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專業主義的建構與消解--對西方大眾傳播者研究歷史的解讀

新聞專業主義的建構與消解--對西方大眾傳播者研究歷史的解讀黃 旦 內容提要 關於傳播者研究的歷史，無論是國外還是中國，都缺乏 清楚梳理 。因此，本文試圖在這一方面做一點努力。本文把傳播者界定為大眾媒介組織，並認為 其研究的歷史應從新聞學開始。新聞學對傳播者的研究，大致囿於新聞專業主義的範圍並圍 繞這一中心，構築了新聞自由、客觀公正、社會責任等話語。自懷特開先河的把關人研究， 逐漸揭示了傳播者所受到的種種外在壓力；批判學派、政治經濟學等各種研究取向，更是展 現了大眾媒介和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關係，從而使媒介組織的專業主義理念遭到挫傷。 所以，傳播者研究歷史，是專業主義建構和消解的過程。但是，專業主義並沒有銷聲匿跡， 建構和解構仍在不斷繼續。 在大眾傳播中，誰(ｗｈｏ)是傳播者? 「沒有誰」，查利斯．賴特斬釘截鐵地回答。理由很簡單：大眾傳播是組織而不是個人的行 為，大眾傳播的內容是眾多參與者組織化努力的產物，是大眾生產(mａｓｓ ｐｒｏｄｕ ｃｅｄ)大眾散發(ｍａｓ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在如此複雜的操作過程中尋找什 么人是傳播者，就好比是找一輛汽車的個別製造者。於是賴特十分不屑地說，問誰是傳播者 ，實際上是打算以一般的人類傳播模式，即：一個傳播者、一個訊息、某些傳輸媒介和一個 接收者這些基本要素來考慮大眾傳播（Ｗｒｉｇｈｔ， Ｃ．Ｒ．， １９８６：６１）。 我以為這只是賴特虛構的問題，但即便真的如此，也不必一口咬定就是混淆了大眾傳播和一 般傳播的區別。不說賴特自己提到的這些構成傳播模式的基本要素(傳播者、訊息、媒介、 接收者)，大眾傳播本就不可或缺，而且「誰」或「什麼人」也可以理解為一個隱喻，把賴特所謂的「組織」做了人格化處理。賴特之所以做驚人之語，無非是強調大眾傳播的組織特徵，為自己從社會學角度研究大眾傳播者做鋪墊。以一己之需，故意使因果關係極端簡單化 ，是學術研究的大忌。賴特恰落此俗套。 不過，突出大眾傳播者是組織而不是個體，雖無新意倒是十分重要。在傳播關係或傳播過程 的語境中，大眾傳播者可以和大眾媒介機構，甚至是大眾媒介交換使用，道理也就在於此。正因如此，所謂的大眾傳播者，實際上就是處在傳播過程或傳播關係中的大眾媒介機構／組織。 當以此來界定傳播者時，馬上面臨一個棘手的問題：有關傳播者的理論或研究究竟始於何時? 如所周知，最早從結構上對大眾傳播過程進行概括的，是拉斯維爾的「五Ｗ」（Ｌａｓｓ ｗ ｅｌｌ， Ｈ．Ｄ．１９４３）。可此後的研究，並不是「五Ｗ」的均衡展開。相反，從一開始學者們的注意力幾乎都給予了效果和內容，效果理論的發達和傳播者--「Ｗｈｏ」的研究之薄弱（Ｈａｌｌｏｒａｎ， Ｆ．Ｄ．，１９６９；Ｗｅａｖｅｒ，Ｄ．Ｈ． ａ ｎｄ Ｇｒａｙ， Ｇ．，１９８０），形成了鮮明的對照。於是有人斷然認為，大眾傳播者研究的歷史是從懷特在1950年發表的「把關人」個案調查開始的（Ｗｈｉtｎｅｙ，Ｄ． Ｃ．，１９８２）。依此類推，「把關人」也就是第一個關於傳播者的理論。 有趣的是，同樣是這位Ｗｈｉｔｎｅｙ，在五年後與他人合著的一篇文章中馬上就改變了自 己的看法，以為關於專業的(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大眾傳播者研究，至少可以追溯到 1937年若斯坦（Ｒｏｓｔｅｎ Ｌ．