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美國人想把中國文學推介到英語世界，他做了唯一一個相關網站 | 100 個有想法的人

你可能沒聽說過一個叫紙托邦（Paper Republic）的網站，它的日用戶訪問數量（UV）大約在 300 至 400 之間，但已經是目前英語世界了解中國文學最好的平台。

它完全不做推廣，絕大多數流量來自自然搜索。當英文世界的人們搜索中國作家、中國作品、中國文學關鍵詞的時候，紙托邦通常是第一個搜索結果。如今，每天都有陌生人給艾瑞克·阿布漢森（Eric Abrahamsen）寫信，希望這個「紙托邦」的創立者可以解答一些關於中國文學的問題。

艾瑞克是美國人，身高近兩米，說著一口極為流利的中文。這個非盈利項目始於 10 年前。時年 29 歲的他和幾個同樣做中國文學英譯的譯者成為了好朋友，希望有個地方把自己的翻譯項目、最近看的書、對中國文學的一些看法等放在一起交流。他們認為這是一種「自己對自己說話」的行為，完全沒想到它後來會吸引海外對中國文學感興趣的人的注意，「甚至有一些出版人士是通過這個網站尋找一些中國作家或者出版的可能性」。

雖然有近 14 億人在使用中文，但在全球化出版這件事情上，中國卻是個「小語種」國家。英語世界對中國文學和中國作家缺乏了解，這也是紙托邦最需要解決的問題之一。

「怎麼真正的從中國的內容到海外的讀者，整個橋樑，這條線上，到底哪裡堵了？然後怎麼堵？疏通怎麼做？我覺得我慢慢有一個更準確的自己的想法，到底怎麼解決這個問題？」，艾瑞克對《好奇心日報》說。

在他看來，如果選擇去直接影響讀者，那太難了，「工作量太大」，「沒法有效地去做」，最重要的是「影響那些影響讀者的人」，或者說「意見領袖」。放在圖書出版界，就是那些文學雜誌的編輯、擁有很多讀者的博主、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等等。

為了提高海外讀者的接受度， 2015 年 6 月 18 日起，紙托邦開始運行「短讀計劃」。每周會在網站上免費發表一則中文短篇、散文或詩歌。第一年總共發表了 53 篇作品，參與的譯者有 20 多個。他們翻譯的作品包括王安憶的《黑弄堂》、賈平凹的《倒流河》、沈從文的《夫婦》、劉慈欣的《思想者》、嚴歌苓的《媽閣是座城：賠錢貨》、魯敏的《 1980 年的第二胎》，王小波的《舅舅情人》，阿乙的《您好》，等等。

「我們意識到海外也沒有什麼人知道中國文學，了解也不知道上哪兒了解。圖書很少，很多人就不願花錢去買，所以就覺得，乾脆我們就做純粹免費的那個體驗，然後你感興趣的話，你隨便點進去看。至少這樣的話，可以勾上一些讀者或者出版人的興趣。因為真的能看到的信息和內容太少太少了」，艾瑞克說。

因為閱讀免費，又沒有廣告等收入來源。這些篇目選擇的標準也很簡單——能拿到免費的內容。最後的結果便是，作者免費授權，譯者免費翻譯，編輯免費編輯，讀者免費閱讀。

也是因為免費，這個每周一篇的項目做了一年也就結束了。「可能以後再做的話得找一點資助」，艾瑞克說。

「短讀計劃」只是艾瑞克做過眾多「短期項目」中的一個，後者之所以要打引號，是因為所謂短期並非艾瑞克的本意。

比如 2010 年，艾瑞克和在北京大學攻讀中國古典文學碩士的莫楷（Canaan Morse）合作整理中國出版資訊，並得到了中國圖書進出口公司（簡稱「中圖」）一年的資助，後者也把這些內容用在他們的郵件信和網站上。一年之後，該項目因為中圖放棄資助中斷。

