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飛于謙兩少保冤獄及其平反

06-27

「江山也要偉人扶，神化丹青即畫圖。賴有岳於雙少保，人間始覺重西湖。」袁枚此詩告訴我們：人文景觀為秀美河山增添歷史底蘊，二者相得益彰，更加令人神往。風景如畫的西子湖畔，因為長眠著岳飛、于謙兩位英雄，才使它成為明末民族英雄張煌言最為心儀的安魂之所：國破家亡欲何之？西子湖頭有我師。日月雙懸於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慚將赤手分三席，敢為丹心借一枝。他日素車東浙路，怒濤豈必屬鴟夷。張煌言以詩言志，希望自己死後能葬於杭州西湖之濱，與他心目中的偶像岳飛、于謙比鄰而眠。張煌言以身殉國後，被葬於杭州南屏山北麓荔子峰下。後人將岳飛、于謙、張煌言並稱為「西湖三傑」，三位忠臣的英靈為濃妝淡抹總相宜的西湖平添了一抹金戈鐵馬之色。古代帝王，無論是明於治道勵精圖治的，還是昏庸腐化恣情聲色的，在講政治上卻有著驚人的一致性。他們要求臣民的，第一是忠，第二是忠，第三還是忠。歷代王朝對已故名臣追贈謚號用字，首選的便是「忠」，「文忠」如顏真卿、歐陽修、蘇軾、張居正、林則徐、李鴻章等；「忠武」則有諸葛亮、郭子儀、岳飛等，「忠肅」則有于謙等。既然「忠」是臣民的最高道德準則，那麼，身體力行這一準則，「為國盡忠」的忠臣就理所當然該受到「國家」亦即皇帝的表彰獎勵信任重用了；然而，事實卻往往與此相反，忠臣常常不得善報。就說備受張煌言推崇、為西湖增添愛國主義政治意蘊的岳飛和于謙這不同時代的兩位少保，堪稱忠臣楷模，最終卻被皇帝老官視為心腹之患，必欲除之而後快。兩位少保以忠獲罪，成了政治冤案的受害者，他們的最大過錯恰恰是忠得太實誠太認真，不懂得揣摩人主心思，靈活運用，投其所好，也不善觀測政治風向，權衡個人得失。「忠臣不得好報」，這實在是一個悖論。兩位少保的冤案雖然後來被平反了，但那隻能叫「遲到的正義」，現代法理有云：遲到的正義對當事人來說已無所謂正義了。不過，這兩大冤案及其平反經過，作為古鏡，畢竟可供後人鑒而戒之，有所思悟的。一、岳飛冤案及其平反岳飛（1103—1142），字鵬舉，相州湯陰（今屬河南）人。他出身貧寒，二十歲應募為「敢戰士」，身經百戰，屢建奇功，是南宋初期的抗金名將。紹興十年（1140）他統率岳家軍大破金兵於郾城，進軍朱仙鎮，準備渡河收復中原失地，卻被皇帝召回。岳飛痛飲黃龍的壯志豪情、盡忠報國的滿腔熱血，遇上朝廷維持現狀、偏安一隅的大政利器，將軍的血註定要流在皇帝苟安保位的政壇上，而不是恢復故土、迎還二聖的戰場上。罪名，說白了就是岳飛不懂得在政治上和皇帝保持一致，你心心念念要迎還二聖，心目中還有沒有「今上」？那兩位回朝了，把趙構往哪放？讓他再去做康王，那不啻要他的命嗎？這個很自私也很政治化的理由，卻又不便昭告世人，於是就只有拿「莫須有」這一模糊詞語來應付輿論了。中國曆來就有一個不成文的規矩，凡是迫害忠良的事，其罪大都記在一個或者幾個奸臣頭上。奸臣誠然可惡，可沒有皇帝默許和慫恿，哪個奸臣吃了豹子膽，敢拿國家鼎臣的性命去賭一把？南宋時，有個編修叫胡銓，憤然上書，反對議和並請殺秦檜。秦檜當時正權勢炙手可熱，胡銓如此冒犯，秦檜肯定是恨得直咬牙，即使這樣，他也不敢處死胡銓，而只能將其貶謫出京，去廣州做地方官。