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南亞與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

在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中，東南亞地區具有非常重要和獨特的地位。這不僅是因為東南亞的戰略地位極為重要，更為關鍵的是，在以中國為主要目標的亞太再平衡戰略中，東南亞就如同冷戰時期的「中間地帶」——廣大的發展中國家，被美國視為實施「亞太再平衡戰略」的最主要場所。無論是在政治、經濟、軍事還是意識形態領域，東南亞地區都為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提供了最大的揮灑空間，而維護美國在東南亞的主導（領導）地位，則構成了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的最主要目標。

一、東南亞與美國在亞太地區領導地位的構建

對於亞太再平衡戰略，儘管美國官方和智庫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做了各種的詮釋，但包括奧巴馬總統在內的幾乎所有美國政要都承認，美國推動「亞太再平衡戰略」，就是要確保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領導地位。如奧巴馬總統在2009年11月訪問日本時所強調的：「作為美國首位太平洋總統，我向你們承諾，美國這個太平洋國家將加強並繼續維持我們在這個全球至關重要地區的領導地位。」[①]美國此時強調在亞太地區的領導權問題是因為，在美國的決策者看來，經歷了10年的反恐戰爭之後，美國在亞太地區尤其是東南亞的影響力有落後於中國的風險，這種風險主要反應在以下四個方面：

首先，在經濟上，中國與東盟10+1自由貿易區已經形成，東盟與中國之間貿易與投資平台的建立，加快了兩大經濟體的經濟融合速度。而且，在10+1自貿區中，中國雖僅為其中的1，但卻居於明顯的主導地位，扮演了這一區域經濟發展與融合的領頭羊角色。同時，東南亞國家對中國經濟依賴越來越嚴重，而且也樂得分享中國經濟發展的「紅利」。作為東盟的第一大貿易夥伴，中國在這一地區經濟事務中無疑具有不可忽視的發言權。

其次，軍事上，冷戰結束後，美國逐漸減少了在東南亞的軍事存在，尤其是從菲律賓撤出了自己在東南亞一帶的常駐海空軍力量；而近10年來，中國的軍費開支每年都保持著兩位數的增長率，海、空軍發展速度尤為迅猛。這不僅讓東南亞一些國家、尤其是與中國存在領土爭端的國家感到不安，更讓美國感到擔心，擔心中國在軍事領域對這一地區取得壓倒性優勢，並進而將美國勢力從這一地區排擠出去。

第三，政治上，中國開展了對東南亞國家全方位的外交，與東南亞國家政治關係日趨緊密，即使是美國的一些傳統盟友如新加坡、泰國、印度尼西亞等，也都與中國保持著幾乎與美國同樣密切的關係。而近十年來，一方面美國專註於反恐，外交上的主要精力圍繞反恐戰略運轉，目光聚焦於中東地區；另一方面，東南亞一些國家如印度支那三國、馬來西亞、緬甸等在政治體制、價值觀念上與美國相左，被美國刻意疏遠。如從1995年到2010年的16年間，美國國務卿從未訪問過馬來西亞。這導致美中兩國在這一地區的影響力此消彼長，在美國決策者看來，中國在這一地區對美國的領導地位已經構成了實實在在的挑戰。

第四，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用了將近30年左右的時間，實現了經濟的騰飛和大國的崛起，這種發展模式在東南亞國家，尤其是越南、柬埔寨、寮國、緬甸甚至馬來西亞等都具有一定的影響。而至遲自冷戰時期開始，美國的政治家就異常關注外部世界的發展模式問題。在他們看來，世界上的大多數國家「在其發展中到底走民主道路，還是走共產主義道路或是別的極權主義的道路，可能會決定我們星球上的文明進程」。[②]在這種心態驅使下，美國不希望看到中國式一黨體系的政治制度取得成功，更不希望中國的發展模式成為東南亞國家效法的榜樣。所以，美國希望通過亞太再平衡戰略的實施，在東南亞地區推動「美國模式」或「華盛頓共識」，以抵消「中國模式」或「北京共識」的影響。

