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解讀古代文學】蔣寅：王漁洋與清初宋詩風之興替

　　 自從唐、宋兩大詩學傳統形成以來，對唐、宋詩的取捨、接受即「宗唐」、「宗宋」就成了後代詩人面臨的首要問題。無論出於對傳統的尊重，還是出於對「影響的焦慮」，人們都就唐、宋詩的評價及接受方式發表了各式各樣的見解，到清代遂演成尖銳而複雜的論爭。要理解各種分歧很大的看法，並不是容易的事，需要對清代詩學史的線索作一番細緻的清理。近見束忱《朱彝尊「揚唐抑宋」說》（《文學遺產》1995.2）一文，有個很好的說法：「縱觀有清一代詩歌發展全程，『宗唐』、『宗宋』常常是詩壇論爭的交點」，「對該問題作出的不同解答毫無例外都可視為其總體詩學認識的基石。因而，詩人們對唐宋詩的選擇並不僅僅是個人趣味的體現，對唐宋詩的評價也不以作家的成就及影響為唯一標準，而往往與時代精神、詩壇風會、詩人個人學術修養、生活經歷等諸多方面的因素有關。」不過他論朱彝尊揚唐抑宋的內涵及原因，在注意到詩壇風會的同時卻忽略了風會的時序及演變。他指出朱彝尊對宋詩的批評實際針對的是程孟陽、錢謙益一派之推崇宋詩主要是陸遊，不無見地。但他所舉朱說，乃發於康熙中葉，此時錢氏早已下世，詩壇風會已非牧齋所主宰，而是為王漁洋所左右了。竹垞對當時宗宋之風的批評與其說著眼於四十年前的程、錢一輩，不如說著眼於當時詩壇的風氣。據我對清代詩學的考察，清人的任何理論主張都與詩壇風會，與流行的詩風密切相關。或者說理論的矛頭始終都指向一定的創作實踐，一個理論口號的背後必有相應的創作背景在。本文不打算辨析朱彝尊的揚唐抑宋，而只想討論一下與此有關的清初宋詩風氣。這個問題我思考、準備了很久，束忱的論文促使我把初步形成的一些粗淺看法表達出來。

　　 　　一、清初宋詩風的興起

　　 論及王漁洋詩學，誰都會注意到俞兆晟《漁洋詩話》序所引漁洋晚年對平生論詩的回顧：

　　 少年初筮仕時，唯務博綜該洽，以求兼長。文章江左，煙月揚州，人海花場，比肩接跡，入吾室者，皆操唐音。韻勝於才，推為祭酒。然而空存昔夢，何堪涉想？中歲越三唐而事兩宋，良由物情厭故，筆意喜生，耳目為之頓新，心思於焉避熟。明知長慶以後，已有濫觴；而淳熙以前，俱奉為正的。當其燕市逢人，征途揖客，爭相提倡，遠近翕然宗之。既而清利流為空疏，新靈寖以佶屈，顧瞻世道，惄焉心憂。於是以太音希聲，葯淫哇錮習，《唐賢三味》之選，所謂乃造平淡時也，然而境亦從茲老矣。

　　 這段話在漁洋本人，不過意味著自己的詩學所經歷的不同階段，可聯繫到清初詩風的嬗變來看，它就包含著一段曲折的詩史，一股流動的詩潮。漁洋的「中歲越三唐而事兩宋」，不只是他個人詩歌觀念的階段性變化，影響所及，在一段時期內，整個詩壇都流行著宋詩風。時過境遷，這段歷史象乾涸的河流一樣被歲月的塵沙湮沒了，我們的教科書和論著中看不到它的蹤跡。雖然上面那段話經常被引用來說明漁洋詩學的演變（註：如朱東潤《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錢仲聯《清人詩文論十一評》、王運熙、顧易生主編《中國文學批評史》等。），但真正注意到這段話所包含的歷史事件的，我所見只有日本學者青木正兒《清代文學批評史》、台灣陳惠豐《葉燮詩論研究》和友人張健《王士禛論詩絕句三十二首箋證》前言（註：青木正兒《清代文學批評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陳惠豐《葉燮詩論研究》， 1977年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張健《王士禛論詩絕句三十二首箋證》，台灣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版。）。青木先生曾就所見的文獻約略論及清初的宋詩風氣，張健則探討了漁洋提倡宋詩的時間，但兩位對宋詩風氣消長的過程本身及其詩史背景卻未加深究，遂使這一富有考古價值的課題錯過了被發掘的機會。

　　 王漁洋主盟詩壇近四十年，康熙朝的詩風演變與他有關是毋庸置疑的。他自述宋詩風起於他的倡導，也並非過甚其辭。計東的話可以證實這一點：

　　 自宋黃文節公興而天下有江西詩派，至於今不廢。近代最稱江西詩者，莫過虞山錢受之，繼之者為今日汪鈍翁、王阮亭。（註：計東《南昌喻氏詩序》，康熙刊本《改亭集》卷四。）

　　 錢謙益確實提倡過宋詩，但他去世太早，康熙朝的宋詩風與他沒有直接關係。相比之下，汪琬應該說是當時宋詩陣營中的一員主將，但鈍翁本以古文名，在詩方面的影響遠不能和王漁洋相埒。現存資料表明，只有王漁洋才是康熙詩壇宋詩風的真正領袖，不過他還不是最早提倡宋詩的人。這是個需要澄清的問題，在此我想不避繁瑣地徵引一些史料，以便勾勒出宋詩風萌生、發展的整個過程。

　　 據我考察，詩壇對宋詩風產生反響， 最早的資料是康熙十一年（1672）沈荃為曾燦《過日集》所作的序。沈荃說：

　　 近世詩貴菁華，不無傷於浮濫，有識者恆欲反之以質，於是尊尚宋詩以救弊。（中略）今之號為宋詩者，皆村野學究膚淺鄙俚之辭，求其如歐陽永叔所云哆兮其似春，凄兮其似秋，使人讀之可以喜，可以悲者，百不得一焉。此不過學宋人之糟粕，而非欲得宋人之精神也。（註：曾燦《過日集》卷首，康熙十二年刊本。）

