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說出了一代人生活和思想的真實（尹慧珉）

他們說出了一代人生活和思想的真實——讀《中國知青文學史》

尹慧珉

幾年前讀過楊健著《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學》，今年，又讀了作者在那本書的基礎上補充了更多材料和具有更系統觀點的《中國知青文學史》。讀後，增加了許多知識，又有很多感慨。

我親身經歷過文革，吃過文革的苦頭，又是一個知青的母親，還從事著文學工作，因此，自認為對知青文學還是有一定了解的。讀過此書，方知對自己的估計完全不合乎事實。

對知青，我原來只知道他們是「被耽誤了的一代」，是一個全面被人為地剝奪了受正規教育的被犧牲的群體。在文革初期，這一群體曾經大大地嶄露頭角，他們以對毛主席的無限崇拜者和革命衝鋒前衛的姿態出現：斗走資派，鬥牛鬼蛇神，自己窩裡斗。斗之不已，不斷升級，於是亂到不可收拾，只好由最高領袖親自過問，上山下鄉。至此，這個群體的角色走向一個轉折，從頭角崢嶸的最忠誠的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的戰士變成了「很有必要接受貧下中農教育」的知識青年，「有必要接受教育」，也就是思想改造，地位和他們曾經鄙視、批判、鬥爭過的「臭老九」們已相差無幾。而且，雖然叫做知識青年，由於被剝奪了正規的受教育機會，知識也並不多。從這一點看，這一代人不但是被犧牲的一代，同時也應說是被利用被欺騙的一代，我對這一代人，深切地感到同情。

現在知道，我的這種認識其實是很片面很膚淺的。原來，在那個大動亂的時代，這一代青年不但在「鬥爭」，同時也在思索，在學習，在讀書，在創作，而且有著豐富的成果。

對知青文學，我原來知道並讀過和讚賞過的，也就只是後來已成名的梁曉聲、葉辛等一批作家的作品。當然也知道有地下的「手抄本」，但也無非是《第二次握手》等幾篇，知道它們當年曾被查禁，後來平反了，已公開出版，是好作品，並非反動或黃色。如此而已。

現在知道，我的這點「知識」又太狹窄了，我所知道的只是百花園中的一小片草地。其實，文革中知青的創作是極為豐富，成果累累的，內容、形式都很廣泛，其中的一部分思想非常深刻並且超前。更重要的，這許多作品都是從生活中來，讀了它們，你才能更了解這知青一代，因為這些作品說出了這一代人的生活與思想的真實。這些作品是文學，也是歷史。

從這裡，我不禁想到前些時候讀《二十世紀的俄羅斯文學》時自己的類似想法。那本書也曾使我發生過同樣的驚奇，回憶自己當年對俄國和蘇聯文學的熱愛，也曾認為讀過了許多作品，重要的大都已經涉獵到了，誰知那個時期的俄羅斯文學竟是如此的豐富！由此我更悟到，在那個時代。不管你是如何的「好讀書」，你所讀到的總不過是人們容許你知道的那一點點，而不容許你知道的則被完全封鎖著，使你像白痴一樣懵然無知。

因此我整理了自己的讀書筆記。我知道，這兩本有關知青文學史的內容，對於他們自己那一代人來說，或許是很熟悉的，但對於我的同代人來說，恐怕還是陌生的。所以，這篇筆記，既是為了幫助自己的記憶，同時也願意讓我的同代人知道這點知識。書很厚，讀完也得費一點勁。記得曾彥修同志在寫《可怕的莫洛托夫訪談錄》時說過，他願為這本碩厚難讀的書給同志們作一個「讀書秘書」，我願學習老前輩的這種精神，雖然明知學習得不會那麼好。

下面分兩部分介紹書中內容。第一部分——創作活動沙龍

沙龍，過去誰都認為是個資產階級的詞兒，沒料到，正是在「無產階級革命」的文革中，「善斗的」青年學生們卻組織了那麼多的「沙龍」。他們在其中讀書，思索，並進行文藝創作，享受著「鬥爭」以外的友誼和溫馨。而且，其中相當的一部分人，讀得非常勤奮，想得非常深，非常苦。

組織在沙龍中的大致是兩類人。一類是幹部子弟，大多出身於老革命或文藝世家，家庭背景使他們有條件得到書讀。另一類是所謂「黑五類」子弟，文革中的遭遇使他們中的許多人必然會苦苦思考並急於求知。

這裡我想舉一些沙龍的例子。

一個是郭沫若的兒子郭世英組織的「X小組」。幾個學生組織在一起研究重大的哲學和政治問題，如：社會主義的基本矛盾是不是階級鬥爭？大躍進是成功了還是失敗了？毛澤東思想能不能一分為二？什麼是權威？有沒有頂峰？等等。這些問題當然是犯禁的，必然引起注意。後來，意味著研究哲學的小組名稱「X」被指為赫魯曉夫的代號，郭世英被迫害至死。

再一個是在張郎郎家組織的「太陽縱隊」。張郎郎的父親曾任中央美術學院的院長張仃，母親陳布文也是一位早年的文學撰稿人，家中藏有許多三十年代的文藝書籍和成套的當時的雜誌。在這樣一個具有文藝氣氛的家庭里，張郎郎等幾個孩子都成了文藝愛好者，周圍還聚集了一批青年朋友，組織聚會，寫作，朗誦詩，還起草了「振興中華民族文化」的章程。張郎郎性格獨立不羈，雖然在小學時群眾寫詩浪潮中因不寫詩而被處罰，到文革時卻崇尚「老馬」（馬耶可夫斯基），寫了一本詩集，還有獨幕劇《對話》和電影劇本《孔雀膽》。沙龍中其他成員也寫了許多作品。

