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對郎咸平容易 駁倒郎咸平不可能

被譽為「現代市場經濟理論之父」的英國學者亞當·斯密，最早提出了中國的「停滯性」問題：「中國一向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就是說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細，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勞的國家。然而，許久以來，它似乎就處於停滯狀態了。」這一觀點看起來似乎十分荒謬。而這一觀點卻在只有7歲的德國哲學家黑格爾頭腦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記，後來，他終於則從哲學的角度具體指出中國人這種停滯的特徵：「個人在精神上沒有任何個性可言，從本質上講中國歷史不能稱之為歷史，它只是君主覆滅的一再重複而已，不可能由此產生任何的進步。」 　　　　　　從此，關於中國「停滯性」的說法在西方廣為流傳。當然，也有一些人認為黑格爾的說法是荒謬無比的，歷史學家艾蒂安·巴拉茲就曾試圖努力找出證據來批駁黑格爾的這種荒謬，可是，他最終還是無可奈何地告訴我們：「要批駁黑格爾關於中國處於停滯不變狀態的觀點很容易，然而，黑格爾的確是對的。」實際上，正如亞當·斯密提出的中國「停滯性」問題現象一樣，中國長期以來一直固守於優越的地理環境和農耕時代的社會文明，對世界的進步和變化視而不見，尤其是封建統治階級故步自封、妄自尊大，明、清時代長期實行「閉關鎖國」的保守政策，使中國逐漸在近代脫離了世界的發展主流。 　　　　　　應當承認，近代中國的歷史是使中華民族蒙羞的一段屈辱歷史，甚至迄今為止的中國社會，不僅始終缺少完整的商業發展歷史和系統的經濟理論指導，而且，仍然還有許多落後的思想方式造成的人為因素在作祟。英國著名的哲學家羅素先生曾親臨中國考察，他在上世紀20年代出版的《中國問題》一書中這樣寫道：「曾在中國經過商的歐洲人士稱，中國人不善於經營現代工業所需要的大型股份公司。那些成功的經營往往由一個家族來組織，很少有超過這個範圍的，這種經營方式因為任人惟親遲早要歸於失敗的。」 　　　　　　日裔美國學者福山在1995年出版的《信任——社會美德與經濟繁榮》一書中比較了多個國家的信任狀況後，同樣認為在低信任度的國家通常只能形成私營家族企業，但卻無法超越家族，在異姓人中合作，而中國恰恰是屬於低信任度的國家之一。中國科學院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松奇認為，在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背後實質上掩蓋的是一種低效率，中國經濟的本質是一種回扣經濟。由於制度成本過高，導致交易成本的攀升，所以，大量的精力和費用消耗在處理這些與交易無關的事情上了。世界貿易組織總幹事穆爾先生更是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加入WTO以後，從長遠看，最缺乏的不是資金和人才，而是信用和建立完善信用的保證機制，信用缺失是中國企業融入國際一體化快速發展的一大障礙。」 　　　　　　今天普遍引起人們關注的「郎咸平現象」和圍繞著對中國的經濟學家的爭論行為，與200多年前亞當·斯密提出的中國「停滯性」問題何其相似。但是，結論都只有一個，那就是「反對郎咸平是容易的，但駁倒郎咸平卻是不可能的」。因為反對郎咸平的人，只要搬起「罵人」的伎倆和運用 「扣帽子」的卑鄙手段，就很容易達到目的，什麼企圖否定改革成果啊，手伸的太長啊，本身沒在國企工作過啊，學金融的不懂經濟啊，以偏概全啊，嘩眾取寵蠱惑人心啊。 　　　　　　但恰恰這些所謂的「主流經濟學家」們，卻對國有銀行兩萬多億元不良資產的來源視而不見，而成立四大資產管理公司還沒有處理完這些主要由國有企業形成的呆帳，卻又出現兩萬多億元的不良資產。