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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部文獻通考馬端臨卷一百九十一 經籍考十八史(正史各門總 正史)

文獻通考

馬端臨

卷一百九十一 經籍考十八

史(正史各門總 正史)

《隋·經籍志》曰:古者天下諸侯,必有國史,以記言行,後世多務,其道彌繁。夏、殷巳上,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周則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分掌其事,而諸侯之國亦置史官。又《春秋》、《國語》引《周志》、《鄭書》之說,推尋事迹,似當時記事各有職司,後又合而撰之,總成書記。其後陵夷衰亂,史官放絕。秦滅先王之典,遺制莫存。至漢武帝時,始置太史公,命司馬談為之,以掌其職。時天下計書,皆先上太史,副上丞相,遺文古事,靡不畢臻。談乃據《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接其後事,成一家之言。談卒,其子遷又為太史令,嗣成其志。上自黃帝,迄於炎漢,合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謂之《史記》。遷卒以後,好事者亦頗著述,然多淺鄙,不足相繼。至後漢,扶風班彪綴後傳數十篇,並譏正前失。彪卒,明帝命其子固續成其志。以為唐、虞、三代,世有典籍,史遷所記,乃以漢氏繼於百王之末,非其義也。故斷自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為十二紀、八表、十志、六十九傳。潛心積思二十餘年,建初中,始奏表及紀傳,其十志竟不能就。固卒後,始命曹大家續成之。先是明帝召固為蘭台令史,與諸先輩陳宗、尹敏、孟冀等共成《光武本紀》,擢固為郎,典校秘書。固撰後漢事,作列傳、載紀二十八篇。其後,劉、劉毅、劉陶、伏無忌等相次著述東觀,謂之《漢紀》。及三國鼎峙,魏氏及吳並有史官。晉時,巴西陳壽刪集三國之事,唯魏帝為紀,其功臣及吳、蜀之主並皆為傳,仍各依其國,部類相從,謂之《三國志》。壽卒後,梁州大中正范穎表奏其事,帝詔河南尹、洛陽令就壽家寫之。自是世有著述,皆擬班、馬以為正史,作者尤廣,一代之史,至數十家。唯《史記》、《漢書》師法相傳,並有解釋。《三國志》及范曄《後漢書》雖有音注,既近世之作,並讀之可知。梁時明《漢書》有劉顯、韋棱,陳時有姚察,隋代有包愷、蕭該,並為名家。《史記》傳者甚微,今依其世代,聚而編之,以備正史。

晁氏曰:後世述史者,其體有三:編年者,以事系日月,而總之於年,蓋本左邱;明紀傳者,分記君臣行事之終始,蓋本於司馬遷;實錄者,其名起於蕭梁,至唐而盛,雜取兩者之法而為之,以備史官採擇而巳,初無製作之意,不足道也。若編年、紀傳,則各有所長,殆未易以優劣論。雖然,編年所載,於一國治亂之事為詳,紀傳所載,於一人善惡之跡為詳。用此言之,編年似優,又其來最古。而人皆以紀傳便於披閱,獨行於世,號為正史,不亦異乎!

王氏《揮麈錄》曰:凡史官紀事,所因者例有四:一曰時政記,則宰執朝夕議政、君臣之奏對之語也;二曰起居注,則左、右史所記言動也;三曰日曆,則因時政記、起居注潤色而為之者也,舊屬史館,元豐官制屬秘書省國史按,著作郎佐主之;四曰臣僚墓碑行狀,則其家之所上也。四者,惟時政,執政之所日錄,於一時政事最為詳備。左、右史雖二員,然輪日侍立,榻前之語既遠不可聞,所賴者臣僚所申,而又多務省事,凡經上殿,止稱別無所得聖語,則可得而記錄者,百司關報而已。日曆非二者所有,不敢有所附益。臣僚行狀於士大夫行事為詳,而人多以其出於門生子弟之類,以為虛辭溢美,不足取信。雖然,其所泛稱德行功業不足以為信可也,所載事迹,以同時之人考之,自不可誣,亦何可盡廢雲。

