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部文獻通考馬端臨卷一百九十一 經籍考十八史（正史各門總　正史）

文獻通考

馬端臨

卷一百九十一 經籍考十八

史（正史各門總　正史）

《隋·經籍志》曰：古者天下諸侯，必有國史，以記言行，後世多務，其道彌繁。夏、殷巳上，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周則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分掌其事，而諸侯之國亦置史官。又《春秋》、《國語》引《周志》、《鄭書》之說，推尋事迹，似當時記事各有職司，後又合而撰之，總成書記。其後陵夷衰亂，史官放絕。秦滅先王之典，遺制莫存。至漢武帝時，始置太史公，命司馬談為之，以掌其職。時天下計書，皆先上太史，副上丞相，遺文古事，靡不畢臻。談乃據《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接其後事，成一家之言。談卒，其子遷又為太史令，嗣成其志。上自黃帝，迄於炎漢，合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謂之《史記》。遷卒以後，好事者亦頗著述，然多淺鄙，不足相繼。至後漢，扶風班彪綴後傳數十篇，並譏正前失。彪卒，明帝命其子固續成其志。以為唐、虞、三代，世有典籍，史遷所記，乃以漢氏繼於百王之末，非其義也。故斷自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為十二紀、八表、十志、六十九傳。潛心積思二十餘年，建初中，始奏表及紀傳，其十志竟不能就。固卒後，始命曹大家續成之。先是明帝召固為蘭台令史，與諸先輩陳宗、尹敏、孟冀等共成《光武本紀》，擢固為郎，典校秘書。固撰後漢事，作列傳、載紀二十八篇。其後，劉、劉毅、劉陶、伏無忌等相次著述東觀，謂之《漢紀》。及三國鼎峙，魏氏及吳並有史官。晉時，巴西陳壽刪集三國之事，唯魏帝為紀，其功臣及吳、蜀之主並皆為傳，仍各依其國，部類相從，謂之《三國志》。壽卒後，梁州大中正范穎表奏其事，帝詔河南尹、洛陽令就壽家寫之。自是世有著述，皆擬班、馬以為正史，作者尤廣，一代之史，至數十家。唯《史記》、《漢書》師法相傳，並有解釋。《三國志》及范曄《後漢書》雖有音注，既近世之作，並讀之可知。梁時明《漢書》有劉顯、韋棱，陳時有姚察，隋代有包愷、蕭該，並為名家。《史記》傳者甚微，今依其世代，聚而編之，以備正史。

晁氏曰：後世述史者，其體有三：編年者，以事系日月，而總之於年，蓋本左邱；明紀傳者，分記君臣行事之終始，蓋本於司馬遷；實錄者，其名起於蕭梁，至唐而盛，雜取兩者之法而為之，以備史官採擇而巳，初無製作之意，不足道也。若編年、紀傳，則各有所長，殆未易以優劣論。雖然，編年所載，於一國治亂之事為詳，紀傳所載，於一人善惡之跡為詳。用此言之，編年似優，又其來最古。而人皆以紀傳便於披閱，獨行於世，號為正史，不亦異乎！

王氏《揮麈錄》曰：凡史官紀事，所因者例有四：一曰時政記，則宰執朝夕議政、君臣之奏對之語也；二曰起居注，則左、右史所記言動也；三曰日曆，則因時政記、起居注潤色而為之者也，舊屬史館，元豐官制屬秘書省國史按，著作郎佐主之；四曰臣僚墓碑行狀，則其家之所上也。四者，惟時政，執政之所日錄，於一時政事最為詳備。左、右史雖二員，然輪日侍立，榻前之語既遠不可聞，所賴者臣僚所申，而又多務省事，凡經上殿，止稱別無所得聖語，則可得而記錄者，百司關報而已。日曆非二者所有，不敢有所附益。臣僚行狀於士大夫行事為詳，而人多以其出於門生子弟之類，以為虛辭溢美，不足取信。雖然，其所泛稱德行功業不足以為信可也，所載事迹，以同時之人考之，自不可誣，亦何可盡廢雲。

