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傳芳：90年代中國文化史版圖

熱點的層出不窮和思潮的匯聚更迭構成了20世紀90年代中國思想文化史研究的總體景觀。

傳統與現代關係的討論,肇始於80年代中期,其直接原因是改革開放之後追趕世界現代化浪潮過程中對傳統文化的反思,因此,它一開始便以「文化熱」的形式出現,並涉及人文社會科學的各個領域,幾乎構成了近20年中國學術發展的主線。如果說80年代的文化討論是在自由主義和某種激進思潮引領下表現出強烈的反傳統色彩的話,那麼,90年代各種形式的文化保守主義則構成了文化討論的主流。這種轉向有著深刻的原因。80年代的文化批判作為當時思想解放運動的一部分,更多地帶有啟蒙性質,而未能觸及文化的深層結構,這些在社會轉型過程中內外因素的作用下,很容易重新誘發人們對傳統的回歸和眷戀。這是後發現代化國家現代化過程中一種普遍現象。

90年代圍繞文化保守主義這一主題產生了一系列熱點和爭論。

1.現代新儒學成為顯學:新中國成立後,以繼承宋明理學道統為己任的新儒家學派在大陸幾成絕學。80年代後期,方克立等祖國大陸學者力倡研究在海外仍保有其血脈的現代新儒學的重要性,得到了國家哲學社會科學重點科研經費的資助。到90年代便有大批研究現代新儒學的論著問世,海內外學者也因此往來頻繁,新儒家勢力不斷壯大,甚至祖國大陸也有人打出「新儒學」的旗號,於是「絕學」成為「顯學」。

現代新儒學的特點,可以概括為:(1)民族本位的文化立場;(2)中體西用的態度;(3)道德形上的哲學追求;(4)推崇直覺的思維方式。儘管有人認為現代新儒家並不反對現代化,而是在做中西會通的工作(「返本開新」),但是由於鮮明的民族本位立場和儒家文化優越論的價值取向,使它自然成了90年代文化保守主義的領頭羊,並在客觀上對國內興起的儒學熱起到了推動作用。

2.國學熱或儒學熱:繼80年代文化熱之後,90年代「國學熱」或「儒學熱」再度興起。從學術上看,國學熱深化了傳統文化的研究,一定程度上糾正了80年代大而化之的抽象文化研究,對於重新梳理和認識民族文化的精髓和特質有重要學術價值;但是另一方面,由研究儒學而認同儒學進而主張復興儒學的文化保守主義思潮也在滋長。

1994年,《哲學研究》陸續發表了幾篇針對國學熱中存在問題的批評文章,很快在哲學界引起了熱烈討論。文章指出,我們反對的並不是作為學術的國學,而是炒起來的所謂「國學」,這種意識形態化了的國學是作為救世方舟而被推上中國文化舞台的,它與傳統意義上典籍研究的國學並不是一回事;儒學或國學與近現代西學之間的差異,不僅僅是民族差異,更重要的是時代性的差異。在世紀之交我們向現代化行進的關鍵時刻,是以民族性犧牲時代性,還是以時代性揚棄民族性?答案只能是後者而不是前者。持反對意見的論者則認為儒學中存在著普遍的超越性的價值,甚至有人認為儒學不僅能夠解決中國現代化中的問題,而且還能夠匡救人類,補西方文化之不足,21世紀將是儒學的世紀。

3.對啟蒙和革命的非議責難:國學派中由於不少人主張認同和復歸儒學,因而進一步,便把矛頭指向了近代以來的啟蒙和革命。90年代初以來,就有人主張「告別革命」,一些高喊「振興國學」的論者,也批評「五四」新文化運動對傳統文化的激進態度導致了民族虛無主義的泛濫和日後中國社會生活的混亂,甚至對新文化運動的先驅們進行了種種不恰當的指責。對此,不少學者予以反駁,重申了「五四」民主、科學精神對於我國現代化事業的偉大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指出,即使在今天,民主與科學仍然是擺在我們面前的艱巨任務。

