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精神文化的批判與重構

摘要：老舍是繼魯迅之後，最重要的一位現代啟蒙主義作家。他對中國國民性的批判與思考，起始於對滿族自身文化的審視批判，並進而發展為為中華國族鑄造現代精魂的自覺行動。老舍的國民性反思，因個人文化背景的差異，與魯迅的風格有所不同。老舍20世紀30年代創作鼎盛階段的作品，可以劃分為關注古國「老」民族精神蛻變，與關注都市社會下層「苦人們」悲慘命運兩大主題。「啟蒙」與「救亡」，這兩項中國現代思想界暨文學界的基本任務，在老舍抗戰期間的創作中被天衣無縫地協調起來。在老舍看來，舊有的中國文人文化優劣參差良莠互見，須做出辨別和揚棄。他主張文化人告別書齋生活，重塑剛勁的「獵人」文化性格，熔鑄到全民的血火抗爭中，建造中華新型文化人至美至義的精神世界，「替一部文化史作正面的證據」。 如果說老舍對滿族自身文化的審視批判在一定程度上還體現為滿族文化人對本民族命運本能地存在著的憂患意識，那麼，老舍對整個中國民族性的審視批判，則顯見地，是在現代啟蒙主義光輝思想指引下面的自覺作為。 對民族大千文化的超強敏感，是生為滿人的作家老舍，令同時代眾多文學創作者所難以望其項背的。起步於滿族，卻不曾止步於滿族，起步於滿族文化，卻不曾止步於滿族文化，迎著現代文明的晨曦，老舍走上了為中華國族鑄造現代精魂的道路。 中國現代文學資深研究家樊駿指出：「在現代中國，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從根本上改變了社會性質與歷史命運；而拉開這場革命序幕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其自身就是一場民主主義的思想啟蒙運動。」「思想啟蒙和文學革命是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的；五四新文學的根本任務正在於批判舊思想舊道德，鼓吹新思想新道德，肩負起思想啟蒙的歷史使命；而且是當時與隨後實踐這一使命的，最為活躍也最有成績的手段與方式。這些基本事實，在文學奠基者魯迅身上，表現得極為突出，而且十分自覺。」「老舍的情況與魯迅頗有一些相似之處：魯迅是在日本留學期間，開始思考『國民性』的課題，並從醫學轉向文藝的。老舍也是在旅居英國期間，開始文學創作，並關注『民族性』的革新的。他們都是作為愛國青年，切身感受到現代國家的公民與古老中國的臣民間的差異，懷著憂慮與希望，開始探索『國民性』『民族性』的課題，進而萌發促進人——民族的現代化的思想啟蒙的使命感，並且把文藝作為自己這種深沉灼熱的人文關懷的主要載體的。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老舍是繼魯迅之後，又一位始終懷著這樣的信念，自覺地履行這一歷史使命的作家。」[①] 長篇小說《貓城記》，在老舍前期創作中，是最能傳播其啟蒙主義思想呼號的。這部文化諷喻小說，作於1932年上半年老舍剛從英倫歸來之後，國家內憂外患步步加重之際。作者極盡想像地勾描了貓國文化與貓人精神的畸形狀態，緊緊扭住文化批判這條主線，向人們發出了社會墮落勢必導致國家滅亡的警號。「貓國有歷史，兩萬多年的文明。」然而，這種文明推衍到最後，引起了種種的異化。