更可怕的是在處置不良資產的同時，2004年，全國華融、長城等四家金融資產管理公司（AMC）更是被國家審計署查出的多種違規和管理不規範問題，涉案金額67億元。 　　　　　　坦率地說，產權改革，MBO的方向並沒有錯誤，但是，利用產權改革和MBO 造成了國家財產大量流失的行為卻始終沒有引起全社會的高度關注，以致於郎咸平先生在從財務角度對企業個案的研究中高呼「八個大字的感覺—— 觸目驚心，痛心疾首」。「目前我們的改革到了什麼地步？我們只要打著市場化的招牌，就可以無惡不作！」在一個明確缺乏市場監管體系和有效管理機制的體系中進行改革，其結果必然是打著改革的旗號行中飽個人私囊的嚴重腐敗行為，看看那些上市公司和背後的集團公司肆無忌憚地侵吞國家和中小股東財產的行為（再舉例文章就太長了），又有哪些「主流經濟學家」吭過一聲呢？ 　　　　　　郎咸平重要價值在那裡？重要的不在於他曾是跟隨者，而在於他一直是思想者；重要的不在於他的什麼結論，而在於他提出的什麼問題；重要的不在於他提的什麼問題，而在於他提出的問題是在什麼時候；重要的不在於他說過些什麼言論，而在於他的言論激起的浪花；重要的不在於有多少人反對他，而在於有多少人支持他；重要的不在於反對他的是些什麼人，而在於支持他的是些什麼人；重要的並不在他說了一些什麼，而在於我們應該怎樣辦。有這些重要和不重要的存在，郎咸平的價值就已經足夠重要的了。 　　　　　　央行行長周小川呼籲說，銀行業不能再出現大規模的不良資產了，如果不良資產的比例過高，仍就有可能造成金融危機的。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則在2005年的「中國經濟50人論壇」上進一步強調說：「『我們的銀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銀行』這句話是鄧小平在上世紀80年代說的，到現在已經過去20多年了，這個問題還是沒有得到解決。」中國銀行監督管理委員會主席劉明康更是尖銳地指出：「在中國，作惡的成本太低了。」這是「虛弱法律體系的沉重歷史負擔」。截止到2005年9月末，境內全部商業銀行不良貸款餘額為12808.3億元，比年初減少5501.8億元，不良貸款率為8.58%，比年初下降4.28個百分。但考慮到2005年上半年中國工商銀行為上市財務重組，剝離了2460億元損失類貸款，並拍賣了4500億元可疑類貸款，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是「明降暗升」，實際上增長了近1500億元，比年初漲幅達15%。這表明了中國金融領域公共管理存在的巨大漏洞。 　　　　　　其次，國有企業所要解決的深層問題，依然是經營體制上的問題。嚴格來說，在過去計劃經濟體制下發展起來的國有企業以及在市場無序競爭情況下成長的民營企業都只能是「池塘里的魚」，雖然也有美國《時代》周刊談到中國海爾是「小池塘里的大魚」這樣的企業，但也還不能算是真正意義上的企業，更何況海爾是財務數據最不透明的企業了。事實上中國企業的整體經營環境非常微妙，企業的生命非常難以想像和預測，中國企業往往是盛名之下，其實難符，那些一夜之間倒閉的企業也說明了這一點。在「德隆」事件發生以後，一篇廣為流傳的《什麼比 「德隆」更值得重組》指出：「正是中國章法無度的金融體系才造成了『德隆』的昨天和今天。」 　　　　　　還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日本東京大學教授小宮隆太郎對中國國有企業研究以後，得出的結論卻是：「中國不存在企業，或者幾乎不存在企業。」英國劍橋大學教授、經濟學家彼得休·諾倫在「21世紀論壇」2000年會議上說：「在世界頂級的300家公司中，中國沒有一家由研究和發展經費產生的公司，在MS—PW列出的世界前250家『有競爭優勢』的公司中，中國沒有任何代表，即便是在《財富》的世界500強中，中國只有5家企業上榜，但沒有一家能被分在市場資本化類型中。」 　　　　　　