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的回顧

經濟學的回顧摘 要：觀瞻數百年來經濟學思想史之演進和成長，西歐無疑是近代經濟學成型和迅速成長的搖籃，在英國形成了一個所謂的「斯密—李嘉圖—穆勒的古典體系」；英國劍橋堪稱現代經濟學的搖籃，馬歇爾完成了從古典的「斯密—李嘉圖—穆勒」模式向現代模式的轉變；「芝加哥學派」對新古典經濟學的信仰和捍衛，為經濟學在當代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關鍵詞：古典體系；新古典經濟學；芝加哥學派本世紀就要在我們面前走完它的最後時刻，人類將從此跨入又一個千年。世紀回眸，千年閱讀和閱讀千年，與其說是對我還不如說是對經濟學的挑戰。８０年代初，研修中國古代經濟及經濟思想史的書，我確實知道經濟和經濟思想那悠久和源源流長的歷史，但我並不真正知道今天我所理解的經濟學到底有多古老。後來在西方，人們常說經濟是古老的，但經濟學卻是年輕的科學。這顯然是因為他們並不把比如思想大師亞里士多德視為經濟學家的緣故。這自然是有道理的。我再補充一句希望能夠破題的話：經濟學雖然無法因過去的千年而顯示其輝煌，但卻因其輝煌而渲染著一個千年的結束。一、古典體系在１９世紀末之前，西歐無疑是近代經濟學成型和迅速成長的搖籃。從英國的配第到法國的魁奈，從斯密到薩伊，從李嘉圖到瓦爾拉，從屠能到西尼爾，從格森到古諾等等。而在１７５０－１８７０年這段時期，也就是從重農主義到瓦爾拉的一般均衡理論的產生這段時間，英國的「古典經濟學」實際上又成了近代的「經典」經濟學，在經濟思想史上佔據著重要的位置。熊彼特好象說過，在這一段時期，英國形成了一個所謂的「斯密—李嘉圖—穆勒的古典體系」。當然，從更寬泛的意義上說，屬於這個「古典體系」的除了斯密、李嘉圖、穆勒之外，還應該包括象馬爾薩斯、馬克思等這樣偉大的經濟學家。作為古典的經濟學，後人對於什麼是古典經濟學的中心論題以及什麼又是古典的體系這樣的問題在經濟思想史上一直是存有爭論的。爭論的主要焦點是，如何評價斯密和李嘉圖的經濟學在「古典體系」中的相對地位？李嘉圖的經濟學是否繼承了斯密的「體系」？首先，我們必須重視「政治經濟學」一詞在古典經濟學家那裡的重要意義。在古典的意義上，「政治經濟學」涵蓋了今天我們稱之為經濟學和經濟政策的全部內容。我所看到的許多文獻在涉及古典的政治經濟學的含義時都提到斯密在《國富論》第４卷的導言中所寫的一段話：「作為為政治家或立法者服務的科學分支，政治經濟學有兩個明確的目標：首先，它要為人們提供，或者更恰當地說，使人們能夠為自己提供豐厚的收入或生活資料；其次，向國家或全體國民提供足以維持公用事業的財源。政治經濟學研究的目的，是要使國富民強」。這段話後來也成為倫敦經濟學院的領袖人物萊昂·羅賓斯（Ｌ·Ｒｏｂｂｉｎｓ）教授在《過去和現在的政治經濟學》（１９７６）一書中所倡導的研究傳統的基礎。那麼，古典經濟學的「核心」問題到底是什麼呢？在斯密５２歲完成的５卷本巨著《國富論》中，經濟學論述的問題的確是包羅萬象的，但斯密提出並論證的「自然的自由制度」（特別是自由貿易學說）經濟理論則在１２０年後的馬歇爾那裡轉換成現代主流經濟學的實質性架構。可是，現在幾乎所有的古典經濟學說史家都認為，李嘉圖的著作《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１８１７）的出版使斯密的經濟學體系發生了從概念、範式到重點的變化。例如，有的當代學者認為，斯密學派的英國古典經濟學在１８１７年以後的確要由「李嘉圖式的古典經濟學」來限定了，甚至還有「李嘉圖革命」之說。不過，正如熊彼特的觀點那樣，從英國古典經濟學的發展階段來說，李嘉圖的經濟學體系可能的確是從斯密到穆勒體系這條發展主線的一個小小的彎路。