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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地圖中的帝都(5)】九經九緯營大都

  【財新網】(專欄作家 李弘)一個城市形成獨特的風骨氣象,總有自己的歷史淵源,如巴黎出現了一位雄才大略的帝王,倫敦千年延續下來的自我態度。追溯帝都北京的童年,要回望往昔中華北方的兩個少數民族對這塊土地的哺育。下面有這樣一張棋盤圖,就是帝都的童年寫真。上面的那張大棋盤,畫的是元代大都城的街道與城垣,它給了帝都與世俱來的基因和從小的「家庭」教養,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京城長大了以後的個性。

圖1:金中都與元大都城,錯時的地圖,是帝都歷史起點。

  粗瞭一眼,誰都能看出大棋盤就是後來明清京城的雛形。可以這樣說,直角交叉,中規中矩的直線交織狀,是帝都老地圖不可或缺的背景。畫出這樣的背景很簡單,主要是運用直線,勾勒出了四面的城牆和城裡的大街,加上指示宮城、城門的位置。後世所有現世版的帝都城圖,不過是在它的上面做點劃切割,加上新的標識。特別是城裡數條橫平豎直的大街,從元初到清末,幾百年來始終老老實實守在原地,大清子民往來走的,還是元大都建出的老路。

  所以簡單的背景並不簡單。老面孔歷時風塵,風骨舊顏卻不曾改變。

  150多年前的大清咸豐朝,出了一張西方人畫的現世圖,可以用來證明舊顏未變,老路還在走。

  這張圖出自一個法國人之手,時間把我們拉回到1861年的晚冬,地點是在內蒙古和熱河接壤的某座關卡。那一天的某個時辰,凜冽的寒風裡走進來幾位風塵僕僕的西方人。他們說自己來自法國,其中一位精幹的先生,自報大名叫鮑威亞(Capt. Boubier)。他希望守關的清官通知一下北京的衙門和法國駐軍司令,說他們已經進入了中國,希望順利抵達京城。 沒幾天,京城就傳來了旨意,一點問題沒有,請各位貴客繼續進發。為了示好,一位官員還陪同著他們跋涉了幾百里地,把遠方來的客人送到了帝都的內城,法國人正在那裡忙活著,設立始開紀元的第一座公使館。

  鮑威亞是一位頗有資歷的工科男,年富力強。他們一行人當年到北京來,承擔了一項艱巨的任務,就是以法國人的浪漫挑剔的品味,修繕公使館租下的一座四合院,迎接第一任駐華公使的到來。我們後面還會提到鮑先生的這項政府公幹,和京城第一座現代化大宅院的出現。不過,這裡鏡頭聚焦在鮑先生身上,是因為他在帝都地圖史上留下了一筆。下面這張地圖,印上了他的大名,因此把它叫做「鮑氏地圖」吧。

圖2:清末的北京地圖,內城有空心白線畫出的大街,似是可忽略的背景。

  鮑氏地圖1862年首次現身,其後被無數次抄襲複製。它的繪製,和今天我們想回溯的帝都獨特氣質,原本沒有絲毫關係。 這張城圖在19世紀下半期也算是極簡版本了,它是幹什麼用的呢?仔細看看紫禁城的下方,發現有幾個地標,它們是英、法、俄、美公使館的所在地。左邊東城地界里還有一個地標,是當年剛剛成立的總理衙門——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現代外交部。這些英文小字使得鮑氏地圖在洋人圈子裡大熱,粉紅的色彩熱烈惹眼,好似在向歐洲、美國人揮舞著的小旗: 「瞧瞧,我們的公使館終於立足在大清國天子的腳下啦」! 開天闢地的第一回,帝都向洋人使官敞開了大門。

  公使館地標和它張揚的興奮,早已成為昨日星辰。我們還是來琢磨一下,地圖上作為背景、像是用尺子比著畫出來的空心白線。它們是不是和元大都城地圖上的大街直線多有重合?這樣一脈相承的街景格局,對帝都來說意味著什麼? 梁思成說京城全部配合的建築物擺放,相輔相成的街道系統,與全盤計劃的整個布局,一句話,就是「全部部署的莊嚴秩序」,是不是首先體現在了棋盤地圖的直線中?

