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知人論世的歷史研究

余英時：知人論世的歷史研究本報記者 李懷宇2006年，美國國會圖書館頒授歷史學家余英時「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2009年12月，台灣聯經出版公司出版了《文化與歷史的追索：余英時教授八秩壽慶論文集》。該書厚達960頁，匯聚了華人世界眾多著名學者的論文，向余英時先生致敬。在前言中，余英時的學生田浩、黃進興、陳弱水、王汎森回憶了自己所認識的老師，其中有一句話頗有意思：「為什麼這位學者的英文著作比較少，可是在哈佛、耶魯、普林斯頓三所名牌大學任教數十年，而且是頭一位獲頒Kluge Prize的亞洲歷史學家？」克魯格獎（John W. Kluge Prize）是由克魯格捐資，為諾貝爾獎未能涵蓋的人文研究設置的、由美國國會圖書館頒發的獎項。這次得獎，在余先生看來是機緣湊合：「許多外面的東西我認為都不必去求的。我早已決定自己的真生命便是求知識學問，我也沒有別的才能。至於將來得到什麼榮譽，這是自己做不了主的。我對自己做不了主的事情，一概置之不問，等於不存在一樣。我只要夠吃飯就行了，用不著蠅營狗苟去追求這個追求那個。」近年來，余英時依然健筆如椽，著述不斷。2011年，余英時的《中國文化史通釋》和《史學研究經驗談》在中國內地出版後，深受文化界關注。2012年，余英時最新著作《論天人之際》將由台灣聯經出版公司出版，香港中文大學即將舉辦第四屆「余英時先生歷史講座」，而中國內地也將出版多冊余英時文集。愛好中國思想史的根苗余英時的父親余協中先生畢業於燕京大學歷史系，1926-1928年赴美國考爾格大學和哈佛大學讀美國史。1929年，余協中繼蔣廷黻出任天津南開大學歷史系主任。1930年，余英時在天津出生，母親張韻清因為難產去世。余協中傷心欲絕，舉家離開天津。余英時童年住過北平、南京、開封、安慶等城市。抗戰爆發後，余英時回到祖先居住的故鄉—安徽潛山縣官莊鄉。1945-1946年，余英時在桐城縣城舅舅家裡住了一年。二舅父常和桐城名士來往，余英時從他們的交談中，偶爾學得一些詩文的知識。抗戰其間，余協中在重慶考試院做參事，父子分隔兩地九年，多少年後余英時回想，父親無形中還是產生了影響：「我對西洋史有興趣是從父親那兒來的。他編著一部幾十萬字《西洋通史》，對我很有啟發。小時候看不大懂，但漸漸入門，對著作肅然起敬。因此我不光對中國史有興趣，還對西洋史有興趣，看看西洋史是怎麼變化的，我用比較的觀點來看歷史，很早就跟家庭背景有關。」抗戰勝利後，余協中受杜聿明委託到瀋陽創辦東北中正大學。1946年夏天，余英時從桐城重回安慶，然後到南京轉北平，最後定居瀋陽，其間找老師補習英文、數理化。1947年夏天，余英時考進了中正大學歷史系。他回憶：「我選擇歷史為專業，一方面固然是由於我的數理化不行，但另一方面也是受父親的影響。我家所藏英文書籍也以西史為主，我雖不能閱讀，但耳濡目染，便起了讀西史的強烈願望。我課外閱讀則由梁啟超、胡適的作品開始，種下了愛好中國思想史的根苗。中正大學一年級的中國通史由一位青年講師講授，用的是錢穆的《國史大綱》，這是我第一次接觸錢先生的學術。因此，我在這所新辦的大學雖然僅僅讀了三個月，但我的人生道路卻大致決定了。」此後戰局變幻。1947年12月，余英時隨父親從瀋陽飛往北平，當時機場一共有三架飛機，余協中被安排在第一架，余英時則在第三架。余英時正在排隊，余協中忽然招手要他過去，因為第一架還有一個空位。余英時在最後一剎那坐上第一架，結果第三架失事了。1947年12月到1948年10月，余英時在北平閑居，開始接觸當時中國流行的思潮，受影響最大的要算儲安平辦的《觀察》以及結集而成的《觀察叢書》。他回憶：「這當然是因為我的心靈深處是接受五四以來的現代普世價值，如民主、自由、寬容、平等、人權等等。我記得1948年夏天讀到胡適《自由主義是什麼？》一文（刊在《獨立時論》上），非常興奮，因為胡適在文中強調爭取自由在中國有很長的光輝歷史；他指出孔子『為仁由己』便是『自由』的另一說法，我也認為很有說服力。