貓人們紛紛搶食帶麻醉性質的「迷葉」，舉目可見「這麼多糊塗，老實，愚笨，可憐，貧苦，隨遇而安，快活的民眾」；在貓國，受陳腐教育的「青年生下來便是半死的」，學者也是人格淪喪的一群，當官的無不作威作福，「橫行是上等貓人口中最高尚的一個字」，「伸手就打是上等貓人的尊榮」。作品的後面，講述著貓國、貓國文化乃至於貓人們的滅絕，既出於「矮人」國軍隊的侵入，更因為貓國軍民的畏懼和內訌。侵略軍尚未殺來，貓國已經一潰千里，「一個軍隊，沒有馬鳴，沒有旗幟，沒有刀槍，沒有行列，只有一片熱沙上奔跑著無數的裸體貓人，個個似因驚懼而近乎發狂，拚命的急奔，好似嚇狂了的一群，一地，一世界野人。」等到矮人軍隊真的將到此地，貓國軍人們開始自相殘殺，為的是爭路，以利先去投降，「誰先到誰能把京城先交給敵人，以後自不愁沒有官作。」可悲的是，矮人們並不姑息他們，採取活埋等暴刑把貓人大批殺掉。貓國最後兩個人，沒有葬身於敵手，他們正在自相爭鬥的時候，被矮兵俘獲，「把他們放在一個大木籠里，他們就在籠里繼續作戰，直到兩個人互相地咬死；這樣，貓人們自己完成了他們的滅絕。」 《貓城記》在老舍作品當中屬於一個特例。然而，如果不讀《貓城記》，便很難如此深刻地體驗，什麼是老舍文化啟蒙主義的精髓所在。魯迅之後，像這樣曾經激越而又硬韌地批判國民劣根性的作家，恐怕也是僅老舍而已。 不過，就老舍一生堅持啟蒙主義創作思想的大多數作品來看，其國民性反思，還是與魯迅的風格有明顯不同。魯迅對國民陳腐精神現象的抨擊，大都是金剛怒目式的，視線上多取「俯視」，態度亦相當嚴厲，絕不妥協與容情；而老舍，除了像《貓城記》這樣特別的製作顯示著特別的氣氛之外，其他作品卻多用一種「平視」的視線，似乎他就站在國民大眾之中，以一副火熱的心腸，操著溫婉規勸的口氣，滿懷善意地向人們指點——哪裡有陷阱，哪裡有風景，怎樣走才有出路，怎樣走大約是死胡同一條。我們當然難以評價老舍與魯迅兩種方式的高下，那大抵是緣於二者不同的文化背景：紹興是中原文化腹地，漢族文化的傳統是教師對學生愛得愈切便要求愈嚴；而老舍腳下的北京旗族土壤，則總好出落些平易、親切或者通達的氣度。[②] 北平城封建保守的市民文化，是長篇小說《離婚》注視和針砭的對象。對民族精神疾患的披示，在這部作品中，來得比老舍之前作品更集中也更生動。如此全神貫注地表現和批判北平城的市民文化，在老舍來說前所未有。它通過對民國前期北平城某財政所小科員們家庭故事的敘述，展現了市民階層「日常生活哲學」的精細與酸腐，以及身陷其間的種種灰色人生的無奈與熬煎，也鞭撻了社會的黑暗和官僚機構的敗壞。 老舍成功地模塑出了北平城「太穩」的市民文化中張大哥這樣一個堪稱典型的人物形象，折中調和、敷衍圓通和息事寧人，是張大哥從這種文化中修得的主要性格特徵。張大哥的「每根毫毛都是合著社會的意思長的」，認為只要每個人都有維持得住的婚姻，社會就必定安穩太平。他具備了庸俗市民的最高才智，「一生所要完成的神聖使命：作媒和反對離婚。」這位市民階層心目里的「聖手」，在「衙門」里、社會上，一向活得如魚得水，沒想到偏偏在一帆順風的時刻摔了大跤：兒子被誤認成「共產黨」，讓一個「全能的機關」捕了去，立刻，周圍與他關係融洽的人們，絕大多數都翻臉不再認他，他丟了挺不錯的職位，損失了多年攢下的房產，為了換回兒子，還險些讓惡人騙走了女兒。