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宰相秦檜，連一個編修官胡銓都不敢隨意殺害，怎麼敢殺害戰功赫赫、權位顯貴遠在胡銓之上的岳飛呢？如果高宗不允許，秦檜敢出手嗎？要之，謀害岳飛的幕後元兇正是宋高宗自己，秦檜不過是一高級幫凶耳。有史為證：《宋史·高宗本紀》：「癸巳，賜岳飛死於大理寺，斬其子云及張憲於市，家屬徙廣南，官屬於鵬等論罪有差。」《宋史·奸臣傳》：「賜［飛］死獄中。」君臣二人紀傳中，明白無誤地寫著「賜死」，賜死大臣的權力當然屬於皇帝也只能屬於皇帝，而不可能「下放」給宰相。《宋史》作者連呼「嗚呼冤哉！嗚呼冤哉！」替岳飛嗚冤，稱「高宗忍自棄其中原，故忍殺飛」，實在是一語中的春秋筆法。趙構為了保皇位，可以忍心放棄中原故土，更不想迎回做了俘虜的前兩任皇帝，所以就要殘忍殺害岳飛，因為岳飛是趙皇帝執行既定國策的重大障礙。「忍殺岳飛」，《宋史》白紙黑字明明把賬記在趙構的頭上，可是當時以及其後的「保皇」史學家總是極力為趙皇帝開脫，硬是把罪責全推給秦檜，包括我先讀過後來又教過的中小學歷史教科書皆因襲這一舊說。慧眼獨具，能廓清歷史迷霧，看到本質的是明代書畫大家文徵明，其《滿江紅》詞曰：拂拭殘碑，敕飛字、依稀堪讀。慨當初、依飛何重，後來何酷！豈是功高身合死，可憐事去言難贖。最無端、堪恨又堪悲，風波獄。豈不念，疆圻蹙；豈不念，徽欽辱，念徽欽既返，此身何屬？千載休談南渡錯，當時自怕中原復。笑區區、一檜亦何能，逢其欲。文徵明的觀點和宋史「高宗忍自棄其中原，故忍殺飛」的結論完全一致，也符合真實的歷史。之所以具備如此卓絕的史識，我想，或許和他參與編修明武宗實錄的閱歷有關吧，了解內幕之黑，以今比古可想而知。底下我們看看冤獄平反的經過。「三字獄」的實際製造人趙構坐了三十六年龍椅後，厭倦了皇帝生活，遂禪位於太子趙眘，自己當太上皇去了。孝宗趙眘雖非趙構親生，畢竟也是養子，更重要的是皇帝寶座那可是趙構讓他坐上去的，論情論理，他都應該對前任皇帝感恩不盡的。孝宗也的確對太上皇禮敬有加，五日一朝，生話關照更是不在話下。但有一件事，新任皇帝卻硬是沒給太上皇留面子，那就是平反岳飛冤案，而且幾乎是以迅雷的速度付諸實施。紹興三十二年（1162）六月十一日，原最高領導、冤案製造者離開了寶座，孝宗正式受禪。七月十三日，新任皇帝的「第一把火」點燃——下詔追復岳飛原官，以禮改葬。為不讓太上皇過於難堪，也為避免可能遇到的某些阻力，孝宗特別聲稱平反岳飛冤獄是仰承太上皇聖意的。這一來，讓趙構縱使心裡不願意也不好再說計么。孝宗原詔如下：故岳飛起自行伍，不逾數年，位至將相。而能事上以忠，御眾有法，不自矜誇，餘烈遺風，於今不泯。去冬出戍鄂渚之眾，師行不擾，動有紀律，道路之人，歸功于飛。飛雖坐事以歿，而太上皇念之不忘。今可仰承聖意，與追復原官，以禮改葬；訪求其後，特予錄用。同年十月，孝宗又發布第二道平反詔書，正式追復岳飛的少保、節度使等官職，對岳飛的人品事迹更是褒揚備至。其詔略謂：故前少保岳飛，拔自偏裨，驟當方面。志略不專於古法，沉雄殆得於天資。事上以忠，至無嫌於辰告；行師有律，幾不犯於秋毫。外摧孔熾之狂胡，內剪方張之劇盜，名之難掩，眾所共聞……嗟夫！聞李牧之為人，殆將撫髀；闕西平而不錄，敢緩旌賢。如其有知，可以無憾！可特追復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武昌郡開國公，食邑六千一百戶，實封二千六百戶。