《南山裡——南滿洲老鐵山麓的漢代磚墓》（以下簡稱《南山裡》）。報告日文部分由島田貞彥、濱田耕作執筆，英文概要由濱田耕作擔當，同時收錄了與南山裡磚室墓有密切關係的刁家屯和營城子牧城驛磚室墓，作為附錄。並說明，上述材料雖是濱田耕作前幾年調查、發掘，也曾一度發表過，但此次為便於彼此參考，將原稿修改後的概要加以附錄。清野謙次及金關丈夫、三宅宗悅擔任南山裡磚室墓發現的人骨研究。

1933年5月，日本東亞考古學會組織發掘旅順羊頭窪遺址。京都大學濱田耕作、清野謙次、金關丈夫、三宅宗悅，關東廳博物館島田貞彥、森修等參加了發掘。1942年出版了《東方考古學叢刊》乙種第三冊《羊頭窪——關東州旅順鳩灣內史前遺迹》（以下簡稱《羊頭窪》）。

1939年9月22日—10月3日，旅順博物館島田貞彥、森修等發掘金州亮甲店望海堝遺址。報告《望海堝——關東州亮甲店附近望海堝史前遺迹》作為附錄，收入《羊頭窪》。

1941年4月，日本學術振興會組織調查、發掘長海大長山島上馬石遺址。京都大學梅原末治、澄田正一，東京大學長谷部言人、八幡一郎，旅順博物館島田貞彥、森修等參加了調查和發掘。發掘資料由澄田正一以「遼東半島的史前遺迹——大長山島上馬石貝冢」為題，分別發表在1986、1988、1989年日本愛知學院大學人間文化研究所紀要《人間文化》2—4期。

1941年9月，日本學術振興會組織調查、發掘旅順老鐵山和營城子四平山積石冢。京都大學小林行雄、澄田正一，東京大學藤田亮策、八幡一郎，旅順博物館島田貞彥、森修等參加了調查和發掘。發掘資料由澄田正一以「遼東半島的史前遺迹——老鐵山與四平山」為題，發表在日本《橿原考古研究所論集》（1979年）第4輯。

1942年，日本學術振興會組織發掘文家屯遺址和四平山積石冢。京都大學澄田正一、水野清一，東京大學八幡一郎，旅順博物館島田貞彥、森修等參加了調查和發掘。文家屯遺址發掘資料由澄田正一以「遼東半島的史前遺迹——文家屯遺迹」為題，於1972年發表在日本《愛知學院大學人間文化研究所紀要》第12期。

資料四：三宅俊成等人在旅大進行的調查和發掘：

1927年，三宅俊成發掘金州董家溝台山和閻家樓丘陵的史前遺址，以及進行烽火台考古調查（三宅俊成1985年：《在滿二十六年—遺迹考察和我的人生回憶》）；

1929年，三宅俊成調查金州五里墩烽火台，發掘金州亮甲店望海堝史前時代遺址，出土了彩陶片和石器等，還調查瞭望海堝明代抗倭城址（三宅俊成1985年：《在滿二十六年—遺迹考察和我的人生回憶》）；

1930年，三宅俊成調查普蘭店市楊樹房黃家亮子遺址及漢代城址，以及皮口老龍頭、夾心子南山頭、東老灘，碧流河塔寺屯等遺址，在唐家房小於屯、西孫屯等地發現戰國方足布，調查了贊子河新檯子烽火台——永安台，還發掘了金州西南大連灣大拉樹房漢墓（三宅俊成：1985年《在滿二十六年—遺迹考察和我的人生回憶》；《鄉土》1932年第2期《黃家亮子城址》；1935年《關東州史跡圖》）；

1930年5月，江上波夫、駒井和愛、水野清一等調查營城子雙檯子山（雙砣子）遺址，採集有陶片等，在發表的報告中收入了吉田悌太郎、浦田繁松和久原市次的搜集品和採集品，其中吉田悌太郎、浦田繁松的搜集品是從當地居民手中購買的出自山頂的積石冢的遺物，久原市次的採集品是出自遺址的山腰（江上波夫、駒井和愛、水野清一《旅順雙檯子山新石器時代遺迹》，《人類學雜誌》1934年第1期）。

1931年，三宅俊成發掘甘井子海茂屯遺址、營城子文家屯遺址、雙砣子遺址，調查了四平山積石冢和旅順於大山、大台山遺址，並在大台山遺址發現了彩陶，還調查了牧城驛明代城址、旅順城山（伯母山）城址、信檯子烽火台、旅順大孤山積石冢、天后宮、明代旅順城址和唐代鴻臚井刻石地點等，對旅順將軍山積石冢、牧羊城址、南山裡和柏嵐子的漢墓進行了試掘（三宅俊成1985年：《在滿二十六年—遺迹考察和我的人生回憶》）；

