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思想的繼承與民族文化的振興,儒家文化

發布: 2009-12-25 09:46 | 作者: admin | 來源: 網路 | 查看: 1106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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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學在中國文化發展史上佔有主導的地位。戰國時期，儒墨並稱顯學，而儒學的影響大於墨學。漢代以後，儒學處於獨尊的地位。隋唐時期，儒道佛並稱三教。到了宋代理學興起，對佛老進行了理論的批判，從而恢復了儒學的權威。儒學對於中國兩三千年來的政治、教育及文化等都有深刻的影響。

中國在十五世紀以前，無論物質文明還是精神文明，都居於世界的前列。十六世紀以後，西方突飛猛進，中國落後了，以儒學為主導思想的中國沒能產生自己的近代實驗科學。於是有人認為中國落後主要原因在於儒學，認為儒學是中國振興發展的障礙。

但近幾十年來，日本有些企業家在經營管理上採用了一些儒家的思想觀念，頗有成效。亞洲四小龍經濟發展迅速，同時也都重視儒學。這證明，儒學不僅不是社會發展的障礙，反而可以成為動力。雖然儒學有陳舊過時的內容，但其積極因素是不容置疑的。深入研究和發揚儒學思想，去粗取精，革故鼎新，對社會發展、民族振興具有重要意義。

（一）

歷史上，儒學具有寬容、融合與開放的精神，它憑此精神及其對其他各家思想的蘊涵，不斷地改造、發展自己，使儒學能不斷適應社會的發展。

在先秦時期，自從孔子創立儒學，儒學得到繼承和發展。特別是荀子，他打開了儒法合流的先河，主張儒學的王道與法學的霸道可以「王霸相雜」，提出了重王道兼霸道的思想，荀子把儒家的「禮」與法家的「法」發展成禮法的結合，倡導兩者的兼備，要「隆禮重法」，以此打破了舊有的思想界限。

到了漢代，順應秦漢以來儒家與陰陽家、神仙家趨於合流的趨勢，董仲舒以《公羊春秋》為依據，將周代以來的宗教天道觀和陰陽五行學說結合起來，吸收了法家、道家、陰陽家的思想，建立了以天人感應為核心的神學目的論思想體系，把儒學神學化，為當時的封建制度提供了主要的理論依據，進而導致了儒學的獨尊地位，成為漢代的官方哲學。董仲舒提出了最高哲學範疇「天」這一人格神和「三綱五常」的封建宗法思想，長期影響著中國社會。

宋代，宋儒對儒學進行了第二次改造，以適應儒、釋、道三教合流的趨勢。宋儒的開山鼻祖周敦頤用道教的宇宙觀為儒學的綱常論證，他在《太極圖說》中保留有宇宙圖式，並闡發為「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二程在宇宙觀上吸收了佛教華嚴宗「法界無限」的理論，體貼出「天理」，作為哲學體系的最高範疇，在認識論上主張「格物窮理」，這是吸收了佛教「漸悟」、「頓悟」的思想。

南宋朱熹是二程哲學的集大成者，他以外來佛教和本土道教的宇宙觀、本體論等為儒學做論證，建立了博大精深的理學哲學體系。理學是儒學的哲學化、宗教化。

　　（二）

隨著二十世紀的到來，隨著西學東漸，也可以說是隨著西方列強的炮聲和中華民族的屈辱，儒學的地位受到了巨大的影響。特別是隨著鴉片戰爭、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抗日戰爭和文化大革命等歷史事件的變換，儒學在中國思想舞台上的調子時高時低，不斷變化。

１８４０年，英國首先對中國發動了可恥的鴉片戰爭，從此以後，中國的大門被西方列強的大炮打開，屈辱的歷史開始了。對此，李鴻章驚呼中國面對的是「數千年未有之強敵」，中國正面臨「數千年未有之變局」，為此，龔自珍、魏源急呼變法和「師夷長技以制夷」，李鴻章、曾國藩、張之洞、左宗棠及沈寶楨等人大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洋務運動。這些只是對儒家思想的變通，而康有為則開啟了近代儒家人文主義的先河。

康有為力圖推倒古文經學，重新發現儒學的價值，並對孔子形象再塑造。他認為聖人之治理天下，因病而發葯，病無窮則方亦無窮。他還認為在儒家思想中本來就有民主思想，以此為變法維新服務。康有為力主定孔教為國教，想借儒學去推展政治，將儒學直接改造成現代民主政治，但他受到了保守派和革命派的反對，於是戊戌變法在四面楚歌中失敗了。相對來說洋務派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他們終究只是對儒學消極的續，失敗也是必然的。

辛亥革命後，北洋政府仍然想推展儒學，但儒學與不得人心的政治的結合激起了陳獨秀、李大釗、魯迅等一大批知識分子的強烈反彈，一場以批孔討儒為標誌的新文化運動迅速興起，傳統儒學的窮途末路來臨了。

陳獨秀認為儒學是專制思想的理論基礎，要想防止專制和推行民主就必須根除儒學，他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截斷了儒學與政治的聯繫。在思想上，以陳獨秀為代表的五四諸人徹底否定儒學，旨在以歐洲文化取代儒學，在中國實行徹底的西化，以西方的文明代替中國的野蠻。他們認為在東西方的思想間是不可調和的，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而這種偏激的想法是不科學的。