結果他費盡周折涉險過關，張大哥趕緊主動宴請曾經翻雲覆雨的同事和「朋友」，興高彩烈地回到他們的行列，繼續作他「地獄中最安份的笑臉鬼」。灰色的、熱鬧而全無任何意義的人生，又在他的腳下從頭開始。 小說中科員老李，雖與張大哥性情、命運每有不同，在文化歸屬上，卻跟後者相去不遠。他有學問有資格，工作勤懇，稟性正派，不肯和同僚同流合污，故被周圍的人們看成是「科員中的怪物」。他明辨是非，處世仗義，在張大哥家蒙難關頭，是惟一不顧個人得失出力排解的人。老李又有小知識分子迂闊、好幻想的一面，嫌在故鄉娶的小腳女人俗氣，盼著離婚，找一位有「詩意」的伴侶。妻小進了北平，他試圖改造妻子不成，期待能跟鄰家一位棄婦結合也不成；衙門裡不順心、個人追求又不可得，他只好帶著妻兒，傷感地離開北平城回老家去了。老李的命運，其實與張大哥一樣，也是都市市民灰色人生的一種。他厭倦衙門裡的烏煙瘴氣，又得跟自己反感的人們敷衍周旋；受了壞人的欺負後想抗爭，可話到嘴邊又常常變軟；他有著合於時代進步精神的兩性追求，又沒有真的拋棄結髮妻子和一雙兒女的勇氣。老李是舊文化的個中人，「地獄裡的規矩人」——「張大哥第二」。 作品中，不僅老李有過離婚的想法，萎瑣、無聊的科員吳先生、邱先生，也因想要納妾或追求時髦等原因，生過離婚的念頭，結果誰也沒離成。邱先生對老李說：「沒意思！生命入了圈，和野鳥入了籠，一樣的沒意思。我少年的時候是個野驢；中年，結了婚，作了事，變成個賊鬼溜滑的皮驢；將來，拉到德勝門外，大鍋煮，賣驢肉。我不會再跳迴圈外，誰也不能。我現在是冷一會熱一會，熱的時候只能發點小性，冷的時候請客陪情；發瘧子的生活。沒辦法。我不甘心作個小官僚，我不甘心作個好丈夫，可是不作這個作什麼去呢？我早看出，你比我硬，可也沒硬著多少，你我只是程度上的差別，其實是一鍋里的菜。」小說末尾，老李辭職而去，似乎是邁出了衝破生命之「圈」的步子，可是，比誰都更了解他的張大哥說得好：「老李不久就得跑回來，你們看著吧！他還能忘了北平跟衙門？」他們的悲劇正在這裡，經濟生活，思想文化，樣樣都和那「太像牛乳」、「有點發酸」的北平城，有著割捨不斷的連絡，還遠沒能獲取與這一切分手的勇氣和覺悟。 敷衍，是中國人面臨黑惡勢力以及毒靄文化圍攻的時刻，最要不得，但又是最為習見的心態。《離婚》和老舍其他不少作品，都生動而形象地表現了國人的這一極為不堪的性格缺陷。假如說魯迅對國民劣根性的突出發現之一，在於展示了阿Q們的「精神勝利法」，那麼，老舍對國民劣根性中「敷衍」心理的準確捕捉，則是現代文學啟蒙主義文筆的又一項不可小視的收穫。 人們說到老舍，往往首先想到的是他對「駱駝祥子」一類都市苦人兒命運的描繪。其實這只是老舍創作主體的一半。假如我們將老舍的20世紀30年代創作鼎盛階段的作品，在主題上大致地歸一歸類，即不難看出，關注古國「老」民族的精神蛻變，與關注都市社會下層「苦人們」的悲慘命運，差不多是各佔一半的兩大主題。幾乎該時期的所有中短篇小說，都或直接或間接地服從這兩大主題。 30年代前中期的中國，是個社會從既有混亂走向新的混亂、世道完全喪失運作章法的過程，不可救藥的國家已無力實施正常管理，各色力量為追逐利益紛紛出動，盡顯「神通」，不單循環往複地呈現著極度的秩序喪失，而且突出地釀就了世風日下。老舍目睹這一時代現象，從歷來關懷民風漲落的思想出發，倍感痛切，不能不用作品展現他的心緒，並貫徹自己的啟蒙主義文學態度。