這群熱愛文藝的青少年的獨立性格也使他們後來遭受了坎坷的命運。張郎郎在1968-1977年以現行反革命罪入獄坐牢９年，還有兩個已參軍的沙龍成員因牽連而自殺。

這樣的沙龍數目不少，北京還有成為現代主義詩歌開端的徐浩淵沙龍，在成都有以鄧墾、陳自強為中心的沙龍，貴州有以黃翔、伍立憲為中心的常在黔靈湖公園集會的沙龍，上海有以孫恆志為中心的小東摟沙龍，如此等等。孫恆志是因母親被迫害至死而造反，逃往北京串連時與沙龍成員徐浩淵、駱小海等人相聚交談後，回上海組織這個沙龍的，此沙龍後來也被一網打盡。稍後，在上山下鄉以後，還有許多知青點的文學群落，如著名的白洋淀詩歌群落、廈門舒婷等人的知青文學群落等。

我們都知道，文革中的派性鬥爭很嚴重，在青年學生中尤甚。沙龍在開始組織時也帶有一些派性，往往是「同觀點」的人們組織在一起，如「老兵派」，黑五類子弟居多的「四三派」等。 1968年後，隨著工、軍宣隊在中學開展「清隊」運動，各派紅衛兵都有許多人被捕入獄，都有人對文革和「中央文革」反思和質疑。這時，派性漸漸消除，知青群體開始融合，出現了一些各沙龍都有人參加的探討、論辯的聚會，討論「誰主沉浮」、「紅衛兵運動的走向」、「階級關係變動」等問題。這種思想交流使他們從不同角度互相啟發，在許多問題上達成共識，逐漸破除了這種本來不應存在，由社會強加於青年的「紅五類」、「黑五類」的階層角色，。這時，有人已經意識到「階級鬥爭」、「階級路線」實際上是一個偽問題。隨著沙龍的擴大、增多、交流和作品（手抄本）的大量增加，成員思想的日趨「複雜」，當局對他們的迫害也日益加劇。抄查手抄本是經常的事，1974年是最嚴重的一次。許多家被抄，許多人被公安部門傳訊、入獄。作品被稱為黑詩黑文，被點名查抄。如成都沙龍鄧墾的長篇敘事詩《春波夢》被點名後，他的一個朋友僅僅因為藏匿了這首詩，就被判刑八年。在這種情況下，大量作品被作者自己燒毀。有人捨不得，藏來藏去,最後還是一燒了事。

為了說明知青沙龍派性的消解，下面我想講一個與之有關的故事。

遇羅克和張郎郎在獄中相遇

遇羅克是文革中的知名人物。他的出名是由於寫了一篇《出身論》，批駁當時盛行的以「老子出身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這副對聯為代表的「血統論」。遇羅克本人就是「黑五類」子弟，他寫這篇文章帶著因親身經歷而有切膚之痛的強烈感情。

文章於1967年發表在《中學文革報》上。它指出：血統論是封建蔭封制度，與美國對黑人、印度對首陀羅、日本對賤民的歧視沒有什麼區別。「一個新的特權階層形成了，一個新的受歧視的階層也隨之形成了。」

文章在北京和全國引起強烈反響，《中學文革報》前後再版印刷了9萬份，翻印估計在百萬以上。報社收到大量擁護這篇文章的來信，「老兵」們也有表示懺悔的。當然也出現了激烈的批判。有的說《出身論》是地富反壞復辟的走狗，有的說它把「自來紅」當成「自來黑」，與「血統論」如如出一轍，是「一對兄弟兩隻瘋狗」。在討論深入後，也有人提出要挖「自來紅」的歷史根源，質疑從文革前就有的「階級路線」。

最後，當然是受到文革當局的嚴厲懲辦。《中學文革報》在1967年4月被迫停刊，遇羅克在1968年4月被捕，70年3月5日處死刑。他在獄中時，正好「太陽縱隊」的張郎郎也被捕，二人在獄中相遇。張郎郎是幹部子弟，曾有老兵觀點，當然也讀過《出身論》。

遇羅克對張郎郎說：「我本來一直想，什麼時候有機會和一個出身好的青年在相等的條件下較量較量。你來的那天，我認為機會來了，我想把你整苦，讓你知道我們這些人的厲害。但是我慢慢地理解你了，發現我們其實有許多共同的感覺，共同的語言。」張郎郎說：「血統論肯定錯了，出身論也免不了偏激。沒住監獄前，我認為犯人都是壞人，警察都是好人，進來了，又認為警察都是壞人，犯人都是好人。」「現在明白了社會上一個人的角色是各種偶然、必然因素互動的結果。當好人還是壞人，是自己選擇的結果。」張郎郎還批評出身論帶有整體論和兩極化的思想方法，他反對從理論層面作絕對化的推論，強調個人在社會歷史上的能動作用，認為應當用偶然性反對必然性（「絕對理念」）對歷史的壟斷。

