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資治通鑒》評論（九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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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宣宗貞祐三年（乙亥，公元1215年）

是日暮，凡在中都妃嬪，聞盡忠將南奔，皆束裝至通玄門……於是金祖宗神御及諸妃嬪皆淪沒。盡忠行至中山，謂所親曰：「若與諸妃偕來，我輩豈得至此！」

居士曰：抹撚盡忠為了保命不得已拋棄那些無辜的嬪妃門是出於自私，我們雖然不以為然，但基於人性的陰暗一面，尚可理解他的行為。但他在脫險之後不但沒有心懷愧疚，反而一副唯我英明的嘴臉，完全跌破了人類的底線。

蒙古太祖十年（乙亥，公元1215年）

蒙古主訪求遼舊族，得金左右司員外郎耶律楚材，召謂之曰：「遼、金世仇，朕為汝雪之。」對曰：「臣父祖嘗委贄事之，既為之臣，敢仇君耶！」蒙古主異其言，處之左右。

居士曰：金帝國內女真民族與契丹民族的矛盾已經積累許久，契丹民族也有復國的願望。鐵木真對耶律楚材談及遼金世仇，當然是利用這種矛盾佔據道德制高點。耶律楚材的回答包含兩層含義：一是拒絕承認鐵木真的吞金舉動是為遼國報仇，契丹民眾也不會接受這個理由；二、向鐵木真說明，自己的先祖接受女真族的統治便忠於女真，而不會因故國情緒思念遼國；所以如果自己接受蒙古國的統治，也會效忠鐵木真，而不再以金國為故國。可謂對答得體。

金宣宗貞祐三年（乙亥，公元1215年）

癸酉，金進士葛城劉炳條便宜十事……金主雖異其言而不能用，以補御史台令史。

居士曰：完顏珣不採用劉炳的意見是因為這些配套意見只能在國家穩定時做改革使用，根本不能應對蒙古來勢洶洶。治本當然重要，但是所需時間太久，在帝國命懸一線的時候還首要任務是治標。即應該如何弭平官員矛盾，如術虎高琪和抹撚盡忠之間的矛盾；任用誰為將，從何處出發，用何種戰略抵抗蒙古；若獲勝，則戰後與蒙古國之間應該保持怎樣的外交關係；如果失敗，應該如何保持實力，如何將戰爭的損失降到最小；以及如何在現有條件下進行努力，盡最大可能爭取宋朝到自己一邊——但這些劉炳完全沒有提到。

宋寧宗嘉定八年（乙亥，公元1215年）

冬，十月，江東計度轉運副使真德秀朝辭，言曰：「金自南遷，其勢日蹙……今日天下之勢，何以異政、宣之時！陛下亦宜以政、宣為鑒。臣觀蒙古之在今日，無異昔日女真方興之時，一旦與我為鄰，亦必祖述女真已行之故智……」因以「五不可為獻」……帝不能用。

居士曰：真德秀的意見正確，他和喬行簡都是先知先覺的清醒人。對於宋朝來說，最好的就是執行喬行簡的辦法，重視蒙古的威脅，與金國進行聯合。宋和西夏都在走各自在北宋滅亡時期的老路——宋國冀圖在北方兩國戰亂中獲取領土，西夏企圖對侵略國和解，並從對被侵略國的戰爭中獲取利益——而金國的皇帝從首都撤離與趙構南渡如出一轍，王守信和賈耐兒相當於北宋末年的林靈素與郭京（林靈素事見公元1116年，郭京事見1126年），與北宋應對金帝國入侵時的反應別無二致，所以被高耆年稱為「自蹈覆轍」（事見1212年）。蒙古帝國來勢洶洶，一旦對金得手，南宋、西夏、大理順勢而下是必然的事情，四國理應聯合起來共抗蒙古，一如戰國群雄合縱抗秦——戰國時期的合縱雖然沒有成功，但各國之間確有此種意願，而十三世紀的四國卻連合作的意願也沒有，各自為政，等待以卵擊石的滅亡。

蒙古太祖十一年（丙子，公元1216年）

富鮮萬努降於蒙古，而以其子迪格入侍。既而復叛，僭稱東夏。

居士曰：在中國歷史上，東夏國是一個長期被忽略的帝國，從本年開始建國。傳統認為東夏國實在1233年由蒙古大汗窩闊台派皇子貴由滅亡，但據王國維《黑韃事略箋證》的考證，認為東夏國在1233年至忽必烈至元末年（忽必烈的至元最後一年是1294年）的《高麗史》（鄭麟趾撰）出現二十次，子孫世襲王位，其地位如蒙古國的藩國一般。公元1686年發現東夏國的「大同」年款（同為「大同」，但年份有別）的官印，證明其有獨立年號。並與高麗往來，有別名「東真」、「大真」，《元史》和《高麗史》提及東夏國時，也時常出現「貴國」、「東夏萬奴國」的說法。有學者認為富鮮萬奴的後人不過是在東夏國的故土上代為總管，但實際上大理帝國段氏家族的後人在雲南代理總管時既要有皇親作為雲南王或封疆大吏作為監管，又不准許擁有自己的年號，更不可能作為獨立國家與周邊進行合理外交，而只是作為蒙古帝國進攻緬甸等地的打手和戰略上的緩衝區而已，完全不像東夏國一樣獨立。所以其當為獨立或半獨立的國家，只是富鮮萬奴被俘後他的族人怎樣復國，限於史料我們無法理清；而1287年後東夏國的史料不再出現，應於此前後滅國，其滅國的緣故我們也無從知道罷了。

宋寧宗嘉定十年（丁丑，公元1217年）

魏了翁以狀言：「聞謚者行之跡，昔人所以旌善而懲惡，節惠而尊名也……望申飭有司，速加考訂，俾隆名美謚，早有以風厲四方，示學士大夫趨向之的也。」

居士曰：魏了翁完全是書生之見。就以秦檜為例，秦檜去世的時候正是他如日中天的時候，他的政策沒有被否定，朝廷內部都是秦檜的黨羽，無論從政治上還是派繫上，都只得給他謚號為忠獻，而不會像韓侂胄一樣給他謚號為繆丑。所以謚號作為一種獎懲，代表當時的輿論，並不是一種公正的評價。應該反思的是如何改變這一制度，而不是向帝王空談教化。

金宣宗興定元年（丁丑，公元1217年）

初，金有王世安者，獻取盱眙、楚州之策，金主以為淮南招撫使，遂有侵宋之謀。至是命烏庫哩慶壽、完顏薩布帥師南侵，遂渡淮。

居士曰：完顏珣聽從王世安的話進攻宋朝，無非是將蒙金戰爭的消耗轉嫁給南宋，希望通過戰備掠奪補償從蒙古帝國那裡失去的損失。但這種補償必然經過戰爭，無論其規模如何，總是宋金兩國的彼此內耗，不如通過外交手段，達成戰略統一，完成兩國的資源對接，以零消耗的模式迎戰蒙古的入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