  要搞明白這裡面蘊含的文化奧秘,我們得超越鮑先生的時代,不是向前,而是向後跑上幾百年,潛入一片建築工地。此一時刻的元大都,城牆和正直的大街正在熱火朝天的建設中。

  這裡得強調一下,元代的京師並非 「北京」 ,韻味醇厚的京城小衚衕還不見蹤跡,而漢民族千年的邊城遺迹已被蕩平。元大都,是北方一個游牧民族衝進南部平原建立的都城。 他們正在夯實墊平的那些大街,豪華闊達,還帶著地下排水系統,元人亦稱它們為 「長街」。

  提起游牧民族,草原上萬馬馳騁,彪悍的騎手四處征戰騷擾的畫面,不由地會浮現在我的腦海中。但是,13世紀中葉的東方,蒙古族出現了一位不凡的大汗,他就是元世祖忽必烈。他的祖爺爺成吉思汗騎在馬背上,打下來歐亞北部的大片領土,他的父汗以草原為都,統治著蒙古的征服地和中國的北方。但是忽必烈此刻決定不再隨水草東遷西移,他想改變一下遊戲的規則,也想建立新的、不同於傳統的都城秩序。元史專家孟森先生認為,自有史以來,以元代為最無制度,馬上得之,馬上治之。這話被史家認同有道理,但用在大都的興建上,卻不盡準確。大氣恢弘的北京,成為統一政權的國都與中心,世界水平的歷史名城,格局就是奠基於元大都。

  不過,把大都建成的功勞都歸於忽必烈,就是蒙古人自己也不會如此貪功。我們在建設的指揮部里和工地上,看到了來來往往的有阿拉伯人、土爾其人,還有像馬可波羅這樣來自威尼斯的歐洲人,他們的故鄉,都取得過輝煌的建築成就。然而,大都的榮耀也不屬於他們。這座城是一個游牧君王狂野目光的倒影,也是他胸中尊崇漢家文化的結晶。如果中國人同英國人一樣,把牛頓這樣的科學偉人安葬在皇家的教堂墓室,那麼,元代建都元勛的陵園中,就一定要包括建築大師劉秉忠(1216-1274)、水利專家郭守敬(1231-1316)這樣的名字。忽必烈要圓的是蒙古人稱雄歐亞的夢,而大都,則百分百是中華文明的建築大成。

  要理解大都是怎樣出世的,得把帝王放在一邊,先搞清楚大師劉秉忠腦子裡想的是什麼。原名叫劉侃的這位千古奇才,蒙古人擊敗金朝的時候,他已出家,取了法名子聰,號藏春散人。他多才多藝,熟讀經史,工於繪畫,留下了粗礪的詩詞文字,也懂得政治的機巧,知人善行。忽必烈愛其才,旨命其還俗,並賜名秉忠。後來的事實證明,他懂得如何秉承帝王的意志,同時又是非常忠心於承傳漢家文化。以當朝宰相之身,劉秉忠依據兩千年前的一本經書,設計建築了一座方正規矩之城,為一個外族皇朝奠定了近百年的統治之基。

  中國自夏商周起始,就有帝王修都城的傳統。你看歐洲的那些王宮,叫城堡(tower)的如倫敦塔、溫莎堡;叫宮殿(palace)的如白金漢宮、凡爾賽宮,它們原本就是為皇家內親外族修建的,佔地再大也不過是一姓莊園。中國的王者,不是這樣小家子氣。他們搞起城建,氣魄要大得多,聽聽《周禮考工記》起首的名句:

  「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九門;國中九經九緯,徑塗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

  王者為一國之君,營國,不是在為一家一族修房子建庭院,而是伸開雙臂擁抱著他的子民,為他們安排好了住地、街市貿易、出行走路,社稷安定,還會照顧好祖先,所以城就是國,國就是城。營造匠意,在規模、街衢,城門設置上,一定要遵循「九九規矩」,相當於符合一個非硬性規定的法律。街衢有了規矩,皇都就有了規矩,一個國家也就有了規矩。 就像我們近幾十年來新建的小區,建設之前,要有規劃,街區要有秩序。如果房子太密,交通不便,綠化不足,或商業不配套,居民就會不滿意。居民不高興,搬走了,小區就失去了人氣,都城人走了,一國就失去了元氣。兩千多年前,我們的先人就有這樣的智慧,營城營國,要惠及於國,也要惠及於民。