在美國政治家看來，東南亞地區存在巨大的推動民主的機會。根據「自由之家」2013年底公布的世界自由地圖，東南亞地區只有印度尼西亞是完全民主、自由的國家，印度支那三國、緬甸屬於不民主、不自由的國家，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汶萊則屬於半自由、半民主的國家。[③]美國國務院東亞和太平洋事務局代理助理國務卿約瑟夫?雲，在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東亞和太平洋事務小組委員會聽證會上的發言指出：儘管再平衡反映了美國政府重視在亞太地區的戰略和經濟參與，但維繫我們整個戰略的卻是我們對推進民主和人權的大力支持。由此可見，在東南亞地區輸出美國式民主，同樣是美國在東南亞地區實施亞太再平衡戰略的重要考量。

正是基於上述四個方面的因素，美國在推動亞太再平衡戰略的過程中，將重點放在了東南亞地區，以期繼續維持美國在這一地區全方位的主導地位。

二、亞太再平衡戰略下美國對東南亞的經略

從奧巴馬政府提出重返亞太、並逐漸將其亞太戰略定位為「亞太再平衡」，美國在政治、經濟、軍事和意識形態等領域調整了對東南亞的政策，美國與東南亞的關係得到了全面地提升，東南亞也成為美國實施亞太再平衡戰略的標誌性地區。

加強與東南亞國家的政治和外交關係，是這一時期美國對東南亞政策的重點，也是維護美國在這一地區政治主導權的重要手段。鑒於東南亞國家在社會制度、文化傳統、與美國的關係等方面的差異，美國對不同國家採取了不同的策略。

首先，是加強與傳統盟友如菲律賓、泰國和新加坡的關係，尤其是強化與這些國家在安全領域裡的合作。

其次，與這一地區最主要國家建立全面夥伴關係。2010年，美國與東南亞最大的國家印度尼西亞簽署了建立全面合作夥伴關係，涉及教育、安全、民主與公民社會、能源、環境與氣候變化、貿易與投資六大領域。力圖將印度尼西亞打造成美國在這一地區最重要的合作夥伴。

第三，積極改善與一些疏離國家的關係，尤其是與印度支那三國、緬甸和馬來西亞的關係。奧巴馬上任的第一年，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即宣布，將檢討和調整對緬政策,從以制裁為主轉向接觸。奧巴馬2012年11月贏得連任後，首次出訪便選擇了緬甸。2013年5月，緬甸總統吳登盛應邀訪美，這是半個多世紀以來，緬甸國家元首首次訪問美國；對印度支那最大的國家越南，美國則是呼籲與之建立戰略夥伴關係。

第四，也是美國在這一地區至關重要的舉措——與本地區區域一體化組織東南亞國家聯盟（即東盟）建立多層次的溝通機制。2009年7月，在東南亞國家要求了17年後，美國與東南亞國家簽署了《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從這一年開始，美國便開始參與過去一直排斥的由東盟發起的東亞峰會。2011年，奧巴馬總統更是開始親自參加東亞峰會，并力圖將之打造為亞太地區首腦討論緊迫政治和戰略議題的首要論壇；與此同時，美國對東盟國防部長擴大會議和亞太安全峰會（即香格里拉對話）也給予了更多的關注和更深的介入。

經濟領域是美國推動亞太再平衡戰略的另一個重點。在經濟領域，美國重點打造的是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即TPP）。所謂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實際上是一個旨在推動整個亞太地區經濟整合的高質量多邊貿易和投資協議。TPP原本只是汶萊、智利、紐西蘭和新加坡4國2005年簽署的無名自由貿易協議（FTA），後演變成美國（2009年加入）牽頭，澳大利亞、馬來西亞、秘魯、越南4國加盟。在2012年的APEC會議上，日本、加拿大和墨西哥也提出要加入談判。美國期待通過推動TPP的談判，建立推動整個亞太地區經濟整合的高水平的多邊貿易和投資框架。

