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盛頓郵報：13年後，他們為什麼還在恨美國人？

法里德·扎卡里亞

看了可怕的處死視頻，我的感覺和911發生之後差不多。野蠻是為了激起憤怒，也確實達到了目的。2001年9月我曾經有過這樣一個問題：他們為什麼恨我們？在為新聞周刊所寫的那篇文章當中，我試圖回答這個問題，而且當時也觸動了很多讀者。今天重讀這篇文章，想看看其中正確的地方、不對的地方，還有就是總結過去13年來的經驗教訓。

不只是基地組織。開始我就指出，伊斯蘭恐怖主義不是少數虛無主義者的孤立行為。後面有一個更為廣泛的文化因素，與恐怖主義串通一氣，或者至少不願意與其鬥爭。這方面雖然已有所改變，但還遠遠不夠。

這不是伊斯蘭問題，而是阿拉伯問題。21世紀最初幾年，印尼成為我們關注的焦點，因為911之後那裡發生了一系列恐怖襲擊事件。但過去十年，聖戰甚至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在印尼這個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國家（其人口比伊拉克、敘利亞、埃及、利比亞等海灣國家加在一起還要大），幹得並不怎麼樣。再看看印度，扎瓦西里的老窩就設在隔壁巴基斯坦，但1.65億穆斯林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是基地組織成員。扎瓦西里公布的一個大膽計劃，就是嘗試招募印度穆斯林，不過我懷疑它會以失敗而告終。

埃及總檢察長宣布逮捕穆兄會最高領袖

阿拉伯國家的政治腐敗是個問題。當年我那篇文章的核心觀點是，阿拉伯世界產生宗教狂熱以及聖戰的原因是政治停滯。到2001年，幾乎世界每個地區都能看到政治上的顯著進步——東歐、亞洲、拉美甚至非洲都舉行了許多自由公平的選舉。但阿拉伯世界依然是沙漠一片。與1951年相比，2001年大多數阿拉伯人的自由不增反減。

生活中有一個方面是阿拉伯獨裁者所不能禁止的，那就是宗教，所以伊斯蘭教就成了政治反對派的語言。隨著阿拉伯世界的西化，這些世俗獨裁者們開始節節敗退了——在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面——原教旨主義者告訴人們，「伊斯蘭教才是答案。」

阿拉伯世界落入了獨裁者——如穆巴拉克，和極端反對自由主義的反對派——如基地組織手中。政權越極端，反對也更猛烈。這一毒瘤比我曾意識到的更深重，也更具破壞性。儘管伊拉克的薩達姆·海珊被推翻，儘管又發生了「阿拉伯之春」，獨裁者和聖戰者之間的這種「互動」並未中斷。

2014年6月，敘利亞中部城市霍姆斯西北約70公里的山區小鎮朱瓦哈特，兒童手舉總統候選人巴沙爾·阿薩德的畫像參加集會

看看敘利亞，事實上直到最近，巴沙爾·阿薩德一直在幫助伊斯蘭國，從他們那裡購買石油、天然氣，在他們與自由敘利亞軍對抗時炮轟後者。阿薩德在玩老獨裁者的遊戲，讓他的人民做出嚴峻的選擇——要麼是我，要麼是伊斯蘭國。許多敘利亞人（例如少數基督教群體）選擇了他。

最大的挫敗發生在埃及，非暴力伊斯蘭運動組織上台，但很快因為越軌而失去機遇。但軍隊並不樂意坐等穆斯林兄弟會在選舉中失敗，用武力取而代之，重回權力中心。埃及現在是一個比穆巴拉克統治下更殘酷的警察國家。穆斯林兄弟會被取締，成員或被殺害，或被監禁，其餘的被迫轉入地下。我們只好希望，十年後不必討論另一個「伊斯蘭國」為何在埃及興起。

我13年前的那篇文章中缺了什麼？是這些國家的脆弱性。我沒有意識到，如果獨裁政權動搖，國家體系（state）可能會崩潰，體系之下沒有公民社會——事實上連民族國家（nation）都沒有。一旦中東地區為混亂所主宰，人們就不會再追尋國家認同——伊拉克、敘利亞，取而代之的是更老的一套邏輯：什葉派、遜尼派，庫爾德人、阿拉伯人。

我應當多關注自己讀研究生時的導師塞繆爾·亨廷頓，他曾經解釋說，美國從來不會意識到，在發展中世界，問題的關鍵不是政府統治的形式——共產主義、資本主義，民主、獨裁——而是政府統治的程度（degree of government）。這些時日我們從利比亞到伊拉克到敘利亞，看到的恰恰是政府的缺位。

（來源：華盛頓郵報，原題「Why They Still Hate Us, 13 Years Later」，作者：法里德·扎卡里亞，觀察者網宋帥譯，岑少宇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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