　　 此所謂「尊尚宋詩以救弊」者，我認為是指吳之振、呂留良、吳自牧同編的《宋詩鈔》，其書選於康熙二年（1663）夏，

　　 刊於康熙十年（1671）秋，翌年已流行於世（註：吳之振《黃葉村莊詩集》卷二《寄雪客》自註：「在都下時以《宋詩鈔》贈雪客，答雲將歸獻老親也。」按：此詩作於康熙十一年（1672），是年吳之振上京。雪客，即周亮工子在浚。）。吳之振自述其對宋詩的看法，曰：「自嘉隆以還，言詩家尊唐而黜宋。宋人集覆瓿糊壁，棄之若不克盡，故今日搜購最難得。黜宋詩者，曰腐。此未見宋詩也。宋人之詩，變化於唐而出其所自得，皮毛落盡，精神獨存。（中略）今之黜宋者，皆未見宋詩者也。雖見之，而不能辨其源流，則見與不見等。此病不在黜宋，而在尊唐。蓋所尊者嘉隆後之所謂唐，而非唐宋人之唐也。」他不僅揭示宋詩的佳處，同時也對明代以來的尊唐提出一針見血的批評，所以馬上贏得學宋詩者的響應。是年汪琬有《讀宋人詩六首》（《鈍翁類稿》卷八），首云：「夔州句法杳難攀，再見涪翁與後山。留得紫微圖派在，更誰參透少陵關？」後歷論南宋大家及元好問。是冬，李良年也有《題宋人詩後》（《秋錦山房集》卷五）一詩，首云：「三唐已渺典型在，儼若金石萬古垂。有明晚葉吁可怪，棄厥根本尋其枝，小兒開口笑宋詩。豈知良工意慘淡，能事不貴師藩籬。」嗣後曆數有宋名家的造詣，連四靈輩都不吝褒詞。末云：「嗚呼往哲秋雲高，愧從井底論妍媸。少小隻解弄柔翰，鼓柁欲涉無津涯。藏書萬捲髮未半，劫火到處寧吾私。擬拋生事訪遺帙，手欲繕輯力已疲。」當時宋集流傳稀少，宋詩選本只有明代李子田的《宋藝圃集》，《宋詩鈔》的出現客觀上為宋詩的走紅創造了條件。不過，以吳之振的人微言輕，學宋詩並未立即形成強大的潮流。這從幾年後吳之振的感慨中即可體會到，《黃葉村莊詩集》卷四《次韻答梅里李武曾》寫道：「王李鍾譚聚訟場，牛神蛇鬼總銷亡。風驅雲障開晴昊，土蝕苔花露劍芒。爭詡三唐能嚌載，敢言兩宋得升堂？眼中河朔好身手，百戰誰來撼大黃？」此詩約作於康熙十五年（1676）（註：《秋錦山房集》卷五有《吳孟舉以宋詩選刻並所作種菜詩見貽走筆奉柬》，即李良年贈吳之振的原唱，列於《哭劉蒲庵吏部》之前。據李繩遠撰集序，卷五所收詩為康熙十二年（1673）癸丑冬「（由黔中）抵家歷戊午及近游滁潁間諸詩」，考劉體仁卒於康熙十五年（1676）春，知吳詩作於康熙十四至十五年間。），吳之振回顧明季以來的詩學嬗變，慨嘆世人竟趨三唐，無視兩宋，希望能有人挺身而出，舉起宋詩的大纛。其二云：「鈍翁類稿讀題詞，遙想堯峰唱和時。莫到外間殊不爾，且容吾輩共論之。」汪琬是當時有名的宋詩作家，吳之振讀汪、李二人的唱和，引為同志，正表明了他與時尚趣味的對立。此外，宋犖《漫堂說詩》回顧自己詩風的演變，曾說：「康熙壬子、癸丑間屢入長安，與海內名宿尊酒細論，又闌入宋人畛域。所謂旗東亦東，旗西亦西，猶之乎學王李學三唐也。」這表明，《宋詩鈔》在京師流傳後，朝官間已開始有議論宋詩者。曹禾序陳廷敬《午亭集》，說康熙十三年九月十三日與田雯、謝重輝夜訪陳廷敬宅，讀其詩，有云：「先生之詩，眉山氏之詩也。今人動詆訶宋詩，不知承唐人之宗者宋人也，而承杜、韓之大宗者眉山也。」（註：曹禾《午亭集》卷首，康熙四十二年刊本。）這一記載正可與吳詩相印證，說明起碼到康熙十三年至十五年間，宋詩仍是遭輕視的。即使有陳廷敬、曹禾這樣的愛好者，也未形成風氣。顯然，宋詩風之盛行還有待於王漁洋的提倡。

　　 那麼王漁洋提倡宋詩是在何時呢？這個問題他自己沒說過，只能由他人的說法來推定。考陸嘉淑有《與王阮亭》詩云：「風雅歷綿祀，遺芳一何繁。無論漢唐彥，變化難具言。揚波挹其瀾，豈必卑宋元。鮮妍楊誠齋，沉至虞道園。吾家老放翁，筆力差瀾翻。盛明起諸子，才力洵絕倫。欲使百家廢，坐令群論喧。不聞杜少陵，崛強妄自尊。陰何與庾鮑，時時見推論。蜩螗沸排擊，大雅彌荒屯。矯矯王儀部，沉博破其藩。網羅八代遺，英華列便蕃。朗然發光耀，如映朝日暾。」（註：陸嘉淑《與王阮亭》，《辛齋遺稿》卷三，道光間蔣光煦刊本。）詩中對王漁洋反潮流的功績給予了肯定。王漁洋官儀部即禮部儀制司員外郎是在康熙七年正月至十年二月間，其中八年九年兩年是在清江榷署，詩只能作於康熙六、七年間。但這似乎是對漁洋《論詩絕句》在觀念上肯定宋元詩的讚賞。因為據曹禾《海粟集序》回憶：「往予與綸霞、蛟門、實庵同官禁庭，以詩文相砥礪。是時漁洋先生在郎署，相率從游是正，時聞緒論，益知詩道之難。予輩時時講說，深痛俗學之膚且襲，而推論宋之作者如廬陵、眉山、放翁、石湖輩，皆卓然自立，成一家言，蓋以擴曲士之見聞。使歸其過於倡導之漁洋先生，夫有祧有禰，則有學有不學，是乃世人之學耳，豈論詩者溯流窮源之意哉？」（註：顧復淵《海粟集》卷首，雍正八年刊本。）這才是漁洋倡導宋詩的時候。漁洋於康熙十一年典四川鄉試，隨即丁母憂，至十五年五月方補戶部四川司郎中，則曹禾等人聞其緒論只能在康熙十五、十六年間，即《居易錄》卷五所載丙辰、丁巳間宋犖、王又旦等十子「皆來談藝，予為定《十子詩》刻之」的時候。看來王漁洋大力提倡宋詩，是在鄉居服闋入朝以後，宋詩風在他的倡導下方始強勁起來。曹禾反對將學宋詩的流弊歸過於漁洋，自然是為老師開脫，但這恰好表明了漁洋在煽動宋詩風氣中所起的至關重要的作用。張健曾據漁洋《論詩絕句》與計東《寧益賢詩序》中所述漁洋對黃庭堅的推崇，將漁洋提倡宋詩的時間推斷在順治末。這似乎太早了些，個人趣味與提倡於詩壇畢竟是兩回事。

　　 王漁洋提倡宋詩的具體言論，除了《鬲津草堂集序》（《蠶尾集》卷七）說的「唐有詩，不必建安、黃初也；元和以後有詩，不必神龍、開元也；北宋有詩，不必李、杜、高、岑也」，我想大約與金居敬《漁洋續集序》所述漁洋之言相近：

　　 世有相沿之論，曰詩當為唐詩，又當為大曆以前詩人之詩。夫唐之文章至元和而極盛，其詩之傳者雋異瑰瑋，非其人未有能為之者也。謂元和以後之詩可廢也，抑固矣。凡名為為唐詩者，必詆訶宋詩，而訾毀西江尤甚，斥之為山魈木怪，著薜蘿之體。實則西江之音節、句法皆本於唐，其原委不可誣也。蓋有宋詩家自歐陽文忠公、王文公推揚李杜，以振楊劉之衰弱，而靡聲曼響中，於習尚未能遽移，至黃魯直而後，有以窺三唐之竅奧，力追古之作者，而與子瞻蘇氏抗行於一時。其後學者派分為二，所謂各得其性之所近云爾。其一唱一和，於彼於此，之變之正，或離或合，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論者顧弗之深考與？

　　 可與這段文字及上文對漁洋提倡宋詩時間的推斷相印證的，是當時詩歌批評對宋詩風氣流行的強烈反應。眾多詩人、詩論家對此的關注，即使在今天仍使我們感受到宋詩風給詩壇帶來的強烈衝擊。毫無疑問，它在當時是一個誰也不能迴避的話題。請看當時詩人們的反應：