《漢志》:九家,四百一十一篇(元附《春秋》,今入史門)。

按:班孟堅《藝文志》,《七略》無史類,以《世本》以下諸書附於《六藝略·春秋》之後。蓋《春秋》即古史,而《春秋》之後,惟秦、漢之事,編帙不多,故不必特立史部。後來傳代既久,史言漸多,而述作之體亦不一,《隋志》史之類已有十三門,唐以後之志皆因之。然《漢志》所錄《世本》以下九書,《隋志》則以《太史公書》入正史門,《戰國策》、《楚漢春秋》入雜史門,而其餘諸書,則後學所不盡見,無由知其合入何門矣,故姑以此九者盡置之正史之首雲。

《隋志》:六十七部,三千八十三卷(通計亡書,合八十部,四千三十卷)。

《唐志》:正史、集史共七十五家,九十六部,五千一百有七卷。

《宋三朝志》:二十六部,二千一十卷。

《宋兩朝志》:六部,五百五十六卷。

《宋四朝志》:一十三部,一千一百六十七卷。

《宋中興志》:三十九家,四十二部,二千八百七十七卷。

右正史。

《隋·經籍志》:自史官放絕,作者相承,皆以班、馬為準。漢獻帝雅好典籍,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命穎川荀悅作《春秋左傳》之體,為《漢紀》三十篇,言約而事詳,辨論多美,大行於世。至晉大康元年,汲郡人發魏襄王冢,得古竹簡書,字皆科斗。帝命中書監荀勛、令和嶠等,撰次為十五部,八十七卷。多雜碎怪妄,不可訓知,唯《周易》、《紀年》最為分了。其《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紀年》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起自夏、殷、周三代王事,無諸侯國別。唯特記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庄伯。盡晉國滅,獨記魏事。下至魏哀王,謂之「今王」,蓋魏國之史記也。其著書皆編年相次,文意但以《春秋經》,諸所記事多與《春秋左氏》扶同。學者因之,以為《春秋》則古史記之正法,有所著述,多依《春秋》之體。今依其世代,編而敘之,以見作者之別,謂之古史。

《宋三朝藝文志》:編年之作,蓋《春秋》舊,自東漢後,變名滋多,至北齊,或曰紀,或曰春秋,或曰略,或曰典,或曰志,梁有《皇帝實錄》,唐貞觀中,作《高祖實錄》,自是訖皇朝為之。

《隋志》:三十四部,六百六十六卷。

《唐志》:四十一家,四十八部,九百四十七卷(失姓名四家,柳芳以下不著錄十九家,三百五十五卷)。

《唐志》:實錄二十八部,三百四十五卷(劉知幾以下不著錄四百五十七卷)。

按:實錄即是仿編年之法,惟《唐志》專立實錄一門,《隋史》以實錄附雜史,《宋志》以實錄附編年,今從《宋志》。

《宋四朝志》:二十四部,一千二百一十卷(宋敏求武宗以下,元入雜史門,今附此)。

《宋中興志》:七十一家,八十七部,二千四百九十一卷。

右編年。

《隋·經籍志》:起居注者,錄紀人君言行動止之事。《春秋傳》曰:「君舉必書。」《周官》:內史掌王之命,遂書其副而藏之,是其職也。漢武帝有《禁中起居注》,後漢明德馬後撰《明帝起居注》。然則漢時起居,似在宮中,為女史之職,然皆零落,不可復知。今之存者,有漢獻帝及晉代山來《起居注》,皆近侍之臣所錄。晉時又復《汲冢書》,有《穆天子傳》,體制與今起居注同,蓋周時內史所記王命之副也。近代以來,別有其職,事在《百官志》。今依其先後,編而次之。其偽國起居,唯《南燕》一卷,不可別出,附之於此。

《宋三朝藝文志》: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動。厥後有起居注,蓋記動也;時政紀,蓋記言也;又有日曆,兼言動而成之。淳化以來,悉備其書。唐錄編年之外,又有起居注,類前代記注。今惟《唐創業起居注》存焉,餘悉亡逸。國朝起居注、時政記、日曆秘有司,不列於此。