1932年6月12日，三上次男、島田好、三宅俊成等，對金州董家溝的漢墓進行調查（三宅俊成1975年：《東北亞考古學研究》）。

同年6月，三宅俊成對長山列島進行調查，試掘了廣鹿島朱家屯、吳家屯遺址和朱家屯漢代城址、獐子島沙泡子遺址、海洋島、小長山島姚家屯遺址、大長山島高麗城山遺址，還調查了南太山高麗城山城址、李家屯隋代五銖錢出土地點和毛文龍衙門址，拓制了新安寺和三官廟的石碑。同年，三宅俊成對長山列島進行第二次調查，發掘了廣鹿島吳家屯和朱家屯遺址（三宅俊成：《鄉土》1931年第4期《朱家屯城址》；《滿洲學報》1936年第4期《長山列島史前時代的小調查》；《滿蒙》1933年第12期《長山列島史跡巡禮》）。

同年，三上次男、三宅俊成發掘金州董家溝漢墓和城子前土城址（三宅俊成：1975年《東北亞考古學研究》；三上次男：《人類學雜誌》1933年第11期《關東州董家溝漢墓》）。

同年10月3日，三宅俊成對金州正明寺城兒山進行調查，在大吳家屯南大嶺屯城附近發現石器、陶器和漢代瓦片（三宅俊成：1985年《在滿二十六年—遺迹考察和我的人生回憶》）。

同年10月16日—12月30日，三宅俊成第一次發掘大嶺屯漢代城址。

1933年3月末—5月末，三宅俊成第二次發掘大嶺屯漢代城址，出土有石器（斧、刀、劍、紡輪等）、陶器（夾砂褐陶片、筒瓦、板瓦、半瓦當等）、銅製品（鏃、釧、帶鉤、燕國刀幣殘片、貨泉等）、鐵器（斧、刀形器、釜形器等）。推斷為漢代沓氏縣治的所在地（三宅俊成：《滿蒙》1933年第6期《大嶺屯城址》；1997年文物出版社《考古學文化論集》第4輯《大嶺屯城址的考察》）。

1933年8月，三宅俊成對長山列島進行了第三次調查，發掘了大長山島上馬石、清化宮、高麗城山，小長山島姚家溝、旗杆山、唐家溝、英砣子，廣鹿島洪子東、東水口、柳條溝等遺址，同時在格仙島、塞里島、瓜皮島、哈仙島進行考古調查（三宅俊成：《滿蒙》1933年第12期《長山列島史跡巡禮》）。

1934年，三宅俊成對長山列島進行第四次調查，發掘了獐子島沙泡子、李牆屯和海洋島南玉屯遺址。

1935年，三宅俊成發掘金州董家溝台山北方史前時代遺址。

1937年，三宅俊成在復州城和長興島進行考古調查，在長興島發現北大山、大古山、懸心山等史前時代遺址和蚊子嘴漢代磚室墓、塔山塔基等，並根據橫山上發現的石堆，推測可能有積石冢（三宅俊成：《滿洲史學》1937年第3期《復州城及長興島史跡調查略記》）。

同年4月12日，旅順博物館調查旅順南山裡郭家村南丘陵耕地中出土的15把曲刃青銅短劍（島田貞彥：《考古學雜誌》1938年第11期《南滿洲老鐵山麓郭家屯附近發現的銅劍》）。

1938年，三宅俊成在瓦房店市鳳鳴島及附近的小島調查發掘史前時代遺址，還在金州大石棚附近的丘陵地帶採集到石器（三宅俊成：1985年《在滿二十六年—遺迹考察和我的人生回憶》）。

1939年，三宅俊成在瓦房店市華銅礦發掘3座石棚，石棚底部發現了人骨，出土有夾砂褐陶壺、罐和環狀多瘤玉器等，在庄河太平嶺發現石棚，發掘庄河尖山大張屯遺址（三宅俊成：1985年《在滿二十六年—遺迹考察和我的人生回憶》）。

1940年3月末—12月末，三宅俊成第二次發掘金州董家溝漢墓，出土大量的陶冥器（三宅俊成：《1975年東北亞考古學研究》；《滿洲學報》1942年第7期《關東州董家溝古墓調查報告》）。

同年秋，旅順博物館島田貞彥到長山列島進行考古調查（島田貞彥1944年：《大長山島貝冢發掘記》、《考古隨筆—雞冠壺》）。

三宅俊成是以個人之力進行調查和發掘的，因而規模一般都較小。

資料五：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在遼東開展的一系列考古調查和發掘，屬掠奪性質：

必須指出，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在大連地區開展的一系列考古調查和發掘，是在刺刀保護下進行的。在殖民當局的保護下，日本人完全主宰了大連地區的考古調查、發掘和研究的權力。從1895年鳥居龍藏進入大連地區，特別是從1905年日本第二次佔領大連地區，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日本學者在大連地區做了大量的考古調查和發掘，出版了《貔子窩》、《牧羊城》、《南山裡》、《營城子》、《羊頭窪》等五部大型報告，發表了數百篇報告、簡報和論文。《貔子窩》等五部大型報告奠定了日本在東北亞考古學的地位，日本人一直引以為榮，20世紀80年代初還出版了影印本。