這一點在丹尼斯·奧布萊恩（Ｄ·Ｏ』Ｂｒｉｅｎ）１９７５年出版的著作《古典經濟學家》和１９８１年發表的論文「李嘉圖式的經濟學和李嘉圖的經濟學」中得到了發揮。在《新包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的「古典經濟學」條目下，著名的經濟思想史學家布勞格（Ｍ·Ｂｌａｕｇ）認真地比較了李嘉圖的經濟學體系和斯密體系的區別。他認為，好在李嘉圖的「彎路」很快就被糾正了，因為在１８２３年李嘉圖死後的１０年內就基本上被他的「信徒們」拋棄了。因此，包括布勞格在內的不少人還是認為，古典經濟學的整體體系仍然是一致的。李嘉圖在《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中論述的問題比斯密的《國富論》要少得多。不僅如此，李嘉圖還沒有繼承斯密的關於價值（價格）決定的理論體系，而將注意力轉到了「分配問題」。沒有正確地把生產（價格）和分配問題統一起來的所謂「李嘉圖謬誤」，後來也成為熊彼特在《經濟分析史》（１９５４）中和芝加哥大學的富蘭克·奈特（Ｆ·Ｋｎｉｇｈｔ）在《李嘉圖的生產和分配理論》（１９５６）中對李嘉圖式的古典經濟學進行批評的根本原因。可是，李嘉圖的這個「彎路」在英國古典經濟學說史上插入了一個所謂的「作為剩餘理論的古典經濟學」的話題。當然，也可以這麼說，沒有李嘉圖的這個「彎路」，就沒有後來的馬克思的經濟學。如果我們把「剩餘產品」的生產和分配視為李嘉圖式的古典經濟學的主線的話，那麼，正如布勞格所說的那樣，把馬克思列為最後一批「剩餘」的古典經濟學家也是恰當的。作為剩餘理論的繼承人，馬克思無疑從李嘉圖那裡學到了後者的分析範式。然而，馬克思創造性地發展了「剩餘價值理論」，這是他對李嘉圖式的古典經濟學的超越。為《新包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撰寫「馬克思」條目的歐內斯特·曼德爾稱，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理論是他對（古典）經濟學最具革命性的貢獻，他發現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長期運動規律毫無疑問成了他最傑出的成就，１９世紀沒有第２位作者能象馬克思那樣始終清醒地預見到資本主義怎樣運行、發展和改變世界。的確，馬克思首先是一位預言家和社會學家，他的經濟學始終在充實他的社會學框架。在這個意義上，我更欣賞熊彼特在著名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１９４２）中對「作為經濟學家的馬克思」所作的這樣的高度評價：「作為經濟學家，馬克思首先是一個博學的人。馬克思作為一個作家，我一直稱他為天才和預言家，而我認為有必要突出上面這一點，這似乎有點奇怪。然而，意識到這一點是很重要的。天才和預言家通常不是在某一專門的方面很傑出，正是因為他們不是某主面的專家，因而具有獨創性。但是，馬克思的經濟學中沒有什麼能說明他缺少作為學者的素質，或缺少理論分析技術方面的訓練。他是一位貪婪的讀者、一位不知疲倦的工作者。他很少遺漏重要文獻。他消化他讀過的所有東西，深入思考每一個事實，懷著熱情爭論不尋常的問題的細節，他習慣於透視包含整個人類的文明和延續發展的歷史。或批評，或反對，或採納，或綜合，他對每一個問題總是要探索透徹。最突出的證明就是他的剩餘價值理論，這是理論方面的里程碑」。不過，提起「作為剩餘理論的古典經濟學」，特別是李嘉圖式的經濟學，我們也不得不提及本世紀年輕的劍橋大學的斯拉法（Ｐ·Ｓｒａｆｆａ）所作的卓越貢獻。在劍橋，他是和數學家兼經濟學家的年輕的拉姆齊（Ｆ·Ｒａｍｓｅｙ）和馮·諾伊曼（Ｊ·Ｖｏｎ Ｎｅｕｍａｎｎ）一樣僅靠３篇論著而成為名聲大噪的偉大經濟學家的天才。特別是，他於１９６０年出版的僅９９頁的小冊子《用商品生產商品》可謂開創了一個把斯密、李嘉圖和馬克思結合為一體的「古典結構」。