作為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中的重要一環，TPP的重要性在於它成為美國領導地位的重要象徵。美國企業研究所研究貿易問題的學者巴菲爾德指出：「TPP已經成為美國領導地位的象徵。由此引起的結果是，它所承載的重要性遠遠超過了一個貿易協議，哪怕是一個區域貿易協議。在我看來，亞洲人把它看成是美國有能力轉向亞太而且在亞太的經濟架構上發揮領導作用的一個重要象徵。」[④]美國的這種領導地位，體現在通過TPP，主導亞太地區經濟和貿易的運行規則。美國人的規則意識非常強烈，在事關美國國家利益的任何領域主導規則的制定，是美國對外關係中的重要法則和內容。「如果我們不為亞洲確立遊戲規則，那中國就會。」為美國政府和大公司代理貿易方面訴訟的大律師加里·霍力克這樣轉述奧巴馬總統的話。霍力克曾是WTO常任專家組第一任主席，也曾在美國商務部任要職。霍力克的話得到了美國國務卿克里的印證證實。克里表示，中國是全球經濟強權，明顯渴求全球各種資源，美國必須訂立各方必須遵循的準則，所以推動的「泛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這對美國推廣商務貿易極為重要。

此外，TPP明顯是針對正在亞太地區形成的另一個自由貿易區，即「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CE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是東亞地區自貿建設的重要步驟。東盟和中、日、韓、印、澳、新（西蘭）經濟總量近20萬億美元，如16國均參加談判並最終達成「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將為東亞經濟一體化注入強勁動力。RCEP自貿區建成後，將覆蓋大約30億人口，區內經濟總量接近20萬億美元，有望成為全球規模最大、貿易自由度較高的自貿區。而這個自貿區並不包括美國。美國正是在RCEP提出後才開始對TPP逐漸重視的。在柯林頓總統任內出任國家安全委員會亞洲事務資深主任的李侃如2011年12月在《外交政策》雜誌上發表文章說，奧巴馬政府是在北京對東盟、東盟+3以及東盟地區論壇這些區域組織多年來投入了很大精力的背景下，開始把注意力集中在把TPP發展成一個亞太地區的新貿易和投資平台。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關係學院中國研究主任蘭普頓教授也認為，美國倡議成立跨太平洋夥伴關係部分與中國有關。蘭普頓認為，中國一直強調東盟+3，試圖把日本、韓國和中國帶入一個亞洲貿易集團。這是中國在試圖把美國從經濟上排除出東盟之外，從經濟上削弱美國在亞洲的優勢。而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在某種意義上就是針對這個想法的。

當然，從亞太地區獲得實實在在的經濟利益，也是美國大力推動TPP的重要考量，更是美國實施亞太再平衡戰略的主要動力。中國、印度和東盟是當今世界經濟增長最為迅速的三大經濟體，這三大經濟體已經成為美國最大的貿易夥伴和主要的投資地區。美國經濟的繁榮與發展、尤其是美國的貿易與投資，自然要將亞太地區列入最優先考慮。布魯金斯學會的資深研究員、中國問題專家李侃如在談到TPP時說：「在經濟方面，我認為，這次努力是要使人們不要錯誤的把美國對亞洲的再平衡看成在本質上是一個軍事方面的努力。它其實是全方位的接觸。美國政府非常清楚，軍事方面的努力是要花錢的，而經濟方面的努力是會賺錢的。我們不希望處於這樣一個境地，即讓亞洲成為中國的賺錢中心，而讓它成為美國的花錢中心。」[⑤]這位在柯林頓政府時期擔任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特別助理的中國通可謂一言中的，揭示了美國推動TPP的真實意圖。

在意識形態領域，美國在東南亞地區大力推動價值觀外交，以期影響東南亞國家的發展道路。在這一領域，美國政府涉外機構及與政府關係密切的非政府組織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首先，美國致力於東南亞一些國家的政治變革，尤其是在政治制度方面未能達到美國「民主」與「人權」標準的國家的政治制度變革。在這些國家中，緬甸無疑是重中之重。2012年，美國負責對外援助的機構國際開發署在緬甸仰光設立了辦事處，在接下來的2012和2013財政年度，美國國際開發署提供了1.7億美元的資金，用於加強緬甸的民主、人權和法治，促進透明化治理，推進和平與和解等。美國將幫助「尋求進一步改革的人士增強影響力」，從而使緬甸的民主化進程變得「不可逆轉」。[⑥]與此同時，與美國政府關係密切的政治非政府組織如全國民主基金會及其相關機構國際共和研究所、民主黨國際事務協會、全球私營企業中心、人權觀察、自由之家及選舉制度國際基金會、索羅斯基金會等紛紛進入緬甸，推動緬甸的政治變革，並幫助反對黨準備2015年的大選。在剛剛過去的2013年過馬來西亞大選中，美國的上述非政府組織也傾注了大量資源，希望實現該國歷史上的第一次政黨輪替。

