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古國高昌：勾結突厥惹怒唐太宗遭滅國之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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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時期，佛教在高昌出現了日漸昌盛的趨勢。據《續高僧傳》記載，隋朝時，佛教的發祥地天竺有僧人來到高昌宣傳佛法，並在這裡的許多寺廟中遊歷講經。那時的僧侶大部分都開始學習漢族的語言。隋煬帝就曾派遣漢族僧人道乘到高昌國，特意為高昌國王講《金光明經》。

到唐朝中期，佛教已經在高昌國達到了空前的繁榮程度，種狂熱的宗教信仰一直持續了幾百年。公元9世紀，回鶻西遷到高昌，在當地原有居民的影響下，也逐漸接受了佛教，並對佛教採取扶植的態度，從而促使佛教在王國內有了新的發展，並成為王國居統治地位的宗教。10世紀末到11世紀初，高昌回鶻王國在援助於闐王抵抗喀喇（kā lǎ）汗王朝的鬥爭中加強了與吐蕃接觸，因而在宗教信仰上增進了解並相互影響，藏傳佛教也開始在高昌王國流傳發展。

佛教在高昌古國的大發展也使這一時期的經文、經書空前豐富起來。現在已發掘的佛經殘卷有《金光明最勝王經》、《菩薩大唐三藏法師傳》、《金剛經》、《七星經》等等幾十種不同的經文。此外，還出現了大量的與佛教禪宗內容有關的佛書和其他的多種文學作品形式，比如頌詩、史詩、小說、劇本等，均是以佛教為內容的優秀作品。不幸的是，這些正規的佛經資料在清末民國時期大部分為德國、俄國、日本、英國、法國等列強的探險人物竊取。

佛教的盛行必然使佛教雕塑盛行。著名的伯孜克里克石窟，位於吐魯番城東北約50千米處的木頭溝西岸斷崖上，現存64窟。一些石窟採取了開鑿石崖與土坯砌建並用的建築形式，以橫頂直洞為主，亦有中柱式洞、方形雙套洞和圓頂方形洞，是高昌石窟寺中保存最好內容最豐富的石窟寺群。壁畫題材以立佛為中心的供養圖、橫幅連環畫式傳經故事畫和經變圖等為主。壁畫的繪製以線描為主，輪廓線以墨線勾出，面部和肢體加以渲染，色調以紅為主，畫面鮮艷。這座石窟始鑿於隋唐時期，主要開鑿於高昌回鶻時期，是回鵲佛教藝術的代表。但是，這些石窟中佛像的精品絕大部分也已經在戰爭中流失到國外。除了前面介紹的那兩尊佛像外，還有兩尊珍貴的佛像收藏於柏林。這兩尊佛雕呈檀瑞像站姿，佛陀背靠橢圓形或者馬蹄形光環站立著，光環的邊飾有珍珠其右手施無畏印，僧伽被穿成罩式衣服。由於雕刻技巧的精湛，我們可以通過堅硬的身體感覺到健美的身軀。此外，在高昌國曾經的領土內，分布著大大小小的佛像石窟不計其數，比如高昌石窟包括伯孜克里克石窟、吐峪溝石窟、雅爾湖百窟、勝金口石窟、以及七康湖石窟、科錫哈石窟、大桃兒溝石窟和小桃兒溝石窟等。在這些石窟中還繪製了眾多佛教題材的精美壁畫。在佛教雕刻盛行的同時，另一種佛教藝術形式--繪畫也進入了繁盛的階段。高昌佛教繪畫作品，主要集中在石窟壁畫中。有的是描繪的通肩式大衣的千佛以及西方凈土，也有的是描繪的地獄中的場景，還有穿草鞋踏蓮花的立佛像。這些佛像的下面都繪製著精美的佛教故事，此外還有頭著襆頭長飄帶的星宿圖和佛涅像等。高昌佛教繪畫中既保留了原有的佛教藝術，又吸收了來自中原、龜茲地區及摩尼教繪畫的特點，加上後來回鶻的傳統文化，構成了高昌佛教文化的主要來源。

在這一時期，佛教的空前繁榮還使佛教的傳播出現了迴流的現象。由於漢唐時代漢族已經具備了深厚的民族文化基礎，對這一外來宗教藝術也有自己的理解和發揮。這種理解和發揮也在不斷地向西域地區迴流。十六國時期，高昌僧鳩摩羅跋提向佔據北方的前秦苻堅進獻梵文《大品經》，晉太元十五年法顯西行至高昌傳授經文。

高昌國佛教的盛行，與唐朝時著名的佛教高僧玄奘有著十分重要的關係。

公元629年，也就是唐太宗時期，玄奘懷著到西方佛教的發源地去求取佛經、弘揚佛法的心愿踏上了漫漫的西遊之路。經過了將近十年的長途跋涉，玄奘於公元638年到了高昌國境內。此時，正是高昌國王麴文泰的統治時期，國家十分強盛，佛教已經流行開來。但是，在高昌國王和他的臣民們研習佛法時，經常會遇到一些複雜的文字和不懂的經文。而中原的唐朝卻早已對佛經有了充分的知識與理解。從唐朝不遠萬里來了一個精於佛法的高僧，麴文泰很是高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