　　 康熙十七年（1678），施閏章致顏光敏書：「諸詩伯持論，近多以宋駕唐，殆為膚附唐人者矯枉，去唐漸遠，山海之喻，寓有微尚，知己能不河漢其言乎？」（註：顏運生輯《顏氏家藏尺牘》，道光丁未刊海山仙館叢書本。）

　　 康熙十八年（1679），顧景星撰《青門簏稿詩序》：「今海內稱詩家，數年以前爭趨溫、李、致光，近又爭稱宋詩。夫學溫、李、致光，其流艷而佻；學宋詩，其流俚而好盡，二者皆詩之敝也。」（註：見《邵子湘全集》卷首，青門草堂刊本。）

　　 康熙十九年（1680）宋犖卸虔州榷關任返京，夜泊鄱陽湖，與兒至論詩：「邇來學宋者，還其骨理而撏扯其皮毛，棄其精深而描摹其陋劣。是今人之謂宋，又宋之臭腐而已。誰為障狂瀾於既倒耶？」（《漫堂說詩》）

　　 康熙二十一年（1682），丁煒撰《春暉堂詩集序》：「今談詩家不務宗漢魏三唐，以漸追夫《三百》，而顧變而之宋之元，爭為詭勝，究且失其邯鄲之步。」（註：丁煒《問山文集》卷一，咸豐間重刊本。）

　　 康熙二十三年（1684），李澄中序周屺公詩，謂：「近世詩人，類祧李唐而宗蘇陸。」（註：李澄中《白雲村文集》卷一《周屺公證山堂詩序》，康熙三十八年刊本。）

　　 康熙二十四年（1685），陸嘉淑撰《黃湄詩選序》：「今之言詩者，步趨王、李則訾謷蘇、黃，刻意兩宋則簡略王、孟。」（註：王又旦《黃湄詩選》，康熙刊本。）

　　 康熙二十六年（1687），李來章撰《觀瀾亭詩序》：「今天下之詩喜為宋，漸且為元。」（註：李來章《禮山園文集》續集卷一，康熙刊本。）

　　 同年五月，靳治荊撰曹貞吉《鴻爪集》題辭：「昔人讀唐詩至韓、杜，讀宋詩至蘇、陸，每有望洋之嘆，以其無所不該、無一不為世寶也。茲四十四首中，而吸精硾髓，各盡四家之精華而兼臻其妙，唐耶宋耶？不昔分而今合耶？（註：曹貞吉《鴻爪集》卷首，康熙間刊《珂雪全集》本。）

　　 康熙二十七年（1688），劉廷璣作《讀宋詩有作》：「頗覺新來得句遲，案頭幾卷宋人詩。最真切處說能道，極現成中世共知。山水之間生妙景，性情以內有佳思。諸公有意開生面，不向唐人後補遺。」（註：劉廷璣《葛庄編年詩·戊辰》，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藏鈔本。）

　　 康熙三十三年（1694），冉覲祖撰《莘野集序》：「厭常喜新，翻盡窠臼，□前賢所論定。棄者取之，取者棄之，色求腴而氣骨漸凋，意欲逸而音節不振。宋元諸家迭出相軋，不僅如昔所云元輕白俗，郊寒島瘦已也。」（註：康乃心《莘野詩集》卷首，康熙刊本。）

　　 康熙三十三年（1694）九月，王澤弘撰《叢碧山房詩序》：「若今之為詩者，余惑焉。厭薄漢唐，崇奉蘇陸，一則曰吾學子瞻，一則曰吾學放翁，鄙瑣以為真，淺率以為老，自謂直接風雅之傳，而風雅道消久矣。」（註：龐塏《叢碧山房詩集》卷首，康熙刊本。）

　　 以上所舉各家之說，於宋詩褒貶不一，但論者心中顯然都有唐宋詩之爭的情結在。直到康熙四十三年（1704）汪瑤刊《二馮批才調集》，馮武在凡例中還說「今學者多謂印板唐詩不可學，喜從宋元入手」，可見宋詩風的影響持續甚久。不過，這並不意味自康熙十五、六年間王漁洋提倡宋詩後，舉世就流行宋詩，天下風靡。實則學宋詩之風初流行，就已為人不滿，而其弊端則不久即逐漸顯露。安致遠序李渭清《漁村文集》，稱讚渭清康熙十八年（1679）應鴻博入翰林後能不隨時風轉移，說：

　　 其時之主壇坫者，方且倡為詭異可喜之論，以竄易天下之耳目。曰：詩何必唐？蘇、陸、范、虞而已。文何必八家？震澤、毗陵而已。而淺識薄殖之夫，承響竊影，恣意無范，以纖巧為新奇，以空疏為古淡，詩文一道至於嵬瑣卑弱而不可讀。（註：安致遠《玉磑集》卷一，康熙四十一年刊本。又見李渭清《白雲村文集》卷首，末署日期為康熙三十八年己卯上元後一日。）

　　 這裡說的「主壇坫者」應即指王漁洋。安致遠所述雖是多年後的回顧，但宋詩風當其初興即為一些詩人不滿與抵制卻是毫無疑問的。前引施閏章、顧景星、丁煒三家的議論表明，正當宋詩風盛行之際，對宋詩的批評就開始了。施閏章在為宰相馮溥《佳山堂集》所作的序文中，還曾從詩的氣象上對宋詩提出批評：「宋詩自有其工，采之可以綜正變焉。近乃欲祖宋祧前，古風漸以不竟，非盛世清明廣大之音也。」（《學源堂文集》卷七）朱彝尊則一向認為「唐人之作中正而和平，其變者率能成方，迨宋而粗厲噍殺之音起」（《劉介於詩集序》，《曝書亭集》卷三九），學詩也主「務以漢魏六代三唐為師，勿墮宋人流派」（《李上舍瓦缶集序》，同上）。面對當時流行的宋詩風，康熙二十五年（1686）他在《題王給事又旦過嶺詩集》（《曝書亭集》卷十三）中寫道：「邇來詩格乖正始，學宋體制嗤唐風。」朱彝尊對當時宋詩風的抨擊，束忱的論文已有論列，此不贅引。由於竹垞博學有識，他的批評深中宋詩之敝，在當時很有代表性。不過學宋與宋詩本身畢竟是兩碼事，對宋詩風氣的批評不能不引發對宋詩的價值重估和對宋詩與唐詩關係的深入思考。朱彝尊引述友人許廷慎的看法，說：「宋詩非元人所及，要亦一偏之見也。大都宋人務離唐人以為高，而元人求合唐人以為法。究之離者不能終離，而合者豈能悉合乎？」（《南湖居士詩序》引，《曝書亭集》卷三十九）所以葉燮《原詩·內篇下》針對當時「推崇宋元者，菲薄唐人」，指出：「執其源而遺其流者，固已非矣；得其流而棄其源者，又非之非者乎？然則學詩者，使竟從事於宋、元近代，而置漢、魏、唐人之詩而不問，不亦大乖於詩之旨哉？」學唐學宋從藝術上說只是個風格問題，本可斟酌，但要緊的是這關係到時代的藝術理想。我們知道，康熙的詩歌趣味是獨宗唐詩的，張玉書《御定全唐詩錄後序》說：「皇上天縱聖明，研精經史，凡有評論皆闡千古所未發。萬機餘暇，著為歌詩，無不包蘊二儀，彌綸治道，確然示中外臣民以中和之極，而猶以詩必宗唐。」（註：張玉書《張文貞公集》卷四，乾隆五十七年松蔭堂刊本。）這麼說來，「非盛世清明廣大之音」這一判詞就非同小可了。它對康熙十七年（1678）初剛受皇帝稱許「詩文兼優」，破例由部曹授翰林院侍讀學士、當時眾所公認為風雅正宗的王漁洋來說，尤其是必須引以為誡的。當時正值康熙十八年（1679）博學鴻辭試前後，康熙雖擺出「銳意向用文學之士」（《漁洋山人自撰年譜》卷下）的姿態，但博學鴻詞諸名士後來的境遇並不順利（註：參看竹村則行《康熙十八年博學鴻詞科與清朝文學之起步》，九州大學中國文學會《中國文學論集》第九號，1990年11月。）。在這種形勢下，面對宋詩風的流弊及來自堅守唐音者的猛烈批評，王漁洋還能泰然處之嗎？

