捍衛資本主義的蘭德

2011-08-24 17:34:47|分類： 書評 |標籤：蘭德安蘭德阿特拉斯聳聳肩源泉資本主義 |字型大小大中小訂閱

今年4月15日，影片《Atlas Shrugged》三部曲的首部在美國上映，熟悉美國的人都知道這天是民眾的報稅截止日。不過，如今報稅日已經變成了「抗稅日」。兩年前的這一天，美國各地爆發大規模的政治集會，數百萬自稱為「茶黨」的示威者上街遊行，他們要求國會縮減開支，降低稅收。在示威隊伍中，我們可以看到各式各樣的標語牌，多數寫著「稅重了」，「不要大政府」，「不要救助」，「不要舉債」，「大政府害死小生意」等直接的政治訴求。不過，還有一類抗議的牌子比較有特色，上面寫著「Atlas Shrugs」，「Atlas Will Shrug」，「Ayn Rand Was Right .Read Atlas Shrugged」，「Read 『Atlas Shrugged』 before it happens.」

Atlas Shrugged顯然不是一條政治訴求，而是一本書，是已故作家安?蘭德（Ayn Rand）女士的一部長篇小說，前面提到的影片就是根據小說改編的。Atlas Shrugged，翻譯過來是「阿特拉斯神很無奈」（或《阿特拉斯聳聳肩》）。阿特拉斯神是希臘神話里的一位舉著地球的大力士，蘭德女士則把他比作創造者。《阿特拉斯聳聳肩》幾乎是半個世紀前的作品了，而蘭德女士在1982年就去世了，事隔多年，按中國人古話已經「人走茶涼」，但為什麼如今還有這麼多的美國人又想起她和這本書呢？而且是在經濟危機的緊要關頭？到底他們試圖向政府傳達一個什麼樣的信息？難道安蘭德對美國有特殊的警示作用嗎？

當然，安蘭德不僅僅是位普通的作家。在上個世紀的美國，蘭德算得上是一位引導思想革命先知。她創立的客觀主義哲學影響了千千萬萬的美國人，據說除聖經外，她的書是美國銷量最高的。現在，我們就從頭開始說她的故事吧。

蘭德的過去

1905年，在俄羅斯聖彼得堡的一戶猶太人家中，蘭德出生了，父母給她取名為「艾麗莎」。艾麗莎的父親是藥店老闆，生意打理得不錯，全家人過著幸福的中產階級生活。艾麗莎天生智慧，在7歲的時候就開始撰寫電影劇本和小說，9歲時，她立志要成為一名作家。艾麗莎擅於表達自己的觀點，至於別人如何評價，父母贊成與否，她全不在乎，她認為凡事判斷應遵循自己的價值標準。

1917年，俄國爆發十月革命。1918年，為了躲避共產黨，艾麗莎全家逃亡至克里米亞半島，為了生存，他們開始了重操舊業。但不幸的是，1921年紅軍攻下了克里米亞，布爾什維克政府沒收並接管了父親的藥店。

同年，艾麗莎高中畢業。隨父親回故鄉，就讀原聖彼得堡大學。自十月革命後，這所大學被蘇聯政府接管，改成了一所國立大學，後更名為列寧格勒大學。在俄國革命的內戰期間，列寧格勒大學的教學活動受到蘇聯政府的干預，許多不滿蘇聯的教職員工被控反革命或同情反革命罪而啷噹入獄，「罪行」嚴重的，全家流放西伯利亞，甚至還有人被直接處死。

布爾什維克政府整肅異己，把私產充公的暴行，令艾麗莎厭惡。她收集了各種反蘇的言論，連同自己的感受和遭遇一併寫入日記。但隨著政治清洗運動的加劇，艾麗莎擔心自己的言行會牽連家人，不得不把日記給燒了，在大學裡過著低調的生活。大學三年，艾麗莎除了主修歷史專業之外，她還選了古典哲學的課程。亞里士多德和阿奎那理性主義的認識論深深地影響了她，這為她後來小說情節和人物的塑造提供了哲學基礎。艾麗莎酷愛戲劇和電影，大學畢業後便進國家電影藝術研究所研修「影劇創作」。