當代最有影響的經濟學家、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保羅·克魯格曼也認為：「亞洲發展中國家沒有幾個真正西方意義上的公司。在表面上看像是現代公司的一些機構，實際上是發展得太大的家庭公司，這些公司的發展取決於公司老闆的個人財富和通過銀行貸款影響這種財富的能力。」這些忠告還依然在我們的耳邊迴響，我們怎能忘記呢？而中國的改革始終沒有深入到文化變革和價值創新的層面， 　　　　　　那些封建傳統的東西正不時地以各種形式在干擾著我們的改革深入下去。在改革進入攻堅階段的時候，暫時放一放關於什麼是「狗屁經濟學家」的爭論，聽一聽郎咸平先生的盛世危言和廣大群眾的呼聲，認認真真地研究一些具體的經濟改革問題，拿出一些切實可行的方案來 ，這是比什麼都重要的事情。　　 　　　　關於斯密提出的中國的「停滯性」的問題，從中國文化和社會研究的角度，基本上已經有了比較清晰的結論，台灣學者孫隆基在《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中把這概述為中國人是外鑠性的人格特徵，就是中國人的人格塑造上缺少個人主體的獨立性，在社會組織層面，就是缺少「一」的形成，缺少了個人的主體性，西方社會經濟結構中的很多元素如價值、信用、信託就失去了載體，從根本上說，如果沒有對文化體系的再造，所有的基於信託方面的管理措施都會在大的社會文化體系面前失去效用。而文化的變革是一個比製造比較要遠為漫長的過程。從經濟角度改革的緊迫性和從文化角度再造的漫長性之間產生的矛盾和張力，構成了今日中國所有關於改革方式和路徑的基本矛盾。　　 　　　　　　在中國主流經濟學家的心中，實際上默認了這樣的假設，就是如果沒有形成經濟上的主體，即「明確的產權」，深層次的改造就失去了依附，所有關於信託責任的措施都會限於表面。而要首先改造產權，形成經濟生活中的獨立主體，就要打破現在的結構，這個過程中註定充滿了骯髒和罪惡，兩者之間是互相的嵌套和循環，但主流經濟學家最終選擇了一條「充滿了骯髒和罪惡」的路徑，因為它看起來前途更光明，也是打破現在的僵局的一種有效手段。　　 　　　　　　既然充滿了骯髒，就可能引起社會的動蕩和大眾的不滿，所以就需要粉飾，需要利用皇帝的新裝來麻醉，以減少社會的痛苦。所以向劉歡唱的「看今朝，更豪邁，從頭再來」都可以看作是麻藥的一部分。這是一種雖然不道德 卻無奈的選擇。　 　　　　　　但是郎咸平來了，就是把這個骯髒的過程給暴露了出來，確實，中國的改革有很多只能做不能說的事情，一說出來就沒意思了，這是主流經濟學家的內心矛盾和痛苦的地方，而郎咸平的吶喊，就是在這個傷口上又撒了把鹽，告訴你這個過程很痛苦，喚醒你你正在經歷著痛苦，而其實，對於一個身染重病的人來說，不經過痛苦是不可能走向新生的，這也就是資本主義的原始罪惡。每個國家都要經過，只不過在當今世界，這種痛苦越來越採取隱蔽的方式。蘇聯的休克療法無法避免，中國的漸進式改革也難以避免。所以最優路徑只是看哪一種最後的效果更好，速度最快，痛苦最小、罪惡最少，而不是有沒有的比較。　　 　　　　　　郎咸平的作用是巨大的，郎咸平的破壞性也是最強的，郎咸平在清華的演講提到了馬克思對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發揮的」啄木鳥「的作用，其實，郎咸平對中國的作用也可以這樣看，他的作用發揮好了，就起到了治病救人的目的，他的作用發揮不好，就能把一刻大樹給「啄死」。當然這尺度的把握是政府應該發揮的作用。從政府對郎咸平的態度來看，中國的政治精英還是清醒和智慧的，既允許郎咸平到處發表演講，允許媒體對郎的報道和爭議，同時又不給郎正式的名分，如大眾呼籲的年度經濟人物。總體來說，由郎咸平引發的爭議，仍然在政府的控制範圍之內。而郎還能紅多久，也是看政府的態度和改革的推進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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