其次，繼續對這一地區國家的人權問題指手劃腳。2012年11月，美國對《東盟人權宣言》的許多條款和原則深表關切，認為該宣言的條款和原則會消弱《世界人權宣言》中包含的普遍人權和基本自由。美國敦促東盟與本地的公民社會協商，修正並強化《東盟人權宣言》，以體現對充分保護和促進其人民的基本自由的承諾。美國還經常對越南、寮國、柬埔寨等國家的公民自由及人權提出質疑，要求這些國家確保所有公民享受媒體自由和言論自由，確保公民社會的活動空間。

第三，爭取東南亞國家參加美國主導的多邊政治協作組織。2011年，美國與東南亞的印度尼西亞、菲律賓及其他5個創始國政府一起，發起了「開放政府夥伴關係」這一全球論壇，美國發起成立這一論壇的目的是：確保參與這一關係的政府作出具體承諾，以提高透明度、增強公民權能、打擊腐敗以及利用新技術來加強治理。根據這一計劃，各國政府將與公民社會密切磋商，以制定具有具體創新承諾的國家行動計劃來改進政府服務人民的方式。

軍事領域是美國在東南亞推進亞太再平衡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並為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提供了強力的支撐，同時，它還是美國在這一地區凝聚支持的重要手段。在這一領域美國的主要做法包括：

首先，加強美國在這一地區的軍事存在，尤其是加強了傳統盟友菲律賓、泰國和新加坡的軍事安全關係，並同時發展與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和越南的夥伴關係。在撤離駐菲律賓的軍事基地多年後，美軍開始重返菲律賓，實現了在菲律賓的半永久性駐紮；美國最新式的濱海戰鬥艦也部署在扼守馬六甲海峽的新加坡。美國還在尋求與東南亞國家達成協議，以允許美國軍艦、飛機和部隊在這一地區國家的重要港口、機場間輪換調防。

其次，增加對東南亞國家軍事援助和出售軍備。2013年，美國國防部長哈格爾在吉隆坡表示，美國最新預算用於東南亞地區的資助項目及國際軍事教育和訓練項目的經費達到了9000萬美元，比四年前增加了50%。這些資助項目主要幫助東南亞國家購買美國武器。特別是對與中國有領土爭端的菲律賓，美國與之簽署了邊境安全合同。根據合同安排，美國雷神公司將為菲律賓設計並建立一個國家海洋檢測中心，負責處理不同渠道彙集到該中心的各種數據。雷神公司還為菲律賓政府提供自動識別系統的採辦、安裝以及訓練支撐等等。

第三，美國加強了與東南亞國家的軍事訓練合作，並聯合舉辦一系列的軍事演習，提高美國與這一地區國家軍隊協同作戰的能力。

需要指出的是，美國在軍事領域裡的一系列舉動，完全是圍繞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的宗旨，尤其是為美國主導的規則和制度提供軍事保障。美國前國防部長帕內塔在解釋美國在這一地區的軍事部署和調整時說，美國的目標是要建立一系列大家共同遵守的，有利於亞太和平與繁榮的制度。這些制度包括公開和自由貿易原則，強調所有國家的權利和義務的公正的國際秩序，尊重法治。所有國家在他們共同擁有的領海、領空、太空以及網路空間的公開進入能力，不用高壓和武力解決爭端的原則。

三、美國在東南亞實施亞太再平衡戰略面臨的挑戰

對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的最主要挑戰來自其自身，即這一戰略本身、尤其是這一戰略對目標的設定，存在著一些隱晦不明、甚至自相矛盾的地方。按照奧巴馬第二任期新任負責東亞和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丹尼爾·拉塞爾的說法，美國的再平衡戰略有三大支柱：一是加強和深化美國與地區盟友即如泰國、菲律賓的同盟關係；二是加強機制建設，深入參與東南亞國家聯盟地區安全論壇、東亞峰會等地區機制；三是與地區新興大國、尤其是中國構建更好和更牢靠的關係。其中，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在具體實施過程中，第一和第三支柱之間難以拿捏，彼此很容易形成對沖。