圖3:《考工記》的營城理念圖,九經九緯的大街格局。

  古往今來,改朝換代,有多少個帝王,就有多少座都城。 12世紀在北京這塊地面, 剛剛起了一座新城,叫金中都。它是來自黑龍江的女真族皇帝修建的,仿照了北宋漢人修建的汴梁城(今開封)。南宋大詩人、石湖居士范成大曾出使金朝,他後來寫到:其宏大侈麗已超過汴京,「延亘阡陌,上切宵漢,雖秦阿房,漢建章,也不過如此了」。可見中都城美輪美奐,取得了很高的建築成就。劉秉忠對金中都一定很熟悉,因為他們家祖輩幾代在此都做官,可惜美城已經被元世宗成吉思汗,一把火燒成了焦土……

  元大都一定要建得青出於藍勝於藍,劉秉忠在心裡這樣念叨。他的設計藍本在哪裡?就在《周禮》《周易》的句子里。這事兒聽起來有點玄虛,但是劉秉忠知道怎樣做。《元史·劉秉忠傳》說他「生而風骨秀異,志氣英爽不羈。……至於天文、地理、律歷、三式六壬遁甲之屬,無不精通。論天下事如指諸掌。」可是,為一個外族大汗修都城,就是「儒道」大師,這事兒也為難。一方面,中國古都,有長安之壯美,有汴梁、杭州之精緻,突破外族人的制約去超越,讓大都被漢人認同為皇城項鏈上的一顆明珠,這事兒難。另一方面,蒙古人橫掃中原,揮斥歐亞,都城得修得讓他們住著順心,滿足他們雄霸天下的豪氣。兩個民族,一族善見龍在田,一族靠狩獵在野,這邊崇文,那邊宣武,文化上的差異可比之於19世紀東西方之間的衝突。要融合這兩股強大勢力,建個理想城,這事兒更難。

  劉秉忠開始和大汗忽必烈掏心對話,用漢文化的秩序觀感應「風吹草低見牛羊」的隨性。他誠懇地說,大汗在漢人的地盤上統治,要想天下大安,就要採用漢人的章服、朝儀、俸祿、官制,那就應當遷都,把統治中樞從草原上移到長城以南。他接著又說自己勘察了一下風水,鄭重地向忽必烈報告,都城可以選在金中都東北方向的曠野,這裡有一塊金朝皇帝的遊獵舊地,水源豐盛,宮殿就建築在海子兩邊。其實那裡距離草原也不遠,騎上快馬十天就到。這些報告正中忽必烈的下懷,說到底,沒有漢人的臣服,蒙族那麼點人口,咋能在廣袤大地上維持秩序。最後,大師抓住了忽必烈還在興頭上的帝王夢,告訴大汗,夢想實現,必須把游牧民族的彪悍與儒家天下一統的儒雅融為一體。從此不要再叫「大汗」了吧,你就是中國的皇帝。這一代皇朝,取「大哉乾元」之意,就叫「大元」吧。

  劉秉忠的第一步努力成功了。兩個強勢的民族——一個是大頭,一個是零頭——在這個春天走到一起,共同創造新的都城文明。

  13世紀的大旅行家馬可波羅說「汗八里」故事,聽得歐洲人總是搖頭,懷疑是否屬實。但是他的描繪,與大都的記錄真的有相當高的吻合度。他說大都全城地面規劃猶如棋盤,「街道甚直,此端可見彼端。蓋其布置,使此門可以由街道遠望彼門也。」 這樣的建城,建出這樣的規矩秩序,早了法王亨利四世「包羅萬象的天堂」300年,的確讓異域文化難以想像。

  作者為資深投行人士,英國劍橋大學歷史系研究生畢業,師從大英帝國史與全球史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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