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在大連地區一系列考古調查和發掘所獲文物，一部分被運往日本，如1911年10月濱田耕作發掘老鐵山西北山脈三處積石冢出土的石劍、石斧、石鏃、白陶片、蛋殼黑陶片和陶杯、盂、罐、鼎、鬶、盆及小冥器豆、壺等文物，1912年6月濱田耕作等發掘旅順刁家屯五室花紋磚墓的出土文物，

1933年5月日本東亞考古學會組織發掘旅順羊頭窪遺址的出土文物，1941年4月和9月日本學術振興會組織發掘長海大長山島上馬石遺址、四平山積石冢的出土文物，現藏京都大學文學部考古研究室；1942年日本學術振興會組織發掘文家屯遺址的出土文物，現藏名古屋愛知學院大學，另有一部分石器藏九州大學。被運往日本國內的文物中，不乏精品，如四平山積石冢出土的玉牙璧、玉斧、玉錛、玉錐形器、蛋殼黑陶把杯、黑陶單把杯、黑陶雙耳盂、黑陶壺、黑陶豆、豬形陶鬶、袋足陶鬶，文家屯遺址出土的彩陶、玉雕刻器，上馬石遺址出土的壓印紋陶罐、三環足盤、角劍，羊頭窪遺址出土的高足陶豆、卜骨、青銅片等。

1908年，日本海軍旅順鎮守府將旅順黃金山北麓的唐代鴻臚井刻石運往日本，現存放在日本皇宮建安府前院。內藤湖南受日本海軍省的委託，於1905年7月專程來旅順實地調查鴻臚井刻石，確認其史料價值。這成為日後日本海軍將刻石盜往日本的契機。1906年，內藤湖南再次來到東北。在調查的基礎上，還查閱了《大明一統志》、《大清一統志》、《盛京通志》、《舊唐書》，並徵求了奉天中國官員的意見，寫出調查報告，認為鴻臚井刻石「於史有益」。「第一，應當說遼東稀有的一通石碑，與渤海有關」；「第二，匡正《大明一統志》及《大清一統志》的疏謬」，「第三，鴻臚井碑是唐使節經由陸路山東、海路，再經旅順到了今奉天地方的渤海國王居城的證據」。經過內藤湖南的調查、考證，明確了鴻臚井刻石和石亭的史料價值，海軍省隨即將鴻臚井刻石和石亭盜往日本，獻給皇宮。把鴻臚井刻石和石亭「作為戰利品獻給皇室的」是日本海軍大臣齋藤實。可以說齋藤實是盜掠鴻臚井刻石和石亭的主謀。具體執行盜掠鴻臚井刻石和石亭的無疑是日本海軍旅順鎮守府。

資料六：1930年前後，日本駐赤峰代理領事牟田哲二就開始收集赤峰附近出土的資料。1933年，他委託訪問赤峰的學者上治寅次郎把收集到的陶器、石器和青銅器等重要文物作為禮品贈送給了日本京都大學文學部。後來，牟田哲二又同鳥取森男、金子健兒等人先後把大量的貴重文物送給日本東亞考古學會。

資料七：1933年7月，「日本第一屆滿蒙學術調查團」來到熱河，在朝陽、凌源、興隆、承德、赤峰等地，對一批新石器時代遺址進行調查。八幡一郎作為第一屆滿蒙學術調查團成員訪問了赤峰，在赤峰紅山後發掘了數座方形石棺墓。兩個月之後，這個調查團返回日本。在這次調查中，日本人採集帶回了一批石器、陶器和幾座墓葬中出土的青銅器。由於牟田哲二所收集遺物的性質和八幡一郎發掘調查的情況一致，因而引起了京都大學文學部考古學教研室的注意。

同時，擔任考古隊總務的島村孝三郎在紅山後的野外普查時，無意發現了三處帶有彩陶和大量磨製石器的遺址，這種無意間的收穫使他驚喜若狂。島村早在1915年就在大連港工地上發現許多彩陶和石器，並將發現成果寫成簡報刊於《讀書》雜誌1916年7月號上。因此他比日本同行對史前文化有著更為深刻的認識。他將這一重大發現彙報給了有日本考古學之父之稱的東京大學校長濱田耕作。1935年，由日本東亞考古學會組織，濱田耕作親自出馬，帶領赤崛英三、島田彥貞、三上次男、三宅宗悅、水野清一等人對赤峰紅山後遺址進行了大規模的盜掘。這個所謂「考古團體」於1935年夏天到達赤峰，在這裡進行了三個星期的大規模發掘。根據有關資料記載，在紅山後，日本人發掘了兩處新石器時代居住址、31處墓葬，出土人骨29具、動物骨20具、陶器等16件、玉石珠380顆、骨器33件、青銅器14件，採集品1000多件。最後，日本的考古學家們將這些「成果」全部帶回了日本，放在了京都帝國大學教研室。1937年，島村孝三郎又在南山四道井子發掘了幾座屬於後紅山文化的墓葬，將墓中出土的彩陶壺和豆等完整器物贈送給了濱田耕作。這幾件器物現在被紅山文化宣傳畫冊、雕塑大量地引用，其實它們並非是出自紅山後的發掘品。