《漢志》：九家，四百一十一篇（元附《春秋》，今入史門）。

按：班孟堅《藝文志》，《七略》無史類，以《世本》以下諸書附於《六藝略·春秋》之後。蓋《春秋》即古史，而《春秋》之後，惟秦、漢之事，編帙不多，故不必特立史部。後來傳代既久，史言漸多，而述作之體亦不一，《隋志》史之類已有十三門，唐以後之志皆因之。然《漢志》所錄《世本》以下九書，《隋志》則以《太史公書》入正史門，《戰國策》、《楚漢春秋》入雜史門，而其餘諸書，則後學所不盡見，無由知其合入何門矣，故姑以此九者盡置之正史之首雲。

《隋志》：六十七部，三千八十三卷（通計亡書，合八十部，四千三十卷）。

《唐志》：正史、集史共七十五家，九十六部，五千一百有七卷。

《宋三朝志》：二十六部，二千一十卷。

《宋兩朝志》：六部，五百五十六卷。

《宋四朝志》：一十三部，一千一百六十七卷。

《宋中興志》：三十九家，四十二部，二千八百七十七卷。

右正史。

《隋·經籍志》：自史官放絕，作者相承，皆以班、馬為準。漢獻帝雅好典籍，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命穎川荀悅作《春秋左傳》之體，為《漢紀》三十篇，言約而事詳，辨論多美，大行於世。至晉大康元年，汲郡人發魏襄王冢，得古竹簡書，字皆科斗。帝命中書監荀勛、令和嶠等，撰次為十五部，八十七卷。多雜碎怪妄，不可訓知，唯《周易》、《紀年》最為分了。其《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紀年》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起自夏、殷、周三代王事，無諸侯國別。唯特記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庄伯。盡晉國滅，獨記魏事。下至魏哀王，謂之「今王」，蓋魏國之史記也。其著書皆編年相次，文意但以《春秋經》，諸所記事多與《春秋左氏》扶同。學者因之，以為《春秋》則古史記之正法，有所著述，多依《春秋》之體。今依其世代，編而敘之，以見作者之別，謂之古史。

《宋三朝藝文志》：編年之作，蓋《春秋》舊，自東漢後，變名滋多，至北齊，或曰紀，或曰春秋，或曰略，或曰典，或曰志，梁有《皇帝實錄》，唐貞觀中，作《高祖實錄》，自是訖皇朝為之。

《隋志》：三十四部，六百六十六卷。

《唐志》：四十一家，四十八部，九百四十七卷（失姓名四家，柳芳以下不著錄十九家，三百五十五卷）。

《唐志》：實錄二十八部，三百四十五卷（劉知幾以下不著錄四百五十七卷）。

按：實錄即是仿編年之法，惟《唐志》專立實錄一門，《隋史》以實錄附雜史，《宋志》以實錄附編年，今從《宋志》。

《宋四朝志》：二十四部，一千二百一十卷（宋敏求武宗以下，元入雜史門，今附此）。

《宋中興志》：七十一家，八十七部，二千四百九十一卷。

右編年。

《隋·經籍志》：起居注者，錄紀人君言行動止之事。《春秋傳》曰：「君舉必書。」《周官》：內史掌王之命，遂書其副而藏之，是其職也。漢武帝有《禁中起居注》，後漢明德馬後撰《明帝起居注》。然則漢時起居，似在宮中，為女史之職，然皆零落，不可復知。今之存者，有漢獻帝及晉代山來《起居注》，皆近侍之臣所錄。晉時又復《汲冢書》，有《穆天子傳》，體制與今起居注同，蓋周時內史所記王命之副也。近代以來，別有其職，事在《百官志》。今依其先後，編而次之。其偽國起居，唯《南燕》一卷，不可別出，附之於此。

《宋三朝藝文志》：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動。厥後有起居注，蓋記動也；時政紀，蓋記言也；又有日曆，兼言動而成之。淳化以來，悉備其書。唐錄編年之外，又有起居注，類前代記注。今惟《唐創業起居注》存焉，餘悉亡逸。國朝起居注、時政記、日曆秘有司，不列於此。