這種結構復興了英國古典經濟學的「剩餘產品」的分析範式，以至於人們今天乾脆把古典經濟學稱為「斯拉法體系」。二、劍橋遺風「斯拉法體系」也許可以為英國古典經濟學划上一個圓滿的句號，但斯拉法的出現則勾起我對美麗劍橋的回憶。１５０年來，這裡曾活躍著馬歇爾、庇古、凱恩斯、斯拉法、拉姆奇、米德、羅賓遜夫人、哈羅德等一代代傑出的經濟學家，這使劍橋堪稱現代經濟學的搖籃。１９２９年５月，經濟學家庇古在一次演講中說到，我們最近先後失去了劍橋的馬歇爾和牛津的埃奇沃斯（Ｆ·Ｅｄｇｅｗｏｒｔｈ），他們倆毫無疑問是近３０年來英國乃至世界上最偉大的經濟學家。的確，在《新包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中，有關馬歇爾和埃奇沃斯的條目都多達２０頁以上。馬歇爾作為所謂「劍橋學派」的創始人，他的《經濟學原理》（１８９０）和《工業與貿易》（１９１９）完成了經濟學從古典的「斯密—李嘉圖—穆勒」模式向現代模式的轉換，成為現代西方正統經濟學的基礎之作。在馬歇爾之前，歐洲的經濟學特別由於法國的瓦爾拉（Ｍ·Ｗａｌｒａｓ）、古諾（Ａ·Ｃｏｕｒｎｏｔ），德國的屠能（Ｊ·Ｔｈｕｎｅｎ）和英國的傑文思（Ｗ·Ｊｅｖｏｎｓ）等經濟學家在轉換穆勒的結構和研究範式方面肯定對花去馬歇爾２０年心血的集大成之作《經濟學原理》影響不淺，但馬歇爾仍然代表一個時代的開端。馬歇爾的「原理」建立了一個較為成熟的經濟學的「靜態學」分析範式（這就是我們現在耳熟能詳的局部均衡分析法）。熊彼特在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出版５０周年的紀念文章中說，從根本上說，與其說馬歇爾創造了還不如說他熟練地掌握了一種分析的工具，它不是一個具體的真理，而是一個去發現真理的「機械」。另外一點值得一提的是，馬歇爾也應該是現代計量經濟學的引路人。儘管我們都注意到，在他的《經濟學原理》中並沒有使用大量的數學和統計學，但正如許多經濟學家後來指出的那樣，他的「原理」是以數學為基礎的，他把數學這個偉大的工具隱藏起來了。馬歇爾對經濟學的另一大貢獻可能就體現在他手下造就出來的一大批弟子了。從真正的意義上來說，這是馬歇爾最重要的貢獻。庇古自然是馬歇爾最得意門徒和「劍橋學派」的繼承人，他還是現代福利經濟學的開創者之一。事實上，馬歇爾的經濟學是由庇古在劍橋為學生講授並大力傳播的。凱恩斯是馬歇爾和庇古的學生中不算最突出的一個，但毫無疑問，凱恩斯是當代最具影響的馬歇爾的弟子。凱恩斯對經濟學的貢獻起源於他長期形成的貨幣思想的一系列發展。他在１３年的時間裡完成了代表他思想發展三個階段的重要著作：《貨幣改革論》（１９２３）、《貨幣論》（１９３０）和《通論》（１９３６）。《通論》是一部把貨幣理論過渡到「宏觀經濟學」的革命性的著作。對於《通論》在經濟學說史上的意義的評價，我想再也沒有帕廷金的下面這段話更合適的了：「在《通論》中，我們又重新找到了真正的凱恩斯。這裡（正如凱恩斯許多的著作和文章一樣）是這樣一個先知的鼓舞人心的聲音，他發現了一個新的真理，並且確信只有這個真理能挽救一個深深陷入各種危機與痛苦之中的世界。這是直接為了勸說全世界的經濟學家皈依新的教規和向錯誤的先知們作鬥爭而發出的一種清晰而又雄辯的聲音，因為後者們剛愎自用地堅持早已被凱恩斯否定了的古典神話中的種種錯誤的教誨。這就是凱恩斯的著作和文章不但因其重大的科學成就，而且也因為其成為每個經濟學家所繼承的一部分文獻遺產而聞名於世的情況。還有誰不知道『在長期，我們都死了』（《貨幣改革論》，第５６頁）這句話？還有誰不知道，『經濟學家和政治哲學家的思想，不管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其力量之大，往往超出常人意料。事實上，統治這個世界的就只是這些思想。