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封建：中世紀城市的起源與功能

前言

本文將簡要論述城市在歐洲從中世紀封建制度向現代國家過渡過程中的作用。9世紀伊斯蘭的大規模入侵，摧毀了羅馬帝國以「地中海」為中心的政治和經濟共同體，北方內陸地區在中世紀取代了地中海沿岸，成為了這一時期西歐的重心。十字軍東征後，地中海得以重新開放，城市也開始真正復興。城市力量的增長，打破了中世紀王權與封建領主勢力之間的「封建制循環」，並且教權與王權之外的第三股力量。在長期的鬥爭中，城市不斷擴展自身的自治權利。它既促進了理性資本主義的孕育和發展，也促進了王權的強大以及理性官僚制國家的產生，更重要的是，自治城市也塑造和培育自由人的觀念與實踐。

▲　中世紀城市景觀

正文

著名歷史學家芬納在其三卷本的《統治史》中，對人類歷史尤其是政治制度的歷史進行了精彩絕倫的論述。在論述西歐如何走出封建制時，他指出，除了教會與王權之外，城市是西歐封建主義時代第三個核心的非封建因素甚至反封建要素，是「讓西歐變得與世界其他地方有所不同的力量」，更是歐洲此後在各方面得以發展的「跳板」[1]。那麼，具有如此重要之作用的城市作為封建制度中的要素，是如何形成的？在歐洲由封建制向現代國家過渡的過程中又發揮了何種作用呢？

1、從「羅馬湖」到「伊斯蘭湖」——地中海的陷落

對於羅馬帝國而言，地中海既是政治統一的基礎，也是經濟統一的基礎。而以地中海為中心的商業和貿易的重新打通，也是導致城市在中世紀復興的主要原因。

傳統觀點認為，日耳曼或北方蠻族入侵，導致了羅馬文明的瓦解和崩潰並帶來了中世紀的黑暗。但實際上，日耳曼人對歐洲的破壞主要在於政治而不在於經濟，他們沖向地中海沿岸也只是為了搶奪定居點而非摧毀那裡的貿易。另一方面，日耳曼國王和貴族也仍然依賴原來羅馬城市及其貿易所帶來的財富，他們「並未終結古典時代的經濟統一」，蠻族統治的「新世界也並未失去古代世界的地中海特性，新世紀的卓越活動仍舊集中在地中海沿岸，並且在那裡受到滋養」[2]。此後法蘭克人與日耳曼人對地中海的爭奪，雖然一定程度上使得城市地區和商業貿易遭到破壞，但毀滅性的打擊則是來自公元9世紀前後伊斯蘭教的大規模入侵。因為這使得聯結中西要道的地中海——羅馬人稱為「我們的海」——被穆斯林人堵塞，「羅馬湖」變成了「伊斯蘭湖」，古代世界的「地中海共同體」被摧毀，地中海也成了東部和西部的斷裂點而非聯結點。原來的城市商人由於缺乏貿易支撐急劇破產，不得不逃回內陸或農村，從自由人轉變成依附於封建領主的隸農。

在這一交通行道的大動脈被切斷的背景下，北方內陸地區在中世紀取代了地中海沿岸，成為了這一時期西歐的重心。「穆斯林關閉地中海和加洛林王朝登上政治舞台這兩件事的同時發生，不可能僅僅是一種巧合」[3]。與此前航海業發達的莫洛溫王朝相比，加洛林王朝統治時期是內陸的且封閉隔絕的，商業在其中的作用微乎其微，在這一時代，「一個強大的國家實際上是第一次以遠離海洋的內陸為中心」[4]。因此，法蘭西也無法像古代羅馬或者位於拜占庭的君士坦丁堡那樣，允許君主通過徵收海上貿易關稅來獲得高額的、穩定的貨幣收入，而只能依靠戰爭掠奪和自己領地上的財稅收入來作為維持統治的經濟基礎。而這一點，則正是諾貝特·艾利亞斯（Norbert Elias）所認為的造成歐洲長時間內難以走出「封建制循環」的主要原因。

