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權應高於人權

06-27

西方人權思想起源於17、18世紀，是西方議會民主的啟蒙核心。啟蒙思想家洛克的契約說、盧梭的天賦人權論，可作為其代表。前者為英國光榮革命辯護，後者則成為美國獨立與法國大革命之法理依據。美國的《獨立宣言》與法國革命時期的《人權宣言》，又將盧梭人權思想弘揚光大，對後世影響尤為深遠。

　　當時所謂的天賦人權，僅指中等階級所要爭取的政治權利，亦即中等階級為革命奪權而亮出的思想武器。直到二戰結束之後，人權思想才有了重大的變化與進步。戰後初期，不少西方國家的新憲法都配合《聯合國憲章》，對人權作了較為詳盡的規定；而聯合國在1948年發表的《世界人權宣言》則進一步將人權範疇擴大，使之具有較為豐富的新內涵。

　　《世界人權宣言》共30條，涉及個人應享有的各種基本權利。歸納起來可分為四大類：一、公民權利（包含人身安全、信仰自由、人人平等、自由遷居、擁有國籍等）；二、政治權利（包含選舉參政、組織社團、和平集會、尋求庇護等）；三、社會與經濟權利（包含同工同酬、就業自由、有薪休假、社會保障等）；四、文化權利（包含教育機會均等、言論出版自由等）。

　　長期以來，由於西方大國無視《宣言》所宣示人權內容的多樣性、豐富性，而僅專註於政治權利（尤其是選舉權、參政權、結社權）一類，甚至將人權與政治權畫上等號。美國更節外生枝，自上世紀七十年代末起，就不斷鼓吹「人權無國界」、「人權高於主權」，藉此以推行其所謂「人權外交」，強化其霸權主義全球戰略。因此，引起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強烈不滿、反對，並提出不同的人權主張與之相對抗。

　　首先，它們根據《世界人權宣言》關於生命權、教育權等內涵，將人權分為生存權、發展權、平等權、自由權等四種，並將生存權、發展權並居首位，強調二者對發展中國家之迫切性，公然與傳統的西方人權觀分庭抗禮。例如：1966年聯大通過《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對生存權與發展權內容作了具體規定；1979年聯大通過《關於發展權的決議》，1986年通過《發展權利宣言》，均確認發展權是一項不可剝奪的人權；1993年聯大通過的《維也納宣言和行動綱領》，重申經濟發展權是人權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

　　其次，人權的確是一種普世價值，但對於如何實現其價值，人們的見解很不一致。發展中國家認為人權問題是主權國家的內政，反對西方國家以促進人權為幌子，越俎代庖，侵犯它國主權。如1992年不結盟運動首腦會議發表《雅加達宣言》，明確地指出：「人權不應被用作向不結盟及其它發展中國家施加壓力的工具」；促進人權「應當更加註意到各國不同的歷史、政治、經濟、社會、宗教與文化的實際情況」；「無論哪個國家或國家集團都不應該對其它國家自封為法官和陪審員」。

「人權高於主權」站不住腳

　　從以上對人權思想的歷史考察中，可知將人權局限於個人權利與政治權利，顯然過於狹隘、偏頗，並未獲得發展中國家的普遍認同，所以國際社會關於人權問題的爭議，勢必延續不斷，恐怕是個無言的結局。

　　為了促進國際合作、改善人權狀況，筆者認為發展中國家應提出「國權論」，以回應西方國家的「人權高於主權論」。所謂「國權」即國家權利（State Rights 或Nation Rights）之簡稱，它不但涵蓋國家應擁有的主權，而且涵蓋了主權國家應享有的自由平等權利。這兩類權利同等重要，同樣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國權無論在法理上或事實上，都應高於人權，因為前者屬於民族權利或大我權利，而後者屬於個人權利或小我權利。

　　主權是國家的基本屬性，也是國家的主要特徵或標誌。易言之，主權與國家是兩位一體的，沒有主權的國家在法理上是不存在的。英文Sovereignty （主權）一詞來自法文Souverainete，而後者則又源自拉丁文Supremistas（最高權力），可見主權之本義或真正內涵，就是至高無上的權力，當然不應屈從或附屬於其他任何權力。

　　況且主權歸屬具有單一性，當一國的主權屬於某一權力機構時，就不可能同時屬於其它機構。

　　因此，有些西方學者為了其政治意圖或政治理念而主張「人權高於主權」，在學理上完全站不住腳。所謂「人權無國界」或「主權有限論」，說穿了就是要取消主權國家的基本屬性，剝奪國家獨立自主的權利，為霸權主義者鳴鑼開道！

　　自由權作為主權國家應享有的基本權利，其重要性不遜於主權。這是因為世界各國處在截然不同的發展階段，窮國與富國之間的差異性，極為顯著，迫使窮國（發展中國家）不得不另闢蹊徑，走各自的發展道路，包括自由選擇符合國情的政治體制、經濟模式、社會制度。無數事實表明：國家自由較之個人自由更為重要，也更具現實意義；只有在國家經濟不斷發展、社會不斷進步的情況下，人權狀況才能不斷改善，個人的各種權利才能獲得保障。

人人平等，國權也如是

　　西方人權論既然強調「人人生而平等」，那麼由眾人組成的國家，不論大小、強弱、貧富，其權利地位也應該是一律平等的。《聯合國憲章》及多種國際文書對此皆作過明文規定。

　　這項規定獲得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贊同、遵守，絕大多數國家都以平等相待作為國際關係的行為準則。任何以大欺小、以強凌弱的國家行為，都是不能接受的，都應予以嚴詞譴責，因為它同樣侵犯了相關國民的人權。

　　試想：如果弱小國家在國際社會中未能取得平等權利，其國民的平等權利從何而來？「人人生而平等」又從何談起？可見平等權在國家權利中何等重要！

　　人權問題在本質上是國家權利管轄範圍內的問題，但它並不排除國際社會的監督。因此，如何處理國家管轄與國際監督之關係，對於改善世界各國人權狀況，有著關鍵性、決定性的作用。國際社會對人權的保護，只能通過國內管轄才能實現，所以筆者認為，發展中國家的人權主張應受到尊重，並且接納「國權高於人權」這一重要原則。

　　「人權對話」應作為唯一正確可行的途徑，任何的政治施壓與經濟制裁，或將人權問題政治化與意識形態化，不論其動機如何，效果皆十分有限甚至適得其反。更何況制裁難免使他國人民深受其害，本身亦屬於侵犯人權的國家行為。

　　無論如何，起源於17、18世紀的西方人權觀即使尚未過時，也因其狹隘性、偏頗性，最多只適用於發達國家。在各國對人權的普世價值取得共識之前，發展中國家看來只能堅持「國權高於人權」，作為「人權對話」與改善世界人權狀況的前提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