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明的修行心得

來源：《家族企業》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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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傅佩榮

王陽明（王守仁，字伯安，1472年~1529年）是明朝中葉的學者，自幼好學深思，十二歲念私塾時就請教老師什麼是「第一等事」。老師說「讀書登第」，就是考取功名，成就一番事業。但王陽明卻別有所見，他認為「讀書學聖賢」才是第一等事。王陽明的父親與老師都甚為驚訝，料定他將來必有作為。

十八歲時，王陽明遍讀朱熹的書，看到朱氏說「格物」是要做到「眾物之表裡精粗無不到」，於是每日清晨在庭院中「格竹子」，研究竹節裡面的結構，結果一星期就勞思致疾，病倒了。格竹子已讓他生病，又如何格萬物呢？他覺悟此種向外窮理之路不通，於是向內探求本心，發展心學系統。

《王陽明像》·清·焦秉貞

王陽明的「五溺三變」

王陽明一生有「五溺三變」的經歷。五溺是指王陽明依序沉迷於五個領域，即：任俠、騎射、辭章、神仙與佛氏。前三項較為容易修成，他一生富於俠義精神，帶兵作戰極有效率，提筆為文揮灑自如，是哲學家中罕見的文武全才。至於接觸道教的神仙術，則始於他十七歲成婚之日，偶然經過道教鐵柱宮，見道士趺坐一榻，便叩問養生之事，終夜忘歸。他後來常與道士談仙，有遺世入山之意；他學習靜坐默觀，偶有先知之明，能預知友人來訪。然後，關於佛教，他的語錄與文集中，引用多種佛典，其中以《六祖壇經》與《傳燈錄》最為常見。他說：「吾亦自幼篤志二氏，??始自嘆悔錯用了三十年氣力。」（《傳習錄》上）意即他有三十年之久沉迷於佛道二教。

他覺悟之後，勸人不要迷信道教的神仙術，他說：「飢來吃飯倦來眠，只此修行玄更玄；說與世人渾不信，卻從身外覓神仙。」他也對佛教表示質疑，他說：「佛氏不著相，其實著了相；吾儒著相，其實不著相。」

「三變」是說他在教育學生時，所用的方法與內容經過三次變化。他三十七歲時，在貴州龍場悟得「知行合一」；四十二歲時教人「靜坐澄思」，以收回放縱散亂的心思；四十九歲時由百死千難之中悟得「致良知」之旨。這三變的目標是一致的，即如何使人「成聖」。

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王守仁因當廷反對大宦官劉瑾專權，被劉瑾陷害，廷杖四十，謫貶作貴州龍場驛丞。龍場位於貴陽西北約七十里（今修文縣），當時龍場還是蠻荒之地，萬山叢薄，苗、僚雜居，處於困境的王守仁對《大學》的中心思想有了新的領會。王守仁結合自己的思想成果，在貴州當地大興講學，為當地開化之始。這段時期王守仁的代表作有《訓龍場諸生》。史稱王守仁此段時間內（一般認為集中於公元1508年）的思想活動作「龍場悟道」。

人人皆可成聖

儒家主張人人皆可成聖。簡單說來，成聖的前提是「心即理」。王陽明被貶謫到龍場時，沉思聖人處此困境應當如何；他面對當地夷人，又想到如何教化夷人。如果採取「道問學」之途，須窮究萬物之理，則將無法回答這一類問題。若是採取「尊德性」之途，則須肯定人人內在即有此理，只是如何使之呈現而已。王陽明設立龍岡書院，揭示四點教條：立志、勤學、改過、責善。這些都是要人收攝精神，建立道德行為的主體性。他說：「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意即：一切都要看自己的心能否自覺，若是離開了這個心，什麼都是幻象。並且，只有心可以領悟萬事萬物之理，這種領悟使理不可能離心而獨存，單就人所特有的道德行為來說，道德的基礎在內不在外，是吾心把已有的善應用於相關的人與物上。

