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丹：論「圖畫文字說」的原始版

06-27

何丹：論「圖畫文字說」的原始版

　摘要：18世紀，威廉·瓦爾博頓在《摩西的神聖使命》中提出了人類文字「圖畫而文字」的理論。它就是風行於20世紀的「圖畫文字說」的原始版。從普通語言學原理出發，不難看出，單純的「圖畫」由於無法滿足「文字」的基本成立條件，所以永遠不可能「變」成「文字」。並且，迄今為止所有的材料也都不支持「圖畫而文字」的理論。因而，瓦爾博頓提出的「圖畫而文字」的假說，是一種錯誤的文字起源理論。

　　正文：「圖畫文字說」，即認為人類文字(包括漢字)起源於某種整幅的圖畫的理論，首創於18世紀的歐洲;至20世紀中期，由於普通文字學的奠基之作——I·J·格爾伯《文字的研究》一書的倡揚，一躍成為20世紀最具權威性的人類文字起源理論，並形成了長期而廣泛的影響。1992年，美國女學者D·S·白瑟拉托的力作《文字之前》問世，該書以極其翔實的考古資料，證明了兩河流域蘇美爾人創造的楔形字，其前身並非什麼「圖畫文字」，而乃計數用的陶籌,從而直接推翻了由其同胞格爾伯構建的所謂普通文字學模式的基礎——圖畫文字說，並引動了世界語言—文字學宏觀研究領域對格爾伯整體模式的適應範圍的重新思考。

　　筆者認為，在「圖畫文字說」兩百餘年的發展歷史中，實際形成了兩個既有區別又有內在聯繫的「版本」:18世紀的「圖畫文字說」，以「符形法」為分類依據，覆蓋範圍限於人類文字起源範疇，乃其「原始版」;20世紀的「圖畫文字說」，改以「語段法」為分類依據，其本身成為普通文字學整體模式的基礎，該模式的覆蓋範圍擴大至整個人類文字發生髮展範疇，是為「現代版」。然而，一條內在的主線－深層理論層面的「單源論」思想，把兩者聯繫在一起，決定了兩者的同質性。本文嘗試從普通語言學的基本原理出發，對「圖畫文字說」的「原始版」——「圖畫而文字」的理論進行剖析，敬請方家批評指正。

一、溯源

　　「圖畫文字說」的「原始版」——「圖畫而文字」的理論誕生於18世紀的歐洲。1738年，威廉·瓦爾博頓——英國格洛斯頓郡的一位未來主教，在《摩西的神聖使命》一書中提出了人類文字是由「敘事圖畫」演變而來的理論。當時，瓦爾博頓所據的材料有三:一是墨西哥印地安人，即阿茲特克人的助記式圖形文字;二是古埃及人的象形文字;第三就是漢字。他認為，這三者代表了人類文字起源時期的三個發展階段:阿茲特克人「粗糙的圖畫文字」（助記符號）實際產生的時代最晚，然而其形式最原始，因而將其排為第一階段;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已用比喻表達抽象概念，而且符號已相當簡化抽象，是為第二階段;漢字剔除形象，符號簡單，然究其本源，概由「圖畫或形象」而來，是為第三階段。就這樣，一個由純粹的「圖畫」通過畫面符號逐步分解——化整為零、由繁而簡——而最終轉變成文字系統的假想，一種帶有原始期簡單粗糙特點的文字進化論，就此誕生了。這一理論，就是兩百年後在人類文字起源研究領域中被奉為圭泉的「圖畫文字說」的祖型。

　　瓦爾博頓的圖畫文字說，大膽地突破了時間、空間及民族的界限，把全人類文字作為一個總的研究課題，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批在文字材料本身提供的證據的基礎上進行推測而導出的文字起源理論之一。它(們)的誕生，意味著人類告別了「神創文字」的蒙昧時代，進人了科學探索的軌道，其歷史意義是重大的。然而，應該強調指出的是，這一模式是考古學的「浪漫時代」之前的產物之一，帶有明顯的原始、粗糙的特點和空想的成分，不可能具有較高的實證意義——在當時，埃及文字尚未釋讀成功，漢字甲骨文系統尚未發現，而阿茲特克人的文字，人們也所知甚淺。在這樣的條件下構建的人類文字起源模式，當然不可能具有高度的科學性。