Ｃ．）所做的華盛頓記者的調查（Ｅｔｔｅｍａ， Ｊ ．Ｓ．， Ｗｈｉｔｎｅｙ， Ｄ．Ｃ．， ｗｈｉｔｈ Ｗａｃｋｍａｎ， Ｄ．Ｂ．， １９８７），一下子把歷史往前推了13年。 Ｗｈｉｔｎｅｙ的變化也許自有其道理，可惜他自己並沒就此做出進一步的解釋。但他的游 移不定至少說明，這一看似簡單的問題實際上並非一目了然。 據施拉姆考察，在1937～1957年的20年中，美國的新聞學研究呈現三種主要趨勢：一是以 歷 史學和歷史學方法為基礎的關於報業歷史以及那些著名編輯、出版者的研究和傳記；二是基 本屬於政治學範圍的有關報業和社會的研究，包括報業與政府的關係、自由與責任、公眾意 見和國家政策等等。最後一個趨勢是，根據心理學、社會學和人類學的方法，把報業作為傳 播和傳播過程來研究。前二者早已存在於新聞學研究歷史中，惟有第三種，是這20年中所 迅速發展起來的新領域（Ｓｃｈｒａｍｍ， Ｗ．，１９５７）。如果說施拉姆更多的是關 注 橫向的研究類型，那麼，另兩位美國學者則更著眼於縱向的有關史的延續和變化：早期是關 於新聞和印刷業的歷史，儘管這類研究數量不多，且是描述性的，但新聞組織和新聞工作者 是他們直接注目的對象。20世紀20年代開始，政治學家和其他社會科學學者先是產生了 對新聞從業者所生產的訊息的研究興趣，繼而則是這些訊息的效果。在諸種因素(如戰爭期 間宣傳的問題、大眾社會、廣告效果、媒介在選舉中的作用，以及60年代政治和社會不穩 定等)的作用下，關於效果的研究更加廣泛和加強。由此，導致許多研究者開始更多地注視 受眾，注視新聞訊息對受眾的效果，而不是新聞從業者和訊息的實際生產過程(Ｗｅａｖｅ ｒ， Ｄ．Ｈ． ａｎｄ Ｇｒａｙ， Ｇ．，１９８０)。 報業歷史和報業與社會，顯然都屬於傳播機構或組織的研究範圍。施拉姆和韋弗的勾勒， 不僅說明大眾傳播者(大眾媒介組織)的研究是早已有之，而且若以拉斯維爾的五Ｗ來衡 量，最早的研究重點無疑是傳播者而不是受眾或效果。因此從美國新聞學、大眾傳播學的整 個歷史看，其基本軌跡是由傳播者的研究向受眾、效果研究的傾斜，而不是反之。把懷特定 位為大眾傳播者研究的第一人，顯而易見是以施拉姆所謂的第三種新趨勢--報業作為傳播 和傳播過程為立足點，至於新聞學及其原有研究則一概排除在外。 施行此種「排除法」有其充足理由。首先可以標示大眾傳播學以及其傳播者研究是一個新的 領域和視野。其次，傳播者、受眾等，都是相對於它們所結成的傳播關係、傳播結構或傳播 過程而言，而此種視角和研究取向，的確是傳播學，更確切地說，是拉斯維爾「五Ｗ」模式產生以後的事。因此，儘管在新聞學中早就有關於報刊組織及從業者的研究，但他們並沒有「傳播者」的概念及其「傳播者研究」的明確意識(在那公認為標誌大眾傳播學形成的《大眾傳播學》一書中，施拉姆仍只是用「大眾媒介」而不是「大眾傳播者」，還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即便是在大眾傳播研究出現之後，對這一概念的認識和使用仍有一個過程)。然而，假若因此設限，把新聞學和大眾傳播學一刀兩斷，其危害性亦不能小視。它不僅割斷了關於大眾媒介研究的歷史，產生一種惟有「把關人」研究出現後才有關於傳媒組織研究的誤導， 而且更嚴重的是，由於研究線索的人為中斷，會使人無法清楚認識整個傳播者思想的歷史演變。具體點說，新聞學和大眾傳播學關於大眾媒介組織研究的差別和變化，尤其是後者所呈 現的意義，包括所謂的新視角和新取向，在這樣的分割斷裂中同樣也就難以辨別。