1938年濱田耕作等人整理出版了《赤峰紅山後》一書，詳細介紹了中國北方古代文化遺存的重大發現：彩陶與細石器共存的考古學文化，初步把西遼河地區古文化遺存概括為「赤峰第一期文化」和「赤峰第二期文化」。

資料八：1938年，日本人島田貞彥、新貝松太郎、米內山庸、佐騰達夫等來到內蒙古呼倫貝爾調查，在陳巴爾虎旗的狼谷、海拉爾河右岸沙灘和西山採集過石器，並發表了《呼倫貝爾的細石器文化》、《北滿海拉爾附近石器時代墓葬發現遺物》等文章。

資料九：據報道，1998年8月，中國北方古代文化第二屆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內蒙古赤峰市召開，日本國中國考古學會會長、黑川古文化研究所所長、大手前女子大學教授秋山進午，日本京都產業大學教授池田哲郎，日本佛教大學文學部史學科助教授門田誠一，日本京都精華大學、同志社大學考古學講師中村（門田）潤子，日本大阪市文化財協會調查部企畫課主任積山洋，日本學者加藤直人、日本龍谷大學國際文化學部講師徐光輝（中國人，旅居日本），韓國全南大學人類學科教授林永珍（考古學博士），韓國全北大學講師宋銀淑等出席會議並發了言。

日本大手前女子大學文學部教授秋山進午在發言中說：「此次研討會……真正體現了國際性。經過十餘天的時間，參觀赤峰市全部博物館和遼寧西部部分地區博物館，這是很好的學習機會。……我們日本研究人員將以此次大會為契機，結成赤峰紅山文化研究組織。五年後的第三屆國際學術研討會，我想會有更多的朋友參加。在這裡，我有一個提議，為更好地充實內容，赤峰市北方文化國際研究中心與我們每年夏天舉行國際學術研討班，這樣有利於研究，共同提高。這種研究班是以少人數的專家組成，希望赤峰市給予支持。我認為通過小規模研究，積累內容，為充實下一屆研討會起到共同的作用。」韓國全南大學人類學科教授、博物館考古部長、全羅南道文化財專門委員林永珍博士說：「這十五天的學術討論會及其各旗縣的參觀……尤其在學術討論會上發表了關於對中國北方、東北亞、歐亞大陸北方草原地區的歷史與考古學術的論文與講話，內容豐富，場面宏大。不光是我，對大家都是很好的學習機會。……首次來赤峰，與大家交流，兩河（老哈河與西拉沐淪）流域在東北區佔有重要地位。我一直在想，以赤峰地區為中心的北方，西接歐亞大陸，東接朝鮮半島，這樣一個特殊的地理位置，決定了考古最主要的地位，對朝鮮半島（尤其是我們考古人員）產生很大的影響。過去，我在書本上學過一些。這次來赤峰，從感性上了解到這裡是對晚韓地區青銅文化影響重要的地區。現在，我所在的韓國西南部，六年前組織考古學會，致力研究史前考古文化，培養新一代考古學者。我非常希望中國赤峰與韓國考古文化學會不間斷地聯繫、合作。」

資料十：據報道，2000年9月，由日本文部省官員、文物考古學者、大學教授、文物愛好者以及東京、大阪、青森縣等地的市民一百多人組成的觀光團，在內蒙古赤峰市敖漢旗進行了「興隆窪古代文化遺址」的考察。興隆窪古文化遺址是距今八千年前的文化類型，它大部分分布於敖漢旗境內，從地表遺留的文物特徵上來看，與日本青森縣境內的三內丸山古文化遺址類型相似。興隆窪文化遺址的材料在國內外媒體上公布後，在日本考古界以及青森縣引起了轟動，1999年中科院考古所曾與日本方面達成了共同發掘的意向。一位日本學者觀看了興隆窪遺址後說，在這裡觀光考察是對日本三內丸山古文化遺迹的追根溯源，興隆窪文化遺址之大、保存之完好，讓我們大開眼界，這次的觀光考察將對增強兩國間的文化交流、合作以及增進兩國人民之間的友誼起到良好的推動作用。

