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為：改革開放與中國發展的模式

06-27

作者：張維為

一、中國已經崛起

無論是通過數字還是觀感，都可以感到中國崛起的勢頭。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是中小國家，歐洲平均一個國家的人口是1400萬，所以中國大約等於一百個歐洲國家的規模，上海人口規模是三個瑞士，江蘇是七個希臘，長三角是1.5億人，所以哪怕只是長三角的崛起就會給世界帶來巨大震撼。比如，長三角10％的中產階級去歐洲旅遊，每人買塊瑞士手錶，瑞士的鐘錶業就要加班加點了，更不要說整個中國的崛起了。我們可以把中國和世界上的其他國家做一個比較：

第一，和發展中國家比較。中國這三十年的成績大於所有其他發展中國家成績的總和。發展中國家最主要的任務是消滅貧困，在過去二十年，根據聯合國統計，世界上百分之七十的貧困是在中國消除的。最近有些統計認為，如果按照官方每天每人兩美元的標準，那麼中國的貧困人口會達到一億多甚至兩億人，但我們一天不到兩美元的人絕大多數在農村，我們的農村經過土地改革，農民有地有房，如果把這些房和地摺合成貨幣的話，那麼這些農民比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居民還要富裕。我們相對落後的重慶遠郊，去年一畝地流轉試驗中的價格已經達到了10萬元。所以我們新農村建設的資金是有保障的，就是要把土地盤活，但不是搞私有化。我個人不太贊成用基尼係數，因為它是西方制定的標準，它只計算貨幣化的收入，而不計算非貨幣的收入。我們要研究制定自己的標準，才能準確地進行國際比較。

第二，與過渡型國家，特別是前社會主義國家比較。我們過去三十年經濟規模增加了16倍到18倍，東歐大概增加了才1倍。曾經有一個波蘭學者問我，中國為什麼不允許成立團結工會，我去過華沙，去過團結工會的發源地格但斯克，我建議他來中國工人運動的發源地上海看看，看了之後，你就知道哪個國家的路走對了。華沙、格但斯克和上海比差遠了，這正是不同的發展模式所致。

第三，和發達國家比較。看中國不能簡單地從人均角度來看，而是按板塊來看，中國今天的發達板塊可以叫板不少發達國家了。長三角、珠三角、沿海地區及內地一些城市構成了中國的發達板塊，人口有三億多，與美國的人口規模差不多。這個板塊我看已經基本達到了南歐發達國家的水平，如義大利、西班牙、葡萄牙，上海要高於義大利的水平。南歐發達國家二三十年沒什麼進步，而中國則在不停地追趕。中國的發達板塊能夠給國人以信心。我們是不均衡發展，讓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再帶動其他地區，所以我們一個板塊是發達板塊，一個是新興經濟體板塊，後者已經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發展中國家板塊，因為文盲和傳染疾病已經基本消除，勞動力受到相當好的教育，人民有地有房。中國發達板塊和新型經濟體板塊實現了高度的良性互動，實現了1＋1大於2，這是中國崛起的重要標誌，是一個中國繼續崛起的內在動力。

發達板塊和新興經濟體板塊之間已經形成了高度良性互動的機制，一方面是中央的政策稅收；一方面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一方有難，八方支援，全國一盤棋。西歐東擴，想將東歐納入；美國搞北美自由貿易區，把一億多人口的墨西哥納進來。它們也想搞1＋1大於2，但是還沒有形成這種效果，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他們是跨文明的整合，而我們是一個文明內部的整合，所以我們整合的效果比他們要好得多。

我們經常說我們的經濟總量很大，但人均很低，我認為這種說法說服力不是很強，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沒有人可以找到感覺。我們的經濟總量超過了日本，排第二位，但人均GDP是100位，排在阿爾巴尼亞之後，但江蘇任何一個縣城都比阿爾巴尼亞首都地那拉要好。我認為從人均的角度去解讀不容易讀懂中國，為什麼呢？因為人的數量到了一定規模就引起質變。打個比方，大家都說房價很貴，但突然有人說，房價貴什麼啊，中國城鎮房價去年平均才4000多元一平方米，平均的話就這麼一點，你說他對還是錯？反正誰也找不到感覺。天氣預報也是一樣，說新加坡平均溫度32度，這誰都相信，因為新加坡的面積是上海的十分之一，所以它的天氣預報很准；說中國平均氣溫32度，誰也找不到感覺，道理是一樣的。所以我認為與其這樣靜態地看，不如動態地看，而動態的看就是1＋1大於2，這兩個板塊形成了高度良性互動的機制之後，別的國家就很難與我們比。