《隋志》：四十四部，一千一百八十九卷。

《唐志》：六家，三十八部，一千二百七十二卷（失姓名二十六家，《開元起居注》以下不著錄三家）。

《唐志》：詔令十一部，三百五卷（失姓名十家，溫彥博以下不著錄十一家，二百二十二卷）。

按：《唐志》特立詔令一門，歷代史皆無之。按古左史記言，右史記動，後官制中起居郎、起居舍人，即左、右之任也。故以詔令併入起居注門，庶從其類雲。

《宋中興志》：七部，四千三百一十二卷（本志元以實錄、日曆俱入編年，今除實錄入編年外，以日曆附於起居注）。

右起居注。

※《史記》一百三十卷

晁氏曰：右漢太史令司馬遷續其父談書。創為義例，起黃帝，迄於獲麟之歲。撰成十二紀以序帝王，十年表以貫歲月，八書以紀政事，三十世家以敘公侯，七十列傳以志士庶。上下三千餘載，凡為五十二萬六千五百言。遷沒後，缺《景》、《武紀》、《禮》、《樂》、《律書》、《三王世家》、《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龜策傳》、《靳蒯列傳》等十篇。元、成，褚少孫追補，及益以武帝後事，辭旨淺鄙，不及遷書遠甚。遷書，舊裴る為之解雲。班固常譏遷，「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後世愛遷者多以此論為不然。謂遷特感當世之所失，憤其身之所遭，寓之於書，有所激而為此言耳，非其心所謂誠然也。當武帝之世，表章儒術，而罷黜百家，宜乎大治，而窮奢極侈，海內凋敝，反不若文、景尚黃、老時人主恭儉，天下饒給。此其所以先黃、老而後《六經》也。武帝用法刻深，群臣一言忤旨，輒下吏誅，而當刑者，得以貨免。遷之遭李陵之禍，家貧無財賄自贖，交遊莫救，卒陷腐刑。其進奸雄者，蓋遷嘆時無朱家之倫，不能脫巳於禍，故曰：「士貧窘得委命，此豈非人所謂賢豪者邪？」其羞貧賤者，蓋自傷特以貧故，不能自免於形戮，故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非空言也。」固不察其心而驟譏之，過矣！

陳氏曰：漢太史令夏陽司馬遷子長撰，宋南中郎參軍河東裴る集注。按：班固云：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於大漢，斯以勤矣。十篇闕，有錄亡書。張晏曰：遷沒之後，亡《景》、《武》、《紀》、《禮》、《樂》、《兵書》、《漢興將相年表》、《三王世家》、《日者》、《龜策》、《靳蒯傅歙列傳》。元、成之，褚先生補作《武紀》、《三王世家》、《日者》、《龜策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顏師古曰：本無《兵書》，張說非也。今按此十篇者，皆具在。褚所補《武紀》全寫《封禪書》，《三王世家》但述封拜策書，二列傳皆猥釀不足進。而其餘六篇，《景紀》最疏略，《禮》、《樂書》訁謄荀子《禮論》、河王《樂紀》，《傳靳列傳》與《漢書》同，而《將相年表》迄鴻嘉，則未知何人所補也。褚先生者，名少孫。裴る即注《三國志》松之之子也。始徐廣作《史記音義》，る本之以成《集解》。竊嘗謂著書立言，述舊易，作古難，六｛艹執｝之後，有四人焉。摭實而有文采者，左氏也；馮虛而有理致者，莊子也；屈原變《國風》、《雅》、《頌》而為《離騷》；及子長易編年而為紀傳，者前未有比，後可以為法，非豪杰特起之士，其孰能之？

李方叔《師友讀書記》曰：司馬遷作《史記》，大抵譏漢武帝所短為多，故其用意遠，揚雄、班固之論不得實（見班固《司馬遷傳》）。《秦始皇本紀》皆譏武帝也，可以推求《史記》，其意深遠，則其言愈緩，其事繁碎，則其言愈簡，此《詩》、《春秋》之義也。