▲　中世紀地中海地圖

2、走出「封建制循環」

所謂「封建制循環」，實際上就是封建制下大領主與其離心勢力不停對抗與妥協的過程。在以自然經濟為核心的封建社會中，人們追求的不是貨幣財富，而是土地財富。在缺乏貨幣資金的情況下，中央領主或君主也無法供養消耗巨大的常備軍和行政官僚隊伍，只能依靠那些憑藉自身力量進行武裝的武士階層。這些人跟著君主南征北戰、開疆擴土，君主則酬之以分封的土地及附著於土地上的所有收益和權利。他們逐漸演變成了大貴族，在其下又繼續分封。「土地從國王的支配權過渡到不同層次的武士社會支配權，這就是封建化所達到的極限」[5]。但是由於西歐封建制下的這種封地與俸餉不同，俸餉是給予官職而非給予個人的，一般情況下只能被使用而不能被佔有或繼承。而封地一旦被授予個人，就變成了「藩屬關係存續期間封臣的個人財產」，並始終「不可轉讓」、「不可分割」，其基礎乃是一種苛刻的義務和榮譽法則[6]。因此，雖然領主名義上擁有對分封土地的權利，但實際佔有者乃是承擔封地上一切政治、經濟、司法權利和職責的封臣。在這種「以土地佔有和土地分配為中心的社會化機制」下，領主依賴封臣所提供的軍事支持，封臣則依賴領主的保護，但是一旦政權處於和平時期，封臣對領主的這種依賴就漸趨衰微，並呈現出獨立化或離心傾向。因此，中央領主面臨著要麼擴大對外戰爭並取得勝利從而保持自身優勢地位，要麼接受領地及權力的不斷分割和獨立而處於弱勢地位的兩難選擇，因為「使國王戰勝離心勢力的根本要素乃是保家衛國和攻城略地」[7]。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中世紀一直在上演著這種王權在戰爭中不斷擴張，又在分封中不斷削弱，最後又在戰爭中謀求權力上升的循環。

打破這一循環的重要因素，就是隨著地中海的重新打通，貿易再次繁榮所帶來的中世紀城市復興。在從中世紀向現代社會過渡的過程中，城市發揮了兩個重要作用：一是促進了理性資本主義的孕育和發展，二是促進了王權的強大以及理性官僚制國家的產生，雖然後者最終又反過來剝奪並壟斷了城市所擁有的那些政治功能。

▲　中世紀國王像

3.「只有城市的空氣使人自由」

儘管在9-10世紀期間，城市作為教會所在地和軍事堡壘使其地位得到了保留，其大規模復興始於1096年第一次十字軍東征，也標誌著伊斯蘭最後的退卻。此時，整個地中海重新向西部地區開放，「那個屬於歐洲的海從此端到彼端的交通恢復了」。這種中世紀的城市，與古代城市有很大不同。馬克思·韋伯總結了中世紀城市的主要特點：1）政治自治，各城市都擁有自己的軍事力量；2）自主的法律創製，支持理性舉證程序而非無理性決鬥、裁判、誓言和巫術舉證手段的城市法院廣泛建立；3）獨立狀態，在不同程度上擁有自己的司法與行政機構；4）稅務自主；5）市場權利和自主的城市經濟政策；6）對待非市民階層的態度，有時表現為市場與領主大莊園的激烈對立，但大部分情況下，儘管對城市的政治獨立存在疑慮，君主們都會出於利用城市及其財政實力對抗貴族的政治打算而對城市採取友善態度；7）城市與教會的衝突，主要體現在在教會的各種經濟和軍事豁免權與城市的衝突[8]。

到12世紀初，海上貿易就已經從義大利擴展到了法蘭西和西班牙的海岸，並逐漸滲透到北部的斯堪的納維亞地區，大量城市在歐洲興起，並最終改變了歐洲的面貌。「經濟滲透使西歐擺脫了傳統靜止的狀態，這種靜止狀態僅僅是建立在人和土地的關係基礎上的社會組織強加於歐洲社會的」[9]。一些中央大領主通過與城市合作，賦予其自治權以換取稅收支持，從而逐漸積累了大量貨幣財富，這使得其有能力擺脫封建貴族制約而建立一支自己的常規軍和官僚隊伍。正是這一點，構成了封建制度的突破口。同時，城市內的交換與分工帶來了經濟繁榮，也帶來了更加自由的勞動觀，並塑造了一大批擺脫奴役的自由人，「只有城市的空氣使人自由」。

▲　中世紀建築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