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珍 | 希特勒反猶——歷史的必然與偶合

【致敬張純如】

11月9日是我最敬重的戰爭史研究者張純如逝世13周年紀念日，想起了也是一年前的這個時候我第一次接觸到戰爭暴行這個題材並第一次聽說了張純如的名字。「這是一個用生命在求真的人」，讀完《南京暴行》之後我腦海里對張純如的印象就是這樣。都說成王敗寇，政權更迭、改朝換代的歷史，往往由勝利者書寫。但，當歷史遇到了集體性大規模慘絕人寰的戰爭暴行時，這個規則就失去了僅有的政治正確的存在意義。人類有暴行的劣根性，在叢林法則里、在集權專制下，原始衝動中的暴力因子很可能被無限制地助燃併產生毀滅性的後果。然而從另一個角度看，人類卻又是勇敢的，為何？因為人類敢於直面歷史，也就是敢於直面人性最深處，敢於記錄曾經真實存在過的最醜惡骯髒的人性，敢於揭開粉飾太平下不為人知的殘暴和消亡。所以，某種程度上來說，對戰爭史的研究，尤其是對戰爭暴行的研究，可能是一種對暴力美學的研究吧。真實、勇敢、堅韌、沉重、憤怒、無力、壓抑、絕望，這些詞，在我寫作這篇文章的那兩周，切切實實地發生在了我身上。因而我也深知張純如在研究南京暴行時，精神受到了多大的壓抑與摧殘。然而，言為心聲，文為世作，若不將全部的身心徹徹底底地投入到研究之中，一切的寫作又有何意義？正因如此，我才更加敬重張純如這樣的研究者，他們是那批最勇敢的人，他們是挺直腰桿和脊樑清清白白做人、堂堂正正治學的人。不過，此種研究也是最忌偏頗和失真，行文不能偏激，基本的態度應是客觀求實的。張純如這一點做得很好，中立而理性，客觀而真實。她擔起了屬於她的歷史責任，更是從專業的角度一絲不苟地記錄下了這份責任，我向她致敬。本文是一年前受張純如的啟發下做的一點微小思考，粗淺鄙陋，僅表敬意。

希特勒反猶——歷史的必然與偶合

【導語】上世紀盛極一時的法西斯主義給世界帶來了沉重災難，納粹首領希特勒的野心更是撼動了世界和平。納粹犯下的罪行中，最觸目驚心又讓人匪夷所思的當數對猶太人的迫害。反猶主義的形成、興盛並付諸實踐，是歷史發展中一系列必然與偶然因素綜合作用而成的。反猶主義在歐洲有著千年的歷史淵源和文化背景，加之上世紀初世界的政治經濟格局和德國的處境使反猶主義現實化，以及希特勒的上台為反猶主義的實施提供了最後的助力。本文試從反猶思想形成的歷史文化背景、德國的現實需求以及希特勒個人的經歷三個方面著手，簡要論述希特勒時期反猶思想的形成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與諸多因素的偶合。

一、歷史文化背景——歐洲反猶主義

（一）歷史根源

猶太人似乎註定要遭受歷史性苦難。從《聖經》的《出埃及記》中法老曾計劃一舉消滅猶太人，到《以斯帖書》中波斯的哈曼也有類似陰謀，這些反猶的最早記錄雖然缺乏歷史的佐證，但卻隱約預示著猶太民族千年的苦難和血淚。

（最後的晚餐）

（猶大）

猶太人信奉猶太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歐洲反猶主義的歷史根源。猶太教與基督教歷時千年的神學衝突造成了基督教信眾對猶太人難以調和的反感和排斥。基督教本脫胎於猶太教，在宗教典籍以及一神教學說等方面承襲了猶太教的傳統，然而基督教的普世性與猶太教的民族性衝突是二者裂痕的關鍵所在。從「新約」開始，基督教認為上帝與猶太教徒所訂立的舊約已經失效，另立新約以耶穌為救世主。加之耶穌被猶大出賣，替基督徒受難，猶太人成了迫害耶穌的兇手，這也直接埋下了基督教徒仇視猶太人的種子。在基督教世界，猶太人的文化符號是「邪惡的異教徒」，隨著後來基督教在歐洲的普遍流行和統治地位形成，基督教對猶太教的「弒母情結」也就成了歷史發展的必然悲劇。

