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子百家養生經

諸子百家養生經諸子百家養生經　　　鬼谷子，縱橫家代表人物，晉平公時人，姓王，名翊，因隱居鬼谷，號稱鬼谷子，是我國戰國時代著名的養生家。他天性「凝神守一，朴而不露」，以「黃老心術」論世事，講求內外損益、養生持身之道。　　鬼谷子養生說被認為是中國最早的養生理論之一，他的「養德安神，調攝心態」、「人動我靜人言我聽」、「賢能明達之士善於把握時機」都與中醫理論殊途同歸。鬼谷子養生　　是中國最早的養生理論之一　　以鬼谷子為祖師的縱橫家們都是現實主義者。「時有可抵，則為之謀」。「世無可抵，則深隱以待時」，世稱縱橫家。在「世無可抵」的安居之時，縱橫家們便是山中宰相、世外高人。這時他們既是著書立說、教徒授藝的理論家，又是服食引導修身養性的仙家。鬼谷子就是這樣一個人物，傳說他常入雲夢山採藥，顏如少童。他們選擇的隱居之所都是人跡不逢、飛塵罕至的人間仙境。　　而歷來談養生者，無不言老子、莊子，而很少有人提及縱橫家鬼谷子。然而，鬼谷學派的養生學說無論系統性，還是實用性，都不在老、庄之下。而真正能代表鬼谷子學派養生理論的，主要是《本經陰符七術》。《本經陰符七術》與《鬼谷子》其他部分的風格截然有別。　　鬼谷學派的養生理論本屬於樸素的經驗總結，鬼谷養生的主要觀點是精神與物質並用，追求延年益壽、長生不老。鬼谷子養生說是中國最早的養生理論之一。　　鬼谷子：「人動我靜人言我聽。」　　「仙鶴神清因骨老，鴛鴦頭白為情多」，若情慾激動過度，則可導致內臟功能失常，氣血不調而發生疾病，唯有心志平和，性淡平易，才可以免憂慮，避外邪，才可以「懷天心，施德養」。　　鬼谷子在漫長的修鍊和洞察世事中總結出「人動我靜，人言我聽，知性則寡累，知命則不憂」，「心平則仁義著矣」的養生法則。若違背了這個法則，就猶如「草木之術不得時」，「江河無雨潤澤之」。鬼谷子提倡「養志之始，務在安己，己安則志意實，志意實則威勢不分」。這就是鬼谷子的「全生」之道，這種清靜無為，忘我無欲，恬淡虛無的養生觀，這種注重修養，保持樂觀的養生之道，在今天看來，對養生祛病也同樣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先秦時期是中國古代哲學的萌芽階段。約在西周早期出現的《易經》和《尚書·洪範》分別提出了原始的陰陽和五行觀念，開始以理性思維方式來把握物質世界。其中《易經》嘗試用陰陽兩種物質及其勢力的對立統一關係，來概括自然界萬事萬物以及人類社會的種種現象，這些思想在戰國末期問世的《易傳》中得到了充分的闡發與體現。《尚書·洪範》用木、火、土、金、水五種物質元素的特性及歸類方法，來說明天、地、人、萬物的特性及其相互聯繫。春秋末期，中國古代哲學進入了建立體系、創立學派的時代。當時正值社會大動蕩、大變革，新興地主階級要求以封建製取代奴隸制，隨著人們認識的不斷深化以及春秋時期官學壟斷地位的被打破，以往長期積累而被禁錮的大量文化學術思想資料被釋放，於是「諸子百家之學」的興起和爭鳴便應運而生。「諸子百家之學」的興起主要涉及三個方面的背景因素：就社會背景而言，是當時社會大轉型，即從奴隸制社會向封建制社會轉型的時期；就思想背景而言，當時是從諸侯分封割據制的政治思想向封建大一統的政治思想大轉型時期；就文化背景而論，由於當時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自然科學的進步、社會結構的改變、文化知識壟斷地位被打破而相對普及、統治者「禮賢下士」風氣的盛行等等，都為「諸子百家之學」的興起提供了十分有利的背景和必要的條件。先秦諸子雖然號稱「百家」，實際僅有十數個學術流派。西漢司馬談分為陰陽、儒、墨、名、法、道六家(《論六家要旨》)，劉歆在此基礎上增加了農、縱橫、雜、小說為十家(《七略》)。後來以兵家易小說家作為十家。其中對中國傳統文化影響最大的莫過於儒、道、墨、法四大學派。《黃帝內經》在其理論構建過程中，除了精氣、陰陽、五行哲學思想影響之外，「諸子百家之學」的學術思想很自然地浸潤並滲透於其中，用以解釋相關的生命現象，解決相關的醫學問題。此章僅就「諸子百家之學」的主要學術思想對《內經》理論建構的影響予以提要性陳述，既體現了《內經》理論形成的條件，也在於說明「《黃帝內經》是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結晶」的觀點。　　