《朱子語錄》曰：司馬遷才高識亦高，但粗率。太史公三代本紀，皆著孔子所損益四代之說，《高帝紀》又言「色尚黃，朝以十月」，此固有深意。且以孔、顏而行夏時，乘殷輅，服周冕，用《韶》舞，則固好；以劉季為之，則亦未濟事在。

曹器遠云：「黃屋左纛，朝以十月，葬長陵。此事大事，所以書在後。」先生云：「某嘗謂《史記》恐是個未成底文字，故記載無敘，有疏闊不接續處，如此等是也。」

伯恭子約宗太史公之學，以為非漢儒所及，某嘗痛與之辨。子由《古史》言馬遷「淺陋而不學，疏略而輕信」，此二句最中馬遷之失，伯恭極惡之。《古史序》云：古之帝王，其必為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其不為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此語最好。某嘗問伯恭，此豈馬遷所能及？然子由之語雖好，又自有病處，如雲「帝王之道，以無為宗」之類。他只說得個頭勢大，然下面工夫，又皆空疏。亦猶馬遷《禮書》云：「大哉，禮樂之道！洋洋乎，鼓舞萬物，役使群動。」說得頭勢甚大，然下面亦空疏，引荀子諸說以足之，又如《諸侯年表》盛言：「形勢之利，有國者不可無。」末云：「形勢雖強，要以行義為本。」他上文本意主張形勢，而其末如此說者，蓋他也知仁義是個好底物事，不得不說，且說教好看。如《禮書》所云，亦此意也。伯恭極喜渠此等說，以為遷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為得聖人為邦之法，非漢儒所及。此亦眾所共知，何必馬遷？然遷嘗從董仲舒游，《史記》中有「余聞之董生」雲，此等語言，亦有所自來也。遷之學，也說仁義，也說詐力，也用權謀，也用功利，然其本意只在於權謀功利。又如《伯夷傳》，孔子正說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他一傳中首尾皆是怨辭，盡說壞了伯夷。子由《古史》皆刪去之，盡用孔子之語作傳，豈可以子由為非，馬遷為是？可惜子由死了，此論至死不曾明。聖賢以《六經》垂訓，炳若丹青，無非仁義道德之說。今求義理，不於《六經》而反取疏略淺陋之子長，亦惑之甚矣！

東萊呂氏曰：太史公之書法，豈拘儒曲士所能通其說乎？其指意之深遠，寄興之悠長，微而顯，絕而續，正而變，文見於此而起義於彼，有若魚龍之變化，不可得而蹤跡者矣！讀是書者，可不參考互觀，以究其大指之所歸乎？

夾氵祭鄭氏曰：仲尼既沒，諸子百家興焉，各效《論語》，以空言著書，至於歷代實跡，無所統系。迨漢建元、元封之後，司馬氏父子出焉，世司典籍，工於製作，故能上稽仲尼之意，會《詩》、《書》、《左傳》、《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之言，通皇帝、堯、舜，至於秦、漢之世，勒成一書，分為五體，本紀記年，世家傳代，表以正歷，書以類事，傳以著人。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舍其書，《六經》之後，惟有此作。故謂周公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五百歲而在斯乎！是其所以自待者已不淺。然大著述者，必深於博雅，而盡見天下之書，然後無恨。當遷之時，挾書之律初除，得書之路未廣，亘三千年之史籍，而於七八種書。所可為遷恨者，博不足也。凡著書，雖雜前人之書，必自成一家言。左氏，楚人也，所見多矣，而其書皆楚人之詞，公羊，齊人也，所聞多矣，而其書皆齊人之語。今遷書全用舊文，以俚俗，良由採摭未備，筆削不遑。故曰：「余不敢墮先人言，乃述故事，整齊其傳，非所作也。」劉知幾亦譏其「多聚舊記，時插新言」。所可為遷恨者，雅不足也。大扌氏開基之人，不免草創，全屬繼志之士為之彌縫。晉之《乘》，楚之《杌》，魯之《春秋》，其實一也。《乘》、《杌》無善後之人，故俱不行；《春秋》得仲尼挽之於前，左氏推之於後，故其書與日月並傳。不然，則一卷事目，安能行於世？自《春秋》之後，惟《史記》擅製作之規摸，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會通之旨，司馬氏之門戶自此衰矣。先公曰：太史公整齊世傳，論次其文，七年而遭李陵之禍，於是述陶唐迄獲麟止。是《史記》二千四百一十三年之書（年數張中節說）以七年而成。