（耶穌受難圖）

猶太人的客民身份是他們遭受迫害的另一重要因素。由於客民的無根性，猶太人處於政治權利的真空地帶。更為可怕的是，當猶太人表現出超強的商業頭腦和理財能力時，他們所聚集的財富與其政治地位形成的巨大反差開始把他們置於險境。猶太人善於經商和理財，既是他們獨特的民族天賦，也是環境夾逼出的生存之道——從政無門，只能經商立足。可是，這裡隱藏了更大的禍患，「剝削和壓迫都不是他們引起怨恨的主要原因；而沒有可見的政治作用卻擁有財富才是最不可容忍的，因為誰也不理解無功為何受祿。當猶太人同樣喪失了他們在公共事物中的作用和影響，除了財富之外一無所有時，反猶主義就達到了頂峰。」權力一方面使人屈服於真正的權力，另一方面使人仇視有錢無權的人。「惟有那種無權但是有錢，和高高在上而提不出政策的人，才使人感到是寄生的，無用的，反叛的，因為上述情形割斷了人與人之間的一切聯繫。」

更為可悲的是，猶太人習慣於對這些指控和迫害保持沉默與忍讓，很少激烈地反抗。這種必然性助長了歷史的偶然性，從而形成了「迫害、沉默與繼續變本加厲地迫害」這樣的惡性循環，猶太人遭受了一輪又一輪的迫害與羞辱。

（二） 文化定勢

猶太人原本生活在今天的巴勒斯坦地區，被羅馬帝國滅國後被迫背井離鄉，流亡各地。在流散過程中，由於猶太民族強大的民族性和獨特區分於其他族群的異質性，常常遭到宗教和種族意義上的仇視與攻擊。猶太人被認為從本質上、歷史上、種族上、自然屬性上就是一個能力低下、邪惡、不應與之交往、理應受到譴責或一系列迫害的劣等民族。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一開始因信仰差異導致的單向敵視和仇恨逐漸積澱為一種普遍性的定勢文化思維，歐洲人彷彿有種與生俱來的基本判斷：猶太人是邪惡的，是異類，是應當剷除的。甚至慣性地用猶太人當作自身失敗的借口。本可以通過融合和包容消解的仇恨，卻被狹隘的教義衝突和先民的蒙昧偏執演變成一種傳承千年的野蠻宰制。於是，十字軍東征的屠刀下，「異教徒」猶太人被殘忍殺戮。猶太人成了迫害耶穌的妖魔、褻瀆基督的罪人、放高利貸的吸血鬼、反社會反人類的病毒。

（十字軍東征）

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並沒有給猶太人帶來曙光，反而催生了新的反猶主義。霍克海默、阿多爾諾指出了「啟蒙」的另一面：啟蒙在努力反抗權威的過程中逐步使自己成了權威，啟蒙的結果不僅是自由和獨立，還有專制和屠殺。啟蒙自身具有作為自由精神和極權主義的雙重特性，而這種矛盾性恰恰根植於所謂的理性。弗洛伊德曾提出「非家異感」理論，將非家異感問題置於社會中，每一個民族或宗教團體的內心都有一種對外來民族的恐懼感，因為害怕被控制或遭受精神的玷污，反而率先實行了恐怖，這表現為消滅異己。猶太人身上那些異質的東西其實反猶主義者都有，只是他們把這種畸形的形象投射到了猶太人身上。「猶太人和反猶主義者、受迫害者和迫害者都屬於不幸的人，獵手與他的犧牲者作為盲目的攻與守的兩端，同屬一個不幸的陣營。反猶主義行為方式是在因為被剝奪了主體性而變得盲目的人重新獲得主體的情況下出現的。所有對於『差異』的憤怒，都是內在固有的，就像那些身受壓迫的一方總是對自然統治懷恨在心，他們時時刻刻準備著去反擊那些天然的少數派——甚至在社會當中的少數派已在遭受攻擊的時候。」