1. 《內經》理論與道家學術思想　　道家是春秋戰國時期重要的學術流派之一，老子(聃)是其創始人及學術代表人物，後經戰國中期的關尹、楊朱、尹文、宋 庚桑楚、子華子等齊國「稷下學宮」知名學者的繼承和發揚，成為當時影響較大的學術思想流派之一，此時又分化為多個學術派系，其中分別以莊子(周)和管子(仲)為代表的兩個主要派系影響較大。前者重視「道」，認為「道」是物質世界永恆的、無處不在的終極本原；後者認為「道」是無所不在而富有生機的精氣，精氣才是宇宙萬物發生並存在的本原。戰國後期這兩派逐漸走向融合，形成了以《黃帝帛書》、《文子》、《 冠子》等著作為代表的黃老新道家思想，這便是道家「道氣論」觀點的由來。「道家」學術思想對《內經》理論形成的影響是多方面的，此處僅從「道」、「氣」及辯證思維等方面予以提要性介紹。「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老子·四十二章》)，這是道家對宇宙萬物的起源以及宇宙萬物結構模型的認識。認為「道」是演化生成「氣」(即「一」)的母體，氣(即「一」)是萬物一體、萬物同源、萬物相通相應、相互聯繫的傳媒和中介，因此有「通天下一氣」(《莊子·知北游》)的結論，這也是道家「道氣論」的源頭。《內經》從四個方面繼承並發揮了道家的道氣論。　　其一，道論。 「道」字在《內經》中出現了269次，單用186次。《內經》理論中直接繼承了「道論」觀點，廣泛地運用「道」的概念來表達宇宙萬物、生命活動的演化規律和相關的理論原則。具體言之，《內經》所用之「道」有宇宙、天地、自然規律之「道」，如「五運陰陽者，天地之道」(《素問·天元紀大論》)；有臟腑、經絡、氣血、營衛等生理規律之「道」，如「經脈之道」、「營氣之道」等；有疾病發生、發展、演變過程之「道」，如「有道以來，有道以去。審知其道，是謂身寶」(《靈極·五亂》)；有診脈、望色、察病、辨標本順逆的理論原則之「道」，如「持脈有道，虛靜為保」(《素問·脈要精微論》)，「標本之道，要而博，小而大，可以言一而知百病之害……天之道畢矣」(《素問·至真要大論》)等；有針刺、用藥治病原則、方法的理論之「道」，如「針道」等；還有將養生稱為「道生」的養生保健的理論原則和具體方法之「道」，如「將從上古合同於道，亦可使益壽而有極時。」「其知道者……能形與神俱，而盡終其天年」(《素問·上古天真論》)。可見，《內經》以「道論」全面地構建其理論體系的同時，對「道」是不可直觀的客觀規律也有一定的認識，指出「窈窈冥冥，孰知其道?道之大者，擬於天地，配於四海。汝不知道之諭，受以明為晦」(《素問·征四失論》)。認為「道」雖然是不可直觀的，但卻是無處、無時不在的，大至天地，小到萬事萬物，無不受「道」的支配，無不遵循其「道」。掌握了宇宙萬物生成變化之「道」，就可發矇解惑；如果不能認識、掌握和利用自然萬物變化之「道」，只能是「以明為晦」，迷惑不解。　　其二，「道法自然」，「無為而治」。〖HTSS〗《內經》認為宇宙萬物變化規律之「道」是客觀存在的，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人們不能創造、也不能改造或者違逆客觀規律之「道」，只能認識、掌握、利用、遵循、順應客觀規律之道，因此有「道無鬼神，獨往獨來」(《素問·寶命全形論》)的明示。在這一觀念的指導下，道家提出了「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無為而治」的價值取向，《內經》不但稟承了這一思想，並將其運用於治則治法和養生理論的建立。如直接將《老子》「天之道，其猶張弓，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七十七章)思想用於創立自己的治病大法，這些治法不但有「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折之，不足補之」，還將其發展為「寒者熱之，熱者寒之，微者逆之，甚者從之，堅者削之，客者除之…開之發之，適事為故」(《素問·至真要大論》)。