在奧巴馬的第一任期，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主要體現在軍事領域。一是加強在亞太地區的軍事部署，最明顯的指標就是到2020年，將60%的海軍力量部署到亞太地區；二是加強與亞太地區盟國的軍事合作，包括向這一地區盟友提供更先進的軍事裝備，增強與這一地區盟友的聯合軍事演習。美國的高級將領也宣稱，現在，美國的軍事基地和精銳武裝力量像冷戰時期包圍蘇聯一樣，將中國包圍的嚴嚴實實。上述舉動及言行讓亞太地區的國家確信，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就是針對中國的，這產生了兩個後果。

一方面，東南亞的多數國家對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產生了矛盾的心態。這些國家非常重視與中國在經濟方面的合作，他們希望與中美雙方都維持良好的關係，以便從中美雙方獲得最大的經濟利益，所以不希望在中國和美國之間做出選擇。這樣，他們的後院就不會出現激烈的競爭。這種態度本身就是對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的一種挑戰。

另一方面，美國在亞太再平衡戰略中傳遞出來的信息，明顯是加強了這一地區某些國家尤其是菲律賓、越南同中國對抗的決心，這些國家期待來自美國更有力的支持，以便在同中國的領土爭端中佔據上風，這必然導致這一地區領土爭端的持續升溫和局勢的緊張。中菲黃岩島爭端的升溫，很明顯是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的產物。中國與上述國家的爭端，不可避免地會讓美國被盟友拉入與中國對抗的第一線，為南海中的幾塊礁石或荒島與中國發生衝突的危險在升高。對菲、越而言，其出發點是如何利用美國來維護本國的國家利益，是否有利於美國的國家利益則不在他們的考慮範疇。這種局面對正在構建的 「中美新型大國關係」構成了極大的衝擊。

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不走傳統大國衝突的老路，加強雙方在地區事務和全球事務中的合作，已經成為中美高層的共識，也成為中美兩國處理亞太地區事務的重要原則。因而，如何在滿足美國盟友的期待，同時又不至於形成與中國的對抗，對美國的決策者提出了挑戰。

對美國在東南亞的「亞太再平衡戰略」的第二個重大挑戰來自美國的經濟狀況，即美國是否有足夠的財力去實施亞太再平衡戰略。

一方面，美國高調提出亞太再平衡戰略，吊起了這一地區相關國家的胃口，也提高了這些國家對美國的期望值。然而，作為一個全球性大國，美國自身的資源存在著一個在全球不同區域分配的問題，美國在不同地區的盟友也存在著「爭搶」資源的問題。同時，亞太地區之外局勢是否能夠按照美國設想的方向發展，答案遠不是清晰的，存在著很多的變數。而世界其他地區局勢的任何變化，都必然會導致美國重新進行資源的再分配，這必然會給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帶來影響甚至衝擊。

另一方面，美國政府資源內部分配的再平衡也將影響到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美國政府債務上限已經達到17.5萬億美元，政府強行減支計劃需要包括軍事、外交等在內的各個部門的配合。據國防部長哈格爾透露，2012年，美國國防部強行減支370億美元，2013年又要吸收消化520億美元強行減支，10年將強行減支5000億美元，外加10年4870億美元的國防開支削減。如果沒有新的預算協議，五角大樓10年要減支近1萬億美元。所以，僅僅從軍事領域看，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必然也會受到政府財政狀況的影響。而且，亞太再平衡戰略涉及到的不僅僅是軍事領域，在外交和對外援助等方面，幾乎都受到美國政府減支計劃的影響。

對美國政府是否有足夠的資源實施亞太再平衡戰略，懷疑的聲音幾乎從未間斷。知名中國問題專家大衛·藍普頓就認為，再平衡是基於可能無力提供的美國自身資源和無法完全兌現的盟友資源上。2013年10月美國政府關門和奧巴馬缺席APEC會議，更是加劇了東南亞國家對美國實施亞太再平衡戰略能力的疑慮。所以，在太平洋兩岸，都出現了美國玩不起亞太再平衡戰略的聲音。