大概是受父母無神論的影響，東正教籠罩下的俄國蒙昧主義氣氛，以及沉悶的沙俄文化給艾麗莎的童年留下灰暗的陰影。而後來，蘇共殘暴和肅殺的政治鐵幕，猶如揮之不去的夢魘，在她創傷的記憶中沉澱。她說，布爾什維克的革命和奪權運動實質上是對個人主義的宣戰。在艾麗莎眼中，蘇俄是一個醜陋的，野蠻的，神秘主義的，被奴役的國家，她很清楚在這種環境下是沒有創作自由，如果要生存就必須離開這裡。

在母親的協助下，艾麗莎獲得了赴美探親的機會。經過漫長的旅行，她終於抵達了紐約港，一個全新的世界呈現在她的眼前，高聳入雲的大樓櫛比鱗次，七彩斑斕的霓虹燈徹夜通明，這一切令艾麗莎無比震撼。她在小說《源泉》里這樣寫道：「我會願意放棄世界上最壯觀的日落場景，只為目睹一眼紐約市的摩天大廈建築群……如果這裡面臨戰爭的威脅，我會將我自己拋身天際，以我的肉身保護這一切。」

然而，更觸動艾麗莎心靈的是，美國社會普遍信奉個體主義精神以及崇尚自由的價值觀。在這裡有好萊塢電影，有自由的寫作環境，沒有至高無上的國家意志，沒有言論的鉗制，人人都可以追求自己的夢想，追求屬於自己的幸福生活。在一次演講中，她激動地說，美國是世界歷史上最偉大、最高貴、和在最初的建國原則上唯一道德的國家。

艾麗莎到美國的時候是1926年，當時她才21歲，而美國正處在資本主義全盛的「咆哮的二十年代」。當時保守派政府的減稅和放鬆管制措施奏效，美國經濟高速發展。投資者有了更多的利潤，企業家勇於冒險，科學家敢於創新。許多發明都在那個年代出現：空調，冰箱，拉鏈，無線電，黏膠帶，收音機；許多行業都在那個年代興旺：汽車產業如日中天，電網電廠似雨後春筍，日用化工業全面勃發，好萊塢電影欣欣向榮，華爾街金融業更是如火如荼。1920年之後十年，美國經濟一躍成為世界第一，遠遠地把英國，德國甩在後面，更不用提蘇俄了。美國的資本主義輝煌的成就，讓蘭德更堅定了決定留下來的信念。雖然那時候，她還不怎麼會說英文，卻立志成為一名好萊塢的劇作家。她把自己的名字改為安?蘭德。

蘭德在芝加哥短暫停留後，隻身去了好萊塢。在好萊塢，她遇到導演德米勒（Cecil B. DeMille），成為影片《萬王之王》的臨時演員以及劇本審稿員。最幸運的是，她邂逅了弗蘭克奧康納（Frank O』Connor），她的夢中情人。

可惜好景不長，1928年，「咆哮的二十年代」漸入了尾聲，經濟大蕭條的陰影呈現。股災，企業倒閉，失業，等待救濟的人潮接踵而至。德米勒關了片廠。蘭德只能在外打零工，每天賺30多美分，日子過得很清貧，以前她還能往老家寄錢，現在家裡反倒寄錢給她。儘管生活艱苦，但蘭德還是堅持寫作，她在日記中激勵自己寫道，「不要為自己多考慮，多考慮自己的作品，你並不存在，你只是台寫作的機器，你沒有資格自戀，因為你現在什麼都不是。」1929年，就在她簽證期滿的時候，弗蘭克與她締結連理。從此，蘭德結束了在美國漂泊的日子。1931年3月，蘭德正式成為了美國公民。

蘭德的作品

1929年，蘭德在一家戲服製造廠打工。為了能節省出寫作時間，她甚至帶一台印表機來上班。經過了多年的努力，她完成了兩部劇本，一部是《紅小卒》，另一部是《1月16日之夜》 ，前者賣給了環球電影公司，後者賣給了百老匯的劇院。之後，她開始了全職寫作。她的第一部小說《我們活著的人》於1934年完成。《我們活著的人》是蘭德最具自傳風格的一部小說，主題是揭露共產主義統治下俄羅斯生活的野蠻。客觀主義中心學者斯蒂芬考克斯（Stephen Cox）後來評論道：「《我們活著的人》出版期，正是蘇聯社會主義思想在政府高層最得勢的時候。但它並沒有吸引讀者的注意力。」