西方思想的大量輸入和中華民族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的入侵，中國面臨著民族危機和文化危機。在此種背景下，中國儒學又出現了新生的曙光，那就是新儒學的產生。作為新儒學的倡導者-新儒家，他們把復興民族文化作為救治中國的首要任務。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的賀麟曾於抗戰時說：民族復興，不僅是抗戰勝利，不僅是爭中華民族在國際政治上的自由獨立平等，民族復興本質上應該是民族文化的復興，儒學文化的復興。中國近百年來的危機，根本上是文化的危機，文化上的失調，不能應付新的文化局勢。儒家思想在中國文化生活上失掉了自主權，喪失了新生命，才是中華民族最大的危機。

新儒家以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倡導儒家、研究儒家、信仰儒家，把儒家思想當作中國文化之魂、中國精神之魂。他們認為，中國哲學的傳統就是儒家哲學的傳統。如牟宗三所說，中國哲學的著重點是生命與德行，它的出發點是敬天愛民的道德實踐，是踐仁成聖的道德實踐。賀麟指出：就生活修養而言，則新儒家思想的目的在使每個中國人都具有典型的中國人氣味，都能代表一點純粹的中國文化。…..在此趨向於工業化的社會中，所最需要者尤為具有儒者氣象的「儒工」、「儒商」，和有儒者風度之技術人員。若無多數重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道德修養之儒商工出以樹立公商的新人格規範……則社會秩序將無法安定，而中國亦殊難走上健康的工業化途徑。

新儒家都按照儒家做人的原則要求自己。如新儒家的先驅人物梁漱溟本人即以聖賢自許，並被公認為具有剛正不阿的人格和廓然大公的儒者氣象。新儒學的其他大師，如熊十力、唐君毅等，都把真切深威的人生體驗與深厚強烈的文化意識相結合，以儒家之道為學做人，為儒學的復興作出應有的努力。

在今天，仍有人大力提倡儒學的復興，即儒學作為傳統的思想文化接納西方文化並與之融合以得新生，以適應現代社會的發展。他們認為現代中國，在思想上存在三種流派：西方的自由主義、占統治地位的社會主義和民族傳統的新儒學，前兩種思想都是源於西方的，只有新儒學是我們民族的、本土的，這三者都是有可取之處的，如何把它們有機地結合應用還是要經過長期探討的問題。

（三）

二千多年來，儒學文化是比較複雜的，其中有精華也有糟粕。儒學的許多思想包括它的踐行哲學觀、道德教化說、執中方法論以及民本主義等都是有著長期積極作用的。但是，象「三綱五常」這樣落後於社會的思想還是要批判的。然而，就因儒學不那麼十全十美就奉行歷史虛無主義而對儒學全盤否定也是十分錯誤的。

從「五四」以來，直到建國後的文化大革命，經歷了幾次大的滅孔運動，對傳統的儒學不加取捨地全盤否定，在「文革」中更是發展到了「橫掃一切」的極端。而近些年許多信奉西方自由化的人，又提出不要古代傳統，更加助長了那種一切皆好或一切皆壞的形而上學思維方法的滋長。

前些年曾出過轟動朝野的《河殤》，認為只有西方所謂「蔚藍色」文化才有價值，他們極力往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的母體上抹黑，企圖減弱對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力。照這樣，歷史虛無主義泛濫，我們又以什麼樣的民族自尊自信去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當代著名科學家、美裔華人李政道說過：一個只依賴過去的民族是沒有發展的，但是一個拋棄祖先的民族也是不會有前途的。五千年的黃土文化值得我們驕傲。楊振寧也說過：中國的文化傳統是世界最悠久的文化傳統之一。中國的文化傳統是西方人非常羨慕的。

有著悠久歷史的儒學文化，不但可以維持我們的民族尊嚴、民族團結，它在現實社會中也有著非凡的作用。

近幾年，新加坡推行儒學教育，這是西化後物質文明帶來了精神危機才乞靈於儒家思想。儒學重視社會和諧與社會道德，強調社會成員之間秩序的形成，所以，儒學在日本資本主義社會中確立了集體主義倫理道德體系。而韓國也是儒學資本主義的一類，與日本、新加坡一樣重視儒學的教化。儒學文化不僅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精神財富。

對我們的國家來說，「中國特色」是全世界矚目的字眼。張岱年提出：我們的歷史任務就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文化。現在蘇聯垮台了。而我們建設社會主義新文化的歷史意義更大了。而所有這些都取決與儒學思想所作出的貢獻。儒學使我們中華民族有了堅強的凝聚力和寬宏的同化力。

我們搞經濟建設不能忘記思想文化的建設，而思想文化的建設不解決民族文化傳統的弘揚和創新的問題是不行的。而我們的傳統民族文化可以說是離不開儒學的。

儒學的復興對我們的民族是意義重大的，從小處講，它可以讓我們會做人-會作好一個中國人，往大處說，儒學可以使國家統一、國泰民安、世界和平。忘記過去就是背叛，忘記儒學，不僅是背叛，還是犯罪。(來源：http://www.rudaois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