　　 　　二、返回唐音的步履

　　 王漁洋對唐詩派的批評自不會視而不見，事實上，他本人在康熙二十一年（1682）作《黃湄詩選序》（《漁洋山人文略》卷二）時，就已對唐宋門戶的分立表示不安：「予習見近人言詩輒好立門戶，某者為唐，某者為宋，李、杜、蘇、黃，強分畛域。」他對當時「欲祖宋祧唐」的擔憂後來曾詳述於康熙三十四年（1695）作的《鬲津草堂詩集序》中。但直接給他強烈刺激的，是康熙二十二年（1683）七月與徐乾學、陳廷敬、王又旦、汪懋麟在北京城南祝氏園亭的一次聚會。席間徐乾學等盛稱漁洋詩為國朝正宗，度越有唐，而門人汪懋麟卻說：「詩不必學唐。吾師之論詩未嘗不採取宋、元。辟之飲食，唐人詩猶粱肉也，若欲嘗山海之珍錯，非討論眉山、山谷、劍南之遺篇不足以適志快意。吾師之弟子多矣，凡經指授，斐然成章，不名一格。吾師之學，無所不該，奈何以唐人比擬？」結果，他被徐乾學譏為升堂而未入室。在徐乾學看來，漁洋指授弟子，各依其天資。汪懋麟性近宋詩，即以宋詩教之。而漁洋自作，只有七古頗類韓、蘇，其餘各體未嘗廢唐人尺度。徐乾學在談了他對詩歌源流、正變的看法後，勸漁洋仿鍾嶸《詩品》、皎然《詩式》之意，論定唐人之詩，以啟示學者。漁洋笑而頷之（徐乾學《十種唐詩選跋》）。

　　 徐乾學的話，似乎對漁洋觸動很大：連門人都不能正確把握自己的想法，何況世人？他似乎覺得有必要將自己對詩歌的觀念認真清理、說明一下，以澄清誤解，重新確立自己的論詩傾向。於是就在這一年，他著手編《五七言古詩選》，五言以太白為歸，七言以老杜為宗，宋元明以後隸附之，一一論其源流高下。這可以說是他對宋元詩看法的一個總結，書中對唐詩正宗地位的肯定是毫不含糊的。書初輯成，京師同人鈔寫，馬上流傳開來（註：見《漁洋山人自撰年譜》卷下。《香祖筆記》卷九：「余初撰五言詩七言詩成，京師同人鈔寫，只有七部，即蔣京少景祁所刻陽羨本也。」），他對宋元詩的態度隨之彰示於世。翌年《漁洋續集》刊成，門人金居敬序又轉述了漁洋對當時學宋的批評：「學宋人詩而從其支流余裔，未能追其祖之所自出，以悟其以俗為雅，以舊為新之妙理，則亦未得為宋詩之哲嗣也。」這一來，他對學宋的態度也明白陳示，因此施閏章、徐乾學序都為他辯護，希望掃除世人對他祧唐祖宋的印象。施閏章說：「客或有謂其祧唐而祖宋者，予曰不然。阮亭蓋疾夫膚附唐人者了無生氣，故間有取於子瞻，而其所為蜀道諸詩非宋調也。」徐乾學則說：「（阮亭）雖持論廣大，兼取南北宋、元、明諸家之詩，而選練矜慎，仍墨守唐人之聲格。或乃因先生持論，遂疑先生續集降心下師宋人，此未知先生之詩者也。」這年冬漁洋出使南海，又有一件有意思的事。《香祖筆記》卷三載：「予甲子冬奉使祭告南海之神，歲梢次桐城。大雪中，陳默公焯初未相見，即過予客署，二從者背負巨囊。揖罷，即呼具案，顧從者取囊書數十大冊，羅列案上，指示予曰：『此吾二十年來所輯《宋元詩會》若干卷，聞公奉使當過此，喜甚，將待公決擇之，然後出問世耳。已過其滌岑，雪中遠眺龍眠諸山，縱觀是書，竟日賓主談諧，無一言及世事。此亦冠蓋交遊中所少。」這裡的記載，只見對陳焯其人及與之巧遇感興趣，而對他歷二十多年輯成的書卻不置一詞，似乎顯示出一種姿態。別忘了，漁洋在稱讚人這一點上向來是最慷慨的。

　　 經過兩年丁憂鄉居，王漁洋冷靜地反省了對唐、宋詩的看法，從而對嚴羽的詩論有所會心。康熙二十八年（1689），漢陽王戩游滇南歸，逗留歷下，訪漁洋於西城別墅，以所著《突星閣詩集》求序。漁洋為論詩家根柢、興會之別，云：「夫詩之道，有根柢焉，有興會焉，二者率不可得兼。鏡中之象，水中之月，相中之色，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此興會也；本之風雅以導其源，溯之楚騷漢魏樂府詩以達其流，博之九經三史諸子以窮其變，此根柢也。」又稱「根柢原於學問，興會發於性情。戩於斯二者兼之」。（註：文見《漁洋山人文略》卷三，其系年詳筆者《王漁洋事迹征略》，將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刊行。）這正是受嚴羽啟發而確立起來的對唐詩傳統的重新認識，在經歷宋詩的洗禮後，他不僅認識到宋詩的局限，也在更高的層次上重新體認了唐詩的精神。為扭轉詩壇學宋詩帶來的流弊，他開始改弦更張，重新倡導唐詩。不過這既不是明七子的唐詩，也不是竟陵派的唐詩了。他針對「時下偽盛唐」（呂留良《晚村文集》卷一《答張菊人書》），要在一個更高的水平上揭示唐詩的魅力及特徵，「欲令海內作者識取開元、天寶本來面目」（《蠶尾集》卷八《答秦留仙宮諭二首》其一）。這項工作他是通過編選唐詩來實現的。

　　 康熙二十六年（1687）夏間，他取宋姚鉉《唐文粹》所收詩刪為六卷，名曰《唐文粹選詩》。翌年春自京奔太皇太后喪歸後，又日取開元、天寶諸家詩讀之，於司空圖、嚴羽二家之論更有體會，遂錄盛唐詩中尤為雋永超詣者為《唐賢三昧集》三卷，自序首先引述《滄浪詩話》：「盛唐諸人唯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求」一段，表明他神韻論詩美觀的確立。姜宸英序云：

　　 新城先生既集古五、七言詩各如干卷，復有《唐賢三昧》之選，蓋選五、七言者，所以別古詩於唐詩也。然詩至唐極盛矣，開寶以還，盛之盛者也。選《唐賢三昧》者，所以別唐詩於宋元以後之詩，尤所以別盛唐於三唐之詩也。（中略）今人厭苦唐律者，必曰宋詩，正以新城先生嘗為之。此知其跡而不知其所以跡也。