　　瓦爾博頓的圖畫文字說從誕生之日起，就同後來影響頗廣的「符形法」及「單源論」捆綁在一起，形成了三位一體的共生關係。具體而言，其一，在方法層面，它以「符形法」為支柱:瓦爾博頓把產生於不同時代、不同民族、不同地區的三種文字歸到一起，變動它們實際的時代序次，並得出圖畫而文字的結論，顯然首先出自這樣的設想，即人類文字是由「圖畫」不斷簡化而形成的。符號外部形狀的繁簡度，應該與文字所處的發展階段相對應，因而，可以根據文字外形的繁簡度確定文字本身的進化程度。這就是圖畫文字說在方法層面的支柱——符形法的基本內容。其二，在理論層面，它以「單源論」為支柱:瓦爾博頓的「圖畫而文字」的假說如此這般的構築，需要一個不可或缺的前提，即人類文字必須是單一起源並單一流向的——否則，瓦爾博頓所提出的證據鏈(即以「阿茲特克的敘事圖畫→古埃及聖書字→漢字」所代表的文字起源演變過程)完全有可能根本無法構成(例如，可以從文化類型、語言類型的差異等角度解釋這三類前文字形式的不同)，而所謂文字起源階段符號外形由繁而簡的變化的結論，也就不能成立——「圖畫文字說」就不攻而自破了。所以，正是由於「圖畫文字說」同「符形法」及「單源論」的三位一體的共生關係，使「圖畫文字說」在18世紀以後從形形色色的文字起源假說中脫穎而出，在人類文字起源研究領域形成了長期的世界性影響——此為後話。

二、理論剖析

　　從普通語言學的基本原理出發，不難發現，「圖畫文字說」的原始版、即瓦爾博頓於二百餘年前提出的「圖畫而文字」的假說，是一種錯誤的、空想型的理論。「圖畫而文字」的根本錯誤，在於混淆了圖畫範疇與文字範疇的界限。圖畫是一種造型藝術，文字是一種符號系統。兩者的性質完全不同。從而，兩者的表達方面的功能也就完全不同:圖畫的功能是表形;文字的功能有二——表音(直接功能)和表意(間接功能)。

　　作為一種造型藝術的圖畫，其特點是通過線條、色彩等手段來塑造書面形象。任何圖畫，都是以書面形象的存在為其成立的惟一條件的。人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出發，根據色彩、光線、材料、用途和表現法等種種因素，把圖畫分為多種的類型，但萬變不離其宗：任何存在於二維平面的形象，都可歸入圖畫範疇。同時，由於「形象大于思想」，畫面形象不能限定觀賞者的理解和解釋的向度和範圍，從而決定了圖畫不可能與語言(包括語義和語音)產生固定的聯繫。也就是說，任何畫面，觀賞者都可以在書面形象限定的範圍內進行相對自由的理解，包括一些個性化的演繹，甚至包括別出心裁的解釋，而不受語言類型、語言層級和語言單位的約束。所以，圖畫的功能是通過線條、色彩等手段而塑造書面形象，可簡稱為「表形」。

　　根據現代語言學基本原理，文字是一種以書面形體為能指，以所記錄的語言為所指的視覺符號系統。同時，也是人類文明社會中最基本的交際工具之一。其特點與圖畫大不相同。

　　從符號學的角度看，文字成立的條件與圖畫不同。符號的成立，需要三個因素：能指、所指、以及能指同所指之間的約定關係。具體而言，文字這種符號，是以書面形體(包括肖生象形的具象式形體)、語言、以及語言和書面形體之間的約定關係這三者的同時並存為其本身的成立條件的——若缺其中之任何一項，文字本身就不存在了。

　　從系統論的角度來看，文字的和語言的聯繫方式與圖畫不同。系統的構成有兩個條件:第一，它必須由多個基本單位組成;第二，這些基本單位不是一盤散沙，而是相互之間存在著有機的內在聯繫。具體而言，文字這種系統，由於其所指——語言本身就是一個系統(以語音為能指，以語義為所指，以詞為基本單位)，所以，文字系統中的基本單位，必然以記錄語言的基本單位——詞為目標;而要達到這一目標，必須以語言與文字惟一的聯繫紐帶——語音為中介。也就是說，任何文字，必然與語言中的詞形成兩個層面——語音層面和語義層面——的固定聯繫。從而，文字的能指——字形，首先必須與一定語言中詞的語音框架的編碼基礎層的單位(音節或音素)對應(即形成固定聯繫)，才能構成文字系統自身的基本單位——「字元」;然後，根據該語言的詞音框架的結構，用同步或分步的方式，完成對詞音框架完成層的記錄，構成文字系統中的「詞符」。也就是說，從功能的角度來看，任何文字必然具有兩項功能:表音和表意。表音為文字的直接功能，表意為文字的間接功能。