他寫下了大量的中短篇小說和雜文、小品，例如《五九》、《柳家大院》、《且說屋裡》、《哀啟》、《沈二哥加了薪水》、《歪毛兒》、《毛毛蟲》、《新時代的舊悲劇》、《陽光》、《柳屯的》、《善人》、《犧牲》、《裕興池裡》、《抓藥》、《大悲寺外》、《鐵牛與病鴨》、《鄰居們》，以及《到了濟南》、《記懶人》、《狗之晨》、《開市大吉》、《買彩票》、《有聲電影》、《一天》、《大發議論》、《取錢》、《畫像》等等，或觀察國民精神潰瘍面的持續蔓延及其道德心理的急劇滑降，或凸顯傳統文化的糟粕在特定歷史場景下散出的腐臭氣味，或表現國民性格中愚昧混沌、抱殘守缺的習性仍在頑固維持的窘境，或揭穿某些雞鳴狗盜之徒在大肆撈取私利時所祭起的遮羞布。 　　中華民族是好是壞，一言難盡，頂好不提。我們「老」，這說著似乎不至於有人挑眼，而且在事實上也許是正確的。科學家在中國不大容易找飯吃，科學家的話也每每招咱們頭疼；……談到民族老不老的問題，自然也不便刨根問底，最好先點頭咂嘴，橫打鼻樑：「我們老得多；你們是孫子！」於是，即使爺爺被孫子揍了，到底孫子是年幼無知；爽性來個寬宏大量，連忤逆也不去告。這叫「勁兒」。明白這點勁兒，莫談國事乃更見通達。 以上這番話，見之於雜文《檀香扇》[③]，它集中回答了作家這一時期為什麼要在文學創作裡面堅持思考國民精神的問題。比世上許多民族都要「老得多」的中華民族，排斥科學，盲目自雄，任憑骯髒齷齪的毒菌在體內蔓延，卻陶醉在「阿Ｑ」式的「勁兒」里，多少回被動挨打仍不醒悟，怎能不讓這位熱愛中國與中國文化，同時又具有文化啟蒙思想的作家憂心如焚！ 抗日戰爭時期，擔負「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重要職務的老舍，並沒有停止自己關於民族文化精神的表現與批判。在中國的現代文學史上，產生過一批反映抗戰歷史的優秀作品。不過，這些作品絕大多數都是從敵我尖銳對壘的角度來展現民族解放鬥爭的。老舍創作的百萬字長篇小說《四世同堂》，在選題與立意方面，跟上述創作截然不同，這是一部意在反映淪陷區平民生活場景和心理歷程的作品。老舍寫這部小說，是要依託自己作為一位愛國文化人的全部哲思，特立獨行地，去和盤記錄下中華民族在遭到外寇奴役之時的屈辱情狀，去儘力發掘包藏在民族屈辱底下的文化教訓。所以，它不單是一部民族屈辱史，更是一部文化殷鑒錄。牢牢銘記民族曾經有過的被征服經歷，與深切反思被征服狀態下的國民心理弱勢，是小說中彼此緊密絞結著的雙重主題。 抗戰爆發，北平陷落。古都中千千萬萬的中華子民困在了城內，眼見「太陽旗」當頭升起，作了羞於啟齒的「亡國奴」，他們連續多年在暴敵的刺刀縫隙間，低下順目、含悲銜恥地討生活。作品藉助被征服被奴役的北平市民生活視角，再現了外侮臨頭的冷酷現狀，將這一遭詛咒的歷史變遷帶給人們的損傷、摧殘，秉筆直錄。在小羊圈衚衕，每日每時在上演慘劇，善良無辜的市民沒有一家能在身陷魔掌的歲月里倖免……讀者看得到，僅在城中一條頂不起眼兒的小衚衕里，平民百姓就要罹臨極多的災難，就全北平來講，侵略者對市民犯下的滔天罪行也就可以想見了。「征服者是狼，被征服的是一群各自逃命的羊！」佔領軍充分表現了他們像「吃茶與插花那麼講究」的殺人藝術，市民與死亡成了「近鄰」。一條條性命，無聲無息地慘別人寰，小說反覆攝取的竟是為男女老幼被難者們出殯的場面。那些暫且活下來的人，只要還記得自己是中國人，便要受到永無休止的心靈煎熬，「像大家都犯了什麼罪，在監獄裡不期而遇的那樣。」 　　