在這場意味深長的對話中，遇羅克承認自己是有偏見的，存在局限性。他對等級制有強烈的反抗情緒，也受當時社會上思想方法的影響，自己也有階級論。

事實上，這一代人走上過問政治的路時，就戴著「階級路線」的枷鎖，只有掙脫這種思想束縛，才能走出怪圈，得到真正的解放和自由。

沙龍的忠實之友

沙龍是青年人的組織，但也受到過一些成年人的幫助。這裡要特別提一提被稱為「沙龍的忠實之友」的趙一凡這個人。趙一凡是殘疾人，烈士子弟，童年曾患骨結核，卧床九年，他的知識都是在病床上自學得來的。文革前他曾在文字改革出版社及人民文學、商務、世界知識等出版社做編寫注音和校對工作，校過《紅樓夢》、《聊齋》、《現代漢語詞典》等數十部書，知識豐富。文革時他雖然已不年輕，但對青年和他們的沙龍活動卻十分重視和熱愛，覺得那些反映了青年們在當時那種畸形社會中思想和生活的作品極為寶貴，所以千方百計地為他們收集和保藏起來。在1974年的大查抄中，他是由當時的公安部長親自簽署、以莫須有的「第四國際反革命」的罪名被捕的。據公安部材料，在他家裡抄查出的作品目錄共一百三十餘件。為了給後世留下「書種」，他把手抄本都製作了副本，或手抄，或拍成膠捲，沖晒成撲克牌大小，一盒一盒地保存起來。這次在他家被抄出的還有來往信件889件，微縮的外國經典作品底片46張，手稿59份，零散手稿450頁，油印材料489頁，文革中各種印刷品7捆，內部文件一捆，內部刊物7 捆，「中央首長講話」2捆，還有成本的青年們的討論提綱、調查提綱、學習雜記、農村問題研究等材料。這些查獲物，對當時迫害青年、迫害文化的當局，確實是極大的收穫，但從這裡人們同時也可以看出青年們創作的如火熱情和豐富成果。

讀著趙一凡的事情，我不禁聯想到胡風的那隻小皮箱。胡風在抗戰期間辦《七月》和《希望》，培養了一大批青年作家。他熱愛他的青年朋友們，珍視他們的稿件，在處理並幫助發表這些稿件方面花費的時間和精力比自己的創作還多。那時條件很艱苦，時常要逃難。胡風把還待處理的青年投稿者的原稿，大本的和散篇的，都裝在一隻固定的皮箱里，逃難時親手拎著，自己的衣食用品卻帶得極為簡單。遺憾的是，這些熱愛青年文藝事業的人，卻總是遭到厄運。趙一凡在文革結束後平反獲釋，不久病死。如果天假以年，讓他把這些寶貴的資料編輯成集或編成叢書，那該多好，它們將成為巴金老所盼望的「文革博物館」的一筆財富。

關心知青創作的成年人和前輩作家是不少的。後來的知青作家常見有提到他們曾受到的關心和指導。例如上述的太陽縱隊的活動中就有一位列席的常客海默。海默因為已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份子，勞動懲罰致殘，所以自己不說明身份。但當年的年輕人都很喜歡這位熱情幽默、出口成章、很懂創作的叔叔。

讀書和農村調查

在沙龍中，青年們不僅創作，還在讀書，搜尋了許多有關政治、文藝方面新思想的書籍。創作的豐富，和他們那旺盛的求知慾應當說不無關係。文革前，官方曾經出版過相當多一批與國際共運有關的內部讀物，是供高級幹部「開闊視野」用的，稱之為「黃皮書」，據統計，共有一千餘種。沙龍成員有許多是幹部子弟，有的還是高幹子弟，搜尋到這些書並不很困難。讀書的熱情使他們到了不擇手段的程度，即使偷竊也在所不計。

當時在各沙龍流行的書有：托洛茨基的《被背叛了的革命》、熱得拉斯的《新階級》、斯特朗的《斯大林時代》、夏伊勒的《第三帝國的興亡》、馬迪厄的《法國大革命史》、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費爾巴哈的《科學哲學的興起》和《哲學回憶》、斯賓諾沙的《倫理學》、威廉姆斯的《心理學原理》、黑格爾的《小邏輯》，此外還有《文藝復興時期資產階級人性論言論集》和《資本論》等。文學類讀物有《在路上》、《憤怒的葡萄》、《人·歲月·生活》、《凱旋門》、《往上爬》、《麥田裡的守望者》等。自然科學類有《比一百個太陽還亮》、《神秘的宇宙》、《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等。

此外，還有一些政治方面的內部材料和書籍。如毛澤東的《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筆記》、赫魯曉夫的「二十大報告」、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彭德懷的廬山意見書，以及1957年的「右派言論」、某些「向黨交心」的材料等等。知青們吃驚地發現，原來想像為「反動毒草」的這些東西，其實根本不是，他們反而覺得「太是那麼回事兒了」，讀得非常投入。

他們的讀書活動不僅是在城市時進行，在下鄉以後還一直延續著。甘鐵生回憶在山西太谷縣插隊時的情景說：「同隊的九個知青每天下工後，已是筋疲力盡，但仍堅持用墨水瓶做成的小油燈讀書。燈焰太小，擠不下三兩個人，就輪班讀。第一撥從晚飯後到十一二點，第二撥從十二點到三四點，再叫醒第三撥看到天明。有時外村傳來好書，限定幾天內歸還，大家更是通宵達旦。」

除了讀書，還有一項更有意義的活動，就是進行「大走串」，作農村調查。

「大走串」盛行於1968—70 年間，是知青們繼文革初期「大串連」的又一次範圍廣泛的流動和信息交流活動，走串的地域主要在河北、山西、陝西、內蒙、東北、新疆、雲南等地區。這時，青年下鄉已有一段時間，比較熟悉了農村情況，但他們不滿足於了解自己所處的一隅之地，還想了解祖國大地上更普遍的情況。好在知青們已經習慣於艱苦生活，農村中此時遍布的知青點完全可以供應他們短時期的食宿之需。如白洋淀（那裡曾產生了著名的白洋淀詩群）的知青于海泉就說，他們村裡就接待過山西、陝西、雲南、內蒙、北京等地的同學和朋友，少說也有幾十人。留下住宿少則數日，多則一兩個月，是很平常的事情。

知青們在農村走串調查後，往往會回到城市沙龍整理思想或聚會討論，這時的沙龍和過去也不一樣了，來的人視野都已比較開闊，思想也更趨成熟。相互交流的結果，是產生了許多新的觀點和新的分歧，同時也產生了許多以農村調查報告為主的新的作品。有意思的是，當年知青曾有過「兩派」，後來逐漸融合，現在在新的情況下，又出現了新的「兩派」：「紮根派」和「不相信派」，相互間的鬥爭也十分激烈。不過這新的「兩派」和他們的分歧及作品，已經和前期的大不相同。這些，我想留到後面談作品時再談。