同年十二月，敕以一品隆禮，改葬岳飛骨殖於臨安府西湖棲霞嶺之陰（即今所見杭州西湖畔之岳王墓），並賜錢百萬。岳飛長子岳雲復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岳飛妻李氏復封楚國夫人。當時李氏與次子雷、三子霖等流放嶺南，均獲生還，並岳家其他後裔均訪尋錄用，並授官爵。後來又為岳飛敕建廟於鄂州，賜號忠烈。淳熙六年（1179），追謚武穆。宋寧宗嘉定四年（1211），再追封為鄂王。宋朝給岳飛平反的時間，從初步昭雪到發還田宅，從復官改葬到賜謚追封，直至追封三代，全程歷時四十九年。二、于謙冤案及其平反歷史常常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岳飛蒙冤三百年後，明朝于謙的冤案驚現於歷史舞台，而且與岳案頗多相似之處：同樣是在與北方異族交戰，決定國家命運的非常時期；同樣面臨要不要迎回被俘虜的太上皇的艱難選擇；同樣是有功於國家，卻背著「謀反」罪名被殺害；同樣是在製造冤案的最高權勢人物離開權力後迅速得到平反。于謙（1398—1457），字廷益，錢塘縣（今杭州）人。因為出生在西子湖畔，岳飛墓地成了他小時玩樂的去處，啟蒙後對岳飛十分崇拜。于謙曾做詩《岳忠武王祠》，表達他對岳飛壯懷激烈的敬仰、事業未竟的慨嘆。他十六歲寫下抒懷名作《石灰吟》：「千錘萬鑿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閑。粉身碎骨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以後又寫了姊妹篇《詠煤炭》，其最後兩句是「但願蒼生俱飽暖，不辭辛苦出山林」。這些詩句既是他治國平天下的政治宣言，也是他做人的座右銘，且一生身體力行。于謙先後任地方官十九年，多有建樹。正統十三年（1448）出任兵部左侍郎。明年，明英宗朱祁鎮在宦官王振的慫恿下，率五十萬大軍親征瓦剌，結果是明軍大敗，英宗自己也做了俘虜。這就是所謂「土木之變」。歷史把于謙推到了風口浪尖上，當時的形勢是：外有強敵挾勢而來，意在吞明；國中無主，兵力不足，人心惶惶，北京危急！大明王朝危急！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不懼「烈火焚燒」的于謙，毅然肩負起指揮北京保衛戰的重任，開始了他個人生命中最為耀眼的「燃燒」。皇帝被俘，強敵兵臨京門，有朝臣侍講徐珵竟胡說星象有變，應當南遷。對此動搖國本的謬說，于謙當面厲聲斥責說：「言南遷者可斬也！京師天下根本，一動則大勢去矣，獨不見宋南渡事乎？」並請留守北京的郕王朱祁鈺「速召勤王之兵，誓以死守」。得到郕王和英宗之母孫太后首肯後，決定死守北京。為了堵死瓦剌人拿明英宗做人質要挾明廷的念頭，于謙聯合大臣共請郕王正位。九月朱祁鈺即位稱帝，是為明景帝，以明年為景泰元年，遙尊英宗為太上皇。這兩項非常時期的重大決斷，穩定了大局，表現了于謙過人的膽識。于謙也被景帝委以重任，做了兵部尚書，主持戰守之策。而接下來進行的驚心動魄的北京保衛戰則充分展示了這位書生出身的國防部長傑出的軍事才能。于謙夙興夜寐，指揮繕器甲、修戰具，調兵征餉，積極布防，嚴陣以待。因為缺兵少將，于謙上奏，讓景帝放出了那些因過失下獄的將領，准予戴罪立功，其中有廣寧伯劉安和原大同左參將都督石亨。