　　綜上所述，圖畫跟文字的主要差異可分列如下:(1)成立條件不同。(2)與語言的聯繫方式不同。一是與語言中詞的聯繫方式不同，二是與詞音框架的編碼基礎單位(音節或音素)的聯繫方式不同。(3)基本功能不同。在這些差異中，最基礎的差異是成立條件的差異。所以，任何圖畫——無論其畫面是整幅的還是分解的、繁複的還是簡單的、抽象的還是具象的——假如不與語言中的詞形成固定的聯繫，就必然與文字絕緣——當然，也就必然與文字的起源無關。

　　瓦爾博頓的「圖畫而文字」的假說，顯然由於沒有認識到「圖畫」與「文字」的根本差異，從而錯誤地把文字的起源建立在「圖畫」畫面由繁而簡的演變的猜想之上，並錯誤地設立了根據符號外形的繁簡度來衡量文字發展水平的判斷標準。殊不知，圖畫的性質決定了其功能止於「表形」，而無法與語言中的詞構成固定的聯繫;而文字的性質決定了其功能為表音和表意，其字形必然與語言中的詞及其語音框架的編碼基礎單位構成固定的聯繫。因而，單純的圖畫。無論其畫面如何分解，都是沒有可能「變」為文字系統的。

文字是一種視覺符號系統，文字元號的外部形狀，自然而然地會成為人們首先關注的目標。然而，科學的發展告訴我們這樣的基本知識:世界上一切事物，其根本的性質不是取決於其外部形狀，而是取決於其內部結構。許多學科研究的歷史也說明，單憑外部特徵進行的研究往往產生於某個學科發展的初期階段，是學科研究尚未成熟的表現之一。因而，單憑外部特徵進行的研究——包括文字發生學的起源研究，應該說是屬於比較膚淺的研究層次。筆者認為，瓦爾博頓的「圖畫文字說」，就是人類文字起源研究領域中一種帶有初創階段的不成熟特點、一種在理論層面存在明顯的基礎性錯誤的假說。

三、材料檢驗

　　「語言學歸根結蒂屬於實證性科學，簡言之就是，所得出的理論和所歸納的語言規律是從語言事實中來的，並且還要再回到語言事實中去接受檢驗。」所以，「圖畫文字說」能否成立，還應接受文字起源階段的事實的檢驗。

　　自瓦爾博頓以來，學者們提供的所謂支持「圖畫文字說」的材料，大致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由正式的自源文字系統提供了上溯式推測基礎的「前文字」文物;第二類是通過各種途徑發現的、產生相當於史前社會形態下的「表語的圖畫」;第三類是史前岩畫中的「表意的圖畫」。

我們的討論首先從史前岩畫中的「表意的圖畫」開始。迄今為止，世界各地已發現了大量的史前的「圖畫」——岩畫，其數量是十分驚人的，例如，著名的梵爾卡莫尼卡岩刻已發現的岩畫的圖形數量就多達十幾萬個。有意思的是，假如從世界範圍觀察，就會發現岩畫的消亡與人類文字系統的產生，有著規律性的對應關係:岩畫出現的時間，大致距今四五萬年左右;其消失的時間，與世界上最早的自源文字系統的誕生(約距今五千年左右)大致同步——一旦文字出現，岩畫就會逐漸消失。這一規律說明，岩畫圖形的演變，確實是檢驗「圖畫而文字」假說的重要證據:假如瓦爾博頓的「圖畫而文字」的假說是正確的，那麼，所有的岩畫應該都能自然發展成為文字系統，並且在發展過程中，其符號的外部形狀應該都呈現出逐步簡化的規律。然而，現代岩畫學的研究成果提供了以下兩點結論:第一，所有的史前「圖畫」在歷史的進程中，其符號外部形態並不存在由整而零、由繁而簡的發展規律;第二，絕大多數的岩畫與後來的文字系統沒有直接關係。而極少數與後來的文字系統有淵源關係的岩畫，則說明了只有那些與語言中的詞及其語音框架的編碼基礎單位(音節或音素)形成有規律對應關係的岩畫圖形，才有可能被後來的文字系統所採納。可見，現代岩畫學的研究成果，不支持「圖畫而文字」的假說。