※《前漢書》一卷

晁氏曰：後漢元武司馬班固續司馬遷《史記》撰。十二帝紀，八年表，十本志，七十列傳。起高祖，終於王莽之誅，二百三十九年，凡八十餘萬字。固既瘦死，書頗散亂，章帝令其妹曹世叔妻昭就東觀緝校，內八表、《天文志》皆其所補也。唐太宗子承乾，令顏師古考眾說為之注。范曄譏固飾王闕，蓋亦不然。其贊多微文，顧讀者弗察耳。劉知幾又詆其《古今人物表》無益於漢史。此論誠然，但非固之罪也。至謂受金鬻筆，固雖諂附匪人，亦何至是歟？然識者以固書皆因司馬遷、王商、揚雄、歆、向舊文潤色之，故其文章首尾皆善，而中頗冗瑣，良由固之才，視數子微劣耳。固之自敘稱述者，豈亦謂有所本歟？

陳氏曰：漢尚書郎扶風班固孟堅撰。唐秘書監京兆顏師古注。本傳稱字籀，恐當名籀，而以字行也。固父徐令彪叔皮，以司馬氏《史記》太初以後闕而不錄，故作後傳數十篇。固以所續未詳，探撰前記，綴集所聞，以為《漢書》。起高祖，終孝平王莽之誅，二百三十年，為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自永平受詔，至建初中乃成。按《班昭傳》雲，八表並《天文志》未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踵成之。今《中興書目》以為章帝時，非也。固坐竇憲死永元初，不在章帝時。師古以太子承乾之命，總先儒註解，服虔，應劭而下二十餘人，刪繁補略，裁以己說，遂成一家。世號杜征南、顏監為《左氏班史》忠臣。

李方叔《師友談記》曰：《左氏傳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其書止十九萬言。太史公《史記》上自黃帝下至漢武，三千餘年，止七十萬言。而班固《漢書》十二帝二百三十年，乃一百萬言。雖稱良史善敘事，至於案牘之文，卑陋之事，悉皆載之，其失《春秋》之旨遠矣！《春秋》蓋萬言而已。

夾氵祭鄭氏曰：班固浮華之士，全無學術，專事剽竊。肅宗問以制禮作樂之事，固對以在京諸儒必能知之。倘臣鄰皆如此，則顧問何取焉？及諸儒各有所陳，惟竊叔孫通十二篇之儀以塞白而已。倘臣鄰皆如此，則奏議何取焉？肅宗知其淺陋，故語竇憲曰：「公愛班固而忽崔る，此葉公之好龍也。」固於當時已有定價，如此人才，將何著述？《史記》一書，功在十表，猶衣裳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源。班固不通旁行，以古今人物強立等差；且謂漢紹堯運，自當繼堯，非遷作《史記》廁於秦、項，此則無稽之談也。由是斷漢為書，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隔。自高祖至武帝，凡六帝之前，盡竊遷書，不以為慚；自昭帝至平帝，凡六世之後，資於賈逵、劉歆，復不以為恥。況又有曹大家終篇，則固之自為書也幾希。往往出固之胸中者，《古今人表》耳。他人無此謬也！後世眾史修書，道旁築室，掠人之文，竊鈴掩耳，皆固之作俑也。固之事業如此，後來史家奔走班固之不暇，何能測其深淺？遷之於固，如龍之於豬，奈何諸史棄遷而用固，劉知幾之徒尊班而抑馬。且善學司馬遷者，莫如班彪。彪續遷書自武昭至於後漢，欲令後人之續己，如己之續遷，既無衍文，又無絕緒，世世相承，如出一手。善乎，其繼志也！其書不可得而見，所可見者，元、成二帝《贊》耳。皆於本紀之外，別記所聞，可謂深入太史公之奧閫矣。凡《左氏》之有「君子曰」者，皆經之新意。《史記》之有「太史公曰」者，皆史之外事，不為褒貶也。有褒貶者，褚先生之徒雜之耳。且紀傳之中，既載褒貶善惡，足為監戒，何必紀傳之後更加褒貶？此乃諸生決科之文，何施於著述？殆非遷、彪之意。況謂為「贊」，豈有褒詞？後之史家，或謂之論，或謂之序，或謂之撰，或謂之評，皆效班固，臣不得不劇論固也。

