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時期陝甘寧邊區農民的政治參與

延安時期陝甘寧邊區農民的政治參與

陳莉莉

摘 要：作為一種政治現象，政治參與是衡量民主的重要尺度。本文分析考察了延安時期陝甘寧邊區農民為什麼參與政治（動力機制）、怎樣參與政治（方式）以及政治參與的發展程度等問題。邊區農民的政治參與支持了對共產黨政權的政治認同，有助於共產黨實現廣泛地社會動員，進一步推動了邊區的民主化進程，也為邊區廣大農民從傳統農民向現代農民轉型創造了條件。

　　政治參與亦稱參與政治，是現代民主理論的一個重要概念，是衡量民主的重要尺度。按照現代政治學的一般觀點，政治參與是公民影響或試圖影響政府決策的行為和活動。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高舉「民主」大旗，在各根據地尤其是中共中央所在地陝甘寧邊區推行合乎當時中國國情的民主政治——新民主主義，開始了共產黨局部執政的偉大實踐，政治參與也在這一時期得到了空前的發展。共產黨局部執政政權的民主性質和在實行民主政治方面的有力措施，極大地調動了廣大農民政治參與的積極性，並提升了他們政治參與的效能，使陝甘寧邊區成為當時中國政治參與發展最為健康的地區。

　　一、邊區農民政治參與的動力機制

　　考察延安時期陝甘寧邊區農民的政治參與，所要探討的第一個重要問題就是邊區農民為什麼要參與政治，或者說，促使邊區農民介入政治的動機是什麼？而所謂動力機制，就是促使某人去做某事的心理推動力，即動機。

　　按照政治參與動機發生的不同心理基礎，政治參與主要可分為信念性參與（為了實現某種理想、原則而參與政治生活的實踐）、分配性參與（為了影響社會價值的分配過程，以便這種分配對於自己或自己所屬的群體有利而參與政治生活的實踐活動）、服從性參與（由於受到他人命令、動員、暗示等而參與政治生活的實踐）和強制性參與（在某種強制力的迫使下參與政治生活的實踐活動）等。信念性和分配性兩個層次屬於主動型參與動機，而服從性和強制性兩個層次則屬於被動型參與動機。[1]（P207-214）延安時期陝甘寧邊區農民政治參與的動機以分配性動機和服從性動機為主，而且兩者之間常呈現一種動態的關係。

　　分配性動機實質上是一種利益動機，它是建立在人的理智活動的基礎之上的。「人們從來不是為了參與政治而參與政治的，人們參與政治，基本的出發點是要通過影響和推動政治決策來達到某種利益追求。」[1]（P189）邊區農民積極踴躍地參與政治活動，一方面是因為這種政治參與增強了他們的主人翁責任感和主體性，這在數千年的中國歷史中是從未有過的；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則是這種政治參與使得廣大農民真正獲得了實惠。馬克思曾深刻指出：「人們奮鬥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2]（P82），毛澤東在這一時期局部執政的過程中也明確提出「一切空話都是無用的，必須給人民以看得見的物質福利。」[3]（P467）在共產黨的認可和支持下，農民的意見要求被邊區各級政府採納，最終轉化為各項政策得到落實，他們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水平較之過去都有所提高，總之，他們的政治參與獲得了回報，這些實實在在的變化進一步增加了他們參與政治的熱情和積極性。

　　服從性動機成為陝甘寧邊區農民政治參與的另一個主要動機，首先與邊區社會組織化程度的空前提高有關。我國農村一直以來都是傳統的小農經濟，一家一戶的個體分散經營佔主導地位，農民的組織化程度很低。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將陝甘寧邊區作為民主中國的試驗基地和新中國的雛形，推行新民主主義的各項政策，進行廣泛的社會動員，邊區絕大多數農民都加入到一個或數個組織之中，社會整合度和農民的組織化程度都空前提高。通過團體、組織來進行政治參與，一方面增強了廣大農民政治參與的效能，另一方面，也由於服從組織紀律的需要而在政治運動或政治參與中易處於從屬的地位。邊區農民服從性動機的另一個原因則是邊區廣大農民文化素質和政治素質普遍不高的現實。這種狀況限制了農民獨立進行政治參與的能力，在很多情況下，由於對政治參與所需知識和技能的缺乏，很多農民更傾向於服從組織安排或隨大流。