　　其次，我們來討論通過各種途徑發現的，產生相當於史前社會形態下的「表語的圖畫」。其典型的代表，是美國學者在對北美印地安語調查中發現的北美印地安人的所謂「圖畫文字」材料。這一類材料由於有相應的實際語言為證，其「表語」功能是可以確定的。遺憾的是，其中的絕大部分無法確定其「前文字」的「身份」——因為材料過於粗疏，未能證明它們能夠發展成為正式的文字系統。在這個課題上，中國學者近年來的研究則是富於啟示性的。他們的研究表明:其一，「表語的圖畫」並不能直接記錄一個語言學意義上的「句子」，而是主要通過圖形符號與一個或幾個有限的「詞」的聯繫，來喚起閱讀者(主要是巫師)們對整幅圖畫或早期文字的聯想式理解或回憶;其二，其中那些基本可確定為「早期文字」的，由於所記錄的語言的結構特點不同，其發展前景仍是不同的。因而，就總體而言，第二類材料——語言活動中收集的「表語的圖畫」，同樣無法支持「圖畫而文字」的假說。

　　這樣，第一類材料——以正式的自源文字系統為基礎進行上溯式推導而確定的前文字材料的討論，應該是檢驗「圖畫而文字」觀點的最重要的證據。迄今為止，這類材料有4種:蘇美爾楔形字、古埃及聖書字、華夏古漢字和「活著的象形文字」——納西東巴文系統。

　　中國著名文字學家裘錫圭先生曾提出這樣的觀點:「在古漢字、聖書字、楔形字等古老文字體系和一些原始文字里，都有大量假借字……在文字形成的過程中，表意的造字方法和假借方法應該是同時發展起來的，而不是像有些人想像的那樣，只是在表意字大量產生之後，假借的方法才開始使用……可以說，跟圖畫有明確界限的表意字和假借字的出現，是文字形成過程正式開始的標誌。」眾所周知，「假借」是以詞為單位的，所以，裘錫圭先生的這番話如果可以成立，「圖畫而文字」的理論就被徹底否定了。下面我們以這四項文字在起源階段的事實來檢驗「圖畫而文字」的假說。

蘇美爾楔形字系統曾被格爾伯奉為人類最早誕生的文字系統，也是人類文字必然經由「圖畫文字」而起源的典型範例。然而，史蔓特·白瑟拉托的研究證明，蘇美爾楔形字系統的起源過程如下:公元前8000年左右，人們開始用陶籌——由粘土捏成的各種形狀、代表各種事物的標誌——記數記事，此後五千年中無大變化。公元前4000年末，蘇美爾社會開始了由「野蠻」向「文明」轉化的進程，與此同步，陶籌也開始了由「樸素陶籌」向「複雜陶籌」的轉化:不但陶籌本身出現了形形色色的孔洞和刻道，而且被串連起來或包裹在空心泥球(hollowclayenvelopes)里保存。之後，應該是為了便於複查，人們開始直接用陶籌在泥球上壓印，然後印封。這樣，從泥球上的印跡就可以知道裡面陶籌的形狀和數目。既然印跡可以取代陶籌，空心泥球自然演變成為實心泥板，陶籌在泥板上的形形色色的壓印形狀，也與語言中的主要詞類發生直接聯繫。於是，陶籌系統突變成為象形文字系統——兩河流域最早的文字系統誕生了。後來，為了刻契的方便，人們又改用蘆葦筆把陶籌印在泥板上，泥板上的象形文字演化成「失形」而「得意」的楔形文字系統。同時，值得注意的是，在蘇美爾楔形字系統形成的最初階段，就出現了文字單體符號之間的「假借」現象。可見，在蘇美爾楔形字系統起源的過程中，並沒有經歷過由整幅的圖畫逐步分解成為文字的歷程。