讀知了這些情況，使我明白了當年一個不解的問題，記得80年代，市面上開禁，出現了許多過去看不到的書，我也是如饑似渴地搶來閱讀者中的一個，那是我發現，很多青年人似乎對之都已很熟悉了，很奇怪，為什麼他們讀得那麼快。理解得也深，那時我把這歸之於「人家年輕」。前幾年還讀到朱學勤的一篇「尋找68年人的啟事」，也不明白是怎麼回事。現在可是都明白了。人家年輕，可是起步早嘛。第二部分——作品紅、黑階級論造成的愛情哀歌

少男少女寫文藝作品，歌唱愛情往往是重要的主題之一，文革初期青年的作品也不例外。歌唱愛情，一般說來，有些是甜美的幸福之歌，有些是遭遇挫折的哀歌。文革地下的這類作品卻大多是哀歌。造成這哀歌的原因一般都與當時盛行的關於所謂「紅」、「黑」的階級路線有關，這是當時一個極為敏感的問題。以那時廣泛傳抄的一些作品為例：長篇小說《當芙蓉花盛開的時候》寫兩個「敵對階級」出身的男女青年相愛，儘管有回憶不盡的繾綣柔情，「超過於紅，超過於綠，」但終於不得不分手。小說《九級浪》寫一個高貴自重的女生司馬麗墮落的故事。在敘述者「我」（原來是一個純潔的男生）心中，司馬麗原是一個聖潔的偶像。但她的出身不好，是一個舊官僚的小妾所生，因而在文革中備受歧視和屈辱。一次兩人夜間同行，路遇流氓，「我」被刀子逼向牆角，倉惶逃走，司馬麗被辱。後來又加種種遭遇，她終於墮落，甘受許多男人的玩弄，「我」也參加了玩弄她的行列。小說篇名取自俄國畫家埃瓦左夫斯基的油畫《九級浪》，畫面表現在大海狂濤中即將傾覆的一隻帆船，它成為一代青年人心靈痛苦的象徵。小說《瘡痍》中的一對青年的情況是：女青年由於陷入「革命」狂熱，盲目追隨中央文革參加武鬥，中彈死亡，愛她的男青年苦勸不聽，憤而下鄉。

這類作品，在查抄的時候，多冠以「黃色」的罪名，實際上它們反映的都是文革中青年真實的生活，揭露了那時常見的本不應存在的醜惡真相，提出的是使他們最感苦悶的問題，和後來曾盛行一時的那些宣洩獸性人慾、展覽物質享受的所謂文學的貨色完全不同，有何「黃色」 之可言呢？針對當時盛行的血統論，名之曰批判現實主義倒還恰當。

上述三篇小說都是青年們在城裡「造反」時的作品，到他們都上山下鄉以後，作品中這個問題依然存在。如內蒙知青王唯本的小說《一年》，講述幾個知青聽到招考工農兵學員的消息後前往應試，在張家口至北京的火車上共同度過了一個不眠之夜。通過深夜交談，展示出理想主義、功利主義等不同思想的矛盾衝突。但他們對生活有共同的體驗：「知青是大地的流浪者」。其中女知青小晉和男知青東關是一對情人，女的考上了大學，男的卻因出身問題被拒於校門外，痛苦地回到農村。後來他在一次大火中負傷，小晉曾去看望過他，終因感到已沒有共同語言，通過理智的選擇，斷絕了愛情關係。

以門第、以社會地位論婚姻，不是早在五四時期已經批判過，並為稍有進步思想的青年所不齒的么？何以在五十年後寫作的這部小說，並且直至今日仍然存在呢？

小說《一年》敘事的地點主要在火車上，有意思的是：知青小說敘事地點選擇在火車上的頗不少。如鄭義的《閃閃的紅星》，寫黑龍江建設兵團的一對知青兄妹得知父親已從監獄釋放，就在冬天偷偷爬上貨車返回北京。貨車走了幾天，路上沒有停車，到北京後，人們發現這對兄妹已經凍死在車中了。又如在北京流傳的小說《逃亡》，寫東北插隊的幾個知青扒車返城，爬上拉煤的空車廂，幾個人在寒風中回憶，各有一段辛酸往事。小說結尾，在一個小站，人們發現了幾具凍僵的屍體。我們只要回想一下當年那種無錢買票、混車扒車情況之眾多，就可知道這些小說正是現實生活的寫照，絕不是作者隨意臆想出來的。

反映被拋棄者失落感的詩歌和詩中的「太陽」

知青作品中另一個較集中的主題是表現青年們的失落感。文革中的青年既繼承了中國知識分子長期以來的「以天下為己任」的使命感，又處在文革那樣一種狂熱的氣氛中，他們本來是以毛澤東思想的前衛自居的，有些具有高幹出身北京的青年（首先「舉起義旗」的老兵們）更自認為是當然的接班人。但是在運動的風雲變化和反覆中，他們先後都被拋棄了。失落感便由此而生。這種感情主要是表現在他們寫的詩歌中。如曾被認為是三個最好的女詩人之一的史保嘉所寫的詠物詩《臨江仙·熱帶魚》，上闋先寫了熱帶魚「劍頭鳳尾、清漣顧影、彩鱗婀娜，錦鰓含情」的生動姿態，說明它們動靜皆能生輝，決不是平凡之魚，這是作者回憶當年的自喻。可是下闋便明顯表露出無奈的失落感：「杯中有水樂便在，何必逐浪平生，龍門堪勸鯉兄騰，似我非無志，終飾案中瓶。」她已經不願再去跳龍門、創偉業了，這些事都讓別人去做吧，自己則只求在「杯中水」中得樂且樂了。