大蕭條期，胡佛總統的大政府政策把經濟越搞越糟。民眾開始懷疑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是這場經濟蕭條的罪魁禍首。就在一片「挽救經濟」的呼聲中，羅斯福上台，開始了新政。事實上，羅斯福新政並不是在挽救資本主義，恰恰相反，他是在按照社會主義或進步主義的主張進行改革。羅斯福實行凱恩斯主張的經濟政策，加稅，管制，舉債開支，龐大的政府工程。經濟並沒有因此立即復甦，在新政實施後的五年，美國經濟依然蕭索，全國失業率也從來沒有低過14%，到1939年失業率更高達20.7%。

最讓蘭德困擾的是，在羅斯福的時代社會主義思潮泛濫。當時，主流學者以及羅斯福的智囊團都是親蘇派，教育學家約翰? 杜威發表《蘇俄印象記》，他說「蘇聯教育是世界上最好的」；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羅斯福的助手，簡?亞當斯稱「俄國革命是歷史上最偉大的社會實驗」；斯圖爾特則稱蘇聯是一個「人人有工作的地方」；社會思想家賀拉斯卡倫稱「這場革命喚醒了千百萬人」， 《國家》雜誌的編輯維拉德說蘇聯，「此乃政府亘古未有的最偉大的事業，……貪財好利這種動機突然就從個人那裡消除了」，工會主席希爾曼說，「蘇俄是一個偉大的經濟重建地區……」

這些知識分子，有的曾經去蘇聯進行過短暫的訪問，但有的根本就沒有去過蘇聯！他們不象蘭德在蘇俄長大，經歷過殘酷的革命鬥爭，甚至為此背井離鄉，還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財產被政府沒收，看著自己的同胞慘遭迫害和屠殺，而束手無策。那是一個沒有「個人」價值的恐怖世界，蘭德做夢也想逃離的地獄。

反集體主義的《頌歌》

面對著社會意識形態的左轉，蘭德希望通過自己的作品說話，她要向世人展示蘇聯集體主義制度的可怕和殘酷。

1934年的《我們活著的人》以及1938年的《頌歌》就是蘭德基於自己在蘇聯的遭遇寫成的。《頌歌》是一部短篇小說，小說虛構了烏托邦社會，在這個社會裡，人只有一個目的，就是為服務國家而存在。小說里，受集體主義洗腦的主人公「平等7-2521」開篇以「我們」自稱，是社會的低級成員，甚至認為活著的是為了「實現我們的兄弟們的願望。」當平等7-2521意外地研究發現了一種新的光能。為了讓這項發明造福人類並讓自己進入高級部門，平等7-2521闖進了世界文教部。但是，平等7-2521的發明不但沒有得到世界文教部的公正評價，反而因為「低級」（掃街員）身份被質疑。世界文教部的人傲慢地說，「如果政府已指定你們就是掃街員，你們怎麼敢認為你們有比掃大街更有用的價值呢？」，「你們怎麼敢獨自一個人思考，而不是與大家一塊兒思考呢？」

無奈，平等7-2521隻能帶著這項發明落荒而逃。最後在未知林的書屋中，平等7-2521發現了「自我」的價值和人生利己的目的。《頌歌》隱喻的是知識分子嚮往的蘇聯。蘭德認為，在集體主義意識形態的社會，個人將失去獨立思考和理性判斷的能力，受政府擺布，最終淪為他們的奴隸。

在《頌歌》這部小說中，蘭德哲學的理性利己主義已經基本呈現了出來。但是，當時並沒有出版商願意接受這種「反烏托邦」題材的作品，導致《頌歌》的初版只能在1938年於英國發行。直到1946年蘭德出名了，《頌歌》才得以回美國再版，結果好評如潮。1991年美國權威的「現代文庫」評選的20世紀100部英文小說之「讀者投票榜單」上，《頌歌》排名第二。

弘揚個人主義的《源泉》

另一部歌頌個人主義，諷刺集體主義的作品是蘭德的長篇小說《源泉》。《源泉》於1934年發表，蘭德整整花了7年的時間才把它寫完。這部小說講了一個天才建築師洛克（Howard Roark）與傳統世俗社會對抗的故事。蘭德說，她寫《源泉》的目的並不是為了給讀者推銷她的政治哲學，而是希望塑造一個理想人物。