石亨是一員猛將，危難之間，于謙大膽用人，熟習軍事的石亨被授予重任，守衛京城九門之中最重要的德勝門。劉安則負責協助於謙。正統十四年十月，瓦剌也先挾持明英宗再次出兵，直逼北京。由於于謙指揮得當，攻防有序，諸將效命，拚死抵抗，加之于謙躬擐甲胄，身先士卒，「泣以忠義諭三軍」，士兵感動得痛哭失聲，決心以死報國。經過五天鏖戰，也先見攻城不下，卻死傷慘重，而明朝外地援兵又陸續趕到，遂挾持英宗，大掠而去。敵兵既退，景帝加封于謙少保。到十一月初八日，瓦剌軍全部退到塞外，京師解除了戒嚴。于謙有《出塞》詩記錄了京師保衛戰的勝利：健兒馬上吹鬍笳，旌旗五色如雲霞。紫髯將軍掛金印，意氣平吞瓦剌家。瓦剌窮胡真犬豕，敢向邊疆撓赤子。狼貪鼠竊去復來，不解偷生求速死。將軍出塞整戎行，十萬戈矛映雪霜。左將才看收部落，前軍又報縛戎王。羽書捷奏上神州，喜動天顏寵數優。不願千金萬戶侯，凱歌但願早回頭。北京保衛戰挽救了大明王朝，也成就了于謙的蓋世英名。也先軍事行動失利，又提出講和，稱欲送太上皇還京，朝臣亦多主張藉此與瓦剌議和。于謙力排眾議：「社稷為重君為輕！」告誡邊將嚴守要隘，以防中計。次年，也先幾次襲擾邊境，亦被明軍一一擊退。也先屢戰失利，瓦剌內部壓力隨之增大，進退維谷、內外交困的先也，手裡捏著一個明室太上皇，毫無利用價值，反而結仇於明廷，以致戰火不熄，招來內部埋怨，遂決計轉變態度，願意將太上皇無條件送還。和議成功，前任皇帝真要回來了，現任皇帝怎麼辦？「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百王不易之道也（語見《漢書》）。」一國不容二主的獨裁政治決定了景帝朱祁鈺對太上皇的歸來從心底是不歡迎的，他擔心自己還沒坐熱的帝位受到威脅。關鍵時刻，又是于謙打消了景帝的顧慮，他從容對帝曰：「天位已定，寧復有他，顧理當速奉迎耳。萬一彼果懷詐，我有辭矣。」景帝這才改變態度，派人迎接太上皇。土木之變沒有變成「靖康之恥」，明英宗沒有變成宋欽宗，而是走出俘虜營，最終歸國，在一定意義說都是藉助了于謙之力。皇帝寶座太誘人，爬上去很難，一旦坐上去再讓他下來那就更難；曾經滄海難為水，做過風光無限的皇帝，再讓他做個既不顧又不問的類似名譽顧問形同軟禁的太上皇，他一定會覺得非常失落，而又心有不甘，做夢都想著搞復辟。當時的明朝皇帝和太上皇兄弟之間，面對著的正是這種局面。兩宮之間明爭暗鬥，朝臣無形中也就分成兩派，勾心鬥角，終於釀成了「奪門之變」：利用景帝病重，景泰八年正月，英宗複位，改元天順。英宗以太后詔廢景帝為xE0J王，很快，失去帝位的朱祁鈺便一命歸陰，死後還送了一個惡謚「戾」，毀所營壽陵，以親王禮葬之。幫助英宗復辟的功臣是徐有貞（即當初提議明廷南遷避禍、遭到于謙痛斥的那個徐xABx9E，後改名有貞）、石亨以及太監曹吉祥等，論功行賞，他們個個身居要津。明英宗重新上台後的第一件事便是將保衛朱明王朝的第一功臣于謙等人下獄。罪名也是連著接班人的所謂「謀逆」，徐有貞、石亨等人誣陷于謙謀立襄王之子（另立藩王，背叛朝廷）。因證據不足，主審法官便以「意欲」二字定案，這和岳飛的「莫須有」冤獄也極為相似。平心而論，明英宗對殺于謙是有所猶豫的，他也承認于謙有大功，但徐有貞一句「不殺于謙，今日之事為無名！」於是于謙被斬，妻子流放。于謙被殺抄家，家無餘資，只搜出了一些御賜的蟒衣和劍器。于謙被殺，天下人都認為是冤案。