　　 至此，他選古、唐詩的苦心終於披陳於世，他的詩歌理想也明確樹立起來。這就是門人盛符升說的「直取性情，歸之神韻」。正由於他對唐詩精神的發掘凌前邈後，迥然出眾家之上，而他的立場又鮮明地表現出來，於是其「論詩之宗旨，益足徵信於天下」（《十種唐詩選序》）。康熙三十一年（1692）春，漁洋將《唐賢三昧集》稿寄盛符升，俾刻之崑山。翌年書刻成，「讀者靡不嘆其神簡」，反響強烈。釋智朴與漁洋書云：「捧讀佳選，妙絕，真可謂得《三昧》而後識三昧也。」（註：釋智朴《電光錄》載《與王侍郎阮亭書》之六，康熙三十八年刊本。）康熙三十三年，閻若璩致書趙秋谷，說：「江南北盛傳阮亭先生《唐賢三昧集》專以盛唐為宗，某亦購而熟讀。」（註：閻若璩《潛邱札記》卷五《與趙秋谷宮贊》，乾隆十年刊本。）翌年五月，漁洋招友朋門生結消夏文字之會，何世璂賦詩曰：「我讀漁洋詩，奇秀視西湖。《十種》暨《三昧》，大聲而疾呼。從茲染翰者，何當有迷途？」（註：《何端簡公集》卷十《司徒王夫子招同門諸子飲集分韻得鏡湖五月涼》，道光刊本，人民文學出版社即刊。）而王漁洋本人，這時卻在讀宋詩。就在《唐賢三昧集》付刻的同時，他讀了朱彝尊所輯宋人小集四十餘種，一一評次，著之筆記（《居易錄》卷十六）。這是耐人尋味的。由此也可以看出，王漁洋對宋詩實際上是有著自己的愛好和評價的。他決不是個狹隘的人，也不是個簡單的人。

　　 《唐賢三昧集》應該說收到了預期的效果，可它終究還有缺陷——它畢竟只是盛唐詩的選本，在「令海內作者識取開元、天寶本來面目」的同時，會不會因「別盛唐於三唐之詩」而導致對三唐之詩的盲目排斥呢？何世璂所記《然燈記聞》載康熙三十二年（1693）七月漁洋論詩語一則很值得玩味：

　　 初八日，登州李鑒湖來謁，問：「某頗有志於詩，而未知所學。學盛唐乎？學中晚乎？」公答曰：「此無論初盛中晚也。初盛有初盛之真精神、真面目，中晚有中晚之真精神、真面目。學者從其性之所近，伐毛洗髓，務得其神而不襲其貌，則無論初盛中晚皆可名家。」（註：《何端簡公集》卷八，其寫作年月之考證別詳筆者《王漁洋事迹征略》。）

　　 由此可見，漁洋與明七子對唐詩態度的不同，不只在於「務得其神而不襲其貌」，還在於四唐俱可師法，而非「詩自天寶以下，不齒同盟」（註：徐中行《重刻李滄溟先生集序》，《滄溟集》卷首。按：世習以「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為明七子之藝術主張，其實此言出《明史·李夢陽傳》，而與二李之主張微有出入，說見葉慶炳《論「文必秦漢，詩必盛唐」》，《晚鳴軒論文集》，大安出版社1996年版。）。這樣，獨標盛唐以為鵠的就不合適了，所以他將《唐賢三昧集》選定後，接著又取汲古閣刊本唐人選唐詩加以刪定，益以五代韋莊《又玄集》，合前所選《唐文粹》詩，編為《十種唐詩選》。盛符升序云：「先生之意，以為後人選唐詩，不若求之唐人，足見當代之遺則。」其實這是漁洋樹立其詩學理想的另一個步驟——《唐賢三昧集》將古典詩歌的理想規定於盛唐，而《十種唐詩選》則將他所勾勒出的盛唐面目推廣到全部唐詩，於是全部唐詩經他刪定後就剩下一種王漁洋所見的盛唐面目。雖然並不能說唐詩在他手中只剩下一種色調，但的確形成了一種總體的傾向，那就是《鬲津草堂詩集序》所發明的：

　　 昔司空表聖作詩品凡二十四，有謂沖澹者，曰遇之匪深，即之愈稀，有謂自然者，曰俯拾即是，不取諸鄰，有謂清奇者，曰神出古異，澹不可收，是三者品之最上。

　　 到此為止，他可以說完成了對唐詩美學理想的塑造。儘管這種理想的偏頗在當時就已為友人所察覺，但它與宋詩大異其趣則是顯然的，而且也的確起到了「力挽尊宋祧唐之習」的作用（註：宋犖《漫堂說詩》：「近日王阮亭《十種唐詩選》與《唐賢三昧集》，原本司空表聖、嚴滄浪緒論所謂『言有盡而意無窮』，『妙在酸咸之外』，以此力挽尊宋祧唐之習，良於風雅有裨。至於杜之海涵地負，韓之鼇擲鯨呿，尚有所未逮。」顧嗣立《寒廳詩話》引此說，許以「持論極當」。）。值《唐賢三昧集》、《十種唐詩選》問世，「南北詞壇尊宿見之者，動色相告，曰：詩學宗旨，其在斯乎！」（《十種唐詩選》重刊本郎廷槐跋）於是王漁洋徹底擺脫了宋詩風的陰影，儼然成為唐詩的守護者。《曝書亭集》卷三十九《張趾肇詩序》說：「眾方拾蘇、黃、楊、陸之餘唾而去其菁華，或見以為工，趾肇仍循唐人之風格，毋乃齟齬而難入乎？雖然，學宋、元詩於今日無異琴瑟之專一，或為聽者厭棄。（中略）今戶部尚書澤州陳先生、左都御史新城王先生，其詩未嘗不操唐音，試以質之，當必有所遇矣。」漁洋官左都御史在康熙三十七年（1698）七月至三十八年十一月間，此時朱彝尊話中雖還有所保留，但已將他視為唐音的中堅，所以說張趾肇可以從漁洋那兒得到知音。而漁洋的詩風和神韻說至此愈益凸顯出他的獨特性來。康熙四十三年（1704）吳陳琰序《蠶尾續集》，就稱漁洋詩「能兼總眾有，不名一家，而撮其大凡則要在神韻」。照他的說法，神韻就是司空圖說的「味外味」，學詩就要「得古人之神韻」，所以他要讀漁洋詩者「先求先生之神韻，而會意於色聲香味之外，庶幾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可與參詩家最上乘也」。

　　 在漁洋返回唐音的同時，其他提倡宋詩的人目睹流弊，也開始作撥亂反正的思考。但這些人不像漁洋處在詩壇中心，一言一動都產生反響，所以相對來說反應稍遲緩，從而與漁洋的反撥形成一個時間差。康熙三十九年（1700），劉廷璣訪吳之振於黃葉村莊，有詩云：「曾倩東床寄宋詩，十年今慰夢中思。（中略）高論君誠砭世醫。要起沉痾當脫換，恐傷元氣更扶持。」自註：「孟舉又選唐詩，將完五六，其論如此。」（註：劉廷璣《葛庄編年詩·庚辰》，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藏鈔本。）這是宋詩主將吳之振的轉向。朱彝尊則一如既往地保持對宋詩的批判態度，康熙四十三年（1704）他七十六歲時還在《齋中讀書十二首》（《曝書亭集》卷二十一）中說：「吾觀趙宋來，諸家非一體。東都導其源，南渡逸其軌。紛紛流派別，往往近粗鄙。」到康熙末年，對宋詩的批評達到頂峰，其中焦袁熹的態度也許是最激烈的。他在康熙五十五年（1716）作《閱宋人詩集》十七首，字裡行間滿是火藥味。其二云：