小說開篇就嘲諷集體主義：才華橫溢卻桀驁不馴學生洛克只不過拒絕沿襲傳統風格激怒了教授，而遭到建築學院「投票」除名；而資質平庸但處事圓滑的學生彼得?吉丁卻以優異的成績畢業，成為建築業的「希望」之星。

洛克離開學校後，仍然不肯向客戶庸俗的品味妥協，結果只能關了公司，在採石場打工來維持生計。而吉丁則是福星高照，不僅得到建築業大佬，弗蘭肯的垂青，還受到庸俗的媒體人托黑追捧，事業一帆風順。

小說不僅對比洛克和吉丁的遭遇，而且還突出了托黑與洛克之間的矛盾，托黑是集體主義的代表人物，經常以公眾（人民）的名義攻擊和詆毀個體主義英雄洛克。但，洛克完全以自我為中心，對托黑的攻擊毫不在意。他甚至不在乎社會的看法，不願意向輿論壓力低頭，即使是利他主義者所謂的「幫助窮人，扶持弱者」的呼籲。他始終堅持 「為自己的、而不是他人的建築理念而設計」，這樣的信念。

隨著故事的進展，社會也發生了奇妙的變化，現代派設計峰迴路轉，越來越受到大家的歡迎，而吉丁的「二手貨」的設計，越來越沒市場。每況日下的生意，令吉丁不得不接下了他根本沒能力完成的「科特蘭德」的安居工程，這是一個政府支持興建的經濟適用房工程。

為了能順利完成這個工程，無能的吉丁，再次上門向洛克求助。兩人會面，吉丁承認多年以來猶如寄生蟲一樣依賴他，他承認自己很多出色的項目都是源於他的幫忙，他希望這次，洛克能出手相助。洛克爽快地答應了吉丁作。但考慮到這個項目與托黑有關，洛克擔心自己的設計會被阻擾。於是，他提出這樣的一個條件，他說「我設計科特蘭德工程，你在上簽名字，所有的計費歸你，可是你要保證它會嚴格地按照我設計的原樣來修建」。吉丁同意，兩人在這份協議上籤了字。於是，洛克給了吉丁他的設計方案。

但事與願違，在托黑以及政府關係的影響下，吉丁根本無法按照洛克的設計方案進行。幾個月後，當洛克回來發現：他的設計已經被「二手貨」們篡改得面目全非，只留下了一些低造價的框架。洛克非常惱怒，一氣之下，便炸毀了這個工程。洛克的行為激起了民憤，他也被送上了法庭。在法庭上，洛克並不膽怯而是慷慨陳詞，為自己辯護了六分鐘多鍾（譯文版長達８頁）。洛克的演講幾乎把蘭德理性利己主義的倫理學全盤托出。在辯護中，他指出是創造者在推動這個世界不斷進步，但人的目的是自身的，而不是利他，創造者不是無私的，是為自己生存，只有通過為自己生存的這種形式，他才能成就榮耀人類的偉大創舉。正如，蘭德常說的一句話，「人的自我意識（利己）是人類進步的源泉。」

《源泉》的出版並非一帆風順，開始還被多家出版商拒絕，但幾經周折上市後，立刻引起了巨大的社會反響。這本書都沒有進行過商業促銷，就憑著大家口碑相傳，在短短的兩年時間，就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前十強。而且，這本書經久不衰，幾乎每年以超過10萬冊的數量再版。《源泉》讓蘭德聲名大噪，被譽為史上最偉大的個人主義衛士。

謳歌資本主義的《阿特拉斯聳聳肩》

《源泉》在市場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945 年，蘭德開始著手寫她的第二部巨著，《阿特拉斯聳聳肩》。歷經12年，《阿特拉斯聳聳肩》終於發表了。在《源泉》的「叫好又叫座」的號召力下，《阿特拉斯聳聳肩》首版10萬冊被哄搶一空，連續再版之後，仍然很受歡迎。據統計，《阿特拉斯》每年能賣二十萬多冊，至今，其銷量已突破1000萬冊。1991年美國國會圖書館與「每月一書俱樂部」的讀者票選結果，《阿特拉斯聳聳肩》被認為是一本影響力僅次於《聖經》的書。

2008年末，美國政府準備大規模救市，又讓這本書熱了起來，到2009年，這本書簡直如日中天，甚至一度超過奧巴馬的自傳。據統計，光09年第1季銷量就是08年的三倍。線上書店更是火爆，《阿特拉斯》不但被排入亞馬遜暢銷書前十強，還一度蟬聯冠軍。今年4月，隨著同名電影上映，《阿特拉斯》再次入榜，最高時衝到第三名。