　　古埃及聖書字的前文字文物，如古埃及前王朝時期的「納爾邁調色板」等，一般被認為是圖畫文字的典型例證。20世紀後半葉，關於聖書字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1982年，美國西弗吉尼亞大學的阿奈特，出版了《埃及象形文字的先王朝起源》一書。在該書中，阿奈特根據年代約為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的一批遺址出土的材料，對古埃及文字的起源提出了新的見解。阿奈特提出，在先王朝時期居址和墓葬出土的陶器上的繪寫、浮雕或刻畫的符號，是古埃及聖書字系統的前身。古埃及文字系統中兩個層級的符號——字元(輔音字母，如k,y,p,n,r,h,ě,t等)和詞符(如「土」「星」「靈魂」等)，都能在陶器符號里找到源頭。並且，後來的輔音字母符號，正是通過「假借」形成的。可見，「納爾邁調色板」之類的所謂「圖畫文字」，並不是古埃及聖書字的最早形式，也不是由於整幅的圖像無法分解而形成的，而應該是聖書字系統誕生前夕——與統一的奴隸制國家同步誕生——古埃及人在探尋不同層級的符號的相應書面表達形式的過程中出現的特定現象。所以，古埃及聖書字的起源過程，同樣也不支持「圖畫而文字」的說法。

　　至於漢字的起源，由於起源關鍵階段的材料奇缺，國內專家曾長期未能達成一致的意見。令人振奮的是，近年來關於「活著的象形文字」——納西東巴文系統的研究成果，可彌補這一缺憾。由於納西語與漢語都屬於單音節孤立型語言，根據語言－文字類型學的原理，兩者的自源文字系統——漢字系統與東巴文系統，可以互證。一般認為，東巴文系統的發展水平，大致相當於漢字甲骨文系統發展水平的前一階段。換言之，東巴文的現狀，大致可反映殷商甲骨文之前的漢字發展狀況。

東巴文起源過程各個階段的材料大致具備，形成了相當完整的證據鏈。研究表明，東巴文一開始就確立了圖形與詞結合的基本原則，並使用假借字來彌補「字」之不足。之後，它通過不斷擴大假借字比例的方式，逐步從省略式記錄的「前文字」，發展演變成為完全式記錄的「正式文字系統」。在達到100%記錄的東巴文應用性文獻中，假借字的比例一般在70%－80%，最高的達96%。可見，東巴文的起源，沒有經歷過「圖畫而文字」的階段。

　　漢字個體符號的濫觴，可追溯到距今八千年左右的兩類符號:一類是以甘肅大地灣遺址的彩陶上的刻符為代表的抽象的、方折形的符號;另一類是以河南賈湖遺址的甲骨上的刻符為代表的肖生象形的符號。前者有序地演變成為西安半坡、臨撞姜寨上的刻畫符號系列，後者則似乎跳躍性地發展成為大墳口陶器上的圖像。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國史前時期的最後階段——龍山文化晚期的良渚文化遺址中，出現了玉器和陶器上的成組的刻符，融會了以上兩類符號，並以象形符號為主。以李學勤先生為代表的中國古文字學界的主流意見是:大漢口－良諸文化的組合式刻符，其實都可分析為單體符號，它們雖然也許並非與漢字甲骨文「一脈相承」，但兩者之間的聯繫，顯然是可通過文字和文化的多方推導而間接證明的，所以，這些刻符應該能代表漢字正式系統的前驅形式。由於殷商時期出現的甲骨文系統已十分成熟，其基本特徵之一就是高比例的假借現象——高達70%以上。這樣的特點，顯然與東巴文系統的基本特點是一致的。並且，由於東巴文系統尚未確立完全式記錄原則，而漢字甲骨文系統已經確立完全式記錄原則，從而進一步說明了漢字系統與東巴文系統是可以遞相證明的:東巴文系統可看作甲骨文系統的前驅階段，甲骨文可看作是東巴文的後續階段。所以，可以確定，漢字在其起源過程中沒有經歷過「圖畫而文字」的階段。

　　綜上所述，迄今為止關於人類文字起源階段的材料，都不支持「圖畫而文字」的假說。「圖畫文字說」的原始版——兩百餘年前瓦爾博頓首創的「圖畫而文字」的假說，既不符合普通語言學的原理，也不符合文字起源事實，因而，是一種錯誤的理論。（作者浙江大學人文學院國際文化學系副教授何丹；《浙江大學學報》第34卷第5期2004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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