又曰：顏師古解《漢書》，所以得忠臣之名者，以其盡之矣。《漢書》未經顏氏之前，凡幾家，一經顏氏之後，後人不能易其說，縱有措辭易說之者，如朝月曉星，不能有其明也（詳見經錄《左氏傳》條下）。

容齋洪氏曰：班固著《漢書》，製作之工，如《英》、《莖》、《咸》、《韶》，音節超詣，後之為史者，莫能及其彷彿。然至《後漢》中所載固之文章，斷然如出兩手。

又曰：顏師古注《漢書》，評較諸家之是非最為精盡，然有失之贅冗及不煩音釋者。其始遇字之假借，從而釋之，既雲「他皆類此」，則自是以降，不煩申言。然有字義不深秘，既為之辭，而有數出，至同在一板內再見者，如《項羽》一傳，伯讀曰霸，至於四言之，此類繁多，不可勝數。顏自注敘例云：「至於常用可知、不涉疑昧者，眾所共曉，無繁翰墨。」殆與今書相矛盾也。

※《後漢書》九十卷，《志》三十卷

晁氏曰：宋范曄撰。十帝紀，八十列傳。唐高宗令章懷太子賢與劉訥言、革希元等作注。初，曄令謝儼撰志，未成而曄伏誅，儼悉蠟以覆車。梁世，劉昭得舊本，因補註三十卷。觀曄《與甥侄書》，敘其作書之意，稱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如此者。又謂諸序論筆勢放縱，實天下之奇作，往往不減《過秦論》，常以此擬班氏，非但不愧之而已。其自負如此。然世多譏曄創為《皇后紀》，及采《風俗通》中王喬、《抱朴子》中左慈等詭譎事，列之於傳，又讚辭佻巧，失史之體雲。

陳氏曰：按《唐·藝文志》，為後漢史者有謝承、薛瑩、司馬彪、劉義慶、華嶠、謝沈、袁山松七家，其前又有劉珍等《東觀記》，至曄乃刪取眾書，為一家之作。其自視甚不薄，然頗有略取前人舊文者，注中亦著其所從出。至於論後有贊，尤自以為傑思，殆無一字虛設。自今觀之，幾於贅矣！

又曰：《志》三十卷，晉秘書監河內司馬彪紹統撰，梁剡令平原劉昭宣鄉補註。曄本書，《隋》、《唐志》皆九十七卷，今書紀、傳共九十卷，蓋未嘗有志也。劉昭所注，乃司馬彪《續漢書》之八志爾。序文固雲范志今闕，乃借舊志注以補之，其與范氏紀傳，自別為一書。其後紀傳孤行，而志不顯。至本朝乾興初，判國子監孫始建議校勘，但去補亡借闕，而不著其為彪書也。《館閣書目》乃直以百二十卷並稱曄撰，益非是。今考章懷注所引稱《續漢志》者，文與今志同，信其為彪書不疑。彪，晉宗室，高陽王睦之長子，多所注述，注《莊子》及《九州春秋》之類是也。