又如曾在知青中傳頌一時的郭路生（即食指）的《相信未來》。三節，每節四行，雖然每節都以看似樂觀的「相信未來」結尾，但所寫的情境卻都是暗淡的，當「蛛網無情地查封了我的爐台」，「余煙嘆息著貧困的悲哀」，「紫葡萄化為深秋的淚水」，這時，「我」也就只能用「凝霜的枯藤」去寫下「相信未來」了。

最使我感到震撼的是有些知青詩人對太陽的抒寫。太陽，不落的太陽，誰都知道在那時是一個崇高的觸犯不得的詞，是一個偉人的代號，但在知青作品中卻出現了一些例外。如郭路生的長篇寓言詩《魚兒三部曲》。詩中的主人公「魚兒」潛伏在冰凍的水下。春天，當破裂的冰塊在撞擊，漁夫乘著夜色鑿開冰洞，設下網繩，靜等黎明的到來。一束耀眼的燦爛陽光，：「慈愛地」將魚兒喚醒，「我的孩子啊，可還認識我？」魚兒「那麼靈活那麼有勁地躍出睡眠」。它向陽光詢問：「這可是春光來臨？岸邊可有魚餌？」但回答的是沉默。魚兒雖有警覺，但它「痴迷這一片光明，它還想藉助這縷陽光，看清楚自己渺茫的前程」。魚兒是刻骨鏤心地嚮往著陽光的，但陽光雖慈愛，卻始終只是沉默地「輕撫」魚兒，「沉默啊！沉默！可怕的沉默。」最後，漁夫出現了，他來收穫。魚兒死後留下的「是一堆鋒芒畢露的魚骨，還是一堆豐富的精神礦藏？」如此寫來，「太陽」和漁夫是同謀的了。詩人在寫《魚兒三部曲》時顯然思想處於分裂狀態。他已經意識到這個時代如同浮冰一定要溶解，魚兒一定要犧牲。但他仍不能不痴迷太陽。臨死時他還呼喚：「太陽，我是你的兒子！」要求太陽用利劍來殺死自己。這位詩人現在已經著名，既是國家最高詩歌獎的得獎者，同時也是住在精神病院的病人。他的精神分裂 症看來當時已經埋伏。

還有一首芒克的《陽光中的向日葵》。向日葵在人們心中從來是最忠誠的「向太陽」的花，它的象徵意義也是誰都知道的。但芒克的向日葵卻不同。它「怒視著太陽」，自己的頭上卻「閃著光芒」。它並且「把頭轉向身後，就好像是為了一口咬斷，那套在它脖子上的， 那牽在太陽手中的繩索。」詩的最後一節是：「走近它， 走近它你便會發現， 它腳下的泥土。 當抓起一把， 都一定會捏出血來。」這向日葵心中為什麼有那麼多的傷慘和仇恨呢？

還有一首詩盼望著有一個「綠色的太陽」。「綠色的太陽」？似乎太荒誕了。我想，詩人是被紅太陽燒烤得太痛苦了，想在綠色的蔭涼下休息一下吧。

失落後對「左」的反思和更「左」的「輸出革命」

失落後也有對自己早先的「左」 進行反思的，如王好立的《我站在輪船的左舷》。作者寫到海水的顫慄、撞擊，輪船的傾斜、顛簸，「我感到眩暈」，「我在哪裡？……啊！手裡握著的是左舷的欄杆，腳下踩著的是左舷的甲板，我站在輪船的左舷。」

另外還有一部長篇小說《夢》，王江作，寫一個唐吉訶德式的狂人知青的夢，夢中他看見一切都是紅、紅、紅，自己又不斷地鬥私批修。顯然也是對「左」的反省。

失落後的另一種情緒是轉向更「左」，表現為這時期文學題材之一的「輸出革命」。這時約在1970年左右，「文革」已取得「全面勝利」，紅衛兵運動的「出路」何在呢？於是有一部分人將目光轉向國外，期望「輸出革命」，使自己成為爆發中蘇戰爭甚至第三次世界大戰中的勇士。當時有些人已有行動，試圖偷越越南邊境進入叢林與美軍作戰，稍後更有雲南知青越境參加緬共的戰鬥。這情懷是浪漫主義的，其實是一種無奈的選擇。例如臧平分的長達240行的長詩《獻給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勇士》，敘述紅衛兵遠征歐美英勇獻身的故事。詩的開端是即將踏上歸途在異國陵園向犧牲的戰友告別。詩人問：「還記得嗎？我們曾飲馬頓河岸，……將克里姆林宮的紅星點燃。」「我們曾踏著公社的足跡，穿過巴黎公社的街壘。」然後，又依次走過瑞士、比薩塔、葉門、金邊、哈瓦那、富士山、西班牙……。這位「鋼槍在手、重任在肩」的戰士經歷過了大半輩子，最後在美國與為掩護「我」而犧牲的戰友告別：「白宮華麗的台階上，留下你殷紅的血跡斑斑，……你的嘴唇無聲地蠕動著，似乎在命令我：向前！向前！」這首詩被廣泛傳頌，模仿之作也不少。有寫女兵去「輸出革命」的，「淚，你別流淌，」「如果我犧牲，請代我向天安門告別！」這樣的浪漫主義作品，從中能讀出多少彷徨和憂傷！

農村調查報告和新的「兩派」

前一部分已經提到知青在下鄉以後1968—70 年間的「大走串」和農村調查活動，由此又產生了他們的另一種作品：在知青中同樣廣泛流行的農村調查報告。這些作品大多是知青們在農村走串調查後，回到城裡的沙龍整理思想、聚會討論後的成果。