（三） 種族主義

德國有著根深蒂固的種族主義傳統。德國人認為日耳曼民族的高貴血統是最優秀的血統，德國人則是雅利安人中最優秀的人種。那些瘋狂的種族主義者認為，猶太人污染了純正的日耳曼血統，毒害了德意志民族，是妨礙他們建立純正泛德意志民族的絆腳石，因此必須剷除。這些論調在張伯倫的《十九世紀的基礎》中可以被充分地佐證，「他（張伯倫）大肆宣揚，正是由於西方的雅利安民族，才有歐洲的偉大，猶太人的原罪在於古代開始猶太民族就是一個企圖污染雅利安人純潔血液的混合人種的反動觀點，從而把矛頭集中，直接指向猶太人。」希特勒自己就在《我的奮鬥》中直言不諱，「人類不會因為戰爭的失敗而滅亡，而是由於血統混雜、種族墮落以致喪失抵抗力而滅亡」，「對於人類劣等民族猶太人和斯拉夫人,他們是引誘雅利安人墮落而使人種水平下降的罪魁禍首，因此，雅利安人應當奴役他們、征服他們、折磨他們，使他們對日耳曼人不敢正視。」

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出現恰恰是種族主義的另一契機，它為反猶主義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支撐。社會達爾文主義把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觀念植入社會領域，認為只有優秀的種族才能存活下來，而劣等民族必須被淘汰。同時，生存競爭的能力是遺傳而來的，弱者應該被強制消毒甚至滅絕，因為他們不值得生存，不配享用社會資源，沒有資格繁衍無能的後代以荼毒社會其他的優秀種族。此種理論的代表人物有威廉·伯爾舍和醫學家弗雷德·普洛埃茨，伯爾舍把劣等人種比作「病毒」，普洛埃茨則主張對弱勢群體和劣等民族實施「滅絕」。「創造者，堅強起來！搶吧、燒吧、殺吧！絕不要對被你們奴役的劣等種族發生一絲一毫的憐憫，盡量把苦頭給為你們服苦役的人去吃，這樣才能表現『超人』應有的偉大氣魄，要創造『超人』，創造英雄的種族，沒有鬥爭、痛苦、忍受以及對弱者的傷害，是不能實現的。」

種族主義是瘋狂屠殺猶太人的一個關鍵理論支撐，要主宰世界就要消滅猶太人。這種理論對希特勒時期的反猶起到關鍵作用，到此，我們已經發現，這樣的歷史的悲劇將無從避免了。

二、政治經濟需求——現實統治需要

（一） 德意志民族國家

希特勒上台前夕，德國總面積約為46萬平方公里，人口約6200萬，平均下來1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36萬人。德國的生存空間問題日益緊迫，如何解決生存問題？希特勒認為，如果向外移民，優秀的德意志民族會流失海外，不利於建立大一統的德意志民族國家和維護種族的高貴性。如果限制人口的增長，則會導致健康的嬰兒非正常死亡，催生疾病，長此以往國家人口動力不足。如果依靠增加糧食產量，面對不斷增長的需求，終究是供不應求的，遠非長久之計。因此，唯一的方法就是——對內清除劣等民族，向外擴張國家土地。於是，希特勒把奪取生存空間的劍指向了俄國與猶太人。

