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史籍上最早到達西歐的中國人

前些日子，據英國《每日郵報》報道，英國考古學家在倫敦薩瑟克地區一處羅馬帝國時代的墓地中，發現了中國人的骸骨，分析顯示遺骨來自公元2-4世紀，距今已經接近2000年。然而，他們在史冊上並沒有留下自己的名字，史籍中記載的最早到達西歐的中國人，另有其人。先驅的足跡自從張騫西域「鑿空」之後，貫通東西長達5000英里的「絲綢之路」將相距遙遠的中國與希臘-羅馬世界連接起來。這條絲綢之路，在橫越亞洲大陸時，卻被控制在波斯人的手中。同時波斯又扼守著波斯灣、紅海通往印度和中國的水道。使得安息王朝（帕提亞）與之後的薩珊波斯王朝在貫穿其境的絲綢之路上對生絲貿易享有絕對的壟斷地位。 稍有經濟常識的人都會明白，如果能撇開波斯這個中間人，生產商與消費者直接交易是件雙贏的事。為此，公元97年，漢帝國西域督護定遠侯班超曾派遣副使甘英經安息出使羅馬帝國。這樣的話，中間人勢必成為唯一的輸家。因此，「安息欲以漢繒彩與之交市，故遮閡不得自達」。當甘英抵達波斯灣時，安息人故意以「大海煙波渺茫，浩瀚無邊……那些出航的人，都在船上備足三年的糧食。在海上還易患思家病，有些人就因此送掉了性命」的誇大其詞嚇阻了甘英從海路前往羅馬帝國的意圖，使得中國人西進的步伐停滯在兩河流域近700年之久。

帕提亞帝國到了唐代，有一個人雖然不是帝國的官方使節，卻走得比當年的甘英更遠，他就是唐代著名歷史學家杜佑的族侄杜環。怛羅斯戰役（公元751年）之後，杜環和其他數千唐軍俘虜一起被送往阿拉伯世界腹地，先後在中亞、西亞、非洲十餘地區遊歷和生活過；總計流離大食12年，遍游黑衣大食（阿拔斯王朝）全境，最後於公元762年隨商船從海路回到廣州。他以10餘年異域的耳聞目睹，親歷親為的生活閱歷，寫就了《經行記》，成為研究中國與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文獻和研究中世紀中亞、西亞、北非風物情貌的地理著作。這是一本足以與當時另一位傑出的旅行家玄奘的《大唐西域記》相提並論的遊歷專著。可惜的是，《經行記》早已散佚，沒能全部留下來。我們所能看到的，是杜佑在自己的著作《通典》中保留的片段，凡1511字。

怛羅斯之戰根據《經行記》的記載，杜環所到過的「摩鄰國」究竟在何處至今仍無定論，但論者多以為在摩洛哥或者東非。因此，他是歷史上可考的第一個到達非洲的中國人。但杜歡仍舊沒有登上歐洲的土地，雖然他肯定知道歐洲的存在。《經行記》里記載的拂菻國「亦曰大秦。其人顏色紅白，男子悉著素衣，婦人皆服珠錦。好飲酒，尚干餅……其俗每七日一假，不買賣，不出納，唯飲酒謔浪終日。」這很清楚地記載了據有巴爾幹與小亞細亞半島的拜占庭（東羅馬）帝國人民膚色白裡透紅，男人穿單色衣服，婦女愛好服飾，喜歡喝酒，吃麵包，每七天有一天（禮拜天）休息娛樂的情況。

杜環遊歷路線一說旅行家們的黃金時代有據可考的第一個到達歐洲的中國人要遲至宋元時期才在歷史上出現，這一榮耀歸於列班·掃馬。此人出生在金、元的京城（中都、大都，今北京），但既不是漢人也不是蒙古人或者女真人，而是一位維吾爾人。