例如，在1965年就下鄉插隊的北京知青張木生寫出了長達三萬字的《中國農民問題學習——關於中國體制問題的研究》，對蘇聯和中國農業的發展、農業學大寨運動、1958年的經濟冒進、城市剝削農村、包產到戶的優越性、知青下鄉接收再教育等一系列問題都提出自己的看法，並針對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弊病，提出中國農村的問題出在所有制上。這篇文章在北京引起強烈反響，張木生一下子收到兩百多封信，編成了手抄本和油印小冊子。

北京四中也有四位知青結合下鄉經驗，經過集體討論後寫了一份他們稱之為「討論提綱」的報告：《時代——使命——準備》，全文也有二三萬字。內容包括：對中國農民的分析，對所有制問題的研究，對中蘇兩條道路的對比。最後一節寫個人在歷史中的作用和地位，提出個人的創造性勞動在社會進步中的突出作用。後來知青王好立又寫了篇同樣長的論文《讀書雜記》，指出了報告中的許多疏漏，並對報告仍然肯定集體主義和奉獻精神表示不能同意。

這類作品還有很多。北京出了許多油印刊物來給以刊登。

從這些調查報告中，可以明顯地看出知青下鄉後產生的新的思想觀點的分歧和鬥爭。主要的，是「紮根派」和「不相信派」之間的鬥爭。

上山下鄉之初，知青們大多是響應並相信上面的號召，願意紮根農村，以自己的力量幫助農村的發展，甚至是以消滅城鄉差別的偉大目標的執行者自居的。所以，廣義地說，知青中的大多數都是「紮根派」。

但是，也有一些青年從一開始就不願下鄉，特別是一些高幹子弟，他們不是由於實際困難或僅僅是害怕艱苦，而是因為看透了人生。這與後來的「不相信派」還不一樣，「紮根派」們稱之為「頹廢派」。例如上海知青孫恆志到北京串連後所寫的惜別詩，一方面講述了他從新得的友情中感到欣慰：「幸有二三子，相逢在路歧，笑指滄桑復，愁參造化機」，另方面也有著「長街多紈絝，空憶去年威」的慨嘆。詩中的「紈絝」，指的就是那些高幹子弟中的「頹廢派」。

最能反映兩派青年的思想狀況和衝突的是流傳廣泛的一首七百行的長詩《決裂、前進》（王靖作）。詩中寫一個農村歸來的知青與一個城市「頹廢派」青年的對話：「你愛祖國嗎？」「我愛世界！」「你願繼往開來，繼承先輩開創的事業嗎？」「我只看到先輩如今的下場！」「你愛我們這新興的時代嗎？」「我只愛翻開歷史的沉浮已往！」「你還想革命嗎？」「我只渴望戰爭中血淋淋的瘋狂！」「你需要什麼？」「工人的工資，農民的自由，學生的生活，小布爾喬亞的思想！」

但「紮根派」雖然充滿善意和忠誠，對前途仍有渺茫之感，從上海知青楊東平的詩《生活三部曲》中就可以感到。詩中記述一個上海知青回家探親後仍決心返回東北農場。啟程在車上時，「窗外的景色明了又暗，車內的燈光暗了又明。腳上，沾著故鄉的泥土，明月，照亮了八千里夜路。」重新踏上東北大地時，四周一篇冰天雪地。「這就是我『動蕩的遠方』，家鄉，戰場。我又要在這塊土地上，呼吸，成長……我固執地搜索前方，和那看不見的力量，新的一年躺在眼前，凜冽而又堅強。大地不語，白雪茫茫。」

和「頹廢派」的論爭，在當時的知青看來，誰是誰非，似乎是一目了然的。但到1969、1970年間，新的「紮根派」和新形成的「不相信派 」之間的論爭可就具有相當深刻的內容了。「不相信派」可以上文提到的進行了農村考察的張木生為代表，「紮根派」則以任公偉為代表。在北京，任、張二人在沙龍中就曾對各方面的問題面對面地激烈論爭，以後，任公偉等人又在他們的油印刊物《廣闊天地》、《任重而道遠》上對「那些打著『中國農民問題研究』的張木生之流」進行了連續的激烈的批判，指出他們是資產階級的代表，是布哈林、赫魯曉夫、劉少奇、彭德懷的徒子徒孫。兩個刊物的合刊還發表了《李雅庄參觀記》來介紹一個「農村社會主義道路的光輝榜樣」，以駁斥張木生等人的「農村社會主義道路走不通」、「要讓農民過好日子」、「思想革命化必須要有物質基礎，在目前這種基礎上要想培養出一心為公的人是妄想」等言論。合刊還開闢專欄發表「貧下中農批張木生言論」。

到1976年，是否紮根的問題竟在公開報紙上曝光：《北京日報》發表了兩個知青劉寧和黃一丁的通信。劉和黃本來是朋友，黃在給劉的信上表現了對上山下鄉運動的苦悶和迷惘，劉作為朋友回信批評了他。後來劉將此事向兵團黨委作了「思想彙報」，輾轉被謝靜宜看到，認為是反擊「右傾翻案」和「返城風」的好材料，於是見了報，報社並加了編者按語，說這通信是知青下鄉中「兩個階級、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讚揚劉的信「立場鮮明、正氣磅礴」。此時黃、劉二人均已身不由己，最後以黃的長篇檢討收場。

後來四人幫還組織過一些「知青模範」如柴春澤等發表紮根宣言，但這時真正的知青中實際上已經沒有多少紮根派了。

貼近生活風格獨特的內蒙知青「打油詩」

在知青文學作品中，還應當提到一個很有特色的內蒙古插隊知青的創作群體。內蒙知青分兩部分，一在兵團，一在牧區插隊。兵團的思想工作正規，「組織化」強，插隊知青則由於和牧民共居，分散，地域廣闊，「組織化」很難全面顧及，所以創作活動蓬勃。他們為廣闊的天地和純樸的牧民所感染，小說、散文和詩的創作都具有自己獨特的風格。特別是詩，又特別是其中的舊體詩寫得多而好，不但合轍押韻，非一般的平仄不調的口號詩可比，而且也不是古腔古調的陷入對古詩的單純模仿，而是很現實，很有當地當時的生活氣息。他們自說是「打油詩」，也對，打出的是很有滋味的平民氣息之油。他們的作品很多，下面只舉幾個例子。