「當吾人今日談及在歐洲新領土的問題，必先想到俄國，今天的俄國統治者是身染血污的罪犯，人類的敗類，尤其不能忘記俄國已被無國籍的猶太人所完全統治。」把反猶主義與反馬克思主義結合起來，把猶太人與共產主義糾纏在一起，在這種概念的混亂中製造整個德意志的恐慌。猶太人和俄國人聯合起來，將侵吞德意志的土地，瓦解德國的政權，威脅雅利安人的生存，這種毫無根據和邏輯的言論在德國不僅沒有被打擊和質疑的聲音壓制，反而被狂熱的種族主義者、極端的民族主義者大肆宣傳，被廣大民眾所接受。只有清除猶太人和打敗俄國，德意志民族國家才能在世界立足，德意志民族才能更好地生存。這套說辭的背後其實是赤裸裸的現實需要和侵略野心，即建立更加集權和民族主義的德意志國家的現實需要，以及對外侵略擴張的帝國主義野心。

希特勒執政前，在德猶太人只佔德國人口總數的1%左右，可是猶太人在各行各業佔據了重要地位，尤其是金融領域。龐大的資金力量、強勁的商業競爭優勢、善於經商的頭腦，為猶太人帶來了大量的財富，而這些恰好成為了德國人的眼中釘肉中刺。猶太人的經濟實力為其他族群所不能忍受。「他們的經濟關係，差不多包括了整個帝國的全部，一切真正的偉大企業，差不多完全在其掌握之中，凡是主要的專家和職員，多是屬於他們的。國外的貿易完全是由他們經營的。如果德國再衰落的話，對總攬國際金融的猶太人是有利的。猶太人的用意，那是十分明顯的，就是想要德國赤化，就是摧毀德國民族的智力，並竭力借猶太人所操縱的世界金融，來摧殘德國勞工的勢力，作為擴張猶太政府世界計劃的第一步。」正如我在第一部分論證的，「非家異感」體現在德國人和猶太人的關係上，就是德國人所指責的一切猶太人的罪惡與鄙陋、貪婪與殘暴，德國人都有，只是他們把自己的形象投射在了猶太人身上。納粹分子想擴張想稱霸，便把這種危險的思想強行推到猶太人頭上，其實這些指責就是納粹自身的寫照。

希特勒本就對猶太人在德國社會各界的影響力和經濟勢力極端仇視。他上台後，德國面臨嚴重的經濟困難時，為了討好資產階級、擴軍備戰，以希特勒為首的納粹政府開始侵吞猶太人的財產，將猶太人驅逐出境，搶劫猶太人的商店，甚至到最後的肉體消滅。1933年4月7日，納粹政權頒布的文官法規定凡是父母或祖父母信仰猶太教者即為非雅利安人。而非雅利安人不得充任德國文官，這就將猶太人驅逐出了公共生活，猶太人出身的律師、法官、教師、醫生等被免職。猶太人的資產也被沒收，幾乎所有的猶太工人失業了。1938年在倫敦與世界猶太人組織磋商，德國提出了一項猶太人有序地遷居國外的計劃，為了實現計劃，德國將沒收價值約為15億馬克的猶太資產作為經費保證。1939年1月30日，希特勒在國會的演說中親口說出「在即將到來的戰爭中歐洲猶太人種族將被消滅。」可以說，為了實現法西斯的軍備擴張和稱霸世界，猶太人的資產成了首批納粹的陪葬品。

（二） 納粹政黨集權

希特勒參加了納粹黨後，憑藉自己強大的演說能力和極具煽動性的口才，迅速成為黨中的重要人物，並逐步成為了納粹的領袖。為了實現個人獨裁和納粹一黨專政的集權體制，需要煽動國內的民族主義從而團結起舉國上下的力量，聽命於、服務於納粹黨的統治。當時德國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失敗而飽受戰勝國的欺辱和盤剝，於是納粹利用了這種國人的屈辱煽動民族主義情緒，將德國的生存和發展困境歸因於猶太人的出賣和妥協，大肆攻擊「猶太人」的馬克思主義和布爾什維克黨以及社會民主黨，從而轉移國內注意力，將矛頭指向了猶太人，把國民的怒火引到了猶太人身上，進而忽視納粹的獨裁統治，減輕對集權的抵觸，最終達到一黨專政和恐怖統治的目的。