　　二、邊區農民政治參與的方式

　　在探討邊區農民為什麼參與政治的問題之後，我們再來考察邊區農民是怎樣參與政治的，也就是邊區農民政治參與的方式問題。具體地說，邊區農民的政治參與主要有以下幾種實現方式：

　　1、民主選舉。這是一種直接參与的方式，也是陝甘寧邊區農民政治參與的主要方式。在選舉過程中，邊區政府認真地組織和宣傳，挨家挨戶地動員。針對邊區廣大農民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的現實，共產黨人還和農民群眾一起，想出了許多世界選舉史上聞所未聞的選舉辦法，如票選法、畫圈法、畫杠法、畫點法、投豆法、燒洞法、投紙團法、背箱子和乍胳臂等，足以讓西方世界大跌眼鏡。比較普遍的農村選舉方式是紅綠票法和豆選法。這種土得掉渣的選舉法雖比不上歐美髮達國家的選舉辦法完善，執行的時候，常常會出現許多問題，但在當時落後閉塞的農村，面對一群識字不多甚至大多數不識字的農民（包括婦女和老人），這種選舉方法還是最適宜的。

　　正是由於採取了適應邊區農民特點的民主選舉，邊區的廣大農民群眾煥發出極大的參政熱情，選舉成為一種自覺行動。如第一次民主選舉中，參加選舉的選民一般都在80%以上，有些地方更高，例如延安蟠龍區幾乎全體選民參加了投票，許多極少出窯洞門的小腳婆姨，也騎著毛驢翻山越嶺去參加選舉。參加選舉最少的地區，選民也在半數以上[4]（P137）。第二次選舉運動中，選民以更加積極的姿態參加進去。據曲子縣的統計，全縣選民有25175人，參加選舉的選民為20233人，佔80.4%；據吳堡縣第六區的統計，選民3505人，參加選舉的選民2961人，佔84.5%。總計邊區參加選舉的選民佔80%以上[4]（P243-244）。而且，在各級選舉會議中差不多都有提案，如西分區的選民除了關於抗戰動員、優待抗屬、發展經濟、發展教育、改善生活、鋤奸剿匪等等外，更綱領式的提出「今年的選舉是為了團結所有力量去打日本鬼子的，……不是放棄了工農利益，而是要保衛祖國，保衛全民族的生命……。」婦女方面也明確的提出了他們的要求，如安塞縣婦女提出婦女參加生產、放足、剪髮、禁止買賣婚姻等，這差不多成為每個婦女選民的呼聲[5]（P17-18）。

　　民主選舉作為陝甘寧邊區農民政治參與的主要方式，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屬於最能反映農民公意的民主實踐。這種民主實踐，一方面進一步提高了廣大農民參與政治的興趣，使他們覺得國家是他們的，政府是他們的，國家存亡，政府貪廉，和他們的生死利害，息息相關；另一方面，也加強了農民對邊區政府的認同和支持，使共產黨的局部執政獲得了廣泛的群眾基礎，提高了農民對一切抗戰動員工作的積極性；同時還教育了廣大的農民，提高了他們的政治水平，使他們漸漸了解並學會使用自己的民主權利，逐漸向現代農民轉變。

　　2、參與政權。這也是一種直接參与的方式，是陝甘寧邊區農民政治參與的最高形式。1937年5月頒布的《陝甘寧邊區選舉條例》明確規定：「凡居住陝甘寧邊區區域的人民，在選舉之日，年滿16歲的，無男女、宗教、民族、財產、文化的區別，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犯下列各條之一的人，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1.有賣國行為經法庭判決者。2.經法庭判決有罪剝奪公權期限未滿者。3.犯神經病者。4.（1）項人的家屬，但其家屬如系革命者不在此列。」[4]（P127）這裡雖然沒有明確規定「不分階級」，但規定無「財產」的區別，已經包含了不分階級的含義。整個邊區，包括延安在內，實質上都是農村，沒有或很少有近代工業，產業工人和手工業工人也不多，因此在選舉產生的各級政權中農民佔了絕大多數。據統計，從成分上說，「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權的參議會和政府委員會中，農民（包括僱農、佃農、貧農和中農，不包括富農）最低佔71.8%，高的則佔94.5%和95.5%。[4]（P251）農民參政主要集中在村、區和縣三級，在村一級農民參政比例最高。通過選舉，農民大批擔任邊區各級黨政機關領導職務，說明農民政治參與不僅在量上史無前例，而且在質上，即政治參與的水平上也前所未有。