許多實踐家自以為絕不受任何知識的影響，卻往往當上了一些已故經濟學家的奴隸。執政的狂人，自稱聽到了上帝的指示，實際上卻是從若干年前一些學術界劣等作者那兒拾取了一些怪誕的想法……比起思想的逐漸侵蝕力來，既得利益的勢力被過分誇大了。』」②可是，凱恩斯的《通論》的寫作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在一個被稱為「劍橋園地」的具有傳奇色彩的氛圍中完成的。在２０年代，埃奇沃斯去世後，凱恩斯擔任了英國著名的《經濟學雜誌》的主編，並傾心於《貨幣論》的寫作。就是在這個時候，凱恩斯誠心地把曾向馬歇爾發難的義大利青年經濟學家斯拉法請到了劍橋。事實上，已經５０歲的凱恩斯和一批２５歲左右的劍橋同事和青年新秀組成了劍橋學術俱樂部的重要成員。在這個俱樂部里，除斯拉法之外，還包括拉姆齊這位年輕卓越的數學家和經濟學家，還有凱恩斯的得意門生卡恩（Ｒ·Ｋａｈｎ）和卡恩的大學同學羅賓遜夫人（Ｊ·Ｒｏｂｉｎｓｏｎ）、以及後來大名鼎鼎的哈羅德（Ｒ ·Ｈａｒｒｏｄ）和曾榮膺過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米德（Ｊ·Ｍｅａｄｅ）。提起拉姆齊，他傑出的才華和英年早逝（２６歲）給這位劍橋的數學家的後代蒙上了神秘的色彩。拉姆齊與著名的數學家和博弈論專家馮·諾伊曼同生於１９０３年，每個人都只寫了一生中最有價值的３篇論文。拉姆齊的這３篇論文分別是討論主觀概率與效用的「真理與概率」（１９２６）、討論最優稅收的「對稅收理論的一個貢獻」（１９２７）和討論單一部門最優增長的「儲蓄的數學理論」（１９２８）。他的後兩篇論文均發表在由凱恩斯任主編的《經濟學雜誌》上。「對稅收理論的一個貢獻」實際上開創並奠定了現代稅收理論的基礎，但一直到１９７０年，拉姆齊的這一論文才得以普遍的重視，這主要歸功於鮑莫爾（Ｗ·Ｂａｕｍｏｌ）教授等一批學者在７０年代對規模經濟顯著行業的定價問題的集中研究。鮑莫爾還以「拉姆齊定價」為條目在《新包格雷夫經濟學大詞典》中介紹了拉姆齊的這一重要貢獻。另外，在拉姆齊的這篇論文發表７０年以後，從牛津剛轉入劍橋任教的米爾利斯（Ｊ·Ｍｉｒｒｌｅｅｓ）教授因為發展了這一最優稅收理論而被授予諾貝爾經濟學獎。拉姆齊的第３篇討論儲蓄的論文被凱恩斯在為拉姆齊撰寫的逝世訃告中稱為「對數理經濟學所作過的最卓越的貢獻之一」。在「劍橋園地」，還有一位傑出的經濟學家羅賓遜夫人。她１９２２年入劍橋念經濟學，當時馬歇爾還健在，但主要是庇古給學生講授馬歇爾的經濟學。可以說她是馬歇爾、庇古和凱恩斯的學生。但同時也還是斯拉法、卡爾多（Ｎ·Ｋａｌｄｏｒ）和卡萊斯基（Ｍ·Ｋａｌｅｃｋｉ）的摯友，他們對馬克思的《資本論》有很深的研究。１９２８年她開始在劍橋工作，研究經濟學。她是「劍橋園地」的積极參与者。這個「園地」的定期討論會在３０年代實際上正在孕育著凱恩斯的《通論》的初稿。羅賓遜夫人１９３３年出版的《不完全競爭經濟學》使年輕的她一下子走在了經濟學的最前沿。隨後她致力於對凱恩斯《通論》的闡釋和辯護工作。然而在３０年代末，她與卡萊斯基的相遇改變了她後來對經濟研究的重點，也改變了她對馬克思經濟學的態度。她發現卡萊斯基已早於凱恩斯得出了後者的結論，而且卡萊斯基使用的是馬克思經濟學的語言。馬克思的整體社會觀深深吸引了她。１９４２年她出版了《論馬克思經濟學》，並於１９５６年出版了她開創性的、同時也可能使她最具影響力的作品《資本積累》。人們今天為她沒有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而惋惜。曾經有人說，諾貝爾經濟學獎有兩大錯失良機的遺憾，而且都與羅賓遜夫人有關。一是它至今尚未授予一位女性經濟學家；二是它沒有授予羅賓遜夫人。然而，無論如何，作為「劍橋學派」的重要一員，她的個性正好驗證了文藝復興時代的義大利哲學家的一句話：如果真正追求真理，最好做一個持異見的學者。