如果一定要看人均，那也可以，但要考慮另外兩個因素，第一，不要用官方匯率來算，而是用購買力平價來算；第二，把中國人的房產算進去。這兩個因素加進去後，所有關於中國的排名都要發生巨大的變化。首先，按照購買力平價來算，英國經濟學家安格斯·麥迪遜說，中國經濟1992年就超過了英國，2009年的時候又超過了歐洲12個國家經濟的總和，包括英國、法國、德國，2016年應該超過美國。現在世界銀行也好、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好，凡是用人均購買力平價來算都認為，10年左右，中國經濟規模應該超過美國。

其次，中國人的房產，不管現在人們對房價有多少抱怨，不管80後、90後很多還沒有房子，但事實上中國人的房屋自有率是世界上最高的，超過了所有的發達國家，法國、美國、英國基本上是在60％左右，日本也是，中國的城鎮接近80％，農村更是完全自有房產。有人說我的錢全部栽在房產裡面，成為房奴。其實在發達國家裡買房子也都是房奴，很少有人在退休前還清房貸的。瑞士的住房自有率只有36％，還盡量不讓你把房貸還清，房貸還完了，那一定是富人，政府要征你比較高的財富稅，所以在瑞士房貸一般是不還完的。這也是刺激消費的手段，不過比較極端；在美國，你如果沒有信貸記錄，就是一個不可靠的人，辦任何事情都要問你有沒有信貸、房貸、車貸，有的話感覺比較靠得住；在歐洲任何一個發達國家，你只要能拿到房貸，就是中產階級，否則你也不可能拿到房貸，房貸是對你中產地位的承認。

我們國內將中產階級的地位看得很高。在發達國家，擁有一套自己的房子，即便是房奴，也是中產階級了。以經濟的標準來衡量，一套房子，加上穩定的工作，就應該是中產階級了。對於中產階級，全世界都沒有統一的定義。所以我自己對中國經濟的發展前景是比較樂觀的，我認為10年後，中國的經濟規模按照購買力平價來算，應該超過美國；中國的中產階級，如果用一套房子加上一份穩定收入這個經濟標準來衡量的話，應該是美國人口的兩倍。美國人口是3億，我們中產階級的數量應該是6億。到那個時候，世界格局都將發生巨大的變化。

今年2月，我在德國和《時代周刊》的主編談話，他說上海越來越像紐約，是不是沒有中國模式，只有美國模式。我說如果你觀察得仔細一點，你會發現，在硬體和軟體的許多方面，上海已經超過了紐約。我們一直在向西方學習，以後還要學，但是我們的眼光超越了西方模式，超過了美國模式。我們在探索下一代的經濟制度、政治制度、社會制度，甚至法律制度。今天我們做的事情不僅對中國自己有意義，對整個世界都有意義。

一些人認為，只有一種西方模式，這是普世價值，全世界都要照搬。而我把採用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國家可分為兩大類，一類叫作從希望到失望的，在亞洲如泰國、蒙古、吉爾吉斯斯坦；另一類是從希望到絕望的，如阿富汗、伊拉克、海地、剛果民主共和國。前段時間我在香港開講座，一個台灣的學者說，你可能對台灣的民主評價太低了，我說台灣我去過七次，據我的觀察，你們的民主確實沒有搞好。有三個簡單的事實不能否認，第一，在所有台灣的民意調查中，民望最高的政治人物還是蔣經國先生；第二，陳水扁在八年時間裡沒有把經濟搞好，八年里換了五個行政院長，這不是搞經濟，是競選時期的利益分配；還有一個，就是台灣在大陸工作生活的人在120萬到150萬之間，如果是150萬，就接近了過去30年所有中國大陸出國留學生的人數，台灣才2300多萬人，十八九個人當中就有一個在大陸，這不是用腳投票嗎？