資料十一：據報道，2004年7月，中國北方古代文化第三屆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內蒙古赤峰市召開，來自美國、加拿大、德國、法國、韓國、日本等國家和中國台灣、香港等地區及中國大陸的一百五十餘名專家、學者參加會議。其中日本國早稻田大學、日本國富山市教育委員會埋藏文化財中心、韓國漢城大學、梨花大學、全州大學的學者出席了會議。日本國早稻田大學文學部高講師井康典行（Takai Yasuyuki）向大會提交了論文；韓國上古考古學會會長、韓國國立漢城大學校人文大學考古美術史學科任孝宰（Im Hyo—jai）教授向大會提交的論文（英文）題目是《新石器時期朝鮮與中國的文化關係（Cultural Relationship between Koreaand China in the Neolithic Age）》；韓國全州大學校考古學教授李相均博士向大會提交的論文題目是《中國紅山文化時期朝鮮（韓）半島的新石器時代特徵（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olithicCivilization of the Korea Peninsula in the Era of HongshanCivilization in China）》；中國台灣大學理學院地質科學研究所在讀博士周述蓉女士向大會提交的論文（與台灣大學理學院地質科學研究所羅清華、日本產能大學飯塚義之、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研究所唐貴琳合寫）題目是《紅山文化臨近遼東、甘肅地區玉材生成年代初探》；日本國富山市教育委員會埋藏文化財中心所長藤田富士夫教授向大會提交的論文題目是《日本列島にぉける（繩文時代）佩玉型裝身具に関する一考察》。

資料十二：據了解，韓國國學學術院院長金鎬逸，2006年12月在韓國舉辦了第一屆紅山文化學術研討會，取得一些成果。2007年8月28日，他還將舉辦第二屆紅山文化學術研討會，屆時要邀請中國的專家學者參加。他希望通過舉辦和參加學術研討會，來促進韓國專家學者對紅山文化的研究。

資料十三：2006年赤峰市舉辦第一屆紅山文化國際高峰論壇，韓國、美國、哥倫比亞、以色列等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專家學者近百人參加，主要圍繞９個議題進行研討和交流：紅山文化研究回顧與展望；紅山文化類型、分期與年代；紅山文化的淵源與流向；紅山文化聚落形態、經濟形態與社會形態；紅山文化埋葬習俗與原始宗教信仰；紅山文化玉器的再認識；紅山文化在中國文明起源和發展進程中的地位與影響；從紅山文化看中國龍的起源及崇龍禮俗的形成；以紅山文化為主線的東北亞地區史前文化交流。

資料十四：2007年8月20日，第二屆紅山文化國際高峰論壇在內蒙古赤峰市開幕，來自韓國、香港、遼寧等地的30位專家學者參加了會議。在本次論壇上，韓國國學學術院院長金鎬逸教授說：「韓國人也在研究紅山文化。」金鎬逸介紹，在韓國紅山文化多被人們稱為「遼河文化」或者「西遼河文明」。經過多年的研究，金鎬逸發現，紅山文化時期牛河梁積石冢與韓國首爾附近的岩寺洞積石冢極其相似。

資料十五：韓國慶熙大學李正載教授、韓國航空大學禹實河教授、韓國國學學術院院長金鎬逸教授、日本福岡國際大學學者海村惟一等出席了2008年8月赤峰第三屆紅山文化高峰論壇。海村惟一說：「紅山文化在日本有很多的研究者，而在東亞考古學上也有很多有關紅山文化的論文發表。」在此次研討會上，海村惟一明確了自己的觀點：日本東部地域的繩文文化是從中國傳過去的。他認為，從出土的文物中可以看出當時人們的審美意識，而紅山文化尤其是其中的神本性審美意識，是史前東亞文化（繩文文化、三星堆文化、南越文化）的源頭。

【訪談】研究中國歷史修訂工程的禹實夏教授

韓國航空大（韓國航空大學校）禹實夏教授是研究遼河文明的專家。他認為，中國長期以來就在準備修訂歷史，而全面性的國史修訂工程是這個計劃的完結版。中國的意圖是通過全面修改上古史，將中國文明的始源從黃河文明變成更古老的遼河文明。

禹實夏教授認為，到2015年，隨著國史修訂工程的完成，中國會以此為基礎編訂新的歷史教科書。屆時遼河文明將被寫成中國文明的起源，所有參與締造遼河文明的東北民族都成了中國民族的始祖皇帝的後裔。而這一切將成為國家（指中國）公認的正史。

根據中國的理論，從東北遼河文明發源的古朝鮮和高句麗等我們（指大韓民族）的始祖，就自然而然變成了皇帝的子孫，我們（指韓國）的上古史就自然被編入中國歷史。禹實夏講授希望這些能引起韓國學界的關注。

下面是禹實夏教授的訪談記錄。

--中國的國史修訂工程是什麼時候開會推動的，進展又如何？

▲從1958年到1978年，經過20年的工作，中國將24史（記錄從傳說中的「皇帝」到明朝歷史的史書）和清朝之後的點校本《清史稿》定為正史，並作為公認的史書出版。32年來一直是正史。這次的修訂工作從2005年開始，經過兩年的資料收集，2007年開始進行根本的修訂工作，預計2015年完成。

--國史修訂工程的核心是什麼？

▲ （我）原以為只是中國的學者們單純修訂歷史源頭，現在看來並非如此。（核心是）中國是打算通過全面整理古代史，把比黃河文明更加古老的遼河文明當作中國文明的起源。1980年代在遼河附近發覺了一批遺迹，現在可以確定那裡是文明發祥地。現在進行的國史修訂工程，其核心就是將遼河文明變成中華文明的事實上的發源地，將（遼河）一帶發現的所有民族當作中華民族始祖「皇帝」的後裔，然後全部編入中國古代史。