從前，在北平這座數代古都和文化名城裡，人們每以體面、優雅、適意而誇耀，祖輩曾經環繞在「天子腳下」，世居之地乃是舉國「首善之區」，足叫他們傲視天下。到了外寇將冷冰冰的刀槍驟然架在眼前的時刻，既往的尊驕與閑適都從他們的臉上迅速飄散。「北平的人已和北平失去了往日的關係；北平已不是北平人的北平了。在蒼松與金瓦的上面，懸著的是日本旗！」沉甸甸的屈辱，是市民心間揮之不去的感受。作者追蹤並摹繪出北平市民較之其他地方的百姓更難平復的這份心底恥辱。小說描寫了在北平陷落之後不久，由侵略者當局授意，漢奸團體強迫全市中小學生到街頭遊行，「慶祝保定陷落」，這是一件叫每個有榮辱感的中國人——即便是涉世不深的中小學生們——都極感痛心的事，堂堂的中國人，怎麼可以「自己慶祝亡國」！ 　　按照習見的寫作模式，在大量列舉侵略者令人髮指的暴行和劣跡之後，作品是該要虎虎生風地展現被征服者的覺醒與抗爭了。然而，老舍並不打算這樣處理他的《四世同堂》。小說裡面，從肉體到靈魂已倍受摧殘的北平市民，除了只有極少數人較早投身殺敵救亡的鬥爭，絕大多數的城內居民，非但沒有加入戰鬥，反倒在慘淡的現實跟前，惶惑、猶疑、徘徊，以至於退縮、苟且……這冰冷的真實，不能不教讀者感到難捱的壓抑。作家老舍是慧眼獨具的，也是頂負責的，他通過那桿冷峻的筆，反映的是大多數被征服者的真實心理。北平人，作為中國人中最有傳統文化修養的一群，他們，無論怎樣地浩劫加身，災獄臨頭，也必然服從於他們固有的「國民性」。 從早期創作開始，老舍就鍥而不捨地堅持著啟蒙主義的文學原則，在寫作《四世同堂》時，他再次找到了用武之地。他支起診斷精神文化的「愛克斯光」機，用心檢視中華「老」民族慘遭外敵征服之際的心理堂奧。他懂得，如若不能打心靈深處探明造成「老」民族被動挨打的潛在原因，國人手腳就將長久被捆綁，中華百姓就將越來越「適合於」給他人當奴隸。 「啟蒙」與「救亡」，這兩項中國現代思想界暨文學界最基本的也是最光榮、最艱巨的任務，在老舍筆下被天衣無縫地協調起來。 瞧一眼《四世同堂》中的北平人吧，他們的作為令人汗顏，更令人深省。他們是酷愛和平的人，但是，對世上存在著戰爭危害和侵略狂人卻盲然無所知。小羊圈衚衕的老住戶，難以從太平歲月的懵懂感覺中走出來。在「首善之區」住慣了的市民，善良到連外敵侵略到底是咋回事都摸不到答案，又惶論奮起反擊的意識。他們幻想著「別把事情鬧大了」。消極避禍，息事寧人，是出自古國傳統的人生哲學，中國的老祖宗們幾千年來就是這麼窩囊地活下來了。人們求穩畏亂，到禍患猛然出現，也不具備辨認其根源與本質的能力。 　　在侵略者輕易得手後，百姓有如一盤散沙，被強敵所囊控在所難免。對性命的一味眷戀，導致了許多人不惜一切代價躲避死亡，平日標榜的「士可殺，不可辱」，只有個別的剛烈者才肯實踐，芸芸之眾，則不免要爭先恐後遁入「好死不如賴活著」的低質量生存狀態。小羊圈衚衕的居民，有幾個不是將「忍」字死死地掛在嘴邊的，「惶惑」和「偷生」，這《四世同堂》三部曲中前兩部的書名，恰切地對應著北平多數市民在城池陷落後的心理軌跡。曾經那麼在乎面子的北平人，太平時節當「順民」不算，外族入侵還要甘當「順民」，而且是更「夠格」的「順民」。在中華文化體系中極具典範意義的北平文化，照老舍看來，美且美矣，卻是一種「熟到了稀爛」的文化。