對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的第三個重大挑戰來自經濟領域，即東南亞國家對作為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的經濟支柱——「跨太平洋貿易夥伴關係」（TPP）的消極態度。

一方面，TPP的高門檻將這一地區的第二大經濟體、2013年躍居為世界最大貿易國的中國排除在外，絕非是對這一地區貿易與投資體系的合理安排。因為貿易和投資領域，能夠為東南亞國家提供最大「紅利」的，恰恰是中國，在經濟上與中國建立更密切的聯繫已經成為東南亞國家的首要選擇，中國也有意識地讓這一地區國家分享中國經濟發展的成果（這可以稱之為經濟溢出效應）。在這種情況下，排除了中國的TPP對東南亞國家的吸引力明顯降低，東南亞最大的國家印度尼西亞乾脆沒有參加TPP的談判。

另一方面，東南亞國家多為發展中國家，國營企業在國家經濟中所佔比例較高，市場經濟的發達程度同樣比不上歐美國家。如參加談判的馬來西亞、越南等國，其經濟自由化程度並不比中國高，這決定了參加談判的東南亞國家，在面對高標準的TPP規則時，勢必為了本國的國家利益據理力爭。這也讓圍繞TPP的談判不會一帆風順，甚至可能會困難重重。原定結束TPP談判的時間從2013年10月推到年底，到年底談判依然沒有達成，何時能結束談判還是未知數。

即使圍繞TPP的談判能夠在近期結束，但隨著這一地區另一個標準相對低一些的多邊貿易平台——「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談判進程的加快，將形成一個涵蓋東盟和中、日、韓、印、澳、新六國的自由貿易區，RCEP與TPP並存的局面已經難以避免。需要指出的是，東南亞一些國家如印度尼西亞、菲律賓等對RCEP表現出濃厚的興趣，但對TPP卻採取了迴避的態度；另有一些國家如泰國、越南、馬來西亞等，則是兩邊押寶。隨著「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的建立，TPP在亞太地區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會被稀釋，在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中的地位會大打折扣。

綜上所屬，我們基本可以判斷，奧巴馬政府在東南亞推動的亞太再平衡戰略遠不是一個意圖明確、內容清晰的戰略，這一戰略本身不僅會加深中美兩大國間的互疑，而且已經造成這一地區緊張局勢的加劇，其後果也不符合美國的根本利益。而且，美國的資源如何配置，如何在不同戰略區域進行平衡，如何在不同領域間進行平衡，都是美國決策者無法迴避的現實。奧巴馬第二任期將會繼續在東南亞地區實施亞太再平衡戰略，也會根據實施過程中暴露出來的問題，對這一戰略本身進行修正。可以預見，亞太再平衡戰略會繼續存在，其內涵將不斷調整和變化，甚至會大異其趣。

注釋：

[①]美國之音衛視專題節目：《美國重返亞洲之路: 戰略重心轉向亞太的背景》，資料來自如下鏈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us-china-asia-pacific-20120917/1509446.html

[②]J·斯帕尼爾：《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的外交政策》，段若石譯，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第147-148頁。

[③]美國國務院在判斷世界其他國家的民主與自由度，採納的就是自由之家的標準。參見自由之家發布的《2014年世界自由報告》：Freedom House，Freedom in the World 2014，http://www.freedomhouse.org/report/freedom-world/freedom-world-2014#.UwnDjNLUM68

[④]美國之音衛視專題節目：《美國重返亞洲之路（第四集）：美國亞太策略的經濟支柱-跨太平洋夥伴關係》，資料來自如下鏈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back-to-asia-20121005/1521318.html

[⑤]VOA衛視，《美國務卿柯林頓的亞洲之行與中美關係》，資料來源於如下鏈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clinton-asia-trip-20120714/1404906.html

[⑥]State』s Yun on Democracy，Human Rights and the "Asia Rebalance," http://translations.state.gov/st/english/texttrans/2013/03/20130321144568.html#ixzz2uc6RgB3H

註：

本文原載《求是學刊》201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