--可否具體說明一下中國歷史修訂工作

▲中國一直將黃河文明作為中華文明的起源，東北等邊疆文明一直被當作中華文明之外的「異族」。但是，1980年以來，在遼河地區發現了比黃河文明更加古老的史前國家初級形態遺迹。這給一向以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自居的中國學界以巨大的衝擊，然後到了1990年代，將遼河文明當作中華文明一部分的時機到來了。即，學術上開始有一種理論論證遼河文明的主要勢力不是東夷族等而是「皇帝族」，現在這種論點已經成為中國學界的正統，中原地區的商王朝是在征服了遼河的皇帝後裔夏之後建立的。

--中國修訂歷史與我們不是沒關係嗎？

▲在遼河文明的核心「紅山文化」遺迹地點有許多熊形象的玉器被發現，紅山文化的主要圖騰崇拜是熊，這與韓國的熊女傳說可能有聯繫（傳說中韓國人是熊的後代譯者注），東夷族、扶余族……古朝鮮等在遼河地區是一脈相承的。換句話說，也可以說遼河是我們（指大韓民族）的發源地。如果說遼河地區的勢力是皇帝後裔，不僅東夷族等，就連建立古朝鮮的檀君（檀君神話，一個神話故事，講訴古朝鮮的建立者）也是皇帝的後代。自然而然的，古朝鮮之後的高古麗也成了皇帝的後裔建立的國家。我們（韓國）的上古史就消失了，成了中華民族史的一部分。

--看起來我國學界（指韓國）並不關心這件事。

▲主流學界仍然認為古朝鮮的起源在平壤，當然認為無論遼河文明還是中國修正古代史都是別人的事情。但是，遼河文明與黃河文明是完全不想關的，遼河文明與我們關係密切。錐（這裡作者列舉幾種遺迹中發現的遺物，略)等是在遼河地區被發現的，是黃河文明中沒有出現過的遺物。換句話說，遼河文明的正統是蒙古—滿洲--韓半島（即朝鮮半島）--日本延伸而來的北方民族。非常遺憾的是，國內（指韓國）對遼河文明的研究很不充分。

--怎樣才能消除糾紛，正確看待中韓歷史？

▲遼河文明的發現震驚世界，中國因此而修改上古史理所應當。問題是，在中國看來，遼河文明是中華文明的始祖皇帝的後裔建立的。這樣的思考方式，「大中華主義」，就會導致周邊國家的歷史都被編入了中國史。遼河文明是名副其實的東北亞民族的始源，當時不像現在，有清晰的國界。所以，必須跳出韓國、中國、日本、蒙古等相關民族、國家間厲害關係的框子，共同研究討論，客觀評價史實。

「有學者主張我國文化的發源地為遙遠的西伯利亞，而且我國學者們對滿洲一帶的先史文化缺乏關注，這種學風才造成韓國古代史變得如此空洞。」鮮文大學歷史系教授?亨求於1997年曾在公寓工地發現了遺迹和遺物，最終證明鳳納土城是百濟王城。他在其新作《在渤海尋找韓國古代文化的秘密》中主張：「我國文化的發源地應該在以渤海灣為中心，包括韓半島北部、遼東半島、遼寧省、河北省和山東半島在內的渤海文化圈尋找。」他說：「由於我們沒有明確表明古朝鮮和高句麗文化的淵源，而且還認為是在公元前3世紀後才建立的古代國家。所以，中國的東北工程才有了可乘之機。」 「大凌河流域的紅山文化和興隆窪文化等渤海沿岸的新石器文化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000～5000年。這比我們認為是新石器發源地的西伯利亞新石器文化還要領先1000年以上。」他還說，「與黃河中上流地區不同的獨立的文化成為了我們的歷史。」據他說，新石器時代在大凌河流域出現的石墓在青銅器和鐵器時代也持續出現在這裡，這是繼承高句麗和白濟的石墓（積石冢），這在中原文化中是找不到的。他認為紅山文化中出現的用玉琢成的龍的形象是源於三國時代的曲玉文化。這部著作是由舊石器時代到高句麗時代的41篇小論文組成的，他在著作中表示：「中國的《三國志》和《魏書》中都記載著夫余、高句麗、百濟是同一民族，而且語言、服裝、飲食等都相同」，斷然否認了中國的東北工程理論。

雖然他的學說還只是「少數意見」，但他表示：「對抗『東北工程』的最有力武器是學術研究，現在最重要的是南北韓研究人員的合作。」

現今，鴨綠江和豆滿江是區分韓國和中國領土的界線，而過去，它們是分開是韓半島和滿洲的界線。旅遊這一地區的人，不會感受到「界線」給人的異國異情，反而會發現兩江彼岸沒有多大差異。

　這很可能是因為在中國有很多朝鮮族生活，但從地理上看，鴨綠江和豆滿江無法隔絕兩地之間的來往。在江河的寬度較小的地方，用一艘小船就可以輕易渡過，而且遇到旱災或結冰，靠走路就可以互相往來。古往今來，鴨綠江和豆滿江起到的作用並不是政治、文化的牆壁，而是人和文化的交流通道。