4.儒學與馬克思主義的關係:在國學熱中,也有人在尋求儒學現代化的現實途徑。近年來出現的頗有爭議的「馬克思主義中源說」,即其突出代表。這種觀點以強調中國傳統文化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來源來證明二者結合的可能性,但因缺乏立論根據,遭到了來自儒學內外的反對。更多的學者則是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探討與馬克思主義的關係。如張岱年的「綜合創新說」即體現了立足現實創新文化的努力,其主張可概括為「中、西、馬」三位一體,原則是「今中為體,古洋為用」,被認為是突破了近代以來中西文化的體用模式。

5.東方文化熱與「亞洲價值觀」:「亞洲價值觀」是文化保守主義亞洲形態的表現。它的產生是基於近幾十年受儒家思想影響的東亞國家經濟起飛而出現的文化認同,其核心原則是「社會第一,個人第二」,這與強調個人利益的西方價值觀明顯有異。亞洲價值觀的提出,引發了一場國際範圍內關於東方文化地位、作用的討論。

我國從90年代後期起也出現了一個不大不小的東方文化熱潮。在東方文化熱中,韋伯關於儒家思想不利於資本主義發展的觀點受到批判,現代化不等於西化,落後國家可以走一條有自身特點的現代化道路的觀點得到了廣泛認同(這一思潮很快與國內的國學熱合流)。持反對觀點的人(尤其在亞洲金融危機後呈上升趨勢)則認為,亞洲幅員遼闊,從來不存在統一的價值觀;將亞洲價值與全球價值對立起來有悖世界發展潮流;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實際意味著亞洲價值觀神話的破產。也有人對東亞經驗的文化意蘊作了新的闡釋,認為,與其說是儒家文化為東亞現代化提供了至關重要的精神動力,毋寧說是現代性的社會制度和生活秩序,塑造出了新的儒家傳統。

長期以來,儒家學說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幹地位,似乎已不容置疑。但近10年來這種局面有了很大變化,「道家是中國傳統文化或哲學的主幹」的提法不僅時常見諸文字,而且在學界影響越來越大,大有與儒家主幹說平分秋色之勢。

1.道家主幹說的提出和主要依據:道家在中國歷史上雖說沒有儒家顯赫,但其地位的重要性卻無可爭議。1973年,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老子》等大量道家文獻後,在海內外即掀起了研究道家的高潮。80年代文化熱中,道家、老子也成為討論的熱點。李澤厚「儒道互補」說的提出,將道家的地位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哲學研究》1990年第1期發表了陳鼓應《論道家在中國哲學史上的主幹地位》指出,那種認為孔子是中國哲學創始人、儒家是中國哲學史主幹的流行見解,乃是沿襲了近兩千年封建經學習慣的似是而非之說。中國哲學史實際上是以道家為主幹,道儒墨法諸家思想互補發展的歷史。其主要理由是:(1)老子是中國最早的哲學家,老學先於孔學;(2)中國哲學中的重要概念、範疇多出自道家,道家對中國哲學的每個重要階段都有著深刻影響;(3)自西方哲學觀之,以政治倫理學為主幹的儒家不能正當地擔當起哲學之名,而道家思想則是處於與西方哲學同等且對立的層面上。

2.儒道之爭的學術價值:90年代圍繞儒、道主幹說的爭論,實際上是傳統文化討論深化的表現。中國傳統文化本來就是由多個學派、多種思想組成的文化系統,把儒學定為一尊,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對傳統文化的全面認識。道家主幹說的提出,儘管從表面上看有與儒家爭高下之嫌,但對於糾正以偏概全的傾向起了積極作用;同時,為爭論所做的大量文獻考釋工作,對於釐清哲學史上許多不甚明了的問題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此外道家主幹說的提出,對於闡發道家思想的獨特價值以為新文化建設提供思想資源,也是極其有益的,如現代人希望返樸歸真、回歸自然,渴望心靈的超越,這些都與道家哲學多所契合。

來源：中國文化報/ 2 00 1 年/ 0 1 月/ 2 0日/ 第 0 0 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