就因為它「過熟」，才喪失了原本應有的的陽剛氣質，空留下了一派凄清柔麗的，使人骨酥志短的「美」。 　　老舍對故土北平的愛戴毋庸懷疑。而今，他居然寫出了如此冷酷的事實——「北平人倒有百分之九十九是不抵抗的」，當中的憂傷與憤懣，豈能不引發讀者細細回味？作者大約是噙著淚水，在訴說，在發問：「這個文化也許很不錯，但是它有顯然的缺陷，就是，它很容易受暴徒的蹂躪，以至於滅亡。會引來滅亡的，不論是什麼東西或道理，總是該及時矯正的。北平已經亡了，矯正是否來得及呢？」[④] 　　老舍了解北平的底細，即使是這座城已然亡於敵手，也照舊摸得准北平人的脈像。別看北平城做過幾百年的「帝王之都」，「連走卒小販全另有風度」，但認真尋訪一下就會知道，他們中好多人連一點「國民意識」也談不上。小羊圈衚衕里的高齡長者、「四世同堂」之家的祁老人，城教敵人給佔了，鄰里屢遭劫難，他都不往心裡去，獨獨「只怕慶不了八十大壽」。孫子媳婦韻梅能得其「真傳」，她告訴丈夫祁瑞宣：「別管天下怎麼亂，咱們北平人絕不能忘了禮節！」國家，這個所有現代民族都特別珍視的神聖概念，在「老」民族的男女老少心中還遠未佔得應有的位置，這亦不能不說是泱泱中華的大悲哀。 　　中國人的家庭觀念，可是出奇地強烈。古國文化歷來強調家庭這一社會基本組織的特殊地位。在這片土地上，個人的全部選擇都須以家庭利益為轉移；而比家庭要龐大得多的社會，只能以無數個散在的家庭做它的支撐點，將社會的每一縷根須都順勢埋入家庭需求的土壤。具體國民的個性也罷，全社會的共同利益也罷，都被溶釋於家庭的慾望之下。戀家護家，成了在家庭宗法制度束縛下人們最突出的觀念情結。《四世同堂》對這種中國獨有的社會文化，做了大開大闔的形象性展示，視其意義，已不在於一般反映國民的生活圖像和心理積澱，而是為了凸現傳統的家庭觀念，給被征服狀態下的中華帶來了怎樣的消極影響。 　　祁家「四世同堂」的「光榮」中止於國破城殘的歲月，是必然的。在祁老人腦子裡，守望一生血汗換回的這個家庭，是他惟一的念想，國將不國，在他來說猶在其次。他調動自己全副的老精神，敷衍外來力量對家庭的挑釁，到了任何敷衍都無濟於事，家庭的存亡迫在眉睫的關頭，他也會被激怒，也敢挺出胸膛，迎向敵人的槍口。他的所有表現，都是受「家本位」意識驅遣著的，即或是奮起一爭，也與國家利益無涉。千難萬難，終於盼來抗戰結束，祁老人登時泛起的新夢想，還是「四世同堂」，這個光榮的夢沒能在他的眼前落實下來，他又把實現它的希望寄託到了重孫小順子那一輩人的身上！ 祁家人就總體上講，是以家庭觀念壓抑著國家觀念。北平城中的廣大市民，也相類似。誰能不厭惡和憎恨侵略者，可是，平頭百姓個個擔著沉重的家庭責任，都不得不把維持家庭的苟安，放到記掛國事的前頭，他們瞻前顧後，縮頭保家，「好像牆陰里的一根小草似的，不管環境如何，也要努力吐個穗兒，結幾個子粒。」傳統文化的保守性，決定了絕大多數市民群眾在被征服狀態下，必取因循、退讓、怯懦、敷衍的守勢。 民族的文化劣根性中，也不斷滋生著一些更為可怕的毒菌，教世間平添齷齪。侵略者每佔領中國一處城鄉，都會不期然地得到中華民族中間的渣滓——漢奸們的配合，使敵人更加張狂，也使人民的災難更加深重。《四世同堂》里，就有為數不少的漢奸身影：冠曉荷、大赤包、藍東陽、祁瑞豐、胖菊子、冠招弟、李空山、高亦陀、牛教授……像冠曉荷那樣，「在相貌，言談舉止，嗜好，志願，心理，各項中」，都是那麼天然地「成熟，得體」的漢奸坯子，幾年裡不懈地追求賣身投靠，居然怎麼也實現不了宿願，可見，類似人物在當時的北平，會有多少！