《朱子語錄》曰：劉昭《補志》，於冠幘車服尤詳，前史所無。

水心葉氏曰：前漢雖有太史令司馬遷，以為百年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糹由石室金匱，自成一家，然朝廷之上，本無史官可考。班固亦不過綴輯所聞為書，賴其時天下一家，風俗稍質，流傳不至甚謬。要之兩書之不可盡信者，亦多矣。至後漢，始有史官東觀著說，前後相承。范曄所以能述史於二百年之後，由有諸家舊書也。然東漢雖有著記，而當時風俗之質，則不如前漢，而所載多溢詞，又胡廣、蔡邕父子竟不能成書，故一代典章，終以放失。范曄類次齊整，用律精深，但見識有限，體致局弱，為可恨耳。其序論欲於班固之上增華積靡，縷貼綺綉，以就篇帙，而自謂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蓋宋、齊以來文字，自應如此，不足怪也。

※《三國志》六十五卷

晁氏曰：晉陳壽撰。魏四紀、二十六列傳，蜀十五列傳，吳二十列傳。宋文帝嫌其略，命裴松之補註，博採群說，分入書中，其多過本書數倍。王通數稱壽書，細觀之，實高簡有法。如不言曹操本生，而載夏侯及淵於諸曹傳中，則見嵩本夏侯氏之子也。高貴鄉公書卒，而載司馬昭之奏，則見公之不得其死也。他皆類此。但以魏為紀，而稱漢、吳曰傳，又改漢曰蜀，世頗譏其失。至於謂其銜諸葛孔明髡父，而為貶辭，求丁氏之米不獲，不立儀、е傳之類，亦未必然也。

陳氏曰：壽書初成時，人稱其善敘事，張華尤善之。然乞米作佳傳，以私憾毀諸葛亮父子，難乎免物議矣！王通謂壽有志於史，依大義而黜異端，然要為率略。松之在元嘉時承詔為之注，鳩集傳記，增廣異聞。大抵本書固率略，而注又繁蕪，要當會通裁定，以成一家，而未有奮然以為巳任者。豐、，南豐呂南公銳意為之，題其齋曰「袞斧」，書垂成而死，遂弗傳。又紹興吳興鄭知幾維心嘗為之，鄉里前輩多稱其善，而書亦不傳。近永康陳亮亦頗有意焉，僅成論贊數篇，見《集》中，而書實未嘗修也。

水心葉氏曰：陳壽筆高處逼司馬遷；方之班固，但少文義緣飾爾，要終勝固也。近世有謂《三國志》當更修定者，蓋見注所載尚有諸書，不知壽盡取而為書矣。注之所載，皆壽書之棄餘也。後生誦讀不詳，輕立議論，最害事。

※《續後漢書》四十卷

廬陵貢士蕭常撰。周平園序略曰：陳壽身為蜀人，徒以仕屢見黜，父又為諸葛亮所髡，於劉氏君臣，不能無憾。著《三國志》以魏為帝，而指漢為蜀，與孫氏俱謂之「主」，設心巳偏。故凡當時袷祭高祖以下昭穆制度，皆略而弗書。方且乞米於人，欲為佳傳。私意如此，史筆可知矣！其死未幾，習鑿齒作《漢晉春秋》，起漢光武，終晉愍帝，以蜀為正，魏為篡。謂「漢亡僅一二年，則巳為晉，炎興之名，天實命之」，是蓋公論也。然五十四卷徒見於《唐藝文志》及本朝《太平御覽》之目，逮仁宗時修《崇文總目》，其書巳逸。或謂世亦有之，而未之見也。幸《晉史》載所著論千三百餘言，大旨昭然。劉知幾《史通》云：備王道則曹逆而劉順。本朝歐陽修論正統而不黜魏，其賓客章望之著《明統論》非之，見於國史。近世張┉《經世紀年》，直以先主上繼獻帝為漢，而附魏、吳於下方，皆是物也。今廬陵貢士蕭常潛心史學，謂古以班固史為《漢書》，范曄史為《後漢書》，乃起昭烈章武元年辛丑，盡少帝炎興元年癸未，為《續後漢書》。既正其名，復擇注文之善者並書之。積勤二十年，成帝紀、年表各二卷，列傳十八卷，《吳載記》十一卷，《魏載記》九卷，別為音義四卷。惜乎壽疏略於前，使常不得追記英賢憲章於後，以釋裴松之之遺恨也！

右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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