將《老子》倡導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八十章)思想構建自己的養生方法，不但直接將「恬恢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是以志閑而少欲，心安而不懼，形勞而不倦，氣從以順，各從其欲，皆得所願。故美其食，任其服，樂其俗，高下不相慕」作為具體養生方法，還將「聖人為無為之事，樂恬〖HT5，7〗忄〖KG-*3〗〖HT5，7」〗炎〖HT〗之能，從欲快志於虛無之守」(《素問·陰陽應象人論》)作為養生的最高標準。　　其三，氣論。〖HTSS〗《內經》直接將道家的氣、精、精氣概念引入醫學領域，成為醫學理論構建的主要概念。在《內經》中「氣」字出現了2956次，單用996次：「精」字共出現了217次，單用127次；「精氣」出現38次。可見氣、精、精氣是使用頻率極高的概念。由於道家所論的精氣多屬哲學範疇，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內經》中的氣、精、精氣雖然還帶有哲學的烙印，但卻富涵深刻的自然科學特徵，出於生命學科的需要，《內經》又創造了百餘個以「氣」構詞的氣概念。　　其四，「通天下一氣耳」。〖HTSS〗《內經》直接將「通天一氣耳」(《莊子·知北游》)作為自己構建相關理論的指導思想，於是指出了「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於陰陽。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其氣九州、九竅、五臟、十二節，皆通乎天氣」(《素問·生氣通天論》)的人與自然相通應的整體觀念。這一觀念全面地體現在生理、病理、診斷、治療、養生等各醫學層面，並成為中醫理論的基本特點之一。　　其五，辯證思維對《內經》理論形成的影響。〖HTSS〗道家建立了有無、動靜、剛柔、有餘不足等對立範疇，揭示了客觀事物對立統一的現象和規律，僅《老子》一書所論的對立範疇有數十對之多，不僅論述了事物之間的對立關係，還涉及到對立事物之間的統一關係。其中「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老子·第二章》)就表達了事物相反相成、對立統一的辯證思想。《內經》深受這一思想的影響，不僅將其運用於陰陽對立互根、五行的相生相剋關係的闡述，而且將陰陽、五行之中的對立統一關係全面地運用於解釋人體的形體結構、生理機能、病理變化、疾病診斷、治則治法、遣葯組方、養生防病的各個層面，並從醫學的角度提出了「升降出入」、「邪正盛衰」、「虛實逆從」、寒熱進退、正治反治、補虛瀉實、治未病與治已病等對立概念，使道家創立的辯證思維在生命科學的層面得以體現和深化。　　2. 《內經》理論與儒家學術思想　　「儒」源自商代，自孔子始成其「家」。經他整理、刪改和發揮的上古五代文獻被後世尊為「五經」。他「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崇尚「仁義」、「禮樂」，主張「以德治國」，提倡「孝悌」、「忠恕」及「中庸之道」。他的學生對其學術思想加以發揚光大，其中影響較大的有孟子和荀子所代表的兩個學術流派。孟子繼承並發展了孔子的「仁學」思想，強調「人性本善」，主張「王道」和「仁政」，提出了「民貴君輕」、「保民而王」的觀點，高揚了儒家「捨生取義」的理想人格。孟子的思想對宋明時期儒家的發展影響很大。荀子繼承和發展了孔子的「禮學」思想，強調「人性本惡」，主張「以禮治國」，提出了「天人相分」觀點，宏揚了「人定勝天」、「制天命而用之」的理性精神。荀子的思想對漢唐儒學影響較大。孔、孟、思、荀等人所奠定的儒家的基本格調，注重治國和改造社會。儒家的學術思想在《內經》中的體現主要有六個方面：一是將治國與治醫進行類比，用國家中央集權最高統治階層的建制，類比人體各臟腑功能系統之間相互協調的整體配合關係，充分體現了儒家治國方略。這一觀點充分體現在《素問·靈蘭秘典論》對十二官在整體生命活動中分擔不同角色的類比。認為「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故主明則下安，以此養生則壽，歿世不殆，以為天下則大昌。主不明則十二官危，使道閉塞而不通，形乃大傷。