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家棟事件」與現代新儒家的現實困境

孤雲

中國社科院哲學所中國哲學研究室主任、儒教研究中心學術委員鄭家棟被刑拘一事，目前尚在偵查期，警方尚未有結論。但從他利用訪美機會前後申請6名「妻子」同往，且均滯美不歸的事實來看，可以確定的是，鄭已涉嫌犯罪。

鄭出事後，爭論的焦點集中於鄭家棟「失足」是否與儒學、儒教有關上面。不僅圈內知名人士如陳明等人發表聲明認為此事與儒學、儒教無涉，學者徐友漁也撰文同意這一觀點。筆者對此表示不認同。理由是，這件事情不能簡單地從個人（道德）行為應與公共職務分開的角度來分析。

讀過現代新儒家學說或者儒學原典的人都知道，儒家兩千多年來雖然學說紛呈、分支多出，但個人修養德行在儒家學說中一直佔據著核心地位，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所謂「內聖外王」，都是從個人修為出發。現代新儒家也沒有離開這一傳統，在學術上秉持儒家道統的，不會不注重言傳身教、推己及人的道理。鄭家棟是當代儒學名家，當然也是新儒家學說的實踐者，其個人道德行為與術業密切相關，須臾不可分。在某種意義上，這正是他的職業規範所系，怎麼能說鄭家棟的「失足」與現代新儒學無關？如果強作此言，對於鄭家棟的平素理論、言行又該如何看？此理甚明，無非一些討論者把簡單問題說複雜了。

進而論之，如果將「鄭家棟事件」放到整個現代新儒學發展的大背景下來看這件事情，則意義更為深遠。筆者認為，「鄭家棟事件」凸顯了現代新儒家所面臨的一個現實困境。

籠統地說，儒家學說是由內而外的一套理論體系，強調個人道德自律，然後以此擴充到家庭、國家，以道德律己、教人、治國。現代新儒家的一項重要工作是企圖將儒家的價值理念與西方的民主、自由、法制思想相接軌，尋找「內在超越之路」，開出新「內聖外王」，以此來「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然而，西方現代社會普遍建立在由外而內的法治基礎之上，以法制保障人的自由與平等。純粹的德治可謂國家的最高境界，法治則是次優選擇，也是現實選擇、合理的選擇。且不說這種接軌能否平滑過渡而不有新瓶裝舊酒之虞，在當下，法治尚且是國人孜孜以求的目標，況乎德治？這就是現代新儒家的現實困境。

再者，正如學者陳來在《宋明理學》一書所提到的，宋明理學的詬病在於以聖賢都未必能達到的最高道德標準來要求一般民眾。這其實也是現代新儒家沒有解決的道德難題。道德並不具有強制約束性，以德求諸己且難，況乎求於人？連祖師爺孔子也有「子見南子」事件，連宋代大儒朱熹也有緋聞，可見能超凡入聖者幾稀，出現「鄭家棟事件」就更不值得奇怪了。現代新儒學要立足於世，必須要有勇氣面對這一難題，提出解決方案。

然而，「鄭家棟事件」發生後，有的現代新儒學研究機構卻不是由此冷靜反思其深刻原因，而是急於撇清鄭與儒學的關係，認為「這是純粹私人事件，既與體制無關，也與學科無關」，企圖將鄭清除出現代新儒家隊伍，以挽救現代新儒家聲譽。但他們沒有看到，將鄭家棟這樣的問題人物出現一個清除一個固然簡單，卻解決不了現代新儒家自身的困境。

上世紀90年代曾興起過一陣現代新儒學熱，近來關於國學的討論也是一陣熱過一陣，這對於國人思考中國的現代化出路頗為有益。今年發生的「鄭家棟事件」，可以說是現代新儒家的一個挫折，一個足堪提供自我反思的機會，但願以現代新儒家自居的大師們不會放過這一次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