曹吉祥的一名部下朵兒者，以酒祭奠于謙，慟哭。即使被曹吉祥憤怒鞭打後，依然祭奠如故。都督同知陳逵感謙忠義，收遺骸殯之。逾年，歸葬杭州。英宗之母孫太后聽說于謙被殺，也嗟悼累日。在殺害於謙等功臣的同時，朱祁鎮對他的寶貝「先生」、宦官王振自然念念不忘，認為王振有大功卻被景帝族誅是冤案，復其官爵，雕木為形，招魂安葬，建祠賜名「旌忠」。如此忠奸不分，香臭不辨，明英宗實在是糊塗透頂。很快，英宗所倚重的「忠臣」石亨、曹吉祥相繼成了「逆賊」，等於狠掌了朱皇帝一個大嘴巴。此時朱祁鎮雖有後悔之意，但考慮到自己的面子重要，還是不願為于謙平反。英宗不肯平反自己製造的冤案，但卻平反了前輩製造的兩樁錯案：一是為被他父親宣宗早年錯廢、死後又未以禮葬的皇后胡善祥上尊謚，給亡靈一個「恭讓誠順康穆靜慈章皇后」的名分，並為之修陵寢。二是釋放建庶人。建庶人是建文帝次子朱文圭。當年，燕王朱棣攻入南京搶皇位，建文帝及其長子朱文奎不知所終，年僅兩歲的次子朱文圭則被幽禁起來，稱為「建庶人」。到英宗天順年間，建庶人已經在幽禁中成為五十多歲的老翁了。英宗突然想起了這位遠房叔叔，動了惻隱之心，將其釋放，並供應生活。英宗身邊的人擔心放出建庶人會出變故，他倒很有氣度，說：「有天命者，任自為之。」還有一件事，對英宗以後的帝王影響很大，那就是廢除殉葬制度。明太祖死的時候，許多妃嬪宮人陪葬，之後遂為慣例。英宗覺得這很殘酷，臨終前遺詔裕陵停止殉葬。此後明代各帝都遵從這個遺詔，不再以宮妃殉葬。英宗所做的這幾件事，被史家贊為「盛德之事，可法後世」，特別是取消妃嬪殉葬制，確是值得大書一筆的人道主義改革。天順八年（1464）正月，英宗駕崩，太子朱見深繼位，改年號成化，大赦天下。隨著冤案製造者的死亡，于謙冤案終於等來了平反的日子。于謙之子于冕、於康等獲釋歸錢塘老家，上疏為其父申冤。不少大臣也上奏章，認為于謙確系冤死。憲宗即位次年，即為于謙昭雪，恢復于謙生前原有官爵，將于謙故宅改為「忠節祠」，帝御筆親為題詞；又欽派大臣赴錢塘三台山祭奠于謙，刻碑銘文。弘治二年（1489），明孝宗追贈于謙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謚誥祠額，謚「肅愍」，額曰「旌功祠」，並為于謙雕塑銅像，春秋兩祭。嘉靖年間，又將于謙侑享於功臣廟，與開國功臣劉基等並祭。萬曆年間，以「肅愍」謚號不能彰顯于謙忠貞功德，遂改謚號為「忠肅」，子孫世襲。平反于謙冤案，勢必帶出一個難度更大的問題，即如何評價被英宗趕下台的景帝。成化十一年（1475）憲宗下詔為被廢帝號的叔父恢複名譽，恢復帝號：「朕叔xE0J王踐阼，戡難保邦，奠安宗社，殆將八載。彌留之際，奸臣貪功，妄興讒構，請削帝號。先帝旋知其枉，每用悔恨，以次抵諸奸於法，不幸上賓，未及舉正。朕敦念親親，用成先志，可仍皇帝之號，其議謚以聞。」上景帝尊號，恤于謙之冤，這兩件事辦得很得人心，《明史》贊他「恢恢有人君之度」，當是公允史論。特別是為景帝平反，年輕的憲宗顯得非常大度，當初景帝上台不久，就廢了朱見深的太子稱號，剝奪了他的接班權。三、餘論兒時看傳統戲劇讀小人書，習見的是俗諺所概括的兩大題材：不是奸臣害忠良，就是相公鬧姑娘。愛情題材的才子佳人，小小少年，情竇未開，並無多大興趣；而政治題材的忠奸鬥爭，卻常讓我憤憤不平，疑竇叢生：何以忠臣老是鬥不過奸臣？每見我心中的好人（忠臣）蒙冤被害，我義憤填膺氣難消，恨不得去親手滅了奸賊、大壞蛋！