老舍還寫出了會有這樣多的漢奸、敗類的原因。在中國漫長的封建時代，陞官而後發財，始終是引來廣泛羨慕和效仿的，人們盲目俯首於官服加身的掌權者，而無心注意他們的權柄是否來自不正當的攀援和交易。於是，也就少不了不惜一切代價的趨炎附勢；趕上改朝換代，以道德的淪喪換取身份抬升，更成了時尚。即使是外寇入主，這種醜劇，也會累演不衰。 小說里，志在鏟奸除害、去舊布新的老詩人錢默吟，對祁瑞宣講過一席寓意透闢的話： 這次的抗戰應當是中華民族的大掃除，一方面須趕走敵人，一方面也該掃除清了自己的垃圾。我們的傳統的升官發財的觀念，封建的思想——就是一方面想作高官，一方面又甘心作奴隸——家庭制度，教育方法，和苟且偷安的習慣，都是民族的遺傳病。這些病，在國家太平的時候，會使歷史無聲無色的，平凡的，像一條老牛似的往前慢慢的蹭；我們的歷史上沒有多少照耀全世界的發明與貢獻。及至國家遇到危難，這些病就像三期梅毒似的，一下子潰爛到底。[⑤] 這席話，應視為老舍的心音，它來自數年思考，定型於全民抗戰的烽火硝煙之中。作家多麼希望，通過偉大的抗日戰爭，為「老」民族的心態和精神，做一次深入的檢討，再做一次莊重的洗禮，將中華民族的文化史，掀開嶄新的一頁，把一切保守的、愚弱的、可鄙的民族性格，蕩滌乾淨，建立起足以引導每個國民的靈魂走向剛健、壯美境界的精神文化系統。 　　《四世同堂》在老舍的創作中，呈現出空前的文化批判的廣度和力度。作家猶未止步，他把自己全新的文化思辯，也注入作品。小說明確反映了人民雖緩慢卻紮實的覺醒趨勢。小羊圈衚衕的住戶，除了詩人錢默吟和大學生祁瑞全較早告別被動捱打的「亡國奴」生活，用自己的方式主動對敵宣戰，多數的人，都是經過了痛苦的退避和抉擇之後，才挺直了腰桿的。從忍氣吞聲，到暗自憤懣，再到認清不抵抗只有死路一條，最終到將仇恨化作復仇行動，在亡城絕大多數平民們那裡，均有個漫長的過程。這個過程，疊映出了亡城北平的「平民心史」，它會讓耐心閱讀它的人們，從殷切的反思間領取教訓，從長久的期冀里望見晨曦。 　　寫《四世同堂》的老舍，由於在作品中刻畫了人民的覺悟和反抗，比起寫《貓城記》時的老舍，顯見地前進了一步。作家在民族的解放鬥爭中，首先是自己獲得了教育。他堅持用文化的眼光看中華，也確確實實，找尋到了包藏在中華傳統裡面的精神生長點。 作家在這部作品中，將中國人的精神文化區分為不同的類型。舊有的文人文化，在老舍看來，優劣參差良莠互見，到了必須做出嚴格辨別和揚棄的時候。錢默吟和祁瑞宣們一向堅持的操守與骨氣，固然應當大加提倡，但是，大敵當前，又一定得將他們獨善其身的方式加以能動改造，使之嬗更為徹底服從於民族大義的新風骨、新姿態；文化人，應當勇於告別書齋里的靜謐生活，將一己的拒不附逆，熔鑄到全民的血火抗爭中，才能迎來中華新型文化人至美至義的遠大前程。為了讓過於成熟的文人文化重新塑造起剛勁的性格，老舍提出了「我們須暫時都變成獵人，敢冒險，敢放槍」的改造途徑，他借書中錢默吟的話語，說出來：「詩人與獵戶合併一處，我們才會產生一種新的文化，它既愛好和平，而在必要的時候又會英勇剛毅，肯為和平與真理去犧牲。」[⑥]為了更直觀地展示「獵人」文化的實質，作者也具體地勾畫了錢仲石、金四爺、常二爺、大牛兒等代表人物。