以此養生則殃，以為天下者，其宗大危!」還十分明確地將儒家治國之道與針刺治病之道類比，認為「司外揣內」認識方法可以廣泛地應用於各個領域，「非獨針道焉，夫治國亦然。黃帝曰：余願聞針道，非國事也。岐伯曰：夫治國，夫惟道焉。非道，何以小大深淺，雜合而為一乎」(《靈樞·外揣》)?儒家治國理念以及用治國類比治醫的觀點表露無遺。二是儒家「天命觀」對《內經》生命科學的影響。儒家的「天命觀」承認自然規律，承認自然規律對社會、對人類生命活動的主宰作用，在此思想指導下研究人體稟賦、體質類型(《靈樞》的《陰陽二十五人》、《五音五味》、《通天》等篇)。在探討生命活動固有規律時提出了「天年」期頤、壽夭面相等理論(《靈樞·天年》)。三是《內經》在承認生命規律的「天命觀」指導下，構建養生的相關理論，認為養生必須遵循並順應自然規律，只有如此才可能達到「謹道如法，長有天命」(《素問，生氣通天論》)的最佳養生效果。四是《內經》受儒家「三才觀」的影響，構建天一地一人三才醫學模型。「三才觀」是《周易》提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儒家予以繼承和發揚，強調發揮天時、地利、人和的綜合作用。這一觀點促進了《內經》醫學模型的構建，幾乎將其中所論的生命科學知識都置於這一整體模型的構架之中，在《內經》大多數篇論之中均可覓其蹤跡，其學術觀點貫穿於所論的生理、病理、病證、診法、治療、養生等各個層面。這一醫學模型的內容比較集中地反映在《素問》的《金匱真言論》、《陰陽應象大論》、《六節臟象論》、《玉機真臟論》、《臟氣法時論》以及「運氣七篇」之中。五是儒家「以和為貴」「中庸」思想對《內經》理論形成的影響。《內經》直接將儒家「過猶不及」；「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應當「允執其中」(《論語》)的「中庸」觀點用以構建自己的醫學理論。「中庸」觀點的核心是突出了保持相對平衡是事物存在、發展的根本條件。儒家中庸思想在《內經》中是通過陰陽、氣血、營衛、臟腑、經絡的相關理論，全面體現在相關的醫學理論之中。如《內經》認為「陰平陽秘」是生命活動處於最佳的和諧有序狀態，一旦這種平和狀態失常，就會出現「陽盛則陰病」、「陰盛則陽病」，或者有「陽不勝其陰」、「陰不勝其陽」，甚至「陰陽離絕」的病理變化。臨床醫生治療疾病的終極目的就是使患病機體復歸到平和狀態，並作為指導治療的最高行為準則，故有「因而和之，是謂聖度」(《素問·生氣通天論》)；「謹察陰陽所在而調之，以平為期」(《素問·至真要大論》)的治病觀點。儒家「中庸」思想還體現在《內經》運用五行理論說明五臟系統之間的動態平衡，認為無論是相生或者相剋，都應當「執中而行」，否則就會出現「母子相及」或者「相乘相侮」的病理變化。如果「氣有餘，則制己所勝而侮所不勝；其不及，則己所不勝侮而乘之，己所勝，輕而侮之」(《素問·五運行人論》)，並據此提出了五行之間的生克制化關係是「亢則害，承乃制，制則生化。外列盛衰，害則敗亂，化生大病」(《素問·六微旨大論》)的著名觀點。在儒家「過猶不及」觀點的影響下，《內經》建立了自己的發病觀。六淫致病是氣候的變化太過，超過機體適應能力所致；情志致病是七情過激所致；飲食不節致病，無論是「飲食自倍」、或者是「高梁之變」、或者是「大飲」，或者五味偏嗜，均為「太過致病」；甚至累太過、過度安逸等等。因此《內經》在高揚儒家「過猶不及」中庸思想的同時，形成了「生病起於過用」(《素問·經脈別論》)的著名發病觀。六是儒家等級觀念對《內經》相關理論的影響。儒家　　十分重視「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級觀念，這一觀念深刻地影響著《內經》的相關理論。如在「十二臟之相使、貴賤」的命題下，以封建帝制類比人體內髒的關係，確立心是「君主之官」，肺如同輔佐君主的「宰相」或「太傅」，肝像護　　衛　　君主的「將軍」，脾如同為「君主」出謀劃策的「諫議之官」等等。這一思想還體現於組方法度理論的創立，認為「主病之謂君，佐君之謂臣，應臣之謂使」，自此便成為兩千多年來中醫組方遵循的規矩準繩。所用的藥物也有「上下三品」(《素問·至真要人論》)的等級之分。《內經》還將這種等級思想用於運氣理論中對氣候變化及其對物候、發病規律的分析和判斷，認為「君位臣則順，臣位君則逆。