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醫西藥是基督教傳教士帶給中國的嗎？-今日頭條

作者：趙老實

這段時間以來，關於明清以降的來華傳教士對中國的貢獻的爭論再次成為了不大不小的熱點。親基督教人士認為，基督教傳教士為科技文化落後的中國帶來了先進的天文、醫學、教育等，對中國的現代化有巨大的貢獻，這種貢獻甚至被某些人宣揚為「恩重如山」。其中的一條論據就是，如果沒有基督教傳教士，就沒有西醫的傳入，「如果沒有西醫，就憑清末的中醫水平，可能很多中國人的上幾代都已經死了」，「所以每個看過西醫的人，都應該感謝基督教，最起碼不應該敵視」。要使這個推論站得住腳，其中有2個重要的問題必須釐清：1、基督教傳教士向中國傳入西醫，本意完全是給中國人看病嗎？2、傳教士的醫療事工是在什麼時候在中國大規模發展起來的呢？這個歷史過程我們應該「感謝」嗎？

基督教從事醫療事工的原因

清康熙年間，由於羅馬教廷對中國人的傳統習俗橫加指責，引發「中西禮儀之爭」，康熙帝後期實行禁教，而後雍正、乾隆貫徹之，給西方在華傳教事業以沉重的打擊。加上原本耶穌會士所奉行的與中國傳統文化結合的「利瑪竇策略」被羅馬教廷否決，中國上層士大夫開始抗拒基督教，一向效果顯著的上層傳教路線從此堵塞。

在上層路線通暢的時候，傳教士們並不會費力向底層中國民眾進行醫療服務，而新來的傳教士開始轉向下層民眾進行傳教，醫療事工也就隨即展開了。為了同中國人廣泛接觸，1820年，馬禮遜（Robert Morrison）等在澳門創辦診所，1827年郭雷樞（Thomas Richardson Colledge）在廣州創辦醫院。1835年，郭雷樞曾在《中國叢報》上發文，第一次提出「醫療傳教」的特殊理由：「現今正在派遣傳教士的差會應該向這個蒙昧的種族派遣醫生，……將會通過獲取中國人的信任而為傳播基督教鋪平道路」，「中國人不能理解抽象的真理，卻對世俗的身體和利益有超乎尋常的關注，既然如此，就可以首先通過改善他們的世俗境遇，然後再導他們進入信仰的思考。」這就說明了，傳教士向中國輸入西醫的初衷，是為了降低中國人（特別是底層民眾）對傳教士的排斥，進而皈依基督教。

（馬禮遜是西方派到中國大陸的第一位基督新教傳教士）

同時，伴隨著越來越多的傳教士進入中國，中國落後的醫療條件無法滿足傳教士們的醫療需要。很多傳教士和隨行家屬患病，有些甚至得不到有效的治療而病亡。「1848年至1860年間，監理會派遣了八個家庭到上海的差會。其中六個成為那裡流行病的早期犧牲者而縮短了服務期；一些人去世，另一些人因健康不佳而退休。到1866年只剩兩家。」醫療衛生條件惡劣，是早期傳教士在中國面臨的普遍問題，也阻礙了基督教「福傳事業」在中國的進展，因此從這個角度看，向中國輸入醫生和西醫，也是傳教士們自身的需要。傳教士們健康了，對傳教事業自然也大有幫助。

另外，西方國家對在中國建立醫院、傳播醫療還懷著其他目的，比如英國愛丁堡醫學傳教會建立的理由中就包括以下2點：1、中國能夠帶來可觀的領域以供實踐最高的醫學所得，通過這種方式還有可能擴充我們關於疾病的知識，認識一些我們所不知的治療方法；2、醫院自然會帶來與各階層的中國人的更為親密的交往，這很可能會減少他們對其他民族的歧視，這種歧視長期以來阻礙了商業的發展。也就是說，在通過醫療事工傳教之外，至少西方人還希望能夠促進醫學的發展和商業交流的擴大。