希特勒認為德國戰敗是馬克思主義的猶太人出賣的結果，共和國政府是由「馬克思主義的猶太人組成的，猶太人所操縱的民主國家已經成為德國民族的禍根。馬克思主義的終極目的在於摧毀一切非猶太民族的國家」，希特勒宣布納粹黨的運動在於消滅馬克思主義並與猶太人勢不兩立。這種論調逐漸成為普遍現象，「馬克思能夠用政治家的眼光認識這腐敗世界中的主要毒物，用了巧妙的方法去提取而製成濃厚的毒液，用以迅速地去毀滅世上一切自由獨立的國家。馬克思之所以如此，那是為了謀猶太種族的利益而已。…如果德國有朝一日覆滅了，那麼，受布爾什維主義的魚肉自然是毫不困難的。猶太人的目的，便是使德國國內的民族互相鬥爭，希望德國在經濟上永遠衰落，在政治上完全淪為奴隸。因為這緣故，猶太人便竭力滅亡德國。」

在強大的納粹黨的大肆宣傳和獨裁的希特勒的煽動演說之下，反猶主義成為服務於他們集權與專政的一條坦途，把反猶與反馬克思主義相結合，雖然混淆了概念，但是這種一棒子胡亂打死的效果十分明顯，很容易地激發了公眾的共鳴與強烈憤怒，即使這是荒謬到完全失去理智的。

三、個人經歷遭遇——反猶思想成形

（一） 奠基：少時經歷

精神分析學家詹妮·韋爾德·霍爾認為，希特勒有變態人格。這種人格的主要特徵是：能說會道、個性鮮明；非理性行為佔上風；冷酷、缺乏起碼的同情心。「在這個（兒童）時期，我形成了一種世界觀、一種人生哲學，在日後成為了我一切行動鞏固的基礎。」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表現出了他對於世界問題有著異於常人的心理認識，而產生這種心理問題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扭曲的家庭環境和不健康的家庭氛圍；二是他對德國狂熱的感情；三是他誇張的個人使命感。

弗洛伊德指出，兒童生活對一個人未來性格的塑造有著深刻影響。詹妮根據臨床經驗得出結論，父親的性格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孩子的性格，而這種性格影響在男孩身上尤其強烈。希特勒的父親是一個表面老實冷酷的公務員，然而在家中醉酒後卻呈現出暴戾猙獰的一面，父親給希特勒帶來的是一個本性扭曲的世界。兒童喜歡效仿父親，可希特勒的父親並不值得他效仿，因此他轉而尋找歷史人物藉以獲得安慰。「希特勒講話喜歡將腓特烈大帝和俾斯麥作為自己的榜樣。他說，他們和他一樣曾面臨著抉擇，只有靠勇敢和毅力才能使普魯士和德國完成偉大的業績。」然而，這種單向的效仿對思想心智未定型的少年來說是很可怕的，既容易走向偏激和極端，也無法疏解心中的困惑。

（希特勒之父）

希特勒的母親是一位溫柔勤儉的家庭主婦，由於在希特勒出生之前的三個孩子相繼夭折，希特勒的出世成了母親全部的希望，因此母親對他有極強的保護慾望。父親暴打他時，母親往往在旁極力為其開脫。父親的暴行強化了希特勒的戀母情結，而戀母情結催生出了希特勒對失去這種愛的恐懼心理，這種情感在他5歲時弟弟出世的卡口上徹底爆發。希特勒認為這是母親對自己的背叛，他對女性的觀念因而出現了畸形發展。

（希特勒之母）

生活在一個氛圍壓抑而詭異的家庭，父親野蠻而性格分裂，母親溺愛卻背叛，從小在家中的耳濡目染，沒有一件事情是有人性的，沒有一種制度是不遭受攻擊的，畸形的成長環境造就了他畸形的性格。對德國極度熱愛和誇張的個人使命感將在下文論述。