《隋志》:四十四部,一千一百八十九卷。

《唐志》:六家,三十八部,一千二百七十二卷(失姓名二十六家,《開元起居注》以下不著錄三家)。

《唐志》:詔令十一部,三百五卷(失姓名十家,溫彥博以下不著錄十一家,二百二十二卷)。

按:《唐志》特立詔令一門,歷代史皆無之。按古左史記言,右史記動,後官制中起居郎、起居舍人,即左、右之任也。故以詔令併入起居注門,庶從其類雲。

《宋中興志》:七部,四千三百一十二卷(本志元以實錄、日曆俱入編年,今除實錄入編年外,以日曆附於起居注)。

右起居注。

※《史記》一百三十卷

晁氏曰:右漢太史令司馬遷續其父談書。創為義例,起黃帝,迄於獲麟之歲。撰成十二紀以序帝王,十年表以貫歲月,八書以紀政事,三十世家以敘公侯,七十列傳以志士庶。上下三千餘載,凡為五十二萬六千五百言。遷沒後,缺《景》、《武紀》、《禮》、《樂》、《律書》、《三王世家》、《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龜策傳》、《靳蒯列傳》等十篇。元、成,褚少孫追補,及益以武帝後事,辭旨淺鄙,不及遷書遠甚。遷書,舊裴る為之解雲。班固常譏遷,「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後世愛遷者多以此論為不然。謂遷特感當世之所失,憤其身之所遭,寓之於書,有所激而為此言耳,非其心所謂誠然也。當武帝之世,表章儒術,而罷黜百家,宜乎大治,而窮奢極侈,海內凋敝,反不若文、景尚黃、老時人主恭儉,天下饒給。此其所以先黃、老而後《六經》也。武帝用法刻深,群臣一言忤旨,輒下吏誅,而當刑者,得以貨免。遷之遭李陵之禍,家貧無財賄自贖,交遊莫救,卒陷腐刑。其進奸雄者,蓋遷嘆時無朱家之倫,不能脫巳於禍,故曰:「士貧窘得委命,此豈非人所謂賢豪者邪?」其羞貧賤者,蓋自傷特以貧故,不能自免於形戮,故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非空言也。」固不察其心而驟譏之,過矣!

陳氏曰:漢太史令夏陽司馬遷子長撰,宋南中郎參軍河東裴る集注。按:班固云: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於大漢,斯以勤矣。十篇闕,有錄亡書。張晏曰:遷沒之後,亡《景》、《武》、《紀》、《禮》、《樂》、《兵書》、《漢興將相年表》、《三王世家》、《日者》、《龜策》、《靳蒯傅歙列傳》。元、成之,褚先生補作《武紀》、《三王世家》、《日者》、《龜策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顏師古曰:本無《兵書》,張說非也。今按此十篇者,皆具在。褚所補《武紀》全寫《封禪書》,《三王世家》但述封拜策書,二列傳皆猥釀不足進。而其餘六篇,《景紀》最疏略,《禮》、《樂書》訁謄荀子《禮論》、河王《樂紀》,《傳靳列傳》與《漢書》同,而《將相年表》迄鴻嘉,則未知何人所補也。褚先生者,名少孫。裴る即注《三國志》松之之子也。始徐廣作《史記音義》,る本之以成《集解》。竊嘗謂著書立言,述舊易,作古難,六{艹執}之後,有四人焉。摭實而有文采者,左氏也;馮虛而有理致者,莊子也;屈原變《國風》、《雅》、《頌》而為《離騷》;及子長易編年而為紀傳,者前未有比,後可以為法,非豪杰特起之士,其孰能之?

李方叔《師友讀書記》曰:司馬遷作《史記》,大抵譏漢武帝所短為多,故其用意遠,揚雄、班固之論不得實(見班固《司馬遷傳》)。《秦始皇本紀》皆譏武帝也,可以推求《史記》,其意深遠,則其言愈緩,其事繁碎,則其言愈簡,此《詩》、《春秋》之義也。

《朱子語錄》曰:司馬遷才高識亦高,但粗率。太史公三代本紀,皆著孔子所損益四代之說,《高帝紀》又言「色尚黃,朝以十月」,此固有深意。且以孔、顏而行夏時,乘殷輅,服周冕,用《韶》舞,則固好;以劉季為之,則亦未濟事在。