情緒化的童心又遇到一個解不開的難題，就算我「滅了」一個奸賊，可更多的奸臣依然層出不窮，生長茂盛，政治上得意，生活上舒泰，這究竟是為什麼？迨年長閱世漸深讀書漸多，始悟出忠奸鬥爭背後的制度根源。專制政治體制下，雖然也有法律、有言官、有監察糾錯一說，但歸根結底還是皇帝口含天憲一言九鼎，一個人說了算，以一人之是非為是非，以一人之好惡定忠奸。「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臣民思想深入骨髓的官員，老實的誠惶誠恐效忠國家亦即帝王，至死不渝；狡猾的時刻揣摩主子心思，投其所好，「應對稱旨」，自然就成了最高的貼心人、好學生。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富有天下的帝王，讓他不縱慾享樂實在太難，蓋人性使然。大抵所謂忠臣，不外考慮帝王大業、國家長遠利益乃至帝王身後名多一些，所以就會對帝王的短視昏妄、縱慾胡鬧提出善意的勸阻，有的甚至不惜性命進行「尸諫」；而奸臣則極力迎合甚至啟發誘導主子恣情享樂，玩出新花樣，來點更刺激的，主子天天都在玩「開心一刻」，他們也可在利益共享中分一杯羹。從本質上說這是國家長遠利益和個人眼前享受的矛盾，眼前服從長遠，道理並不複雜，國家長治久安富裕了，還能少了你帝王家族的享受？問題在於，物慾迷心竅，只顧生前享儘快活，死後哪管洪水滔天的享樂主義帝王實在是多而又多，適當節慾、體恤子民的帝王總是那麼稀罕。緣此，所謂「治世」和治世忠臣得志的時段總是很少，而奸臣得道的時間總是很多。與忠奸鬥爭緊密相連的是「親」誰「遠」誰的問題。「親賢臣，遠小人」，當然是對天子的呼告，個中道理，簡單得正如雜文家黃一龍先生所說的和「要吃飯，不要吃屎」一樣，可是總有那麼多帝王硬是要反其道而行之，以「吃屎」為樂事，於是「親小人，遠賢臣」反倒成了歷史的常態。由於上述原因，忠奸鬥爭導致的歷史冤案也就格外多。通常是，皇帝越荒唐，執政的時間越長，冤假錯案就越多，當然，執政時間短，冤假錯案也未必少。老是讓忠臣蒙冤，子孫後代跟著遭罪，誰還願意再做忠臣？國無忠良，有如房無棟樑，危險之極。所以，稍微有點政治頭腦的帝王，都懂得平反冤案，以撫慰忠臣們受傷的心。推翻冤案，徹底平反，恢復官職，追謚美名，追贈更高的官爵，隆重祭奠亡靈，這種種哀榮和逝者其實是不相干的——一切他都全然不知；說到底這是做給生者看的：大家都來做忠臣吧，國家不會虧待你們的！甚至還常用褒獎敵方忠臣的辦法來激勵屬下的忠誠，並藉以美化自身形象。總之，平反昭雪是統治者基於自身利益所採取的政治舉措。「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然而遺憾的是，忘性大於記性，不能以史為鑒的統治者總是瓜瓞綿綿，「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於是，這冤案和平反冤案彷彿就成了政治史永久性的主題詞和難以跳出的周期律。可以從根本上避免政治冤案，防錯於未然，或者可以強力及時糾錯，不使其造成重大影響的機制，就是人類發明創造、運行幾個世紀證明行之有效，並且越來越完善的政治民主制度。這，才是消滅政治冤案的希望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