當然，清末中國自身落後的衛生狀況和醫學水平，決定了中國人對近代醫學的需要，這也是教會醫療事工在中國得以產生的必要條件。但是，這並不能改變傳教士向中國輸入近代醫學的初衷。教會醫療事業被稱為「打開傳教的楔子」。

「推」與「拉」，西醫在中國的發展

1834年，美國公理會派遣伯駕（Peter Parker）到中國傳教，這是近代來華的第一個正式的醫學傳教士。1835年，伯駕在廣州開辦了星豆欄醫局。這是近代中國第一所教會醫院。該醫局設立的第一天，沒有人上門求診，第二天才來了一個孤寡婦人，到了第三天就來了6個人，後來到伯駕那裡看病的人越來越多，連不少官員都到醫局去求診。伯駕的醫院為基督教的傳教事業大開方便之門。有個傳教士就曾這樣評價伯駕對傳教事業的作用：「當歐洲的大炮不能拉開一個門閂時，伯駕卻用手術刀打開了中國的大門。」

（伯駕是近代來華的第一個正式的醫學傳教士）

由於病患過多，而幫手過少，他開始在中國物色年輕人進行醫學訓練。這樣，中國近代最早的教會醫學教育也出現了。

（星豆欄醫局是民國時期著名的博濟醫院的前身）

在1842年鴉片戰爭以前，傳教士所辦的醫院多集中在我國東南的港、澳和廣州。而1844年，美、法兩國與中國簽訂了《望廈條約》、《黃埔條約》，根據這兩個條約，西方列強獲得了在中國通商口岸設立醫院和教堂的權利，教會醫療事業開始逐步擴展開來。

直到1860年以前，教會醫療事業的集中在福州、廈門、寧波、上海、廣州這最早開放的五個口岸。而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以後，在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推力」下，教會醫療事業才進入了興旺發展的階段。

此時，醫學傳教到底是側重「傳教」還是「行醫」的爭論就在傳教士內部產生了。由於西方傳入的近代醫學對促進中國健康和衛生事業有顯著的作用，因此也引起了清政府的關注。京師同文館延請倫敦會傳教士德貞（John Dudgeon）開設生理學和醫學講座，而另一位英國傳教士醫生馬根濟（J.K,Mackenzie）在成功為李鴻章進行了手術之後，由李鴻章的北洋水師出資為其創建了中國第一所官辦的西醫學堂——北洋醫學堂。英國醫師科克倫（Thomas Cochrane）在替慈禧和李蓮英治療成功之後，幫助協和醫學院拿到了慈禧賜予的萬兩白銀捐贈。

（傳教士德貞在北京行醫37年）

傳教醫生們越來越認識到，通過給清朝上層人士治病，從而獲得他們對在中國推廣近代醫學的認可，可以「拉動」西方醫學在中國的傳播。相比起原來借醫學來傳教，這個目標更為實際。

這樣一來，在各基督教差會中，對醫學傳教的態度就發生了變化。基督教差會認為，醫學傳教的初衷是為了在中國贏得民眾信任，向群眾（特別是病患）傳播基督教，「而現在看來，作為傳教媒介，醫院是失敗的。」

這場爭論的結果就是，1886年上海成立了由各差會傳教醫師組建的「中國博醫會」代替原先的「中國醫務傳道會」。這是一個純學術團體。從此，基督教醫學傳教工作就終止了。

從這段歷史過程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出，西方近代醫學在中國的傳播，既有一系列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的「推力」，也有清政府有意「拉動」作用。事實上，當傳教醫師意識到了自己的使命時，就徹底拖下了僧袍，換上了白衣大褂，主動與宗教使命做了「切割」。

參考資料：

李傳斌：《基督教在華醫療事業與近代中國社會》，蘇州大學中國近現代史博士論文，2001年；

高 晞：《傳教和行醫：不同道不相為謀》，《自然辯證法通訊》1996年04期；

陳建明：《近代基督教在華醫療事業》，《宗教學研究》2000年02期；

陳輝、朱紹傑：《中國現代醫學從這裡起步———博濟醫院的前世今生》，《羊城晚報》2010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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