大體說來，自宋朝至明朝，「去人慾，存天理」一語已成為儒者修養的標準口號。問題只在於這個天理落在何處。落在「性」上，則說「性即理」；落在心上，則說「心即理」。王陽明主張心即理，肯定人只要覺悟本心，使本心無私慾之蔽，則本心即是天理，直接顯示至善，所以說「至善是心之本體」。理是不待外求的，亦即人人心中有天理，有個至善的準則。如此說來，成聖的可能性就不容置疑了。

其次，成聖的功夫是什麼？這期間的修練過程即是「知行合一」。既然在談成聖，那麼所謂的「知」，當然是指有關道德的知，如「孝悌忠信」；而所謂的「行」，則是指道德實踐而言。王陽明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只說一個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個行，已自有知在。」譬如，某人說他知道孝順，但未能實踐，這種知不是真知；若是真知其為善，則必有隨著此知而來的、發自內心的行善要求，並且非要實踐不可。知與行像是循環互動的兩股力量，在相互印證的過程中趨於至善之境。他指出：「知、行，原是兩個字說一個功夫。」總之，「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事實上，明白道德行為必須出於真誠，並由內而發，亦即明白行善必有自覺與自主，就自然會同意王陽明的「知行合一」之說。

王陽明早期受佛道二氏影響頗深，後來在立學宗旨上回歸儒家，但並不排斥以「靜坐」為方法。靜坐使人集中心思，收斂心神，目的在於「去私」，所以不可光是靜坐，還須勤用克己功夫，「在事上磨練」。動者未必能靜，久之忘了本心；靜者還須能動，修養才可落實。

王陽明晚期對於成聖提出一個扼要但全面涵蓋的觀點，就是「致良知」。

王陽明《與鄭邦瑞尺牘》，現藏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美術館。

王陽明在書法上亦可稱為明代大家。作品以行草為主，王陽明將心學融入書法，豐富了中國的書法理論。明代徐渭評：王羲之「以書掩其人」，王陽明則「以人掩其書」。

「致良知」是心法

王陽明以「致良知」一語統攝自己的修行法門。「良知」一詞出於《孟子·盡心上》，原文是「良能與良知並舉，前者是不學而能，後者是不慮而知」。其中所說的「良」代表天生具有，而沒有道德意義，但是以此為基礎，才可能推出親親之「仁」與敬長之「義」。王陽明善於讀書，依此提出新解，他說：「是非之心，不待慮而知，不待學而能，是故謂之良知。」（《大學問》）這個新解並非他的創見，而是突顯孟子心之四端的一種。在孟子，是以「是非之心」為「智之端也」。良知與智有關，若是少了是非之心，則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皆無從展現，而仁、義、禮也談不上實踐了。

其次，「致知」一詞出自《大學》，原為「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為八目之一。王陽明反對朱熹以致知向外格物窮理，於是轉而以致知向內要求正心。致知加上正心，心即是良知，如此一來，就成了「致良知」。同時，王陽明是一元論者，他研究《大學》，喜歡強調「身心意知物者，??其實只是一物。格致誠正修者，??其實只是一事。」

一個人只要「致吾之良知於事事物物」，天下尚須何思何慮？

因此，人人皆有良知，也皆有成聖的可能性。但是為何世間聖人極少？這就涉及修行了。良知有如明月，私慾則如雲霧，私慾遮蔽良知，人生一片漆黑。王陽明說：「千思萬慮，只是要致良知。良知愈思愈精明。若不精思，漫然隨事應去，良知便粗了。」

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雖然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過批評並存有分歧，但他們都肯定自己是儒家，其目的都是要使人成聖，並且為了成聖都需要努力修養德行。無可奈何的是，在帝王專制的政治環境中，是不可能真正發揚孔子與孟子的人文理念的。取法乎上，僅得其中，但他們「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精神仍值得我們效法。

（作者系中國台灣大學哲學系教授，曾任台灣大學哲學系主任兼哲學研究所所長，比利時魯汶大學、荷蘭萊頓大學講座教授，師從哲學大師方東美先生。本文詳見於《家族企業》雜誌10月號，版權歸《家族企業》雜誌所有。未經本刊授權，不得轉載；經本刊授權轉載的，請註明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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