雖然現在 無法肯定Ｗｈｉｔｎｅｙ關於傳播者研究歷史的變化是否由此而起，但變顯然要比不變合理，儘管他對於時間上限的規定仍然過於機械死板。 現在之關鍵是，同樣都是關注傳播者，新聞學和傳播學之間是否有何不同?換言之，從新聞學到傳播學，在大眾傳播者研究的總體歷史上，是否發生了什麼變化?施拉姆的眼光已經隱約觸及到這一點。他把懷特的「把關人」理論，看成是傳播者研究的橫向之擴展，展示了一個饒有趣味的有關傳播者的研究類型（Ｓｃｈｒａｍｍ， Ｗ．，１９５７）。可是施拉姆仍然沒有說清楚，這種新擴展出來的研究類型對於整個傳播者研究及其理論，究竟意味著什麼。 就新聞學而言，在30年代前的那些研究和成果實在單一，韋弗認為其重點就是一個，即以 著名報人、出版商為中心的報刊史的研究(Ｗｅａｖｅｒ， Ｄ．Ｈ．& Ｇｒａｙ， Ｇ． Ｒ．，１９８０)。而在施拉姆眼裡，則是報業歷史、傳記以及報業與社會研究並存。但我覺得，施拉姆把屬於報業與社會關係的「責任」、「自由」等，稱為是新聞學的古老話題( Ｓｃｈｒａｍｍ， Ｗ．，１９５７)，是符合實際的。因為自便士報以來，美國報業的倫 理道德，以及如何處理報刊和政府的關係，如何保障報刊的新聞自由，始終是新聞學術研究 ，甚至也是全社會關注的焦點。其實，若是把學術研究的標尺放寬一點，除了上述的以外， 其時在新聞學中還有一個重點，那就是有關新聞實務的介紹。自1870年到1920年，是美國高 等學 校相繼建立新聞教育的時期，不僅此時從事新聞教育的教師幾乎都來自於報刊，而且新聞實 務的訓練是其主要目的(Ｗｅａｖｅｒ，Ｄ．Ｈ．& Ｇｒａｙ，Ｇ．R．，１９８０； Ｍ ｉｒａｎｄｏ，Ｊ．Ａ．，２００１)。與此相應，新聞操作技巧的經驗介紹，尤其是新聞 實務的教科書也就繼之而起〔１〕。甚至在19世紀80年代出版的教科書中，就已 經明確提出誠實、公正、準確和真實，把事實和評論分開--這些後來所謂的客觀性原則的 基本要素（Ｍｉｒａｎｄｏ，Ｊ．Ａ．２００１）。 新聞學研究所呈現出來的這些特點，是和其產生的背景有關。與大眾傳播學的研究是從宣傳 效果、市場和消費者調查起步不同，新聞教育和新聞學研究則是與19世紀70年代後獨立報刊 的興 盛相伴而生。其時，報紙從原來的一人身兼數職(印刷工、廣告代理人、編輯、記者)，開始 進入僱傭專職記者，「猶如新聞大致是19世紀30年代的產物，記者是19世紀80年代到19世紀 90年代的社會創造」，新聞報道由此成為一個職業。隨之，要報道新聞，以事實為先，報道要簡短、精確 、清楚等等，作為一種職業理想，在各報紙中以不同的方式加以強調和灌輸（Ｓｃｈｕｄｓ ｏｎ， Ｍ．，１９７８：６５；７７ ８７）。假若按莫特對職業精神的概括（Ｍｏｔｔ ｅ，Ｆ．Ｌ．，１９６２），獨立報刊實際上就是職業化報刊的基本樣式。依照另一美國學 者的意見，獨立報刊，尤其是1896年阿道夫．奧克斯（Ａｄｏｌｆ Ｏｃｈｓ）掌管《紐約 時報》後所基本形成的新聞信息模式，則是新聞專業主義的根源（Ｈａｌｌｉｎ， D Ｃ ．，１９９６）。 通過對一些專業組織的歷史考察，威倫斯基(Ｗｉｌｅｎｓｋｙ)提出，一個職業轉變成一個 專業，需經過五個階段：第一，開始努力成為專職或全日制（ｆｕｌｌ ｔｉｍｅ）的職業 ；第二，建立起訓練學校；第三，形成專業協會；第四，贏得法律支持以能自主掌管自己的 工作；第五，專業協會公布正式的道德準則(見Ｊｏｈｎｓｔｏｎｅ， Ｊ．Ｗ．Ｃ．， Ｓｌａｗｓｋｉ， Ｅ．Ｊ．& Ｂｏｗｍａｎ， Ｗ．Ｗ．， １９７６：９８)。報刊何時完成這五個轉變並成為專業主義，是一個頗難回答的問題（Ｈａｌｌｉｎ， Ｄ．