在希特勒不同尋常的少年生活中，對猶太人的厭惡其實已經埋下了種子。1907年希特勒的母親克拉拉得了癌症，診斷的醫生是猶太人愛德華·布洛克。醫生建議切除一個乳房，希特勒同意冒一次險。然而克拉拉病情持續惡化，於同年12月與世長辭。後來布洛克醫生回憶到「在我的整個生涯中，我從未見過有誰像阿道夫·希特勒那樣悲痛的。」母親之死給希特勒以沉重的打擊，他因此而產生了對猶太醫生的憎惡之情。

除了母親之死歸結於猶太醫生之外，希特勒的摯愛之死也與猶太人有關。希特勒的外甥女吉莉是他畢生所愛，然而這段畸形的感情多是希特勒一廂情願的，吉莉在希特勒的霸道限制和逼迫之下自殺身亡。吉莉之死給希特勒帶來的打擊無疑是巨大的。希特勒聞訊後長期鬱鬱寡歡，煩躁不安。他侄子威廉·帕特里克·希特勒的母親布里吉·伊麗莎白·道林曾透露，「一位猶太繪畫教員使她懷孕了。」吉莉對希特勒那麼重要，「在我的生命中，只有吉莉才能真正激起我的情慾，唯一能使我將我的生命與她聯結在一起的女人是吉莉」，而自己的摯愛間接死於猶太人之手，希特勒對猶太人的憤怒和憎惡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希特勒情人：吉莉）

關於希特勒的身份至今成謎。希特勒是否有猶太血統，這個問題連希特勒自己都感到不寒而慄。他的父親是私生子，據說是希特勒的祖母在一個猶太富商家庭當傭人時懷孕了，而孩子的父親就是猶太富商的年輕兒子。如果根據這種說法，那麼希特勒就有四分之一的猶太血統。然而由於種種原因，希特勒真正的祖父究竟是誰未得查證，因此希特勒是否有猶太血統，連他自己也十分惶恐。他在要求雅利安人證明血統純潔性時，唯獨不證明自己的血統，也拒絕提及自己的血統，可私下卻讓醫生調查，但最終沒有得出定論。這樣一種不確定的、可能摻雜了猶太血統的身份讓希特勒十分痛恨，也加劇了他對猶太人的憎惡。

（二） 形成：維也納的經歷

出於對繪畫的熱愛，希特勒歷經重重阻力到維也納求學，希望通過一年的求學經歷得到進入繪畫殿堂的機會。從1909到1913年，希特勒在維也納生活的關鍵四年讓他形成了真正意義上的徹底的反猶思想。

魯道夫·奧爾登指出「希特勒反猶主義的根源之一可能是他在性方面的壓抑妒忌心理。」希特勒的青年時期，雖然二十齣頭，但是沒有同女人發生過性關係。與女性交往只有眾多的失敗案例，諸如對斯特芬尼·詹思坦一見鍾情並寫了很多從未寄出去的情書卻狂熱地認為兩人天造地設甚至不需要語言表達而只需眉目傳情，還有與亨麗埃特接吻卻遭到拒絕，這些經歷使他惱羞成怒。於是，希特勒將自己病態的性壓抑和性嫉妒轉移到了對猶太人的無端控訴中，希特勒曾說「粗野的猶太人誘姦天真純潔的基督教女郎，從而玷污了她們的血統。」

而維也納當時正是反猶思想的發源地，反猶的書籍和組織十分泛濫。從一些反猶的小冊子中，希特勒第一次對反猶有了切實的感性認識，後來他發現他所用的語言在大部分的反猶書籍中都能找到。諸如前文提到的種族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人種衛生學理論，都在維也納大行其道，影響了很多本對猶太人沒有惡意的人。對猶太人的仇恨已經不僅僅是出於宗教的原因，更是種族優劣的判斷。而狂熱的反猶分子，也已經不滿足於口頭的謾罵與教義上的鬥爭，而是想滅絕猶太種族。在維也納反猶的大環境中，希特勒自然而然地被這些思想浸淫和淹沒，「當我離開維也納時我已經是一個徹底的反猶主義者。」