三、古典主義的新世界觀瞻數百年來經濟學思想史之演進和成長，我們會始終感受到一種強大的科學力量。是它的存在誘導並推動了一代代經濟學家恆久不懈的努力。沒有這種追求科學的精神，就沒有我們今天的經濟學面貌。８０年代初，是馬克思的《資本論》和薩繆爾森的《經濟學》將我帶入經濟學的。當然，那時我們念的《經濟學》是高鴻業先生依照１９７６年的英文第１０版翻譯過來的，而今天出版的已是英文第１６版的中文版了。薩繆爾森在為他的《經濟學》１９４８年第１版的紀念本所寫的前言中風趣地說：「看到中世紀的三個正在勞動的人，喬瑟問他們在幹什麼。第一個人說：『我在掙錢，錢還不少』。第二個人說：『我在把石頭和玻璃雕刻成美妙的形狀』。第三個人則聲稱：『我在建一座教堂』。當我撰寫《經濟學》的第一版時，我實際上在同時做這三件事，儘管我當時並不知道」。的確，薩繆爾森的《經濟學》的成功是數百年來發展起來的經濟學的成功！作為在美國摘取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第一人（１９７０），薩繆爾森對經濟學的貢獻代表了過去的５０年一代經濟學家在將馬歇爾經濟學體系的分析語言和圖式轉變成數理的推理方式方面所做的里程碑式的工作。薩繆爾森對數學在經濟學中的應用充滿信心和熱情。他２５歲完成的博士論文於１９４７年出版，題為《經濟分析的基礎》，成為現代經濟學分析的經典。１９６６－１９８６年連續出版的５卷本《薩繆爾森科學論文集》（收入３８８篇論文）堪稱現代經濟學範式之非凡作品。在薩繆爾森成長的３０年代，正是英國的「凱恩斯革命」和壟斷競爭理論的創新時期。薩繆爾森因之從芝加哥大學轉入了「合適的地方」——哈佛大學。在哈佛的５年學習以及後來在ＭＩＴ的終身教職使薩繆爾森最終在凱恩斯的「宏觀經濟學」和美國的正統經濟學之間找到了一種「綜合」。然而，在薩繆爾森離開芝加哥時，弗里德曼、施蒂格勒這兩位後來先後於１９７６年和１９８２年榮膺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年輕人正在芝加哥念研究生，而且在３０年代後期，芝加哥大學的經濟系正在形成以奈特和維恩那（Ｊ·Ｖｉｎｅｒ）為首的反對英國３０年代的凱恩斯《通論》和壟斷競爭理論創新的「風格」。就是說，他們始終希望堅持凱恩斯之前的馬歇爾的「新古典經濟學」（據說是芝加哥大學的凡勃倫在１９００年最先發明這個詞來描述馬歇爾的「劍橋學派」的），信奉自由市場制度和價格原理，後經西蒙斯（Ｈ·Ｓｉｍｏｎｓ）和德累克特（Ａ·Ｄｉｒｅｃｔｏｒ）等一代經濟學家的努力逐步形成了所謂的現代經濟學的「芝加哥學派」。至少在４０－５０年前，甄別「芝加哥學派」的最好方式是看看它的教授們對培養經濟學博士的苛刻要求。這種要求博士的候選人必須通過關於價格理論的淘汰率很高的考試。掌握應用價格理論的能力是每個念經濟學的學生必須樹立的明確目標。芝加哥學派的這個所謂的「教義帝國主義」傳統一直延續到現在。不過，儘管如此，在３０年代的芝加哥經濟系，奈特捍衛新古典經濟學的方式還是與維恩那保持著迥然不同的風格。奈特比較反對經濟學中的數理分析，而維恩那卻更欣賞經驗（計量）式的研究。有意思的是，在５０－６０年代出名的一批芝加哥的學生，特別是弗里德曼、斯蒂格勒和瓦里斯（Ｗ·Ｗａｌｌｉｓ）等，雖然更忠實於奈特，但他們卻是十足的經驗實證主義者，對在經濟研究中採用計量經濟方法十分推崇和偏愛。在西蒙斯１９４６年去逝後，芝加哥大學請來了年輕的奧斯卡·蘭格（Ｏ·Ｌａｎｇｅ）來主講凱恩斯的經濟學（據說這樣做的原因是，校方試圖讓芝加哥在「宏觀經濟學」方面也有一些聲音）。但蘭格是一位傑出數理經濟學家，與芝加哥的亨利舒爾茨教授成為芝加哥的數理經濟學家。另一位舒爾茨這時候也調入了芝大並擔任了校長。他就是西奧多·舒爾茨，農業和發展經濟學家，他於１９７９年因為創造性地發展了「人力資本和教育」的經濟學分析而被授予諾貝爾經濟學獎。