Ｃ．， １９９６），儘管至少在19世紀50年代就有美國的辦報者聲稱，我們的最大報紙都是 嚴格按照新聞業是一個專業的觀念來運行（Ｍｏｔｔｅ Ｆ．Ｌ．，１９５０，Ｐ４０５）。建立於1867年的密蘇里報刊協會（Ｍｉｓｓｏｕｒｉ Ｐｒｅｓ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 ｔｉｏｎ）在其會議記錄中也指出，在19世紀中期，協會的成員不僅視自己猶如醫生、律 師、神職人員那樣的專業人員，而且在建立這個專業性協會後，通過不斷強調大學新聞教育 和職業倫理標準，以進一步促進專業化（Ｂａｎｎｉｎｇ，Ｓ．Ａ．，９８／９９）。 不過此地更令我們感興趣的不是時間，而是威倫斯基的五個標準。假如按照這樣的視野，我們不僅可以肯定：新聞教育以及與之密切關聯的新聞學研究是和報刊職業化或新聞專業主義 的追求相伴而生〔２〕，甚至新聞學思想以及研究實際上就是新聞實踐的職業化或專 業主義的反映。新聞學中關於媒介組織--大眾傳播者的思想和研究，大致就是圍繞專業主義或上述的威氏標準而展開。比如「新聞自由」思想，就其理論基礎，似乎發源於「理性主義」和「天賦人權」，但最終能落到實處的，則是對媒介的外部關係，即一個新聞職業組織和政府的關係做了基本界定，以獲取職業自主性；生髮於20世紀初的真實、公正等職 業道德規範，以及後來蔓延並至今訴訟紛紜的「客觀性」原則，無非是對大眾傳播者的行為 做出規範，使之更像一個「專業」或能向「專業」的方向發展。後來的社會學、政治學、哲學以及組織理論等對「客觀性」的嚴厲批評，雖不無道理，可也未必批到了點子上，因為這是新聞業作為 一個職業或專業所需要的。提出「客觀性」包括要達到的目標，都與其職業特徵有關，而與其它各種學科對於客觀性的理解以及所遵循的習慣思路，均有較大的區別（Ｐｈｉｌｌｉｐ ｓ， Ｅ．Ｂ．， １９９７）。新聞學研究一開始，首先把目光鎖定在一些著名報紙及報人，或者是一些記者式的經驗介紹，恐怕在於大眾化報紙所開創的那種「職業化」辦報路子得到他們的青睞和認同，甚至有一種自豪感〔３〕，餘下的就是如何按照前輩的印跡 行走或在此基礎上做些修修補補。自從以專業主義為研究取向的新聞史代表作，Ｈｕｄｓｏ ｎ的《美國新聞業：從1690至1872》在1873年出版後，多數的新聞史研究者認為，真正的新 聞 業就是像本傑明．戴創辦的《太陽報》那樣的便士報，新聞業的歷史就是如何發展成為便士 報的故事。於是，他們解釋並評價新聞史，其標準就是對現有的新聞專業化所做出的貢獻， 美國大眾傳播歷史也就是媒介在它們的專業特點方面怎樣演變進化的歷史（Ｓｌｏａｎ， Ｗ．Ｄ．， １９９１：６）。直到20世紀40年代的「社會責任論」，所遵循的思路仍然是「職業化」或「專業主義」，其主要目的就是在原來主要是調整政府和報刊關係的「新聞自由」的思想基礎上，進行添加和補充，試圖對報刊的另一個外部關係--與經濟利益集團的關係 做出調整或界定，以使報刊能真正成為負責任的公共傳播者(黃旦，1999)。海林（Ｈａｌｌｉ ｎ， １９９６）所謂的「20世紀40年代中期，當委員會準備其報告時，專業主義得以最大強化」，也許指的就是此種傾向。 到了上世紀60年代末，一位學者曾對傳播者研究做過如是描述： 這些研究在總體上，局限於大眾媒介操作的低層次上。夜班的編輯，社區報紙，檢查官的刪 剪，記者們的自我想像，專業人員的工資等級，以及很多其它類似的具體的和工作層面的已 都有涉及。但是高層次上的經濟計劃和政策制定仍然沒有得到研究，更廣更大的問題還空在 那 兒。