（三） 成形：一戰前後

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經歷是希特勒反猶思想成型的關鍵。1913年希特勒離開了維也納，來到慕尼黑，緊接著1914年就爆發了一戰。一戰對於希特勒來說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歷史契機，他從此開啟了自己的政治軍事生涯。希特勒報名參加了巴伐利亞軍隊，戰績彪炳，兩次獲得鐵十字勳章，1917年擢升為一等兵。雖然只是一個下士，但是他的軍事天賦、才能和野心逐漸顯露。德國戰敗後，希特勒神情恍惚、難以置信、非常痛苦。他極端而狂熱的愛國主義可見一斑，歇斯底里的癥狀也反映了他的心理問題。

戰後德國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凡爾賽和約》，國內的經濟危機、社會危機接踵而至。在戰後危機的恐怖氛圍下，德國人普遍把戰爭的失敗歸結於猶太人的出賣，並製造出猶太人與共產國際相勾結、引發經濟危機以摧毀德國經濟的論調。這種形勢對希特勒來說無疑是天賜良機，善於利用民意的希特勒大肆宣揚和鼓動這種思想，「一方面利用資本主義的手腕去剝削人類，另一方面操控組織和領導俄國十月革命，德國十一月革命由於猶太人的興風作浪導致德國經濟的崩潰。」「那些落伍者、投機鑽營者、裝病逃避責任者、賣國者，還有對德國這個祖國既不熱愛也不尊敬的猶太人，在最嚴峻的時候出賣了戰鬥的前方。」隨後希特勒憑藉自己極具煽動性的演說能力得到工人黨委員會支持，並參加了納粹黨。1923年發動冒險投機政變被捕入獄後，希特勒在獄中仍不消停，口述完成大作《我的奮鬥》，把自己的種族主義系統加工，形成了「反猶主義」。希特勒在書中表達，猶太人與日耳曼民族先天就是對立的，為了種族的純潔和避免日耳曼人的墮落，需要對猶太人實施驅趕或滅絕；猶太人有許多統治世界的陰謀，馬克思主義就是一個系統的計劃，通過猶太人最終統治世界，而俄國恰巧發生的布爾什維克革命為其提供了證據，因此阻礙日耳曼人統治世界的唯一且最大的阻力就是猶太人。

（希特勒自傳《我的奮鬥》）

希特勒誇張的自命不凡和自我使命感是其反猶思想和心理變態的另一根源。從出生開始，之前的孩子就都死了，他冥冥之中覺得自己是不平凡的，是被上帝選中的孩子；一戰中多次死裡逃生僥倖不死，使他堅信自己一定是肩負了上帝的使命，在死前肯定有偉業需要他去完成。種種機緣巧合讓希特勒漸漸覺得自己是救世主，「我今天相信，我就是按照上帝的旨意來辦事，與猶太人進行鬥爭來保衛我自己，同時也為人民造福。我將支配著雅利安人和猶太人之間的屠殺。」

【結語】希特勒時期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反猶思想和一系列反猶運動，其實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與一系列巧合碰撞而成的。歐洲千年來的反猶文化定勢和歷史根源，加上德國當時獨特的國際與國內環境，在這些大背景之下反猶主義大行其道是必然的；而希特勒個人的經歷，他的變態人格與心理問題，以及他最終登上德意志的首領之位，為反猶的現實化和極端化提供了最後的導火索。如今，這段反猶的歷史已離我們漸遠，聞者所能做的，除了為那大規模人類暴行中慘遭屠戮的猶太人致以哀悼，更應以史為鑒，警鐘長鳴。如若本可以通過包容消解的仇恨被狹隘的教義衝突和先民蒙昧演變成了一種傳承千年的野蠻宰制，如若個人的偏執和野蠻被放大成了整個民族國家的非理性與殘暴，又將會導致什麼樣的歷史悲劇？那很可能不再是某一個民族、種族的災難了，而是世界性的災難，是人類這個物種的末日之音。

（作者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