　居住在韓半島的第一個人類就是「直立人」（Homo Erectus），「直立人」是大約在170萬年前在非洲首次出現的人類。「直立人」在100萬年前抵達東亞地區，並經過遼寧省渤海沿岸地區進入了韓半島。隨後，現代人類祖先——「智人」（Homo Sapiens）也是首次出現在非洲後，經過西伯利亞和滿洲進入了韓半島。

　他們經過新石器時代和青銅器時代，形成了滿洲和韓半島原始「居民」。在滿洲和韓半島發現了他們主要使用的石刀等小型石器和用於製作石刀的木樁形磨刀石。這都說明兩個地區之間的密切關係。

　韓半島和滿洲在農耕文化的誕生過程中也有密切的關係。據最近的調查結果顯示，滿洲地區出現定居農耕現象可追溯到公元前6000年。初期主要以耕種小米和黃米為主，後來逐漸發展為水稻耕種。這樣的定居農耕文化逐漸向東延伸，經遼河下游流域和遼東半島，傳到了韓半島。

能夠證明滿洲和韓半島在史前時期同屬於一個文化共同體的最可靠的證據，便是在此地出土的文物。韓半島新石器時代的陶器以表面刻有圖案的器具為主。而且與滿洲地區的陶器極為相似。尤其是，從韓半島北部地區出土的陶器中可以發現有與遼東半島及吉林省東南部地區出土的陶器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在韓半島和滿洲大部分地區出土的這種刻有圖案的陶器，與在黃河中游地區仰韶文化的彩色陶器有著鮮明的對比。

青銅器文明更能證明韓半島和滿洲地區是與中國中原地區有區別的獨立的文明圈。中國中原地區以燦爛的青銅文化而著稱。特別是商朝和周朝時期使用的器具主要是用於禮儀活動的禮器，其中大部分為青銅器。但是，在滿洲地區出土的青銅器主要以小型的個人工具、武器和飾物為主，而且韓半島的青銅器種類也與滿洲的青銅器非常相似。

　在滿洲地區出現青銅冶金術是沿著中國北方的草原地帶形成的北方青銅文化獨自發展的結果，而韓半島的青銅冶金術也是這種北方地區青銅器文化傳統的一部分。代表北方青銅器文化的文物就是刀刃為彎曲型的青銅短刀，被稱為「琵琶形銅劍」和「遼寧式銅劍」，而且也是代表濊貊文化圈和古代朝鮮文化圈的文物。此外，這些銅劍明顯區別於中國中原地的具有直線型刀刃的銅劍。

從語言和形狀特點上也能確認韓半島和滿洲之間的文化共同點。據悉，在語系方面，中國語屬於漢藏語系,韓國語接近於烏拉爾、阿爾泰語系中的阿爾泰語系。古代韓國語是夫余、高句麗、沃沮、東濊等所使用的夫余系語和馬韓、辰韓和弁韓所使用的漢系語言變化發展而成的，據推測，至少在公元前後時期在韓半島和滿洲地區形成了共同的語言圈。

　那麼，滿洲地區到底從何時開始受到了中國的影響？隨著公元前3世紀初的戰國時期，燕國的政治勢力擴大到河北省北部的燕山地區，燕國開始在滿洲地區設立郡縣，可以說從這一時期開始滿洲地區受到了中國的影響。從而，燕國的鐵器文化、利用燒窯和陶車的陶瓷技術、使用木製棺材的風俗等正式開始擴散，併流入到了韓半島。中國文化的普及，以漢武帝征服古朝鮮和設立漢四郡為契機，得到了進一步的擴散。

　但是，這僅僅只集中於渤海沿岸和北韓西部地區，而滿洲的其他地區依然持續發展土著文化和傳統。而且與中國的接觸，促進了各地區社會的發展，從而帶來了夫余、高句麗、沃沮、東濊、三韓等的政治發展。也就是說，儘管受到了中國的影響，但滿洲的大部分地區依然保持了其獨特文化。