二、中國已經形成自己的發展模式

現在中國模式這個說法在國內爭議很大，國外爭議倒不多。有兩種人不贊成中國模式，第一種人是不贊成中國模式這個提法，因為他們覺得模式這個詞有些問題，或多或少是凝固的、僵化的、可以輸出的、別人可以模仿的。有人主張用中國道路、中國經驗，我覺得也可以。我講的中國模式就是中國道路和中國經驗，因為模式還有一個意思，如浦東模式、溫州模式、重慶模式等，指的就是一個地方的一套做法，所以我用的模式，就是這個意思。而且實際上鄧小平也多次用過模式這個詞，《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里有「模式」這個詞，叫別人不要照搬中國模式，我想他的意思也是指我們自己的一套做法。所以我覺得我和這部分人是沒有大分歧的，中國道路、中國經驗也是可以的，但中國模式這個詞容易被國際社會理解和接受，所以我比較喜歡用中國模式這個詞。

第二種是不認同中國模式的內容，認為世上只有普世價值、西方模式，中國無非是不停地向西方模式靠攏，最後完全融入西方，他們甚至認為中國根本沒有資格談自己的模式，只能好好向西方學習，被西方接受，成為所謂的文明社會的一員。對這種觀點我是持否定態度的。如果中國過去30年是這樣做的話，大概整個國家早都解體了，哪裡還有什麼中國崛起。

也有人講中國這種崛起沒有什麼稀奇的，無非就是勞動力便宜，但是世界上比中國勞動力便宜的地方有的是，如印度有10億人，勞動力比中國便宜，但吸引外資那麼少，非洲勞動力便宜，為什麼沒有產生非洲的崛起。有的人講我們無非是吸引了很多外資，但是比中國吸引外資多的地方也有很多，按人均算，吸收外資最多的應該是東歐國家，但它們也沒有做好。有人講我們是因為有個威權政府，但世界上的威權政府多得是，拉美、亞洲、阿拉伯等地區都有，但它們也沒有搞好，經濟沒有發展起來，老百姓沒有得到實惠。所以我認為中國一定做對了一些事情，這就是中國模式，或者說中國道路、中國經驗能夠存在的原因。

我把中國模式歸納為8個特點，即實踐理性、強勢政府、穩定優先、民生為大、漸進改革、順序差異、混合經濟、對外開放。這是我對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經驗的歸納。限於篇幅，這裡僅就其中的兩點補充談談我的看法。

1.實踐理性

不同模式、道路的差別，最終要在哲學上講清楚才行，我覺得實踐理性是我們整個發展模式的哲學基礎。中國人與西方人最大的差別就是我們沒有神學傳統，是一個高度務實的民族；西方社會有很強的神學傳統，經常討論一些形而上的問題，從一個理念推到另一個理念。高度務實是中國文化一個很重要的傳承，兩千多年前的秦漢時期就有名實論，就是名有待於實證，它是入世而非出世的。實際上哲學特別是西方哲學一般研究兩類問題，一類是存在論，即是什麼，如市場經濟是什麼，民主制是什麼；一類是規範論，即應該是什麼，如市場經濟應該是什麼，民主制度應該是什麼。這兩類問題和西方神學傳統有關，由一個概念推到另一概念。而中國則是完全不同的傳統，不太相信抽象的純粹的理念推導，中國人什麼都要親身試驗一下，或者觀察別人實踐的結果。