　　3、建立各種群眾組織。這是一種間接參與的方式，也是邊區農民政治參與的有效載體。陝甘寧邊區的農民在共產黨的認真組織和動員下，參加各種群眾組織的熱情很高。邊區的農民絕大多數都加入了一種組織，有的還加入了兩個以上的團體。陝甘寧邊區先後成立了民眾抗敵後援會、邊區總工會、邊區抗敵救國聯合會、邊區各界婦女聯合會、邊區文化界救亡協會、民眾抗敵互濟會等群眾組織。各種群眾組織的綱領多是「廣泛的動員全邊區群眾積极參加抗戰，保衛邊區，保衛西北，保衛全中國，堅持抗戰到底，反對妥協投降，擁護抗戰的國民政府和蔣委員長，擁護國共兩黨親密合作，提高會員文化政治水平，改善群眾生活，鞏固既得利益，實行武裝自衛」等[5]（P19）。 他們的日常工作是動員群眾從各方面參加抗戰工作，例如優待抗屬，優待抗日部隊，替軍隊運輸，修築國防工事，鋤奸剿匪，加入自衛軍或少先隊，參加春耕秋收運動，繳納救國公糧，發展工業等等。群眾團體聚合了多數群眾的意願和利益，比農民個體政治參與具有更大的影響和效力，並成為溝通政府與群眾之間的橋樑，促進了政治參與主體與客體之間的和諧。邊區各種群眾組織的蓬勃發展也為邊區抗日民主政權獲得了巨大的政治資源，有效地支持了抗戰，同時，邊區政府還用種種方法幫助群眾團體，通過它們來提高邊區農民的政治參與度，並進一步使這些群眾組織成為在抗戰建國中最有力的推動機。農民也通過參加這些群眾組織，與邊區的各項事業緊密地聯繫起來，改變了在鄉村政治中的弱勢地位，政治參與的力度和層次大大提高。

　　4、入黨。這也是一種間接參與的方式，是陝甘寧邊區農民政治參與的一種更高形式。由於近代中國特殊的國情，共產黨員中農民出身的占絕大多數。抗日戰爭爆發後，中共中央根據形勢發展的需要，制定了在工農群眾中發展黨員的決定，邊區又有一大批農民加入了黨組織。基於共產黨在邊區實際上處於執政黨的地位，農民加入共產黨較之加入其他組織，是一種更高形式的政治參與。入黨不僅為農民提供了更多的政治參與機會，更提升了他們的政治參與水平。同時，邊區的共產黨員還在各種動員中艱苦工作在前、享受利益在後，以自己的艱苦精神和模範作風獲得群眾對黨員及黨的信仰，影響推動群眾以黨員為榜樣積极參与政治。

　　5、政治監督。這是陝甘寧邊區農民政治參與的重要形式。邊區農民的政治監督主要有兩個渠道，一是農民以正式代表身份，通過政府組織系統內的參議會、行政會及村民大會等，直接進行政治監督；二是農民通過群眾組織間接進行政治監督。此外，農民還可以採取投訴、上訪、控告等渠道監督政府及其幹部。

　　在陝甘寧邊區的各級參議會中，農民參議員比例很高，縣、區兩級尤為明顯。隴東專署1944年6月對所屬慶陽縣出任邊區、縣、鄉三級參議會的議員成分，有一個比較詳細的統計:

　　從這個統計可見，三級參議會議員中，農民都佔有相當的比例，尤其是在縣、鄉兩級，農民的比重更大。通過這種正式代表的身份，農民得以有效地監督政府及其幹部的行為。同時，在邊區的各級選舉會議中，選民都針對政府的工作報告提出許多質問和批評，這也是農民政治監督的一個重要方面。如安塞區一鄉，蟠龍區一三五鄉的工作，受到很多的批評，延安北一區的工作，都獲得選民的熱烈稱讚[5]（P17）。事實上，一方面，政治監督是邊區農民政治參與的重要形式，另一方面，邊區農民的政治參與也構成政治監督的一個重要環節。通過這種政治參與方式，進一步提高了農民政治參與的效能，有利於農民更好地把握和利用自己的民主權利。