2011 年，紙托邦和《人民文學》雜誌合作，在海外推出英文版的《路燈》（Pathlight）雜誌，每年出 4 本。但因為該雜誌影響力有限，更像是一個政府項目，加之沒有營銷推廣能力，也一直不溫不火。

一些活動倒是還有點聲色。比如它和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BIBF）合作做過兩次文學沙龍，以及和中圖、自媒體「做書」合作舉辦的北京出版交流周。

去年的 BIBF 文學沙龍中，紙托邦策劃組織了包括《鴉片戰爭與中印貿易關係》、《從中國到埃及：今日鄉村何在》、《寫作與歷史背面的時刻》等 20 多場活動，S.A. 阿列克謝耶維奇、余華、曹文軒、梁鴻、格非、張悅然、陳冠中等作家和出版人都予以參加。

北京出版交流周則會每年邀請不同國家 10 位左右出版人來京交流。他們會和中國出版人以及讀者討論版權買賣、如何做暢銷書、如何拿到好選題、本國出版走出去等話題。

很長時間內，紙托邦也一直保持著艾瑞克一人組織的形態。網站和資料庫的更新也一直由他一人負責。直到 2015 年和 2016 年，妻子陳冬梅和朋友閔婕的相繼加入，才變成了現在三人團隊。

「因為我們一直在尋找最有效的方法來讓海外的人更容易接受中國文學、中國的作家，所以這期間也做了很多不同的事，但是，最終目的還是一致的」，艾瑞克對《好奇心日報》說道。

艾瑞克出生在西雅圖，畢業於華盛頓州立大學，曾在中央民族大學當過一年交換生。他 2001 年來到中國學習並生活至 2016 年，現在又回到了家鄉。

2006 年，艾瑞克開始翻譯中國文學——正如之前所述，紙托邦成立的目的，就是翻譯和文學交流。

他翻譯過王小波、蘇童、畢飛宇、阿乙、盛可以、徐則臣等中國作家的作品。曾獲得美國筆會（PEN）翻譯基金獎、美國國家藝術基金（NEA）翻譯基金獎、美國文學翻譯協會（ALTA）國家翻譯獎短名單提名。

但一開始，艾瑞克並沒想做文學翻譯和出版，最早只是想離開美國出去玩。他覺得阿拉伯語和中文兩種語言的深度、歷史和文學「一輩子肯定學不完」。就這樣，他大四時來到了中國交換讀書。因為「語言又喜歡，社會顯然很有意思」，艾瑞克就留下來了，一待就是 15 年。

當時，艾瑞克的女友送給了他一本王小波的《我的精神家園》，裡面第一篇是《沉默的大多數》。讀了之後，他自然而然就產生了翻譯的想法。

「因為那時候我中文也沒那麼好，學了五年不到，比較早。我覺得王小波的聲音本來就特別像一個美國作者的聲音。邏輯、反諷、幽默感，這些東西其實特別像西方作者的聲音。這個對我來說，比較容易接受。而且一下子找到一個相對應的英文聲音，有一個做翻譯的衝動，沒有什麼理由，就是有這個衝動。喜歡它，就自然而然把它變成英文「，艾瑞克對《好奇心日報》說道。

和很多美好的衝動變成現實時遇到的狀況一樣，艾瑞克做紙托邦的過程之辛苦不足以為人道。

「其實有時候我也不知道我們怎麼還能營業。」艾瑞克說。

但事情終於在各種零散項目中開始起步。2016 年，紙托邦買下 6 本中文書的版權，分別是梁鴻的《中國在梁庄》、王小波的《萬壽寺》和《我的精神家園》（這兩本由艾瑞克翻譯）、阿來的《空山》、王小妮的《1966 年》和阿乙的一個短篇集。