正因為這一傳統，我們改革開放的思路就和西方的模式完全不一樣，我們的模式是實事求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摸著石頭過河，背後的哲學道理都是一樣的，就是實踐理性。中國哲學中存在論、規範論和實踐論這三者都有，但實踐論的位置比較高。當然我們這個方法理論也有問題，但是總體上使我們過去三十多年避免了一些大的災難，特別是避免了政治浪漫主義和市場浪漫主義，這是很了不得的。政治浪漫主義、市場浪漫主義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戈爾巴喬夫，這兩個他都信，結果把國家搞得崩潰了。他當時在蘇聯進行改革，政治改革壓倒一切，認為通過所謂的民主化能解決所有面臨的問題；市場經濟方面後來也推行了激進的計劃，以為一下子就可以把計劃經濟變成市場經濟，結果證明卻是一個巨大的災難。這兩種浪漫主義導致市場蕭條、物質供應短缺，戈爾巴喬夫的威望也急劇下降。這對俄羅斯的教訓是很大的，對我們國內親西方的人也是前車之鑒。

像我們這種不斷試錯方法——什麼都要試驗，先小規模地試點，比較好的話再推廣——最大的好處就是避免了大的錯誤，雖然有不少小錯誤。回過頭來看，我們可以發現，所有西方推動的改革，在東歐、俄羅斯，非洲、拉美的一些國家，它的特點是概念推導的，即西方民主是個好東西，多黨制是個好東西，必須先修憲、修改法律條文和有關規定，最後變成實踐，落實到行動；而中國的做法正好相反，中國是從試驗開始，先搞特區，先進行試驗，最後再逐步推廣，然後再修改法律條文，最後再修憲，其背後的文化傳承是不一樣的。

2.混合經濟

我認為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實際上就是一種混合經濟，即看得見的手和看不見的手混合、國營經濟和民營經濟混合、民本經濟學和市場經濟學混合。我們的歷史傳承中也有自己的經濟學，就是民本經濟學，民以食為天，包括小康，這些概念從儒家孔子就有了，就是人人都有飯吃，有房子住、有衣服穿等一些基本的民本理念，不是以追逐最高利潤為目標的經濟學。但是發展到了今天，至少改革開放前的時候，突然發覺這樣下去不行，因為沒有國際競爭力，所以我們開始引入西方的市場經濟學，但是我們並沒有放棄或者完全放棄民本經濟，我們講的小康和共同富裕都是民本經濟的傳承，也是社會主義的傳承，二者結合在一起就奠定了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礎，即混合經濟。

有人講美國政治上是民主制，經濟上是市場經濟，其實這個說法是美國人自己編出來的，這種簡單的描述很不準確，但也有好處，很容易給人一種簡化的認知。中國也可以簡單描述自己，中國政治上是文明型國家，經濟上是混合型經濟。現在國內很多人包括一些資深經濟學家和學者對中國模式看不順眼，總覺得應該完全的市場經濟。當然，中國模式或者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自己的問題，但是這些批評者的觀點我很難理解，因為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是完全的市場經濟，美國的農業受高度補貼，2008年經濟危機，美國到現在還在干預；瑞士也不是完全的市場經濟，它有銀行保密法，不允許其他國家的銀行和他自由競爭，房地產也不是自由競爭，所以房價出奇地高；法國也是，整個歐洲對農業補貼是世界上最高的。沒有完全市場經濟的國家，也就搞不懂這些學者為什麼不把這些事實解釋清楚。匈牙利在經濟轉型期就把經濟完全私有化，包括一些公共服務方面行業，結果產生了很多問題，整個經濟完全被西方公司控制了。

溫州動車事故發生後，一些人便否定中國高鐵，主張鐵路私有化，這是不負責任的態度。哪個私營企業願意去做？誰又有這個能力去做？中國這麼大的國家，一些戰略性的產業包括基礎服務產業私有化是不行的，沒有人來做，即使有人做也會出現很多問題。對中國高鐵最害怕的是西方。我國高鐵發展的思路是引進先進技術、聯合設計生產、打造中國品牌。我們利用自己國內市場巨大的條件，讓西方高鐵公司通過競爭，轉讓給我們一定的技術，然後我們再組織大量的科研人員技術人員進行攻關，最後形成比他們更高的標準。這是個很厲害的模式，西方也害怕這一模式。中國現在具備世界上最強製造業能力，如果再加上這個模式，一個產業一個產業這樣地做，西方真的害怕。雖然現在我們創新力不夠，但至少我們什麼都學得會，學得快，這也是很了不起的本事。創新也需要一定的積累，要站在巨人的肩上，但學得快是很了不起的本事。如果我們採取高鐵模式，在一系列核心技術上都這樣做，再加上我們具有全球最強的製造業能力，我們可以顛覆世界經濟格局，這也是中國模式厲害的地方。