逆則其病近，其害速；順則其病遠，其害微」(《素問·六微旨大論》)。　　3. 《內經》理論與法家學術思想　　法家注重組織和領導的理論和方法，具有冷靜的眼光和理智的態度，精於各種利害關係的計算，信奉冷酷無情的功利主義。法家源於春秋時期的管仲、子產，戰國時期有李悝、商鞅、申不容、慎到等人，後期則以韓非子、李斯為代表。前期法家多為從政者，是當時政治變法的積極設計者、倡導者、組織者和參與者，尤其是商鞅在秦國的兩次變法，使秦國迅速強大起來。韓非子是法家思想之集大成者，在理論上提出了進化的歷史觀、功利的道德觀、集「法」、「術」、「勢」為一體的政治觀點。認為人類歷史是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社會不同階段有各自的特點和主題，所以應當遵循「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的處事原則，認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都可以歸結為某種利害關係：認為政治上應該以「法」治國、以「術」治官、以「勢」守之。韓非子的理論為秦所用，加速了秦對六國統一的進程。「法家」之「法」，是指法律政令。認為無論是治國、治人、治事都應當有一定的法度。《內經》基於法家的這一思想，確定了診察疾病時應當遵循「診法常以平旦」；「持脈有道，虛靜為保」；「察色按脈，先別陰陽」；「見微得過，以診則不失」(即「見微知著」的診治原則)；「視其外應，以知其內臟」的「司外揣內」：「常以不病調(diáo音吊察也)病人……平息以調之為法」；人迎寸口「兩者相應，俱往俱來，若引繩人小齊等」；以及人「人一吸脈再動，一呼脈亦再動，呼吸定息脈五動，閏以太息」等等診病法度。確立了治病必須遵循的「虛則補之，實則瀉之，寒者熱之，熱者寒之，逆者正之，從者反之」，等等治病法則，組方也應當遵循君臣佐使法度才能達到「謹道如法，萬舉萬全，氣血正平，長有天命」(《素問·至真要大論》)的最終治療效果。法家「世異則事異，事異則憊變」的動態靈活處事原則，在《內經》理論中也得以充分展示，就生理而言，由於受腎氣以及五臟氣血盛衰變化的影響，人體在不同年齡階段，表現為生(出生)一長(發育)一壯(壯盛)一老(衰老)一已(死亡)不同階段，男女兩性雖然都遵循這一生命演化總規律，但又有差異，因此在各個時期存在著不同的生理特徵，要根據不同特徵採用不同的養生方法，達到「形與神俱，而盡終其天年」(《素問·上古天真論》)的養生效果。病症演變也是如此，就外感熱病(傷寒病)而言，隨著發病時日的延長，其病變部位、病理反應、臨床表現必然是有區別蹬，於是《內經》在「世變則事異」的思想影響下，以六經為辨證體系建立的基礎，初創外感熱病六經辨證思路(《素問·熱論》)。內臟病症也是如此，隨著時間的遷移，疾病在五臟之間傳變的順序、病變所在的內臟、病理反應、癥狀特徵均有明顯差異(《素問·玉機真臟論》)等。這一認識也是《內經》同病異治理論發生的基礎，也是法家「事異則備變」思想的體現。這是中醫「辨證論治」理論發生的文化背景。先秦諸子之學還有墨家、名家、陰陽家、雜家，以及縱橫家和農家。因限於篇幅，故此刪去《內經》雖然成編於《史記》、《淮南子》之後的西漢中晚期，但其理論與先秦諸子之學幾乎是相伴發生的，其學術思想乃至遣字用詞都深受諸子之學的影響，正如祝文彥《龐府堂華》所言，「《內經》一書，聞氣堅削，如先秦諸子，而言理該(賅)博，絕似管、荀，造詞質奧，又類鬼谷。」因此本文僅舉例簡介諸子十家學術思想對《內經》理論形成構建的影響，略示《內經》是中國古代傳統文化結晶之輪廓。　　參考文獻：本文來自: <a href=http://www.findart.com.cn/ab56a0383186a1d9515766d998bde55a0fa0c1daac74363e874472b066047657-8-showorder.html?key=%E7%8E%A9%E5%AE%B6 target=_blank>www.findart.com.c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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