買下版權後，紙托邦會找譯者或者艾瑞克自己做翻譯，然後尋求海外當地的出版社合作，一起出版。「等於是做一個內容策劃的小工作坊」，艾瑞克說。

「在美國，它會有兩種出版社形態。一種是非盈利的，你就去申請各種資助各種資金，整個形態都是以非盈利機構運轉的。要不然你要以盈利為目的，你的書要獲得商業上的成功。他還是希望，自己做的書要有商業上的成功，（希望跟）圖書市場（和讀者）有連結，所以選擇了盈利這個方向」，陳冬梅對《好奇心日報》說道。

但靠出版中國文學作品盈利可不是一件簡單的事。紙托邦首先面臨的就是出版周期的問題。一般而言，國內一本翻譯書，從拿到版權到翻譯出版，時間在一年出頭。但中國文學英譯作品要花掉至少三年的時間。

因為對於國外的出版社而言，受對中國文學認知度限制，僅僅看到樣章是不夠的，得看到完整的譯稿才會考慮是否出版。這也就意味著像紙托邦這樣的工作室得花大量前期的金錢和時間投入。看到完整譯稿後，國外出版社還得排編輯周期和營銷周期，所以整個過程顯得特別漫長。「比如《三體》達成合同之後，應該是兩年才出版。而達成合同的時候，他們其實已經有完整的譯稿了」，陳冬梅說。

更大的難題還是整個市場，或者說中國圖書、中國文學在海外很低的接受度。艾瑞克稱，一般現在中國文學，幾千冊，要能達到一萬就已經很了不起。

到目前為止，海外知名度較高的中國當代文學作品，只有劉慈欣的《三體》系列和麥家的《解密》等少數幾本。這兩部作品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也歸功於翻譯。前者的譯者是同為科幻作家的劉宇昆，後者的譯者則是在首爾國立大學任教的英國漢學家米歐敏（Olivia Milburn）。

據陳冬梅測算，要想不虧本，紙托邦出版的每本書的銷量要在 4000 冊。而艾瑞克之前翻譯的徐則成的《跑步穿過中關村》的銷量只有 1000 多冊；曹文軒的《青銅葵花》在英國也只賣了 2000 冊；格非的《隱身衣》則超過了 4000 冊，等等。當然，這和出版社的發行和營銷能力也有一定關係，但總體看來， 4000 冊還是個不小的挑戰。

所以，艾瑞克選擇出版這 6 本書，首要的還是考慮市場。在他看來，這些圖書更能為西方讀者接受，符合他們的閱讀習慣和邏輯。比如「故事性特彆強」、「節奏很快」、「邏輯」、「幽默感」、「個人經歷」，等等。

但現在這 6 本書還在編輯當中，尚未出版。在艾瑞克的設想中，希望以後多出一點書，出書時間長了，有一個積累，就可以改善經濟狀況。如果遇到一個暢銷書，那更會帶來大的改變。

2017 年 6 月 23 日晚 7 點，北京東城區美術館后街的一個劇場內，坐滿了前來參加一場名為《中國原創文學在海外：市場與讀者分析》講座的觀眾。這些人花了 90 元的門票，有的還用了同聲傳譯器，準備聆聽來自 4 個國家嘉賓的演講。

這是一場偏行業內的講座。嘉賓是來自德國、以色列、澳大利亞的三位資深編輯，以及中國作家麥家。

正如前面提及的，論及作品在海外的出版體驗，麥家是最有發言權的人之一。他的小說《解密》曾在美國和英國亞馬遜上位居所有中國作品的第一位，受到《衛報》《紐約時報》《紐約客》等多家外媒推薦，《經濟學人》還將其評為「 2014 年十大虛構作品」。

除此之外，《解密》現已被翻譯成英語、德語、西班牙語、法語、俄語等 33 種語言。麥家也因此成為中國目前唯一被收錄到「企鵝經典」文庫的當代作家。此前，收錄到這個文庫的中國作家有現代的錢鍾書、魯迅和張愛玲。