列班·掃馬今天北京市的海淀區，有個地方叫魏公村，此地原來的名字其實叫「畏兀村」，是元代畏吾兒人在大都聚居的地方，後來音變訛傳而成為「魏公村」。大約1225年左右，掃馬就出生在這裡的一個聶思托里派基督徒（中國稱為「景教」）家庭。掃馬自幼被認為適於從事教士職業，被授以經文，二十三歲時接受洗禮，成了景教徒，曾長年在京郊房山「十字寺」中靜修，過著隱士生活，故而被稱為「列班」（古敘利亞語「大師」、「長老」的意思）。列班·掃馬生活的年代恰逢蒙古帝國的擴張。蒙古鐵騎橫掃歐亞，在摧毀了一個個古老文明國家的同時，卻也打通了阻隔已久的絲綢之路。「國家疆理之大，極天所覆，廣袤數萬里，自畿甸而要荒，如腹心手足聯合一體，內外使者往來於道，若血脈之流通，此驛所由置也」。稍後從歐洲東來的馬可·波羅看到，「有不少道路從汗八里城（元大都）首途……行25哩，使臣即見有一驛，其名日站，一如吾人所稱供給馬匹之驛傳也」。由於蒙古帝國疆域之內驛站的普及，「在伊朗和都蘭（中亞）之間的一切地方享有這樣一種安寧，頭頂金盤，自東往西，不會遭受任何人的侵犯。」這是使節、商隊、旅行家們的黃金時代。對於景教徒掃馬和他的弟子馬可而言，還有另外一個好消息。蒙古帝國的第三次西征在旭烈兀（忽必烈的弟弟）的率領下在西亞建立了伊利汗國。而旭烈兀是一位深受聶思脫里派基督教影響的佛教徒，他的母親——拖雷的妻子唆魯禾帖尼信奉景教，他的元妃脫古思可敦也是基督徒——她們都是信奉景教的克烈部王汗的後人；據說，脫古思可敦在其大帳的門外常年設立一座教堂，人們時常聽到鐘鳴。也因為這層關係，旭烈兀在西征時注意保護基督徒，在蒙古軍攻克報答（巴格達）城後的大屠殺中僅有基督徒免遭屠戮。不唯如此，作為景教的發源地與傳播的中心，西亞地區的聶思脫里派基督徒在阿拉伯人以武力為後盾傳播伊斯蘭教時倍受歧視。阿拉伯人規定他們必須用藍色纏頭，額前不許留髮，進入公共浴場時須系一個鈴哨。穿鞋要一隻腳穿白色鞋，一隻腳穿黑鞋，以便與穆斯林相區別，免得受他們玷污。此外他們被禁止騎馬，只許騎驢；不許執兵器；說話不能比穆斯林聲音高；教堂外表必須和普通民房一樣……如今在旭烈兀西征之後，蒙古人變成了解放者，他們把敬奉基督的帳幕載在車上，用木鈴召喚人們來做禮拜。在「蒙古和平」之下，景教徒得以從二等公民的身份中掙脫出來了。在這種情況下，公元1275年左右，掃馬和馬可做出了一個驚人的決定，他們將結伴前往聖城耶路撒冷朝聖，與此同時，兩人還可能負有作為忽必烈的密使，收集情報探聽歐洲各國動向的秘密使命——同一時期的馬可·波羅恰也提及大汗要請教皇派100位精通七藝的教士到中國來。兩人得到忽必烈的允許，領了大汗的令牌，從大都出發，沿著朝廷設置的驛站，一路向西，「適千里者如在戶庭，之萬里者如出鄰家」。馬可·波羅的來路正是列班·掃馬的去路，兩人先後途徑銀川、蘭州、涼州（武威）、甘州（張掖）、敦煌、石城鎮（若羌）、玉闐（和田）等地抵達中亞重鎮，屬於察合台汗國的撒馬爾罕。再從此處出發，沿著古老的絲綢之路進入伊兒汗國，經由報答（巴格達）抵達汗國首都，大不里士（今屬伊朗）。