　　三、邊區農民政治參與的發展程度

　　考察了邊區農民為什麼參與政治以及怎樣參與政治之後，我們接著探討邊區農民的政治參與到底怎麼樣的問題，也就是政治參與的發展程度問題。政治參與發展的程度，反映著政治參與的廣度和深度，是政治參與的量的規定性。正確分析邊區農民政治參與的發展程度，有利於對其進行科學的歷史定位。

　　對陝甘寧邊區農民政治參與的發展程度，本文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加以考察：

　　1、參與人數。政治參與人數的增多是政治發展的一個標誌。傳統政治體制的顯著特點之一就是參與政治的人數受到很大的限制。在封建專制社會中，政治是朝廷的私事，「天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臣民是無權參與政治的。在同時期的國統區，國民政府也是嚴格限制群眾的政治參與，對青年學生的請願活動以及中間人士的政治呼籲都進行打擊和壓制，更不用說處在社會底層的農民的政治參與了。而在共產黨局部執政的陝甘寧邊區，則實現了農民政治參與人數的最大化，如《陝甘寧邊區選舉條例》就明確規定選民無「財產」的區別，保障了廣大農民的政治參與權利。邊區農民政治參與人數的增多，體現了政治參與的發展方向和邊區農民民主水平的提高，同時也反映了共產黨局部執政基礎的擴大。

　　2、參與渠道。廣泛的政治參與意味著有暢通的政治參與渠道。延安時期陝甘寧邊區農民的政治參與渠道總體來說是由單一性向多樣化發展，參與渠道不斷拓寬。在傳統的農業社會中，政治參與渠道十分有限，為數不多的政治參與也主要是參加政治集會等。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在陝甘寧邊區真誠推進民主，支持、鼓勵並動員廣大農民參與政治，政治參與的渠道也拓展到參加民主選舉、參與政權、參加群眾組織、加入共產黨和進行政治監督等諸多方面。參與渠道的多樣化和複雜化體現了邊區政治民主化程度的提高，同時，邊區農民在多種政治參與方式的鍛煉中，也提高了自己知政、議政和參政的能力和水平，逐步從脫離社會政治生活的傳統農民向積极參与社會政治事務的現代農民轉型。

　　3、參與層次。政治參與從範圍來說，有基層參與、中層參與和高層參與之分。在傳統社會中，農民的政治參與多集中在村落這個層次，超出這個層次，政治參與便局限在很小的範圍了。在國統區，國民政府加強保甲制度，強化對基層農民的控制，農民極其有限的政治參與更難突破基層的範圍。而在陝甘寧邊區，廣大農民作為政治參與的主體，通過多種渠道，廣泛地參加到政治生活中來。邊區農民的政治參與突破了傳統村鎮的範圍，參與層次不斷增高。亨廷頓指出：「政治現代化最基本的方面是整個社會的各種社會集團在村鎮以上層次參政，以及發展了諸政黨那樣的新的政治體制以組織參政。」[7]（P40）邊區農民政治參與層次的上移趨勢正是順應了政治現代化的要求。從參與主體方面來說，邊區農民政治參與的組織化程度也不斷提高，尤其是邊區各種群眾組織的建立，克服了農民個體政治參與的局限性，有效地整合了農民的意願和要求，有利於農民政治參與效能的提高。

　　4、參與強度。參與強度是指公民的政治參與影響政治系統決策活動的程度和持續性，以及它對整個政治運作過程的重要性程度。[1]（P135）參與強度與公民在國家中的地位和公民參與的主動程度有很大的關係。當公民處於積極和能動的主人翁地位時，公民政治參與對政治過程才能發揮有效的影響作用。在共產黨處於局部執政地位的陝甘寧邊區，農民的政治地位空前提高，政治參與具有很大的自覺性。農民是最講求實際的，他們參與政治的目的就是通過影響和推動政治決策來達到自身的利益要求，如果達不到預期的目標，就會挫傷他們政治參與的熱情和積極性，對此，共產黨和邊區政府有著清醒的認識，始終把是否符合人民的利益作為無產階級政黨制定路線、方針、政策的根本原則，採取各種措施努力維護農民的利益。在共產黨的支持下，邊區農民政治參與的整體效果很好，實現程度也很高，這又進一步激發了農民政治參與的熱情和積極性，形成了參與——實現——參與的良性循環。總之，邊區農民的政治參與強度無論從歷史縱向比較，還是和國統區農民的橫向比較，都有相當程度的增強。