但若因此評價麥家的文學價值可能並不公允，因為被翻譯成英文的中國作品原本就屈指可數——每年一共只有四五十本。而且，在麥家看來，《解密》在海外得以出版本身也是個「偶然」。當時，譯者米歐敏因為在上海所乘的飛機延誤，然後去機場書店閑逛。這才發現了《解密》。「如果飛機不晚點，今天的一切，都可能還在黑暗中」，麥家說。

「《解密》這本書，為了它的漢語出版，經歷了 11 年的磨難（指《解密》寫了 11 年， 17 次退稿的經歷）。為了它變得國際化，走向世界，又經歷了 12 年。 12 大於 11 ，某種意義上也是一種暗示。中國一個作家要走向世界，或者他的作品要被翻譯成世界的語言，比寫一本書還難。這是我的個人經歷，也象徵著中國作家要走向世界的困難。走出去太難了」，麥家在現場演講中感慨。

中國文學要走出去，在麥家看來，最大的難點是「語言」。「不管是英語，義大利語，法語，德語，總的來說屬於一個大的語系，是建立在邏輯性上的語言。中文是象形文字。和他們完全是一個天，一個地。加上我們中國，其實改革開放總共才 40 年不到，這個之前有長達幾十年和國際完全是隔絕的。很多漢學家出現斷代的現象。文化大革命十年，我們基本上是閉關鎖國的十年。學漢學的人沒機會，這導致了翻譯斷層。這個使我們文學走出去出現了瓶頸。一個中文翻譯，不是那麼容易培養的，需要很長時間」，今年 53 歲的麥家對《好奇心日報》說道。

不過，這是一個極小的圈子。「做商業翻譯，學術翻譯，人員很多很多，但願意做文學翻譯、也能做文學翻譯的，可能也就 30 來個人吧。我認為他們能達到一定水平」，艾瑞克說，他還是願意保持樂觀。

Q=Qdaily

E=艾瑞克

Q：紙托邦翻譯大多選的都是中國當代文學，而且短篇比較多，這個也是一種策略嗎？為什麼？

E：當代可能因為我在這兒，我認識這些作家，或者就是我覺得自然而然就會找最新的。而且我覺得西方讀者和出版人他們也是有意地找一些現代一點的中國文學，可以反映中國當代情況或者人們生活的一些作品。

短的，是因為短的比較容易操作，就是它又短又不用花這麼多錢，也不用等那麼長時間。我覺得整體來說，中國作家還是比較擅長寫短一點的東西，短篇、中篇、或者短一點的長篇。大家都喜歡寫特別長的長篇，但是我覺得這些書能推到海外的概率不是特別高。

Q：其實我感覺像中國文學推廣這一塊，最容易的還是類型文學，比如說我看大家都會提到《三體》和《解密》。

E：對。（但）我覺得類型小說得分情況。科幻就不一樣，科幻到哪都是科幻，誰的科幻都可以翻譯來翻譯去，然後讀的話，都會很高興，可以接受。但是其他的類型小說就不一樣了，我覺得有點對不上。就是我們這邊的種類和國外的種類，看似是一類的，但其實不是。

比如說國內的推理小說，或者我們那邊叫 crime fiction 之類的東西，但是在中國不太多，而且有的那些，也不太像我們這邊的 crime fiction 。所以，你拿過去說是中國的 crime fiction ，大家看到這個，說這不是我所期待的 crime fiction ，他們指望的 crime fiction 是不一樣的。其實麥家一直反對他的小說劃這個標籤。他覺得他寫的是純文學。

Q：麥家掛的標籤是？

E：就是類型小說，推理，諜戰。你從內容上也可以這麼說，但是他不同意，而且你看到在海外，西方媒體的書評，他們也會說，雖然這本書說是 thriller ，但是其實你讀起來，大家都知道，這不是 thriller ，這是出版人為了方便，打通讀者的銷售。

Q：我看你每年還做一個關於所有中譯英書的列表（2016、2015、2014、2013和2012），那個列表當中，還有中國的網路文學（比如唐七公子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國外是什麼情況？