從他們身上，讀者可以看出，老舍所指的「獵人」文化，就是一種中華民族的初民精神，處在這種精神狀態里的人們，未必要念過多少書、識得多少字，但是，他們一定是頂具備正義感，頂具備孔武氣質，也頂擅長於以牙還牙以眼還眼地懲治惡人、維護自我權益的。當然，作家並不是一味地希望我們的民族，都退回到原始的「獵人」時代，他呼喚著的是高級的「詩人」文化和原始的「獵人」精神的重新組構與合諧化一；書中提示，只有像錢默吟一樣，由傳統的善良、正直的文化人，一躍而蛻變成為民族的時代的鬥士，才算是真的完成了一代文化人的使命，「替一部文化史作正面的證據」[⑦]。在一整個民族被侵略者壓得喘不過氣來的時候，作家感到，無須隱瞞他該當提醒人們的主要一點，寧肯暫時放棄儒雅，也不可長久地遠離反抗。小說中李四爺說過：「咱們要是都像人家錢二少（指錢仲石，——引者注），別說小日本，就是大日本也不敢跟咱們刺毛啊！」祁瑞宣也想到了：「在戰時，血就是花，壯烈的犧牲便是美！」 《四世同堂》作品的優勢，在於它的文化審視。當我們的人民聽慣了「經濟落後，一個民族就要被動挨打」的道理時，也別忘了，文化的保守，精神的羸弱，同樣是要讓一個民族被動挨打的！老舍的這部長篇小說，為我們和我們的子孫，在這方面提供了足夠的殷鑒。 老舍認為：「在抗戰時期，來檢討文化，正是好時候，因為我們既不惜最大的犧牲去保存文化，則文化的力量如何，都須檢討。我們必須看到它的過去，現在，與將來。」[⑧]他希望以抗戰為機遇，給民族文化照一照「愛克斯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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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樊駿：《認識老舍》，《文學評論》1996年第5－6期。 [②]老舍說過：「不要幽默也成，那得有極厲害的文筆，與極聰明的腦子，一個巴掌一個紅印，一個閃一個雷。我沒有這樣厲害的手與腦……」（《我怎樣寫〈貓城記〉》） [③]老舍：《檀香扇》，《老舍文集》第14卷，第52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年版。 [④]老舍：《四世同堂》，《老舍文集》第4卷，第318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版。 [⑤]老舍：《四世同堂》，《老舍文集》第5卷，第246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版。 [⑥]老舍：《四世同堂》，《老舍文集》第5卷，第244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版。 [⑦]老舍：《四世同堂》，《老舍文集》第5卷，第77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版。 [⑧]老舍：《大地龍蛇·序》，《老舍文集》第10卷，第288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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