作為在社會網路中佔據一個敏感中心位置的大眾傳播者，以及面對來自一個社會系統各 個方面的壓力而剔除和選擇信息的研究，幾乎還是空白(哈洛蘭，1969)。 哈洛蘭所描畫的研究狀況假若屬實，那麼恰好反映出傳播者研究中「新聞專業主義」的基本傾向。所謂夜班的編輯、檢查、記者的自我想像和工資等等，都是典型的與專業主義密切關聯的內容。其實，哈氏所謂的高層次上那些更廣更大的問題，雖不太多，倒也不能稱為「空白」。至少就施拉姆所總結的新聞學研究的古老話題--「自由」、「報業經濟和報業責任」等等，顯然不屬低層次的問題。不過即便是這一類的研究，同樣只是遵循專業主義或職業化的路子--重點是劃清媒介組織和社會其他部門的界線。在他們看來，只要界線分明，就能各得其所，所有問題亦便迎刃而解。此種思路最典型的是在《報刊的四種理論》一書之中 。報刊或者是專制主義的附庸，或者是自由主義下的獨立媒介組織。有何種政治體制，就有何種媒介體制，就有何種媒介操作規範，互相之間一清二楚。所謂的「自由」，所謂的「責任」，就變成對各自不越界、不違規的要求，或是對越界和違規的抗議。有人曾一針見血 地指出，該書是以一種假定的媒介和政府的關係來確定理論自身的名字(Ｎｅｒｏｎｅ， J ．Ｃ．，１９９5，２７)。其實何止如此，整個的理論構想都是建立在這麼一種假定的關 繫上。正是在該種假定的關係中，報刊成了一個自足的封閉的體系，專業主義的追求和發展 也就變成新聞業「自然的歷史」（Ｈａｌｌｉｎ，１９９６）。惟一要做的就是在理論和實踐中使之不斷豐富，以及媒介如何保住自己的清白之身和防止外來力量，尤其是政府的侵入。 此種獨立、自足的媒介組織觀念，在美國大眾傳播學出現時仍被繼續沿用並成為其基矗行政研究取向的出發點，就是認為媒介是一個自然的沒有任何偏向的工具，可以被人們用於各 種目的（Ｌａｚａｒｓｆｅｌｄ， Ｐ．Ｆ．， １９４１；Ｂｌｕｍｅｒ，Ｊ．Ｇ．，１ ９７８）。包括拉斯維爾的「五Ｗ」模式，都「顯然隱含著以媒介自主機制的觀念，忽略媒介與其他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之間內在的、密不可分的關係」。(張錦華，1994，52) 。 可是一個轉折性的變化發生在1949年。正是在這一年，懷特發表了傳播學研究中第一篇關於 「把關人」的文章。雖然懷特抱有驗證盧因「把關人」理論的意圖，但其從調查對象、設計的 問題乃至關切的重點，與原有的新聞學研究卻是一脈相承。直白點說，也許他本來是想通過 對新聞選擇的調查，來確認新聞學和新聞專業主義中的那些金科玉律：客觀、公正、不偏不 倚等等。正是因此，當他最後發現新聞選擇是建立在高度的個人主觀基礎上時，不自覺地流 露 出失望和驚訝〔４〕。儘管「在這樣一種情境中，特別是在一個無論是新聞從業者還 是研究者，都視『客觀『是一個標準的特殊領域中」，懷特的「吃驚看起來是正常的」（Ｗ ｈｉｔｎｅｙ， Ｄ．Ｃ．，１９８２）。但懷特恐怕根本就沒有想到，就是從他的「吃驚」之開始，他們所一直信奉的且根深蒂固的新聞專業主義或職業化的觀念，越來越多地暴露 出某種不正常並遭到了懷疑。 與懷特僅著眼於一個孤立的個體「把關人」不同，隨著而來的是把新聞從業者個體和組織、 制度等結合起來觀察。布里德揭示了新聞編輯部中所存在的新聞控制（Ｂｒｅｅｄ，Ｗ．， １９５５）；吉伯發現編輯實際上是被包裹在一件由機械零件(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ｄｅｔａｉｌｓ)制就的緊身夾克中（Ｓｈｏｅｍａｋｅｒ，Ｐ．J．