三、文明型國家的形成

世界上很多國家都有自己的文化傳承，但是古老的文明沒有幾個，有古埃及、古印度、古兩河流域、古中國四個，這四個文明中，唯一五千年來沒有中斷的就是中國文明。一個古老的文明和一個現代國家完全重疊的也就只有中國，我們自己都是這個土地上的原著居民，幾千年來延續著自己的文化，形成自己一整套的生活方式、行為方式，和現代國家這個載體結合在一起，我稱之為文明型國家。那麼這一概念又有什麼意義？主要的意義就在於我們從來都是自成體系的，我們做的事情不需要任何國家來認可，特別是不需要西方來認可，過去是這樣，現在和以後還是這樣。我們現在老是講接軌，有些東西我們是願意接軌，三人行必有我師，你比我好，我就要學，這和西方不一樣，西方是三人行我必為師；有些是不需要接軌的，有一些是別人最終要跟我們接軌，我們代表著未來，這就是一個文明型國家崛起的意義。數千年來的歷史傳承，不管你喜歡與否，它都會影響你今天的一切，沒有中國特色也會有中國特色，因為文化基因太強了，關鍵的是不要以中國特色為借口，阻礙自己學習別人的長處，而是應該以中國特色來吸納別人的長處。我們擁有五千年的文明，而現在又是高度的開放，不停地向別人學習，迅速地崛起，它的力度、厚度、強度是一般的國家所不能比的。

我們這個文明型國家有四大特徵，第一個是超大型的人口規模。2011年春運就是29億人次，這是個什麼概念呢？等於把整個南北美洲、日本、俄羅斯、歐盟27國、非洲的人加在一起，一個月中都挪一個地方。這個挑戰只有中國這個體制才能對付，換個政府和體制就不行。當然這既是一個巨大的挑戰，也是一個巨大的機遇。在中國做很多事情，只要做到在中國是第一，那就是世界第一。所以，我覺得中國的崛起會改變整個世界，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人口規模產生的效益。我們的汽車產銷量都是世界第一，世界上所有的汽車公司都出現了某種面向中國的轉型；我們有世界上最大規模的城市化，世界上一流的、二流的、三流的建築事務所都在中國研究中國人喜歡住什麼樣的房子；好萊塢也是，要拍中國人喜歡的電影。我曾經開玩笑說，現在我們叫自己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等過了十年或十五年之後，它真的站住腳了，非常成功了，那麼「中國特色」四個字就可以拿掉了，中國的社會主義就是主流，那個時候越南、瑞典的社會主義叫越南特色社會主義、瑞典特色社會主義。一旦你成為主流，別人就以你為參照系。

第二個是超廣闊的疆域國土。我們這樣的大國是百國之合，由歷史上成百上千個國家慢慢整合成今天的中國。這樣百國之合的國家搞西方模式，一定會使國家四分五裂。我不久前去了雲南，發現雲南自己就是百國之合，一個省有這麼多少數民族的自治州、自治縣。而西方制度的特點是先分後合，把社會不同的利益群體分開，而每個利益群體都有自己的代表，這些代表在法治的條例下進行博弈，這就是多黨制的起源，最後實行票決制，通過票決來整合。但是為什麼西方模式在非西方國家頻頻失敗，成功的概率極低呢？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這些國家一旦分了之後就再也合不起來。之所以會出現阿拉伯之春，最主要的問題還是出在民生凋落上。我們是國土遼闊的超大型國家，我們有世界上非常重要的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資源，這是我們巨大的資產。隨著中國的崛起，我們要進行外交的戰略的大思考，比如說流經東南亞水系資源的開發、南海問題，都要進行戰略思考，制定戰略，改變我們在不少方面的被動局面。