《找馬》：「正是陰曆二十八，暮色一降，如蒙黑紗， 飯後急忙穿大哈。/ 一丘一草將人耍，遠看是馬，近看沒馬，奔波一陣真抓瞎。/ 找遍山坡找山窪，北風沙沙，馬蹄刷刷，繞山一周又白搭。/ 主意不定真難拿，本想回家，不甘回家，催馬向南如風刷。/ 一聲馬嘶滋拉拉，馬蹄飛快，心情更佳，馬勒似飛不用夾。/ 奔去一看黑壓壓，馬群都在，心才放下，持槍防狼待朝霞。」（大哈，蒙古語，皮外套。）

《虹》：「白日追虹觸手空，夢鄉再遇卻成功，莫怪青春多異夢，青春色彩有如虹。/ 半天細雨半晴天，雨後青青草色鮮，彩虹一架平空出，虹腳落於馬腳前。」

《初冬未雪已寒》：「初冬未雪已寒，井邊飲馬艱難，冰上提桶步蹣跚，井口小又圓。/ 忽然一下玩完，失腳要墜深潭，得勒卡住人空懸，兩手亂抓井盤。」（得勒，蒙古語，皮袍。）

《油燈半暗》：「油燈半暗，小R在扯淡，北新橋里倒鐵鏈，岳飛真靈出現。/ 連說帶表演，彷佛親眼見，腳丫飛處一閃，頓時一片黑暗。」失馬找馬時不斷變化著的心情地境，「追虹」的奇夢和虹腳馬腳的關聯，忽然險些墜井的尷尬相，一天勞動後暗夜群集時的諧謔，這些情景，恐怕只能在內蒙知青的筆下才能寫得如此的生動真實。

經過「組織化」的知青作品

知青作品除了在地下流傳的以外，也有相當一部分是公開發表的。這些作品，按書中的說法，大多是經過「組織化」的，也就是說，是受當時主流影響甚至就是由組織策劃的。

這些作品都經過組織化，都不能說是知青自由創作的反映自己生活的作品。「組織化」的知青作品也隨著時間發展而有變化，大體上可以1974年劃線。在此之前，主要是強調「接受再教育」，描寫的知青幼稚動搖，必須經過幹部（及其子弟）的教育，主要內容是寫生產鬥爭、科學實驗，即使有幾篇寫階級鬥爭的，也只是「打死老虎」，而不是「抓現行反革命」。之後，由於四人幫的更多插手，這類作品描寫的知青角色轉換，強調的又是「反潮流先鋒」了。一直被醜化為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把麥苗當韭菜的知青，變成立場堅定，高瞻遠矚，種田是行家，搞科技是能手，大批判是先鋒的農村新人，史無前例地成為「三突出」的對象。正如書中所說：「翻手為雲復手為雨，說鬼是他，說神也是他。」

多數知青作家被組織化並不是完全甘心情願的。後來出版的《從紅衛兵到作家》是一本知青作家的自述集，在這本集子里可以看到，許多作家如梁曉聲、王小鷹、鄭萬隆、竹林、葉辛等，都曾被編輯要求修改作品，加進階級鬥爭、路線鬥爭、三突出、批林批孔等內容，他們談到當時的經歷時都表達出一種兩難心情。竹林的話尤其說得明白。她說，當時她是自覺按照「三突出」的原則來寫的，因為寫作目的也包含著改變自己的處境和維持生活的因素。寫的內容雖也有集體生活的素材，但總的來說是不真實的，也不是自己真正想寫的。後來，她更發現：「鄉下的很多事情，包括我身邊的事情，是不能寫的。我當時把它們記下來想作為以後的素材。但心裡很緊張，很害怕，記下的東西顯然不合宣傳的口徑，也不符合當時的創作原則，如果一旦被發現就很危險。所以我東藏西藏，有時緊張得真想把它們燒掉算了。」

下面我想舉兩個作品的例子。

一是《理想之歌》。這篇長詩曾全篇刊載在《人民日報》上，報上還曾為之發表評論，突出讚揚。這首詩本來是北大1972級的工農兵學員集體創作的，報紙上卻只突出宣傳了其中的一個作者。為什麼呢？是因為這位工農兵學員曾三次寫申請，要求畢業後回延安去再當農民。但據她本人後來說，她這樣申請並非完全出於本意，只是由於上一次奉命創作時要寫這樣一個知青人物卻怎麼樣也寫不好，在入黨介紹人的啟發下，就這樣做了，為的是取得生活體驗。她當時心裡也有過苦悶，沒想到自己因此卻成了一個著名的標兵。實際上，她也是一個虛假宣傳的受害者。《理想之歌》只是反映了知青作者被組織化的無奈處境，另一部作品《毛主席的紅衛兵》卻是真正的陰謀文學。這本書意在寫成一部紅衛兵史，由清華附中、北京市31中兩校教師編寫，並由當年的清華附中紅衛兵現時的某工農兵學員統稿。這就是說，有意識地調集有紅衛兵身份的作者來寫作紅衛兵史。

這部「史」真有「史無前例」之處。前半部分講述1966-1968年的歷史：圓明園成立紅衛兵、反工作組、大串聯、揪出「劉少奇叛徒集團」，其中沒有一個真實的人物出現，人名全部虛擬；後半部分寫1968-1976年，介紹知青「模範人物」：朱克家、金訓華、張勇、黃帥、張鐵生、直到「批鄧」的魯新民,雖然黃帥等後幾名人物出名時紅衛兵已實際不存在了，卻全部採用真名。其用心不說自明。第三部分，關於公開發表的知青作品