，１９９１，Ｐ． １１），個人的主觀與媒介組織和其他壓力相比是微不足道的（Ｇｉｅｂｅｒ，Ｗ．，１９ ６４）。韋斯特里和麥克萊恩把信源的壓力引進了新聞選擇之中（Ｗｅｓｔｌｅｙ，Ｂ．Ｈ ．，& Ｍａｃｌｅａｎ，Ｍ．Ｓ．，１９５７），吉伯納則明確提出，信源是施加於大眾 傳播者身上的一種社會機構（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的壓力（Ｇｅｒｂｎｅｒ，Ｇ．， １９６９）。賴利夫婦率先把大眾傳播置於社會的大系統中進行考察(丹尼斯．麥奎爾，198 7，47 50)，德弗勒卻以為，媒介的選擇本來就是在各種社會系統的制約中所進行的（Ｄｅ Ｆ ｌｅｕｒ，Ｍ．Ｌ．，１９６６）。哈洛蘭所謂的「空白」，即「作為在社會網路中佔據一 個敏感中心位置的大眾傳播者，以及面對來自一個社會系統各個方面的壓力而剔除和選擇信 息的研究」，在此時得到了初步的展示。媒介組織(大眾傳播者)和社會，再也不是界限清楚 ，各司其職，互不干涉，而是控制與被控制的複雜纏繞。正是由此，新聞學中的「職業化」或「專業主義」的研究視野被打破，專業主義的理想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消解。把關人研 究的模式也就逐漸向新聞傳播研究中的「自由」「社會控制」等古老主題偏移甚至合一(黃 旦，1996)。 與研究視野的擴大相伴而行的是學科背景上的多樣化。知識社會學、組織社會學，以及打著 文化研究旗號的各種研究取向紛紛粉墨登場，從而對「客觀性」、媒介組織、媒介生產過程 等等，都有著不同以往的揭示和分析(Ｅｔｔｅｍａ J．Ｓ．，Ｗｈｉｔｎｅｙ， Ｄ ．Ｃ．ｗｉｔｈ Ｗａｃｋｍａｎ， Ｄ．Ｂ．，１９８７)。與美國的傳播學者不同，大 洋彼岸的研究者一開始就把大眾媒介的角色及其操作，納入到社會系統以及相互互動中加以 認識（Ｌａｚａｒｓｆｅｌｄ， Ｐ．Ｆ．，１９４１；Ｂｌｕｍｅｒ，J．Ｇ．，１９７ ８）。傳播的政治經濟學研究「通常以考察企業的發展與廣闊的政治經濟形式的關係作為探 討傳播過程生產方面的開始」(莫斯可，2000：73)，「既有經濟及政治制度會直接決定並影 響媒介的運作及功能」(張錦華，1994：10)。文化研究揭示了大眾媒介所扮演的意識形態生 產者角色，並在現實建構和文化霸權中發揮積極的作用(羅鋼、劉象愚，2000)。法蘭克福學 派則把目光集中於大眾媒介的文化產業特性，以及在現有社會條件前提下以交換為目的的商 業本質，並且已經導致社會的「單向度」。此種研究路數，與那種囿於「客觀、中立」的新 聞專業主義來研究媒介組織不僅大異其趣，而且新聞專業的理念和立場受到了批判，認為其 本身即是意識形態，具有維護既有體系合法性及保護媒體的策略效果，同時更成為新聞從業 者逃避責任與理想的借口(張錦華，1994：21)。 如果把從懷特「把關人」開始的有關大眾媒介組織的認識和研究簡略概括一下，其研究視角 大致經過了從個體到組織到社會制度的過程；其研究重點由個體的新聞選擇到組織、社 會對新聞選擇的影響，到媒介組織對社會觀念、意識、文化的製造與複製；其基本思想，自 專業主義到專業主義所受的種種壓力以至對專業主義的批判；從信奉客觀、公正到對媒介符 號系統的意義以及生產這種意義的過程的探究。凡此種種，施拉姆所謂的這種新擴展出來的 有關傳播者的研究類型，也就完全彰示了其所具有的意義：從新聞專業主義立場始，最終帶 來的是對新聞專業主義思想及研究的解構。 然而，不能因此就以為新聞專業主義已被一筆勾銷。