　　 一變唐音混佛魔，緣情不奈宋聾何。謾誇昭代根經術，爾輩堪登學究科。

　　 這是針對戴復古「本朝詩出於經」而發，指出宋詩浸染佛教之深。其三云：

　　 興觀群怨聖師言，余者都無但可觀。此是宋人真面目，一家文字任君看。自註：總之不是詩也。

　　 這是對宋詩徹頭徹尾的否定，較之嚴羽「以文字為詩，以學問為詩」的批評更為嚴厲。康熙朝流行數十年的宋詩風至此遂告消歇，學唐學宋只剩下一個話題，留與乾隆間的詩家去論說。

　　 　　三、源於師法策略的觀念衝突

　　 唐宋詩之爭是文學史上歷時久遠的話題，齊治平先生《唐宋詩之爭概述》已有專門論述。無論什麼時代，也無論宋詩如何走紅，唐詩的典範意義終究是不可取代的。清初孫廷銓曾說：「詩必襲唐，非也。然離唐必傖。善為詩者必不傖。」（註：孫廷銓《沚亭文集》卷下《梁蒼岩蕉林近稿序》，康熙刊本。）而學宋詩的結果則難免流於傖，正像馮班說的：「圖驃褭之形，極其神駿，若求伏轅，不免駕款段之駟；寫西施之貌，極其美麗，若須薦枕，不如求里門之嫗。萬曆間王、李主學漢、魏、盛唐之詩，只求之聲貌之間，所謂圖驃褭，寫西施者也。牧齋謂詩人如有悟解處，即看宋人亦好，所謂款段之駟、里門之嫗也。遂謂里門之嫗勝於西施，款段之駟勝於驃褭，豈其然乎？」（註：《二馮批才調集》馮武述凡例引，康熙四十三年刊本。）這裡的問題涉及詩歌的終極理想與師法策略的關係。我們知道，一個時代詩學的楷模有時是與終極理想無關的，這常取決於詩歌發展的運會與詩家取法的策略。由馮班語明顯可見，錢謙益說宋詩可學是講取法策略，而馮班論宋詩之粗惡則是執著於終極理想。這就是為什麼身為牧齋弟子的馮班，在詩學上未傳其衣缽，以杜甫為宗，而是由盛唐轉向晚唐，上溯漢魏六朝的緣故。馮班用《才調集》教後學，認為「從此而入，則蹈矩循規，擇言擇行，縱有紈袴氣習，然不過失之乎文。若徑從江西派入，則不免草野倨侮，失之乎野。往往生硬拙俗，詰屈槎牙，遺笑天下後世而不可救」（註：《二馮批才調集》馮武述凡例引，康熙四十三年刊本。）。這不正是出於師法策略的選擇么？到康熙後期杜詔倡晚唐詩，以溫李為宗，不外是重複了馮班的思路。這樣的選擇本不難理解，也不應該引起誤會。即使有不同看法，應該是探討現實的取法何者為宜，而不應該是爭論優劣高下。然而，康熙中一些詩家似乎重複了馮氏的誤會，所以形成斷然否定宋詩的一派。

　　 從前文所舉的尊宋與排宋兩種意見來看，當宋詩風初興之際，唐詩派和宋詩派即已分成兩大陣營，這是顯而易見的。難就難在時過境遷，如何勾划出兩大營壘的大體陣容。為此我曾大費躊躇——當時那麼多詩人，一家一家鑒別誰學唐誰學宋，無異於沙裡淘金。幸而後來讀到鄧漢儀一則筆記，這條珍貴的記載給了我莫大幫助。他說：

　　 今詩專為宋派，自錢虞山倡之，王貽上和之，從而泛濫其教者有孫豹人枝蔚、汪季用懋麟、曹頌嘉禾、汪苕文琬、吳孟舉之振。而與余商略不苟同其說者，則有施尚白閏章、李屺瞻念慈、申鳧孟涵光、朱錫鬯彝尊、徐原一乾學、曾青藜燦、李子德因篤、屈翁山大均等人。（註：鄧漢儀《寶墨堂詩拾》附，北京圖書館藏鈔本。）

　　 其實沒有這則筆記，我們也知道上述詩人的詩學傾向，至於說他的提名，更是很有限，比如黃宗羲、呂留良、宋犖、葉燮等傾向於宋詩者他就沒提到，顧炎武、柴紹炳、毛奇齡等獨尊唐音的詩家也不在他的視野之內。然而可貴的是，這條材料作為過來人的實錄，替我們的問題划出了一個大致的限度。我們由此可以從容地檢閱唐宋兩派的陣容，從而理解他們宗唐宗宋的立場和出發點。因為有一個問題是我們很容易注意到的：儘管這些詩人在宗唐宗宋上針鋒相對，但他們對宋詩本身的評價並不因觀念的衝突而水火不相容。像朱彝尊，雖是宋詩風激烈的批評者，但他自己是收藏宋集最豐富的藏書家，其詩也時常闌入宋調。而唐詩派的徐乾學，雖用釜底抽薪的方式解構了宋詩的存在根據，但也只能說明直接法唐而不該師宋的道理，並不能否認宋詩的美學價值：

　　 近之說詩者厭唐人之格律，每欲以宋為歸，孰知宋以詩名者不過學唐人而有得焉者也。宋之詩，渾涵汪茫莫若蘇、陸。合杜與韓而暢其旨者，子瞻也；合杜與白而伸其辭者，務觀也，初未嘗離唐人而別有所師。然則言詩於唐，猶樂舞之有韶武，而絺綉之有黼黻也。今乃挾楊廷秀、鄭德源俚俗之體，欲盡變唐音之正，毋亦變而不能成方與？（《漁洋續集序》）

　　 既然說宋詩皆源於唐，是唐詩的綜合和引申，那麼唐、宋詩就必有相通之處，即使徐乾學勸人越宋學唐，也不能斷然否定蘇東坡、陸放翁詩之佳處。實際上，正如上文所說，宗唐宗宋在當時更多是出於師法策略，而不是絕對的價值判斷，因此兩派衝突的焦點就不在宋詩本身的價值，而在於取法的著眼點，我認為即曾燦所謂「尚唐音者取聲調，作宋詩者喜酣暢。而於古人意格相去倍蓰」的差異（註：曾燦《與丁雁水》，《六松堂尺牘》卷十四，豫章叢書本。田同之《西圃詩說》：「今之言詩者，多棄唐主宋，……一切粗厲、噍殺、生澀、平熟、俗直之音，瀰漫於聲調間也。」也指出宋詩派對聲調的傷害。）。於是，兩種觀念的碰撞所帶來的也就不是對宋詩本身價值的否定，而是從另一種標準作出的重估。明乎此，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在當時唐宋之爭中，不僅有宋詩派自己的反省，有唐詩派不無苛刻的批評，還有折衷派的調和意見。