說《阿特拉斯》好評如潮，一點不過分。曾一度打算把《阿》搬上銀幕的獅門影業公司副總波恩斯（Michael Burns）說，「《阿》是我最喜愛的書之一，裡面具有最豐富、最多彩的角色。我九年級第一次看這本書時，就立即被它緊緊釘住、揮之不去。」 這本厚達千頁的小說講了這樣一個故事，財富創造者因為無法忍受掠奪者的管制和盤剝，最終走上了罷工的道路。

首先遭遇掠奪者毒手的是鳳凰杜蘭戈公司。由於，詹姆斯（塔格特公司總裁）錯誤的決策，他的聖塞巴斯帝安鐵路線的業務不僅失去了，而且里約諾特鐵路線的業務也輸給了鳳凰杜蘭戈公司。懷恨在心的詹姆斯利用國家鐵路聯盟的《反對狗咬狗條例》趕走了鳳凰杜蘭戈公司。

第二個飽受掠奪者侵犯的企業家是漢克?里爾登，他花了十年的時間，研製出一種神奇的合金，它的性能和價格遠遠超越鋼材。然而，偽商人，政客，庸眾們對這項合金技術不懷好意。首先發難的是，國家科學院。他們不僅無法證明自己對「合金不安全」的指控，反而威脅里爾登說，「價值是相對的，如果里爾登合金不好，就會給公眾帶來實際的危害，如果好的話，就是社會危害。」

事實上，里爾登合金是否安全他們並不關心，他們擔心裡爾登合金的出現會破壞科學院的聲譽。試想，如果人們知道他們的冶金研究部，耗費了納稅人兩千多萬還一事無成，而里爾登只用了150 萬就研發出這種結實輕便的合金，這不是一個絕妙的諷刺么？

當達格尼和里爾登忙於建設高爾特鐵路線的時候，國會卻通過《機會平衡法案》要里爾登賣掉自己的鐵礦和煤礦，因為該法條規定必須給「沒有出路」的競爭者有公平的機會。接著，以沃倫?伯伊勒為首的一群人要求通過《生活保障法》，該法規定里爾登合金產量不能超過任何一家同等水平鋼廠。到後來，里爾登合金賣給誰，賣多少也決定不了，因為《公平分配法》要求每一個需要里爾登合金的顧客都得到平等的供應。政府每增加一次管制，就給里爾登企業製造一次危機，而每一次危機又帶來政府新的管制，直至里爾登工業被這些掠奪者拖垮為止。事實上，《阿特拉斯》的整個社會都處在這樣的惡性循環當中，好的企業被迫關門停產，而有創造力的企業家，一個個神秘地消失。

高爾特線的達格尼和里爾登也不例外。幸運的是，他們找到了逃亡企業家的藏身之處－－亞特蘭蒂斯。他們見到了天才的發明家、工程師約翰?高爾特（John　Galt）。原來，高爾特和他們遭遇類似，但他不願意向財富掠奪者妥協，拒絕為社會做出任何創造性的貢獻。他說，「我以我的生命和我的愛發誓，我永遠不會為了他人的緣故而活，也永不在要求別人為我而活。」高爾特不僅自己罷工，而且遊說各行各業的企業家和發明家，加入到罷工的行列。

由於，創造者的罷工，社會秩序一片混亂。這時候，高爾特通過無線電廣播，向全國發表了一次長篇演說。高爾特的演說，讓蘭德詳細闡述了她主要的哲學思想，也就是：形而上學：客觀現實（「要想征服自然，就應該服從自然或者願望本身無法成為事實」），認識論：理性（「你不能既想吃掉蛋糕，又想留著它」），倫理：利己（「人本身就是目的」），政治：資本主義（「不自由，毋寧死」）。

現在，每年的4月15日，茶黨都會舉著「Atlas Shrugs」，「Go Galt！」牌子上街，看過《阿特拉斯》這本書的人，應該會知道美國正在發生什麼。《華爾街日報》的專欄作家摩爾（Stephen Moore）在《在52年內從虛構變成現實》中寫道，「只要要求每位歐巴馬政府官員與國會議員，都閱讀《阿特拉斯聳聳肩》，那麼，我相信我們會加速擺脫當前的經濟危機。」是的，每次政府要出台重要的干預市場政策時，人們就想到了蘭德，就想到了高爾特，這等於在警告政府說，「不要把我們這些小業主逼急了，否則我們也要罷工了」。