我一直相信中國既是一個古老的文明，其中必有合情、合理、合乎人性的文化因子，經過調整之後，可以與普世價值合流，帶動現代化。我不能接受一種極端的觀點，認為中國文化傳統中只有專制、不平等、壓迫等等負面的東西。」1949年8月底到12月底，余英時成為燕京大學歷史系二年級插班生，留下美好的回憶。2008年余英時為巫寧坤的《孤琴》作序，便以《回憶一九四九年秋季的燕京大學》為題。人的記憶才是真生命1950年元月初，余英時到香港探望父親和繼母。余協中原來在瀋陽辦中正大學時，曾決定請錢穆去教書，錢先生當時答應了，後來沒有去成。余英時到了香港以後，余協中說：「錢穆先生現在這兒辦新亞書院，我送你去念書吧。」當時新亞書院就是一個普通樓房的兩層。余英時去考試時，錢穆親自出來主持，只叫余英時用中英文各寫一篇讀書的經歷和志願之類的文字。交卷以後，錢穆當場看了余英時的中文試卷，接著又看英文試卷，馬上決定錄取。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以後，余英時猶豫不定，還是決定回北京。這一年夏天，余英時坐上開往大陸的火車，過了香港不久，車到東莞石龍，停了三四個小時，他的內心經歷了一場搏鬥：「我是跟我父母呢，還是回北京？後來考慮到父親年紀大了，弟弟還小，也沒有人照顧。我想中國人多得很，多我一個少我一個不相干。我在思想交戰之下，最後決定還是回香港，主要還不是政治考慮，是個人的『小資產階級溫情主義』戰勝了革命理想。」火車到了廣州，形勢緊了，香港人也多了，不能隨便回去，余英時就找到一個所謂「黃牛」，私下給了大概一百港幣，順利回到了香港，不復北上。從此，余英時決心在新亞書院讀書。1951年冬天，錢穆去了台北。不久發生了在聯合國同志會演講禮堂倒塌的事件，錢穆頭破血流，昏迷了兩三天，幾乎死去，有一段時間在台北養傷。等到1952年6月，余英時畢業的時候，錢穆還在養傷，到秋天才回來。畢業以後，余英時反倒跟錢穆談得多一點。「我跟錢先生談的都是怎麼研究中國思想史、中國學術史。他是學與思並重，是學者也是思想家。」1953年，錢穆得到亞洲基金會的資助，在九龍太子道租了一層樓創辦研究所，這是新亞研究所的前身。當時只有幾個研究生，余英時也在其中。進入新亞書院以後，余英時就決定將來研究中國史。他也念有關西方的東西，當時就感覺到不能光看中國的東西，要有比較世界性的眼光，對西方的歷史思想，後來包括政治思想方面像民主自由的思想都要考慮。錢穆創辦新亞書院為故國文化延續了一脈香火。錢穆逝世後，余英時將紀念錢穆的文章結集成《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一書。以余英時的專著而言，標舉歷史人物大名者還有多本：《方以智晚節考》、《論戴震與章學誠》、《朱熹的歷史世界》、《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重尋胡適歷程》。這些著作的重心實則投注在這些人物所處的時代。余英時在談新亞書院精神的文章中引《新亞學規》：「中國宋代的書院教育是人物中心的，現代的大學教育是課程中心的。我們書院精神是以各門課程來完成人物中心的，是以人物中心來傳授各門課程的。」或許可以由此看出余英時治學中的一些脈絡。綜合與分析並重1955年，余英時來到哈佛大學，第一年是訪問學人，以後的五年半是博士班研究生，指導老師是楊聯陞。1955年之前，余英時根本就不知道楊聯陞這個人。初到哈佛，幾個朋友帶余英時到楊聯陞家裡拜訪，閑談中感覺楊先生學問淵深。兩三天以後，在費正清家中的茶會上，余英時向楊聯陞問道：「您現在專門研究什麼東西？」傳為笑話。余英時回憶：「這並不是我看不起楊先生，我根本不知道他，怎麼可以亂講話：久仰久仰。後來我寫東漢士族大姓與政權，有人告訴我：楊先生寫過很長而且很有名的文章，日本人都注意了。我才知道，所以我的文章寫完以後，請楊先生看一看，他借給我兩本日本書，說日本研究得很多。他很擔心我的文章內容是他已經講過的，等他看完說：你這個跟我的不一樣。