　　 折衷派的看法是最能說明唐、宋之爭的問題實質的。就我所見，折衷派的代表首推宋犖，他早年論詩雖也闌入宋人，但康熙十九年（1680）與男至論詩，開宗明義就說「唐人諸體咸備，鏗鍧軒昂，為風雅極致」，要學者「考鏡三唐之正變，然後上則溯源於曹、陸、陶、謝、阮、鮑六七名家，又探索於李、杜大家，以植其根柢；下則泛濫於宋、元、明諸家，所謂取材富而用意新者，不妨瀏覽以廣其波瀾，發其才氣。久之，源流洞然，自有得於性之所近，不必模唐，不必模古，亦不必模宋、元、明，而吾之真詩觸境流出。（中略）漢魏亦可，唐亦可，宋亦可，不漢魏不唐不宋亦可。無暇模古人，並無暇避古人，而詩候熟矣。」（《漫堂說詩》）到康熙三十五年（1696）為丘象升《南齋詩集》（康熙）作序時，又指出：「邇來稱詩者往往尊宋黜唐，夫宋詩未嘗不佳，第沿唐以及宋則可，尊宋而黜唐則不可。」他像徐乾學一樣，也指出宋諸家與唐詩的關係，認為「唐人尚醞藉，宋人喜徑露；唐人情與景涵，才為法斂，宋人無不可狀之景，無不可鬯之情，縱橫馳驟，無不可竭之才與學，故好奇者賞之，其實皆唐人之支分派別也。尊宋而黜唐，譬之知有禰而不知有祖」。與宋犖關係很密切的邵長蘅、尤珍也是折衷意見的代表，邵長蘅詩本有「得唐人三昧，間闌入宋人」（宋犖《井梧集序》）的評價，在宗唐宗宋的問題上也作調停之論。康熙二十六年（1687）前後作《吹萬集序》云：

　　 余怪夫百餘年間譚詩者之日陋也：主漢、魏、三唐者詆宋、元人詩，曰旁門曰小乘；主宋者詆前之所作曰膺曰剿，甚則奴其子孫乃並其祖父而訾之。波流雲擾，詆諆蜂出，不惟其是之折衷，而規規焉分流派，別異同，以蘄其勝而後已。（中略）余以謂詩顧其成與不耳，成則皆足以傳，而流派異同固可亡論。（管棆《據梧詩集》卷首）

　　 《青門簏稿》卷十一《與賀天山》又云：

　　 宋詩何嘗不佳？惜今人只撏扯皮毛，原不識宋詩真源流耳。果識宋人源流，則於漢、魏、李、杜、三唐正不必插棘隔籬，強分畦畛也。

　　 類似的話也出現在他所選刻的王漁洋、宋牧仲《二家詩鈔》自序中，可見是他的成熟看法。那麼，什麼是宋詩的真源流呢？他在《漸細齋集序》指出，宋人詩多學晚唐，「今海內譚藝家盛宗宋詩，玉局、劍南幾於人挾一編。夫學宋人不足病，詩學宋人而不知宋人所從來，則為詩學病不淺」。此文收在《青門簏稿》卷七，該集作品止於康熙十七年（1678），正是宋詩風興起之際的議論。針對當時唐詩派的批評，他認為宋詩不是不可以學，但必須知道它源出於晚唐，從而避免晚唐遺傳的不良基因。他曾在《與金生書》中說：「晚唐自昌黎外，惟許渾、杜牧、李商隱三數家差錚錚耳。餘子專攻近體，就近體又僅僅求工句字間，尺幅窘苦不堪。世界盡空闊，何苦從鼠穴蝸角中作生活計耶？」（《青門簏稿》卷十一）這顯然是砭世良言，看得出他對晚唐詩的弊病有清醒認識。由此也可以領會，唐宋詩之爭實質上就是從寫作角度出發來判斷宋詩宜不宜學，而折衷派的意見代表著最理智的態度。我們從尤珍《滄湄文稿》卷二《黃蕺山詩序》等文，都可以看到在唐宋詩之爭問題上所持的冷靜、持平的態度。在考察宋詩派返回唐音的轉變過程時，這種來自折衷派的溫和告誡，我們也應該考慮到。不過在通常的情況下，為挽流波之盪，非用過正之論不可。折衷派的意見經常是不能聳人視聽的，因而也就難以引人注目，但是文學史不能忽略這微弱的聲音。

　　 　　四、宋詩風興起的原因及影響

　　 經過以上的論述，康熙朝宋詩風的消長已大體呈現在我們面前，作為詩史敘述任務似乎已完成。但文學史研究也像所有領域的歷史研究一樣，不僅僅滿足於事件的究明，還希望獲得對事件的起因、內部運動即有關歷史連續性的揭示和闡釋。我同樣關心康熙朝宋詩風的起因，據我初步研究的結果，它可以概括為四個方面。

　　 首先是詩史發展的內在要求。這在當時就有兩種說法：一是康熙後期馮武撰《二馮批點才調集》凡例：「今學者謂印板唐詩不可學，喜從宋元入手。蓋江西詩可以枵腹而為之，西昆則必要多讀經史騷選，此非可以日月計也。」他認為時人趨鶩宋詩是明代以來的空疏學風所導致的後果，這很難讓人同意。因為宋詩是講學問、重書卷的，決非「可以枵腹而為之」。他在書卷上將西昆與江西對立起來，適足表明他於宋詩尚未入門。另一種說法是邵長蘅的解釋：

　　 詩之不得不趨於宋，勢也。蓋宋人實學唐，而能泛逸唐軌，大放厥辭。唐人尚蘊藉，宋人喜徑露。唐人情與景涵，才為法斂；宋人無不可狀之景，無不可鬯之情。故負奇之士，不趨宋，不足以泄其縱橫馳驟之氣，而逞其贍博雄悍之才。故曰勢也。（《青門剩稿》卷四《研堂詩稿序》）

　　 這隻說明了宋詩何以值得學，而不曾點透今人何為爭趨宋詩。我認為當時的趨宋之「勢」，從根本上說，乃是對明人專主盛唐以前，不讀大曆以下詩的狹窄趣味的反撥，一味的偽漢魏、假盛唐，已使詩歌走到千人一面、陳陳相因的絕境。改頭換面勢在必行，只不過看如何改而已。錢謙益推崇陸遊，其弟子馮班及吳喬等則推崇晚唐、西昆，宗尚不同，出發點則一。然而晚唐詩風傷於側艷，自非盛世正大之音，勢不可取。李來章《真味集序》云：「予謂世方群尚西昆，以浮艷纖巧為宗，其軼而上者或祖嚴儀卿之論，舉禪為喻，以妙悟為玄關。」（註：李來章《禮山園文集》後集卷一，康熙刊本。）為我們保留下一個關係到宋詩風興起的詩歌語境的線索。至於漢魏六朝詩風，漁洋在《鬲津草堂詩集序》里已說「三十年前，予初出交當時名輩，見夫稱詩者無一人不為樂府，樂府必漢《鐃歌》，非是者弗屑也；無一人不為古選，古選必十九首、公宴，非是者弗屑也」，業已聲名狼藉。在明代以前的詩歌中，只有宋詩尚未被「學」過，是個相對陌生的對象。所以從消極的方面說，宋詩也是個別無選擇的選擇。朱彝尊晚年在《齋中讀書十二首》中說：「吾觀趙宋來，諸家非一體。東都導其源，南渡逸其軌。紛紛流派別，往往近粗鄙。群公皆賢豪，豈盡昧厥旨？良由陳言眾，蹈襲乃深恥。」他將宋詩風的興起歸於詩家恥於蹈襲陳言，可以說是事後的深刻反思。

　　 其次是程孟陽、錢謙益的提倡。從現有文獻看，明代以來對宋詩的肯定始於公安派，而後來實際的取法宋詩者則肇自程孟陽，王漁洋說他「學劉文房、韓君平、又時時染指陸務觀」（《漁洋詩話》）。程孟陽對錢謙益的影響很大，牧齋自言「孟陽詩律是吾師」（註：錢謙益《姚叔祥過明發堂共論近代詞人戲作絕句十六首》之一，《牧齋初學集》卷十七。），「中年奉教孟陽諸老，始知改轍易向」（註：錢謙益《復遵王書》，《牧齋有學集》卷三十九。），所以他後來也很推崇陸遊，「素稱宋人詩當學務觀」（《西河詩話》）。以牧齋在當時的影響，其意向無疑將左右詩壇的好尚。於是「海內宗虞山教言，於南渡推放翁」（註：毛奇齡《盛元白詩序》，《西河文集》卷二十八。），就出現了賀裳所說的「天啟、崇禎間忽尚宋詩，實不知宋三百年事迹，而惟見一陸遊」的局面（註：賀裳《載酒園詩話》卷一，這一點已為青木正兒《清代文學批評史》所指出。）。葉燮在《原詩》內篇上指斥「推崇宋詩者竊陸遊、范成大與元之元好問諸人婉秀便麗之句，以為秘本」，正是暗指牧齋而言。王漁洋之提倡宋詩，實際是遙承錢謙益的衣缽，推廣了錢謙益早年倡宋詩的波瀾。