海林曾說過一番意味深長的話： 現在我們不得不問，專業化時代是否可能被證明是短時間的、相當異 常的階段，是一個比一 代人多一點的時間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新聞媒介、經濟、政治、文化的各自角色好象已解 決，但僅僅是曇花一現。然而，這不是說新聞專業主義模式也隨之煙消雲散，它深深地紮根 於文化中，儘管它也不再對自己的身份繼續充滿自信(Ｈａｌｌｉｎ， Ｄ．Ｃ．，１９９ ６)。 如果說社會學、文化學、組織學、批判學派等等的研究和揭示，使新聞專業主義遭到了前 所未有的困境，那麼，它同樣也激起人們對專業主義的頑強固守，並試圖給予它一個正確和 適當的位置。根據幾年前的調查，這種深扎在文化之中的「專業主義」情結，仍然是新聞媒 介組織的基本氛圍，儘管其所具有的威力在不同的編輯部里各有差異（Ｗｅａｖｅｒ， D ．Ｈ．& Ｗｉｌｈｏｉｔ， Ｇ．Ｃ．，１９９６：１２５ １７６）。就學術研究看， 不同學科、不同取向的研究，越來越有融合的趨勢，也許大家都理性地意識到，新聞媒介組 織--大眾傳播者研究，本來就是需要多層次、多面向的透視，僅僅偏居一隅都可能會導入「瞎子摸大象」的結局。這在後來有關媒介或媒介組織研究的框架設想中得以充分展示。無論 是Ｈｉｒｓｃｈ的三層次研究模式(職業角色、組織、組織間關係和社會制度)（Ｈｉｒｓ ｃｈ，１９７７）還是Ｓｈｏｅｍａｋｅｒ所概括歸納的關於「把關人」研究的總體構想( 個人、傳播的日常慣例〔ｒｏｕｔｉｎｅ〕、組織、組織外的或其他社會部門、社會系統) （Ｓｈｏｅｍａｋｅｒ， Ｐ．Ｊ．，１９９１），在展現媒介組織和其所存在的社會環境 之間複雜關係的同時，都為專業主義的研究留下充足的空間和餘地。在這個意義上說，在有 關大眾傳播者的研究中，新聞專業主義的建構和解構還會不斷繼續下去。也許，正是在這種 持 續不斷地建構和消解中，才使得有關大眾傳播者的研究具有自己的旺盛生命力。理解這一點 ，不僅對我們全面正確認識、分析西方的媒介組織關係密切，而且對如何研究我們的傳播者 也不無啟示。 作者：復旦大學信息與傳播研究中心研究員 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博士 教授 注釋 〔１〕從Ｓｃｈｕｄｓｏｎ，Ｍ．的《新聞採訪的歷史》一文中就可以看出， 在20世紀 初期，與新聞採訪等有關的教科書就已有不少（Ｓｃｈｕｄｓｏｎ，Ｍ．（１９９５）．Ｔ 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Ｎｅｗｓ．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 ｓｓ， P．８０～８１）。 〔２〕美國大學正式開設新聞學課程大致是在19世紀70年代之後，這恰好與其獨立報 刊的形成基本同步。大學中新聞教育的展開，對新聞學研究產生具有重大影響(可參：Ｗｅ ａｖｅｒ， Ｄ．Ｈ．& Ｇｒａｙ， Ｒ．Ｇ．，１９８０)。 〔３〕美國最早的一些新聞史著作常出自資深報人之手，而且對自己供職過的報紙往往有溢 美傾向，如Ｆｒｅｄｅｒｉｃ Ｈｕｄｓｏｎ （１８７３）的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Ｆｒｏｍ １６９０ １８７２中關於 《紐約先驅報》的敘述。 〔４〕可參Ｔｈｅ Ｇａｔｅｋｅｅｐｅｒ：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Ｎｅｗｓ之最後一段。 參考文獻 Ｂａｎｎｉｎｇ，Ｓ．Ａ．（９８／９９）．