５０年代，實證經濟學的這一作風使芝加哥的確維持了３０年代形成的傳統的連續性。但屬於「芝加哥學派」的經濟研究在方法上並不始終囿於統計和技術的分析。弗里德曼在１９５３年出版的《實證經濟學論文集》中對一套實證主義的方法作了最有挑逗性的表述（確實，後來曾引起薩繆而森的挑戰）。他認為，重要的不是假設的可靠性，而是理論的可檢驗性決定著對理論的選擇。但是，在芝加哥的少數經濟學家並不完全堅持這一「原則」，對他們來說，邏輯的一致性是理論的更重要的原則。５０年代以後，芝加哥在經濟學的理論創新方面有了更輝煌的成就。我在《新包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里查到的「芝加哥學派」的條目對此作了介紹。本條目的撰稿人里德寫道：「在５０年代的中期和後期，芝加哥經濟學的研究範圍擴展到了傳統的教義之外。Ｈ·Ｇ·劉易斯（Ｈ·Ｇ·Ｌｅｗｉｓ）應用價格理論解決『供需結合』問題（劉易斯，１９５９）和加里·貝克爾（Ｇ·Ｂｅｃｋｅｒ）關於種族歧視的論述（貝克爾，１９５７）是早期的兩個例子」。貝克爾由於在將價格理論成功地應用於家庭、教育、犯罪和婚姻等社會問題的分析而獲得了１９９２年度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根據里德的概括，教義擴展的另一個領域是公司財務學。也許財務學與經濟學是相互獨立的學科，但在芝加哥那裡，把兩者革命性地聯繫起來的是價格理論。莫迪里安尼（Ｆ·Ｍｏｄｉｇｌｉａｎｉ）和米勒（Ｍ·Ｍｉｌｌｅｒ）１９５８年關於股票價格和股息的創造性論文引發了後來的「資本資產定價理論」的誕生。接下來的創新是「理性預期」。這本不是芝加哥的經濟學家提出來的，但在以米勒為首的芝加哥商學院和以盧卡斯（Ｒ·Ｌｕｃａｓ）所領導的經濟系裡得到了「發揚光大」。事實上，公司財務學的發展引出的「有效市場」思想與理性預期的思想一脈相承。米勒和盧卡斯分別於１９９０年和１９９７年被授予諾貝爾經濟學獎。５０年代芝加哥學派的最後一個創新是「法和經濟學」。「法和經濟學」的早期思想來源於對公共政策的經濟分析的嘗試。１９３９年芝大聘請西蒙斯來執教，西蒙斯開設了「經濟分析和公共政策」的課程。現在看起來，這是芝大歷史上非常重要的事件。從西蒙斯倡導的政策分析中後來逐步發展出了由弗里德曼掌舵的「貨幣主義」和對法律的經濟學分析。對於後者，我們前面提到的德雷克特也立下了汗馬功勞。他１９５８年在芝加哥大學創辦了《法和經濟學雜誌》。不過，在芝加哥大學法學院的科斯（Ｒ·Ｃｏａｓｅ）為法律經濟學開創了一個嶄新的世界：新制度經濟學。他１９６０年發表在《法和經濟學雜誌》上的著名的論文「社會成本的問題」被施蒂格勒稱之為「科斯定理」。科斯是１９９１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得主。雖然人們對科斯的學說和「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正在加速度地進行著，但我始終欣賞這樣一句話：在科斯那裡，真實世界總是趨於走向帕累托改善。在我看來，這不僅是對「科斯定理」的最好概括，而且也是對芝加哥學派的最好定義。毫無疑問，「芝加哥學派」對新古典經濟學的信仰和捍衛為經濟學在當代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芝加哥的經濟學思潮及其延伸以其與眾不同的特徵和風格成了當代主流經濟學的主要基礎。注釋：①熊彼特：《從馬克思到凱恩斯》，江蘇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②《新包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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