E：也有一些愛好者，最近他們都關注到一個網站，叫 wuxia world ，武俠世界。應該是在美國，有本地人在翻譯中國的網路武俠小說，比較受歡迎的。當然它的受眾比較少，但他們很熱烈喜歡武俠小說。這個也是很有意思的現象。因為其他中國文學，總覺得讀者缺少一種熱烈的喜愛，總是看一看或者喜歡也喜歡，但是帶一點任務性地去看。沒有覺得，哇，就是特別喜歡。但武俠，他們就是喜歡，就是愛看。

Q：我看那個列表當中，一年有大概二三十本文學書，非虛構作品只有幾本。為什麼非虛構這麼少？

E：非虛構比較難。因為我覺得非虛構，它的寫法更有一些固定的模式。你想，小說怎麼寫都是小說，而且某種意義上，小說的意義就是你創造出一個新的寫作方法。非虛構呢，它總是有一定的模式，所以西方人看非虛構，他有一些期待，覺得非虛構就是這麼寫。中國作家不一樣，屬於另外一個體系，所以他寫非虛構的方法是西方人沒有接觸到過的，然後就比較難以接受。

Q：我不太理解你說的那個模式。

E：就是怎麼講一個故事，比如說有人說中國人寫非虛構，它寫一個話題，它就淡化作者個人的聲音。他可能從全面，一個權威的角度來寫這麼一個話題，但是這個作者沒有呈現出一個人物的才能。我們看非虛構，尤其是寫歷史或者寫一些別的國家或者社會性的問題，作者經常是出現在書裡邊的。他作為書裡面的人物，書裡邊一些內容是他主觀的感受，然後一部分是客觀的觀察，怎麼做衡量，是一個非常微妙的東西。尤其是在美國，已經幾十年，慢慢發展出來的一個寫作方法，也是風格，所以我們都習慣看這種寫作風格。

然後看中國式的這種東西，感覺陌生。中國作家經常寫，在我們眼裡，就是比較煽情的那種內容，催淚的那種東西。讓你知道心疼。就是催淚的一種寫作風格。我們都比較注重，不要太把感情內容使勁推給讀者，你讓讀者自己有感情上的反應，不要作者使勁讓他有什麼反應。

Q：剛才其實也提到了，你覺得什麼樣的作品在國外比較容易有影響力？

E： 如果說虛構的話，還是故事性特彆強的，肯定有一個特別分明，活生生的人物。這樣的故事，不管文化背景、歷史背景有多麼複雜，只要有一個人物，有一個故事，或者幾個人物，其他的也就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Q：有個比較宏大的問題，你怎麼看中國當代文學的寫作？

E：我覺得，尤其是年輕一點的中國作家面臨兩個挑戰，一個就是中國的素材太多，可以寫的東西太多。很多作者也會說，中國的現實比小說還小說，就是有什麼必要虛構什麼東西嗎？……可能很多作者只是把聽到的一個現實故事就寫成故事，所以，怎麼把現實經過藝術處理，做成一個很有個性的藝術作品，對很多作家來說，是一個難題。

還有一個，從我的角度來看，比較重要的一個問題是，中國的作家，他們沒有把小說當成一門工藝。很多人覺得這是藝術，一切就在於靈感天賦，但尤其是長篇小說，它很累，屬於一種體力活。類似於耕田，天天要做，比較累的一個事情。很多作者，尤其是長篇小說，出發點很好，靈感很好，有很有意思的一個人物和故事。

但最後，從寫作技巧角度來看，做得不夠理想。然後這個恰好是西方已經發展到一個極點，就是從工藝這方面，很多書也不一定有那麼精彩的內容，精彩的故事或者意思要講，但是它從形狀或者敘事方式，講故事的方法，特別發達。所以這個對於西方的讀者來看，這是一個硬傷。如果一本書出現這種技術，或者技巧上一些粗糙的地方，他們也會很介意，所以這也是個難題。

題圖：中國作家王小波、pixabay，文內圖來自豆瓣和亞馬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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