奧巴馬被茶黨看做是羅賓漢似的人，「給富人加重稅為窮人發福利」 是他執政的主導思想。2008年，奧巴馬還在俄亥俄州競選造勢的時候，曾經被一位想創業的水管工攔住問，如果自己投資一家能獲利28萬的小公司，是不是反而要交更多的稅？結果，奧巴馬回答，讓蘭德的粉絲大跌眼鏡，他說：「我覺得當你將財富四周傳播的時候，對每個人都好。」這種均貧富的說法，不就是羅賓漢主義嗎？

在半個世紀前，蘭德就深刻地否定了羅賓漢的這個文學形象。在小說《阿特拉斯》中，蘭德通過丹尼斯約德告訴人們，「在人們能夠了解代表人類的一切象徵和意義之前，羅賓漢是最不道德、最卑鄙的象徵，地球上將不會有正義，人類將難以生存。」

丹尼斯約德是蘭德塑造的一個充滿正義感的人，雖然他是海盜，但他打劫的都是政府橫徵暴斂來的財產，而且政府企圖把這些財富分給不勞而獲的窮人。丹尼斯約德說，他其實是警察，罪犯是強行霸佔財產的人（政府），警察就是要保護私人財產，找回被盜的財產，把財產歸還給財富的創造者。自從奧巴馬上任，美國的資本主義制度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2009年，奧巴馬在出台刺激經濟的法案的時候，他一邊讓「韋斯利?莫奇」之類的政客到處散播所謂的「情況緊急」，「經濟失衡」，一邊督促國會議員迅速通過象磚頭一樣厚的法案。危機中上台的奧巴馬就像滅火隊一樣，救助銀行，救助保險公司，救助無良業主，管制金融機構，接管通用汽車，接管花旗銀行，國有化醫療保險，接著我們看到的是巨額的財政赤字，超過14萬億的國債，美元加速貶值，失業率居高不下。我們不禁要問，除了政府開支讓GDP好看了一點，美國經濟真的恢復了嗎？

事實上正如《阿特拉斯》所講述的道理，每一次的危機根源都是政府的錯，都是集體主義，利他主義惹的禍。次貸危機是出於政府一個「良好」的願望，所謂提高民眾「住宅擁有率」。於是有了，二房為糟糕的貸款擔保，《社區再投資法案》和《平等信貸法》逼迫銀行就範，以及為經濟吹泡沫的寬鬆信貸政策。

哈耶克說，通往地獄之路由「善意」鋪成。而蘭德認為，鋪墊奴役之路的「社會之善」（Public Interest），根本就不是善，而是惡，是慷別人之慨，扼殺人性，壓制個體自由的，違背人的理性利己的本質。既然不是善，這條路方向的必然是古拉格，勞改營，人間地獄。

因此，當羅斯福向民眾灌輸的經濟權利法案，所謂，「有權獲得體面報酬的工作，擁有體面的住宅，獲得醫保和良好的教育等。」蘭德反問：「這些由人創造的產品和服務，來自何方？」蘭德不承認所謂的「經濟權利」，她認為政府沒有權力實施福利制度，政府正當的功能角色只有三個，警察，法院，國防軍，而這三者都和保障個人權利有關。

她說，政府的本質是必須保障人的基本權利，所謂「生命權，自由權，財產權」，這是政府存在的唯一的正當理由。蘭德認為在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制度下，人的自由權利得到了肯定，人的利己以及追求幸福，得到了法律保障。在這種制度下，沒有主人和奴隸，而是大家自由，自願的交易，他們互惠互利；在這種制度下，政府保障保護公民權利不受他人侵犯的同時，也不被政府本身侵犯。

在《阿特拉斯》的美國，政府，掠奪者們肆意踐踏和侵犯企業家的基本權利；50年後的美國，奧巴馬政府正以同樣的方式侵害資本家，創造者的利益，阿特拉斯會聳聳肩么？高爾特的真實故事會不會上演呢？我們似乎聽到了茶黨的怒吼聲。

（本文節選自新雜誌《全球商業經典》八月期刊中的評論，購買本期請點擊這個鏈接，訂閱網站則點擊這個鏈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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