列班·掃馬西行路線空前的旅程可惜通往耶路撒冷的道路就到此為止了。1260年9月3日，蒙古鐵騎的西進步伐在約旦河左岸的艾因·扎魯特（今巴勒斯坦地區）被埃及馬穆魯克的軍隊永久性地阻止了，聖城耶路撒冷也被其牢牢握在手中。朝聖路途斷絕的掃馬和馬可遂滯留在了大不里士，若他們的足跡也僅停留於此，他的身影就會消失在那些絲綢之路上的偉大先驅的身後。1284年，阿魯渾繼承伊利汗後希望能與基督教歐洲聯合，決定派身為基督徒的列班·掃馬作為使節，出使歐洲。1287年3月掃馬帶領使團於從報達（巴格達）出發，沿古商路西北行至黑海，然後乘船到達拜占庭帝國都城君士坦丁堡。在華麗到令人炫目的聖索菲亞大教堂，掃馬說自己根本無法用語言描繪這裡的景象。然後他又乘船前往義大利那不勒斯港，抵達天主教世界，成為歷史上第一位從中國到達西歐的旅行者。

給列班掃馬留下深刻印象的聖索菲亞大教堂1287年6月23日成為歷史性的時刻，這一天，那不勒斯港口停靠的一艘船上，基督教教士列班·掃馬走下甲板。在此之前，還沒有一位來自那麼遙遠的東方的使者到過義大利。他們見過波斯人、印度人，卻還沒有見過來自「大汗的國土」的「契丹人」。掃馬的第一個重要目的地是羅馬，隨後，掃馬一行又向西南來到加斯科尼（今法國波爾多）拜見了英王「長腿」愛德華一世。從蒙古汗國首都算起，掃馬已經在陸路上繞行一萬一千二百公里。老奸巨猾的「長腿」聲稱收復聖地耶路撒冷，「基督教君主責無旁貸，他們身上佩帶的十字徽章時刻提醒他們這一神聖使命」；不過，英王的承諾仍然只是口惠而實不至的空頭支票。

英王愛德華一世1288年2月，教廷選出了新教皇，列班·掃馬急忙趕往羅馬。新教皇尼古拉四世的禮遇令作為一個朝聖者的掃馬感激涕零：他有幸在梵蒂岡領了一次彌撒，從教皇手裡享用了聖餐，並參與了復活節期間所有的重大儀式。但是，作為使節，掃馬的使命失敗了。教皇在給伊利汗的信中隻字不提派遣十字軍配合攻打馬穆魯克人，反而再三敦促阿魯渾汗接受洗禮，受洗後「藉助主的幫助，耶路撒冷的解放將會更容易實現」。換句話說，阿魯渾汗指望不上十字軍的援助，而該先信仰上帝，然後等待上帝在他攻打馬穆魯克蘇丹時助他一臂之力。帶著這些令人失望的信件與禮物返回波斯的列班·掃馬於1288年4月離開羅馬經原路返回。當年9月，他終於重歸波斯，這裡已經是他的第二故鄉。在接見掃馬的時候，伊利汗阿魯渾么表示：「我使您太勞累了，因為您是位老人。此後我們不再讓您離開我們。我們要在宮外建一教堂，您可在那裡領禮拜做祈禱。」於是，年老體衰的掃馬再也沒有機會回到故鄉。元朝似乎也已經將其忘記了，漢文史籍根本沒有記載他的歐洲之行。

開始伊利汗國伊斯蘭化改革的合贊汗1294年1月10日，列班·掃馬在祥和的氣氛中於辭世，對於景教而言，再也不會有這麼美好的時刻了。一年以後，合贊繼承伊利汗位，改宗伊斯蘭教，他的大臣努魯茲下令摧毀景教教堂、沒收他們的財產、屠殺景教徒與猶太人。返回波斯後，列班·掃馬曾用波斯文記載了他的出使經歷與見聞。但在合贊汗時期激進的伊斯蘭化過程中，他的遊記、出使報告、日記以及書信全部散佚了。列班·掃馬，這位足可與馬可·波羅、伊本·白圖泰齊名的中世紀偉大旅行家，就這樣被歷史遺忘了數百年之久，直到1887年3月，他的傳記才在庫爾德斯坦重見天日。參考文獻：（唐）杜環著，張一純註：《經行記箋注》，中華書局，1963年佚名著，朱炳旭譯《拉班·掃馬和馬克西行記》，大象出版社，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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