雖然是閉門造車，但是跟日本人的並沒有重複。他讀我的稿子時，我也同時在讀他的名文—《東漢的豪族》。他講了東漢一代，我當然開了眼界，但我講的是兩漢之際那一小段，而且特別注意『士族』，和一般的『豪族』也不同。」正式成為楊聯陞的學生後，余英時深感楊先生為人厚道，非常愛護年輕人。而楊先生做學問是日夜不息，非常用功，乃至精神崩潰。感慨楊聯陞先生「千古文章未盡才」之際，余先生說：「也不然，楊先生的論文相當多。他到四十五六歲之後基本上不能做大規模的研究了。當我初來的時候，大家都認為他是漢學界『第一人』。我記得他病的時候，我代他教書，用他的書房，我看見費正清給他條子：你就好好休息一年，你還是第一人，放心好了。楊先生閱讀的漢學範圍很廣，尤其在日本方面，他如數家珍。許多大史學家、文學家對他都非常推崇，像法國的戴密微。說老實話，作品不在多少。他的許多論文都有開創性，影響很大。」重尋學術歷程，錢穆和楊聯陞對余英時影響深遠。「錢先生給我關於中國傳統學問的基本指導，要我在經、史、子、集上選取最重要的原典下紮實的功夫，必須做到『好學深思，心知其意』的地步。有了這個基礎，以後才能自己發揮。決不能書未讀通，便搶著想表現，急於發表文章。」余先生說，「楊先生知道我已在錢先生門下受過熏陶，所以開玩笑地說我是『帶藝投師』。因此他教我另外一套治學方式，也就是現代西方學界的普遍規矩：基本材料當然是原始文獻，但原始文獻中有許多地方必須用現代的眼光去理解，讀者才能明白，這就得考證和分析，不能不負責任地引用經典原文，便算了事。更重要的是，研究任何一個歷史上的大問題，其中都涉及無數次一級的小問題，有些是現代學人已研究過的。你必須廣讀相關的他人著作，英文、法文、日文等不能放過，這些是所謂第二手的資料，別人已解決了的問題你不能不知道。所以我很有運氣，兩位老師各教一個方面，恰好互補，綜合與分析並重。這是可遇不可求的機緣。」中國情懷余英時在哈佛大學的博士論文為《東漢生死觀》，1967年出版英文專著《漢代貿易與擴張》，後來結集的英文著作有《十字路口的中國史學》、《人文與理性的中國》。1973-1975年，余英時出任新亞書院院長兼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轉向用中文發表學術著作。擔任新亞書院院長是余英時生平唯一從事行政工作的兩年。1974-1975學年，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李卓敏雄才大略，請余英時擔任「大學改制工作小組」主席，成員中有日後卓然成家的金耀基、陳方正。患難之中，余、金、陳三人成為一生至交。金耀基先生談到自己當時的處境：「1975年大學正在改制，學校里各方面有不同的理念衝突。這時候，我拿到去劍橋大學訪問的通知，多麼愉快啊！這樣就沒有這麼多煩的事情。」得力幫手尚且如此，余先生有多「煩」就可想而知。陳方正先生則回憶：「他翩然回歸，出長母校新亞書院，跟著又擔任中文大學副校長，真所謂英才俊發，風華正茂，不料旋即捲入大學體制改革風波，為這所嶄新學府的轉型付出沉重代價，兩年後就黯然返美，似乎是絢爛歸於平淡了。其實，那才是他事業的真正開始。」在香港中文大學這兩年，是余英時重新轉向東方的開始。1976年，余英時在台灣出版了《歷史與思想》，在中文學界可謂石破天驚。此後，余英時在台灣每出版一本著作，均引起學界的關注與討論。中年學者黃克武說：「在台灣，像我這樣年齡的人，大多經歷過英雄崇拜的時代，最崇拜的是：梁啟超、胡適、余英時。」余英時夫婦第一次回到東方時到日本旅行，結識了日本漢學泰斗島田虔次，成為好朋友。島田虔次有言：「雖與余教授的學術論點不盡相同，卻不能不推崇他是當今中國最了不起的學者。」島田虔次很早就關注余英時的著作，從《方以智晚節考》到《論戴震與章學誠》、《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都在日本學界鼎力推介翻譯。而余英時在美國培養的學生河田悌一，後來成為日本關西大學校長。