以上所述是知青在文革時期的作品，大多是地下流行的手抄本或油印本，還有一部分關於文革前後公開發表的著名知青作家作品，《知青文學史》中也有所評述。這部分作品很多同志都比較熟悉，這裡就不再細說，但書中對此提出的有些問題和論點，我覺得還是有所啟發的，至少對我是如此。簡述於下：

一、對知青上山下鄉後的勞動和艱苦生活應當怎樣看？怎樣描寫？是否應當一味地歌頌「悲壯青春」和展示苦難，這樣會不會掩蓋了這整個運動的不合理及其犧牲青年一代的實質？如梁曉聲的一些作品，敘事生動，膾炙人口，也反映了青年們當時的思想行為，但基本上表現的是一種「青春無悔」、「劫後輝煌」的感情，這是生活的實質嗎？典型的例子如在其名著《今夜有暴風雪》中描述的女知青裴曉雲。這個忠誠的姑娘在深夜嚴寒的北大荒兵團值班，這時正是返城大潮洶湧之時，知青們人人關注的都是返城問題，「時不我待」，急急地衝去辦手續，無人來接她的班。裴曉雲堅持不離崗，最後凍死在崗上。對這樣一件事，描寫時是應持讚賞還是批判控訴（不是對裴本人）的態度？又如鄧賢的《中國知青夢》，寫在雲南橡膠林的兵團知青的勞動和生活，這本書一開始就對「青春無悔」的說法表示質疑，書中對上山下鄉運動也進行了控訴和批判，但是，面對死者和現已荒蕪的橡膠林，作者仍詩意地讚歎：「不管怎麼說，這些拓荒者的生命沒有白白燃燒，他們畢竟化作膠林，化作邊疆夜空的星群，化作裝點山川大地的一片新綠，……他們的殉難本身不就是一種燦爛，一種理想主義和人類精神的生動化身么？」這種讚歎的感情，並不符合歷史的真實。

二、寫知青的文學作品雖有相當的數量，但寫下鄉青年的多，寫返鄉青年的卻極少，這種現象令人深思。路遙的長篇小說《人生》是絕無僅有的一部寫返鄉青年的作品。這部作品在八十年代發表時曾引起廣泛關注，成為當時「人生」討論中的一個重要內容。小說寫一個返鄉青年高加林，能幹，上進，但討厭農村生活，認為農村不能讓自己施展才能，成就一番事業，因而千方百計鑽營，甚至不惜拋棄相愛的農村戀人，以另攀高枝作為進城的手段。最後終於失敗，被城市趕出。他由此「醒悟」，決心回到廣闊天地去大有作為。這部小說當時是受到讚揚的，主人公高加林被認為是極端個人主義者浪子回頭的典型。

小說作者本人就是回鄉知青，66屆初中畢業生，經歷過被城市隔絕的痛苦。他在作品中傳達了這種切身體驗，第一次把農村知青渴望城市文明、在鄉村掙扎的現象展示於社會，應當說是一個重大成就。但是對高加林究竟應當怎樣評價呢？書中曾有一處說他「又像保爾，又像於連」，說於連式的個人奮鬥思想把他引入了歧途，並讓他在回農村後進行了道德懺悔，期盼他將走保爾的道路。作者忘記了，當《紅與黑》中的於連走上絞架時，司湯達卻沒有讓於連懺悔，而是讓他在法庭上對封建等級制度作公開的咀咒。這就是《人生》的不足之處。今日我們才知道，決定高加林命運的其實是國家的城鄉分治政策，而不是他本人的錯誤選擇。作者將一個社會問題看作道德問題來進行人生說教，實際上是背離了個人的現實的經驗和感情，選擇了合乎社會制度和主流思想的結論。

如果我們回顧一下《創業史》中的改霞，就會發現一個有趣的對比。改霞也是個有知識有上進心的農村青年，她曾愛戀著小說主人公梁生寶，但是後來她發現，如果和梁生寶這樣一個奮發有為一心為農村服務的青年結婚，在當時那農村的情況下，自己必將成為他的附屬品，灶上灶下，帶孩子、做家務，不可能再有自己的事業。於是她毅然拋開愛情，進城去當了工人。書中描寫她進城後還心繫家鄉，時常回村，傳播她所學得的知識，村裡人也歡迎她，認為她是個好青年。從這兩本書中對高加林、改霞人物兩個態度的對比，我們可以看出社會思想是怎樣發展得越來越左，對人的寬容心是怎樣地越來越少。。

三、關於知青作品中的農村。知青上山下鄉，對農村、農民應當是熟悉的，從另方面看，廣大農民也是上山下鄉運動波及到的一方，而且是利益被損害的一方。但是，在知青的文學創作中雖然也常流露出一種戀鄉情緒，卻少見以農村、農民為主體的描寫，只把鄉村想像成關懷孩子的母親，令人戀念不忘的少女，她們只是知青活動的背景，作為主體的知青有時還隱隱呈現出「落難公子」的模樣。在這方面，《知青文學史》中推薦了朱曉平的「桑樹坪系列」，認為從這一系列小說看，朱了解農民，小說中的主角位置由知青讓位給了只充當背景的農民，用人道主義的精神描寫農民，用個人眼光發現、理解農民，代表了知青文學的新流向。遺憾的是，作者也還只是一個外來人，還沒有把農民命運的敘述和個人命運的敘述連接在一起。

這篇筆記我想就此結束了。這兩本書的內容很豐富，提出的問題至少對我來說，是新的，感覺相當深刻。但我很難將其全部概括，所取也不一定全是精華，就只好留下遺憾了。（2003年4月8日）

五柳村2003/04/21製作上網，感謝尹慧珉女士授權發表，版權仍為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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