先史時代的韓半島和滿洲在文化、語言和形狀方面有著如此密切的關係，因此，把滿洲歸納於韓國古代史領域不僅合乎情理，而且也是必要的。

[追溯韓民族的北方古代史〈2〉]不亞於黃河文明的滿洲新石器文化流入韓半島 在北韓鴨綠江地區的美松里遺址出土的土器刻有「之」字型花紋。這些土器與在清川江流域的細竹里遺址中發現的土器屬於同一類。而此類土器還發現在離鴨綠江地區不大遠的中國遼東半島——大連和丹東地區。北韓學者以此為依據，稱此類土器為「美松里——小珠山類型」，並把北韓和滿洲地區劃分為具有同一文化的地區。小珠山就是位於遼東半島南端的廣鹿島，在此地也發現了大量的新石器時代的土器。滿洲和韓半島的土器花紋的變化也一樣，即新石器時代中期為雕刻紋，而後期沒有花紋。此外，可以看出韓半島從新石器文化過渡到青銅器文化的變化過程的平安北道龍川郡新岩里遺址和龍淵里遺址也與滿洲小珠山、雙陀子、單陀子等遺址基本相似，從中可以推測滿洲新石器文化的主體與韓民族有一定的關係。那麼，滿洲地區也具有獨有的文明嗎？包括各級學校的歷史教科書在內的大部分歷史書籍均記錄著，東亞文明的發源地就是中國黃河流域的中原地區。但現在，一直被認為是一種常識的這種看法面臨著挑戰。滿洲地方被認為是中原的邊緣或者落後地區，但自上世紀70年代開始，該地區相繼發現了比黃河文明更悠久的文化。特別是，據考古發現，公元前700年前後開始的滿洲地區的新石器文化，與中原地區的文化有著明顯的區別，而且在量和質上絕不遜色。在滿洲地區的新石器文化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公元前3500年左右時期的紅山文化。在紅山文化的文物中，尤為重要的是各種玉器。其中大部分為手鐲、玉珠等飾品和龍頭、以及龜、馬、老鷹等動物模型的祭祀器具。這些物品的精美和華麗，令人讚歎。在紅山文化遺址中最為有名的是東山嘴遺址的祭壇，這是在中國新石器時代遺址中首次發掘的大型祭祀建築物，它長60米、寬40米。在祭壇內出土了各種玉器、20多件泥塑人像、以及大型人物塑像。而且在牛河梁遺址中發現了女神廟和積石墓等。其中，泥塑的女神頭像非常生動逼真，而且比例正確，膚色為典型的蒙古人種膚色。那麼，誰是創造如此燦爛文化的主人公？而且他們移動到哪個地方呢？由於這一時期尚未明確形成居民部落，因此無法證明與現在各民族的關係。但是值得我們關注的是，韓半島從新石器時代過渡到青銅器時代時的文物和遺址與滿洲小珠山的遺址非常相似。由此可見以鴨綠江和圖門江相隔的韓半島和滿洲的新石器文化經過了類似的文化發展過程。韓半島的北方地區發展與中原不同的獨有的先史文化。要了解這一文化的努力，可以說是尋求我們文化根源的過程。[追溯韓民族的北方古代史〈 序文 〉] 滿洲不是東北而是北方 滿洲由中國的遼寧、吉林、黑龍江等三省組成，其面積達123萬平方公里。這個面積超過韓半島5倍的廣闊領土雖然現在是中國的領土，但此前一直是我們民族的舞台。

先史時代，跨越歐亞大陸一直到韓半島的游牧民族中，一部分人成為韓民族的祖先。歷史時代，古朝鮮、夫余、高句麗、渤海等我們民族的古代國家都曾在這裡建立。如今，韓半島和滿洲被認為是互相不同的領土，但在很長一段時間是共同的文化圈，並且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這一地區在很長一段時間有著與漢族截然不同的歷史、文化空間，後來其中的相當一部分與我們的民族一脈相連。

最近，韓國和中國之間圍繞高句麗史發生的的矛盾表明，韓國人對古代史的認識存在嚴重的問題。20世紀的南北分裂和地區主義限制了認識歷史的視野，而對代史的研究和教育也以韓半島的南部為中心進行。

在此情況下，中國正在推進「東北工程」，試圖把高句麗史編入中國歷史，這就提醒我們要了解韓民族的北方古代史，特別是要對滿洲地區的歷史給予更大的關心。

如今，我們要把目光轉向滿洲，我們首先要決定，如何稱呼這一地區。我們應該把位於韓半島北部的這一地區稱為北方。滿洲只表明地理概念，而東北是在中國的稱呼。

我們的意思不是要回到「恢復我們的以前領土」的錯誤的保守主義。這一地區受中國政府所管轄是不可爭辯的事實。但是在21世紀，這一地區在經濟、文化方面很有可能與韓半島再次建立密切的關係。從這一點來看，我們對北方古代史的重新認識不僅是為了「過去」，更重要的是為了「未來」。本報將與設計民族未來的少壯、權威學者一同追溯韓民族的北方古代史。

2006年，以色列著名學者在美國著名歷史學術刊物發表過幾篇關於東北亞地區古代農業方面的研究論文，其中重點探討了從朝鮮半島到內陸蒙古地區考古發現的古人類農業和生活等方面的相似性，意在考察古代人類文明的發展共性，但是，確忽視了特殊性的研究，我本人認為，特殊性往往是後期民族性的源出和原初體現，例如，查海文化中的石堆龍和龍崇拜就是查海部落的特殊性，沒有被這些國際學者所關注和提及，它與紅山文化範圍內的其他部落有著顯著地差異，它實際上是我們民族的一個顯著特性所在，佐證了我們是龍的傳人的力證。但是，國內學者也同很多西方學者一樣，把查海文化和紅山文化混為一體和混為一談，這是極其錯誤的做法，我國已故的著名考古學家、北京大學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