　　 再次是王漁洋本人的自覺。這關係到他的藝術趣味、師承和修養。漁洋生性寬和，樂取人善，「士之以詩投先生者，一篇之善，一句之佳，一字之工，未嘗不循環吟玩，言於人，至以為不可及」（金居敬《漁洋續集序》）。對後進的態度與人不同，對前人詩的評騭當然也會不同，相同的是寬容的胸襟。陸嘉淑《漁洋續集序》：「竊嘗見先生與宣城施（閏章）先生論詩矣，宣城持守甚嚴，操尺繩以衡量千載，不欲少有假借；先生則推而廣之，以為姬、姜不必同貌，芝蘭不必同臭，尺寸之瑕不足以疵颣白璧。」再從人的興趣來說，青年時喜歡唐詩，中年以後喜歡宋詩乃是人之常情。一如錢鍾書先生所說：「一集之內，一生之中，少年才氣發揚，遂為唐體；晚節思慮深沉，乃染宋調。」（註：錢鍾書《談藝錄》第4頁，中華書局1984年版訂補本。 ）王世貞就是個典型的例證。與漁洋名位相埒的同僚張英就說：「唐詩如緞如錦，質厚而體重，文麗而絲密，溫醇爾雅，朝堂之所服也；宋詩如紗如葛，輕疏纖朗，便娟適體，田野之所服也。中年作詩，斷當宗唐律，若老年吟詠適意，闌入於宋，勢所必至。」（註：張英《篤素堂雜著》卷一，上海聚珍仿宋印書局1931年印本。）漁洋早年以詩呈錢謙益請序，牧齋贈以長古，有「代興」之語，期望至殷。到康熙十六年前後王漁洋主壇坫時，重張牧齋倡宋詩的大纛，實在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更何況宋詩「以俗為雅，以舊為新之妙理」（金居敬《漁洋續集序》）正是漁洋手段所自出、深體而力行的三昧呢。漁洋並不是個想像力和藝術感覺都很好的詩人，雕琢意象、研鍊字句尤非所長，所以馮班、吳喬等倡導的晚唐詩風就會成為其矛頭指向。

　　 最後是書籍的流通。如果說以上三點都是詩家學宋的主觀意願，那麼這一點就可以說是學宋得以實現的客觀條件。朱彝尊說：「自李獻吉謂唐以後書可勿讀，唐以後事可勿使，學者篤信其說，見宋人詩集輒屏置不觀。」（《曝書亭集》卷四十《柯寓匏振雅堂詞序》）宋犖也說：「明自嘉、隆以後，稱詩家皆諱言宋，至舉以相訾謷，故宋人詩集庋閣不行。近二十年來乃專尚宋詩，至余友吳孟舉《宋詩鈔》出，幾於家有其書矣。」（《漫堂說詩》）無論讀清初人的藏書目錄、題跋或是筆記，都能夠感覺到，當時宋集流傳極少，除朱彝尊、黃虞稷、曹溶等藏書家外，一般人能看到的宋詩總集、別集與選本非常有限，以至吳之振喻為「秦火後之詩書」。在這種情況下，《宋詩鈔》的問世不啻如久旱甘霖，它帶給人們的喜悅至今還可以從李良年《吳孟舉以宋詩選刻並所作種菜詩見貽走筆奉柬》（《秋錦山房集》卷五）一詩中品味得到。在《宋詩鈔》之外，康熙年間還刊行了好幾種有影響的大型宋詩選本，如吳綺《宋元詩永》、顧貞觀《積書岩宋詩刪》、陳訏《宋十五家詩選》。有意思的是這些選本的編輯動機完全不同，除吳之振《宋詩鈔》是為鼓吹宋詩而作外，後出者都是針對宋詩派，從批評的立場出發的，具有代表性的是康熙十八年（1679）吳綺編的《宋元詩永》。吳綺本人詩以三唐為宗，他明白當時學宋是要打破明人學唐的摹擬和狹隘，可是當他看到學宋也出現學唐一樣的流弊，未得精髓卻沾其惡習時，便發憤要發掘宋人的真本領。《詩永》自序曰：

　　 宋元人之學唐，取其神理；今人之學唐，肖其口吻，所以失之彌遠。今不探其本，轉而以學唐者學宋元，惟其口吻之似，則粗疏拗硬佻巧窒澀之弊，又將無所不至矣。

　　 此後張世煒撰《宋十五家詩刪序》也說：「今三十年來，天下之詩皆宋人之詩，天下之家誦戶習皆東坡、放翁之句也。（中略）宋人之詩妙在靈動警秀，不襲前人，而其病則在粗浮輕率，世之學宋人者徒以粗浮輕率為工，並其靈動警秀而失之，乃曰此宋人之法也，我學宋人者也。壞天下之詩者，莫此若也。」（註：張世煒《秀野山房二集》，道光二年重刊本。）儘管這些書矛頭都指向學宋風氣，站在批評宋詩派的立場上，但它們客觀上起到了促進宋詩流傳和普及的作用。沒有這些書，很難設想宋詩在短短几年內能造成全國範圍的影響，並持續流行數十年。這是應該特別指出的。

　　 　　五、康熙朝宋詩風的意義及影響

　　 王漁洋倡導的宋詩風氣，持續數十年，跨越大半個康熙朝，對有清一代的詩歌創作產生了不可忽視的深遠影響，其意義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就像他在詞學中所作的貢獻一樣，首先是拓寬了詩歌的傳統，將更豐富的詩歌藝術經驗包容進來。在公安派重申宋詩的價值後，明末雲間派曾對宋詩極力加以排斥。宋徵輿《既庭詩稿序》云：「詩貴雅而宋喭，詩貴遠而宋膚。詩有時而廣，而宋則荒；詩有時而儉，而宋則陋；詩有時而怨，而宋則懟；詩有時而文，而宋則繢。君子之於詩，非賤宋也，賤其與詩反也。」（註：宋徵輿《林屋文稿》卷四，康熙刻本。）他在此先預設了一個詩的標準，不合則去之，於是將詩的趣味及格調限定得非常狹隘，這對詩歌的發展無疑是非常不利的。王漁洋倡導宋詩，不僅造成學習宋詩的風氣，也使人們對宋詩的理解因唐詩派的尖銳批評而加深，使宋詩的藝術精神愈形突出。正由於吸收了宋詩的精華，詩歌創作的經驗積累得更為豐富，最終才形成了以宋詩精神為骨幹的清詩。清詩佔主導地位的藝術特徵，如題材的紀實性，取材的日常生活化，藝術手法的寫實傾向，以及淵博、典雅而有書卷氣，深於人情世故，長於議論、詠物，都得力於宋詩的滋養。這是我們論清詩時不該忘記的。

　　 【附記】本文1997年7月5日曾在日本九州大學「第169 回中國文藝座談會」上報告，得到九州大學文學部竹村則行、復旦大學中文系駱玉明兩位教授的指教和啟發，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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