Ｔｈ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 ｌｉｚ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Ｗｉｎｔｅｒ９８／９９，Ｖｏｌ．２４ Ｉｓｓｕｅ ４，Ｐ １５７～１６４． Ｂｒｅｅｄ，Ｗ．（１９５５）．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ｎ ｔｈｅ Ｎｅ ｗｓ Ｒｏｏｍ．Ｉｎ Ｓｃｈｒａｍｍ， Ｗ．（ｅｄ．）（１９６０）． Ｍａｓ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Ｕｒｂａ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Ｉ ｌｌｉｎｏｉｓ Ｐｒｅｓｓ．Ｐ．１７８～１９４． Ｂｌｕｍｌｅｒ， Ｊ．Ｇ．（１９７８）．Ｐｕｒｐｏｓｅｓ ｏｆ Ｍａｓｓ Ｃｏ 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 Ｔｒａｎｓ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Ｐｅ 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Ｍａｓ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 Ｙ ｅａｒｂｏｏｋ． Ｖｏｌ．１， １９８０．Ｐ．３３～４４． ＤｅＦｌｅｕｒ， Ｍ．Ｌ．（１９６６）． Ｔ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Ｍａｓｓ Ｃｏｍ 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Ｄａｖｉｄ Ｍｃｋａｙ Ｃｏｍｐａｎ ｙ Ｉｎｃ．．也可參梅爾文．德弗勒、桑德拉．鮑爾 洛基奇(1990)。《大眾傳播演講諸 論》，杜力平譯，新華出版社，152頁。 Ｅｔｔｅｍａ， Ｊ．Ｓ．， Ｗｈｉｔｎｅｙ， Ｄ．Ｃ．． ｗｉｔｈ Ｗａｃｋｍａ ｎ， Ｄ．Ｂ．（１９８７）．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Ｍａｓ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 ｃａｔｏｒｓ． Ｉｎ Ｂｅｒｇｅｒ， Ｃ．Ｒ． & Ｃｈａｆｆｅｅ， Ｓ．Ｈ． （ｅｄｓ．）．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 ｅ． Ｎｅｗｂｕｒｙ Ｐａｒｋ， ＣＡ： Ｓａｇ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Ｐ．７４７～７８０． Ｇｅｒｂｎｅｒ， Ｇ．（１９６９）．Ｉｎｓｔｉｕ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ｓ ｕｐｏｎ Ｍａｓ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ｏ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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