第三是超悠久的歷史傳統。中國在經濟學、倫理學、文學、藝術、建築、美術、飲食等方面都有著悠久的歷史傳統，這就給今天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即使有人不喜歡這一傳統，也是難以割捨的。我們要趨利避害，利用傳統來為現在的發展服務。我曾經多次和西方學者談及中國政治制度這一問題，我一個重要的觀點就是中國現在的政治制度是中國歷史傳承的結果。中國數千年來中央政府都是一個統一的執政集團或者叫統一的儒家執政集團，而支持這一集團的方式就是選賢任能。理解了這些，就會對中國現在的政治制度會有更加深刻的認識。我們執政黨就是代表絕大部分人的利益或者是人民的整體利益，相反，如果像西方政黨那樣，只是代表一部分人利益，然後進行博弈，我們國家就會解體。從中國歷史發展的大周期來看，中國現在的崛起不是簡單的崛起，她處於歷史大周期里的上升階段。這一階段中會有逆流和反對的雜音，但整體上升的趨勢是無法阻攔的。過去三十多年的發展，形成了崛起的勢頭，這是阻擋不住的。

中國的政治有它獨特的邏輯，和西方的政治邏輯是不同的，大多數的中國人不會接受每四年換一個中央政府。我認為，中國政權的合法性也是建立在歷史的基礎之上的，其中兩個核心的概念，即人心向背、選賢任能。這些合法性概念形成的時候，美國、英國、法國、德國還不存在。而且我認為在今天，人心向背和選賢任能是中國超過西方的核心競爭力。人心就是民心，民心和民意還不一樣，民意如流水，但民心大於天，民心用今天的政治術語來講就是一個民族長遠的整體的利益，我們的祖先很早就有整體的思路，他們是很聰明的。現在我們的政治制度仍繼承選賢任能，基本上還是選拔制。雖然這個制度有缺點，但還是比西方的選舉制要好。西方的選舉制已經變成沒有人才概念的制度，只要程序正確，誰當選都可以。西方國家中，希臘、印度、日本、巴基斯坦、孟加拉、菲律賓等都是很普遍的家族政治。而我們則是全國範圍內進行人才的調配。我們的政治制度還需要完善，但可以保證不會選出低能的領導人。就日本前首相在救災中的表現來看，不會和政府部門打交道，不會和軍隊打交道，不會和企業打交道。而在中國模式裡面，對任何一個縣委書記來說，這三個能力都是必備的，所以中國模式的競爭力是非常厲害的。我覺得中國模式有它自己的特點，也有自己的問題，可以不斷完善，但沒有必要感到自卑，我們不害怕和美國政治體制的競爭。

最後就是超深厚的文化積澱。文化的重要表現之一是語言，正如德國哲學家維特根斯坦講的，說什麼樣的語言就反映出什麼樣的思維方法。中國語言和西方語言最大的差別在於，中國的語言是尋求共識。漢語的核心字非常少，特點就是尋求共性，跟水有關的字加三點水，跟金屬有關的字加金字偏旁。我們的祖先遇到什麼新東西，覺得它和某種共性有關，就加上個符號，把它們連在一起。這種文化深深影響了中國人的思維方法和處事方法，這也符合我們超大型國家這一事實。一定要多尋求共性，否則這麼多矛盾就無法解決，要找到共同點，實現雙贏、多贏。西方的文化是任何一個東西要找到不同的辭彙來表達，如果中國也學西方這麼做，即不求同而求異，恐怕成功的幾率很低。中國是百國之合，是百國文化的長期慢慢整合，文化內容非常豐富，歐洲文化也比較豐富，但遠比不上中國文化，美國文化就更加簡單了。作為一個文明型國家，中國的戰略態勢、觀察問題的方法，應該從五千年豐富文化的角度來看待其他文化，積極吸收借鑒其他文化的長處，實現中國文化更好的發展。到十年後，我們的經濟規模真正超過美國，我們的中產階級是美國人口兩倍，我國的文化對於美國文化的優勢就將充分地體現出來。到那時，我們應該可以建立起自己比較完整的話語體系。過去是西方給中國帶來了千年未有的大變化，十年、十五年之後，中國完全崛起了，也許會給世界帶來千年未有之大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