　　四、邊區農民政治參與的影響和意義

　　首先，陝甘寧邊區農民的政治參與進一步支持了邊區廣大農民對共產黨政權的政治認同。政治認同是人們在社會政治生活中所產生的一種情感和意識上的歸屬感，是把人們組織在一起的重要凝聚力量。[8]（P501）在共產黨的廣泛動員和支持下，邊區廣大農民踴躍地參加民主選舉，認真地履行選民職責，積极參加各種群眾組織，部分先進分子還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等等，這些政治參與活動，既以對共產黨政權的政治認同為前提，反過來，隨著政治參與目標的實現，又進一步支持了邊區廣大農民對共產黨政權的政治認同。邊區農民對共產黨政權的政治認同有助於共產黨政權的鞏固和各種組織、制度獲得合法性；有利於共產黨和邊區政府各項路線、方針、政策的貫徹和落實，從而有效地支持抗日戰爭；同時，這種政治認同感還超越區域的限制，表現為一種人心所向的力量，在國共兩黨合法性轉移以及共產黨由局部執政向全國範圍執政轉變的過程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其次，陝甘寧邊區農民的政治參與有助於共產党進一步實現廣泛的社會動員。邊區農民的政治參與是在共產黨的領導和組織下進行的，既是邊區推行民主政治的重要方面，也是共產黨為支持抗日戰爭並擴大局部執政基礎而進行廣泛的社會動員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邊區農民政治參與的蓬勃發展，政治參與方式的多樣化，參與廣度和深度的增加等等，都一方面體現了邊區政治的民主化進程，另一方面，也為共產黨更廣泛的社會動員創造了條件。尤其是共產黨領導下的邊區各種群眾組織，作為邊區農民政治參與的有效載體，既提高了農民政治參與的組織化程度和效能，也成為共產黨和邊區政府進一步實現廣泛的社會動員的重要途徑。在廣泛而有效的社會動員下，邊區農民踴躍地投入到抗日戰爭和根據地建設中去，也使共產黨局部執政獲得了巨大的政治資源。

　　再次，陝甘寧邊區農民的政治參與進一步推動了邊區的民主化進程。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始終高舉「民主」大旗，並在局部執政的區域內貫徹落實民主政治，陝甘寧邊區農民的政治參與就是共產黨真誠實現民主的一個重要方面。在邊區的民主化進程中，共產黨深刻認識農民政治參與的動機，拓寬農民政治參與的渠道，提高農民政治參與的實現程度，從而造就了邊區農民政治參與蓬勃發展的良好局面。反過來，邊區農民的政治參與又通過政治錄用功能為政治管理注入不斷的活力；通過政治監督功能加強邊區政府的施政能力並促進政府的廉潔高效；通過推動和影響政治決策來保證正確路線、方針、政策的制定，從而進一步推動了邊區的民主化進程。邊區民主政治的深入發展，給國民黨政府造成了極大的政治壓力，也吸引了愛好民主、自由的人們的目光。同時，共產黨在農民政治參與方面的民主實踐，也為全國範圍執政後相應的民主政治建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最後，陝甘寧邊區農民的政治參與為邊區廣大農民從傳統農民向現代農民轉型創造了條件。由於政治體制、經濟條件和社會文化環境等因素的影響，我國傳統農民的政治參與意識、水平和效能都很低。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在局部執政區域內真誠推行民主，並將群眾的政治參與作為貫徹民主政治的一個重要方面。它沒有把長期處於社會底層、被剝奪受教育權利的農民擋在政治參與的門外，而是採取各種措施努力提高農民政治參與的積極性和效能。在共產黨的支持和動員下，邊區農民參與政治的熱情和積極性空前高漲，隨著政治參與方式的不斷擴展和多樣化，農民政治參與的水平和效能也不斷提高。在政治參與的過程中，邊區農民被廣泛地發動起來，有組織地參與到廣闊的社會政治生活中，開始從長期隔離於社會政治生活之外的傳統農民，向積极參与社會事務的現代農民轉型。

　　儘管延安時期邊區農民的政治參與還處在我國民主政治建設的初步嘗試階段，尚有許多不完善的地方，但是，經過這一時期的培養和鍛煉，邊區農民的政治參與意識和水平都得到了較大的提高，從而為廣大農民在抗戰、建國及建國以後各項社會政治事務中發揮重要作用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並進一步促使農民的政治參與成為我國民主政治建設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