2007年，關西大學頒發榮譽博士學位給余英時，並請余先生在日本中國學會的年會上演講。1927年是胡適在那兒演講，相距正好八十年。1978年10月16日至11月17日，美國通過「美中學術交流會」和「國家科學院」兩個機構，組成了一個「漢代研究代表團」到中國考察考古遺址。張光直推動余英時擔任團長。此行訪問了北京、洛陽、西安、敦煌、蘭州、長沙、昆明、成都。余英時先後會見了俞平伯、錢鍾書、唐蘭、唐長孺、繆鉞等心儀已久的學術前輩。在成都，繆鉞先生是楊聯陞先生的內兄，也是錢穆先生的朋友，余英時表示要去看他。四川大學提出，今晚讓繆鉞到旅館來看余英時。余英時說：「不行。第一，中國規矩是行客拜坐客。第二，他是我的前輩，如果把他搞到這裡來，我就不見了。要麼就讓我去看他，不要就算了。」第二天，四川大學就把繆鉞的家搬了。繆鉞在1978年11月15日給楊聯陞家的信中說：「因為余先生來訪，川大很快地給我調整了住房，並布置樓下那一個大間作為接待室。」余英時自1950年離開中國大陸後唯一的訪問雖然只有一月，卻深深地勾起他的「中國情懷」。從敦煌回來的路上，余先生詩情勃發：「一彎殘月渡流沙，訪古歸來興倍賒。留得鄉音皤卻鬢，不知何處是吾家。」文化與歷史的追索1962年從哈佛大學博士畢業後，余英時在密西根大學任教，學生中有比他大十二歲的黃仁宇。在黃仁宇的回憶錄《黃河青山》中，多處寫到余英時熱心地為他推薦工作、申請研究基金。當時黃仁宇賦閑在家撰寫新書《資本主義與廿一世紀》，經余英時告知台灣《聯合報》老闆王惕吾，資助黃仁宇兩年的研究費用，使其生活無虞，專心寫作。1991年7月4日，余先生為黃先生的《資本主義與廿一世紀》寫的序中說：「我們無論是否接受作者的史學預設或同意他對於具體事件的解釋，我們都不能不對他的知識真誠和故國情深表示一種同情。」余英時在密西根大學任教四年後，1966年秋天回到哈佛大學任教，1967年春天拿到長期聘約。當年華人學界，楊聯陞之後，哈佛大學最耀眼的學者當屬余英時。此後，余英時自北而南，1977年受耶魯大學禮聘為講座教授，1987年受普林斯頓大學禮聘為全大學講座教授，這在美東常春藤名校中可能是少有的紀錄。讀余英時的著作，常常發現字裡行間閃爍著對人的關懷。在他看來，把「人」變成「分子」會有意想不到的災難性後果。2002年9月22日，余英時為《士與中國文化》寫新版序，表示近來極力避免「知識分子」，而一律改用「知識人」：「我想盡量恢復『intellectual』的『人』的尊嚴，對於中國古代的『士』更應如此。把孔、孟、老、庄一概稱之為『知識分子』似乎總不免感覺著有點彆扭。但語言是『約定俗成』的，我只能求一己的心安，卻不敢奢望別人也同情我的感覺取向。」凡是與余英時深交的人，無不感受到他的古道熱腸。余英時義不容辭地為友人寫序，已集成《會友集》一書，而他的多部著作也由友人求序而引發而成，《重尋胡適歷程》、《未盡的才情》便是如此。余英時行文與梁啟超「筆鋒常帶感情」頗為相似。當年梁啟超為蔣百里的《歐洲文藝復興史》作序，下筆不能自已，竟成《清代學術概論》一書；余英時為《朱子文集》的新標點本作序，步步深入而成《朱熹的歷史世界》一書。余英時的著作幾乎跨越了中國歷史的每一個時代。初次見面時，我問余先生為何不寫通史？余先生回答：「我自己覺得花幾年時間寫通史，還不如在某一個特別的領域用幾年真正深入地研究，可以產生新的知識。通史必須盡量求全面，許多專門領域，自己不甚了了，也得涉及。這也是我不敢下筆的一個原因。只要所選專題很重要，即可由專中透出通貫的見解。譬如我花了好幾年時間寫成《朱熹的歷史世界》，自覺打通了宋代政治與思想之間不少隔閡，也有助於『通』。這是以『專』濟『通』。學歷史的好處不是光看歷史教訓，歷史教訓也是很少人接受，前面犯多少錯誤，到後面還是繼續犯，因為人性就是大權在握或利益在手，便難以捨棄，權力和利益的關口，有人過得去，也有人過不去。所以讀歷史的最大好處是使我們懂得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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