曹器遠云:「黃屋左纛,朝以十月,葬長陵。此事大事,所以書在後。」先生云:「某嘗謂《史記》恐是個未成底文字,故記載無敘,有疏闊不接續處,如此等是也。」

伯恭子約宗太史公之學,以為非漢儒所及,某嘗痛與之辨。子由《古史》言馬遷「淺陋而不學,疏略而輕信」,此二句最中馬遷之失,伯恭極惡之。《古史序》云:古之帝王,其必為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其不為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此語最好。某嘗問伯恭,此豈馬遷所能及?然子由之語雖好,又自有病處,如雲「帝王之道,以無為宗」之類。他只說得個頭勢大,然下面工夫,又皆空疏。亦猶馬遷《禮書》云:「大哉,禮樂之道!洋洋乎,鼓舞萬物,役使群動。」說得頭勢甚大,然下面亦空疏,引荀子諸說以足之,又如《諸侯年表》盛言:「形勢之利,有國者不可無。」末云:「形勢雖強,要以行義為本。」他上文本意主張形勢,而其末如此說者,蓋他也知仁義是個好底物事,不得不說,且說教好看。如《禮書》所云,亦此意也。伯恭極喜渠此等說,以為遷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為得聖人為邦之法,非漢儒所及。此亦眾所共知,何必馬遷?然遷嘗從董仲舒游,《史記》中有「余聞之董生」雲,此等語言,亦有所自來也。遷之學,也說仁義,也說詐力,也用權謀,也用功利,然其本意只在於權謀功利。又如《伯夷傳》,孔子正說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他一傳中首尾皆是怨辭,盡說壞了伯夷。子由《古史》皆刪去之,盡用孔子之語作傳,豈可以子由為非,馬遷為是?可惜子由死了,此論至死不曾明。聖賢以《六經》垂訓,炳若丹青,無非仁義道德之說。今求義理,不於《六經》而反取疏略淺陋之子長,亦惑之甚矣!

東萊呂氏曰:太史公之書法,豈拘儒曲士所能通其說乎?其指意之深遠,寄興之悠長,微而顯,絕而續,正而變,文見於此而起義於彼,有若魚龍之變化,不可得而蹤跡者矣!讀是書者,可不參考互觀,以究其大指之所歸乎?

夾氵祭鄭氏曰:仲尼既沒,諸子百家興焉,各效《論語》,以空言著書,至於歷代實跡,無所統系。迨漢建元、元封之後,司馬氏父子出焉,世司典籍,工於製作,故能上稽仲尼之意,會《詩》、《書》、《左傳》、《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之言,通皇帝、堯、舜,至於秦、漢之世,勒成一書,分為五體,本紀記年,世家傳代,表以正歷,書以類事,傳以著人。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舍其書,《六經》之後,惟有此作。故謂周公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五百歲而在斯乎!是其所以自待者已不淺。然大著述者,必深於博雅,而盡見天下之書,然後無恨。當遷之時,挾書之律初除,得書之路未廣,亘三千年之史籍,而於七八種書。所可為遷恨者,博不足也。凡著書,雖雜前人之書,必自成一家言。左氏,楚人也,所見多矣,而其書皆楚人之詞,公羊,齊人也,所聞多矣,而其書皆齊人之語。今遷書全用舊文,以俚俗,良由採摭未備,筆削不遑。故曰:「余不敢墮先人言,乃述故事,整齊其傳,非所作也。」劉知幾亦譏其「多聚舊記,時插新言」。所可為遷恨者,雅不足也。大扌氏開基之人,不免草創,全屬繼志之士為之彌縫。晉之《乘》,楚之《杌》,魯之《春秋》,其實一也。《乘》、《杌》無善後之人,故俱不行;《春秋》得仲尼挽之於前,左氏推之於後,故其書與日月並傳。不然,則一卷事目,安能行於世?自《春秋》之後,惟《史記》擅製作之規摸,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會通之旨,司馬氏之門戶自此衰矣。先公曰:太史公整齊世傳,論次其文,七年而遭李陵之禍,於是述陶唐迄獲麟止。是《史記》二千四百一十三年之書(年數張中節說)以七年而成。

※《前漢書》一卷

晁氏曰:後漢元武司馬班固續司馬遷《史記》撰。十二帝紀,八年表,十本志,七十列傳。起高祖,終於王莽之誅,二百三十九年,凡八十餘萬字。固既瘦死,書頗散亂,章帝令其妹曹世叔妻昭就東觀緝校,內八表、《天文志》皆其所補也。唐太宗子承乾,令顏師古考眾說為之注。范曄譏固飾王闕,蓋亦不然。其贊多微文,顧讀者弗察耳。劉知幾又詆其《古今人物表》無益於漢史。此論誠然,但非固之罪也。至謂受金鬻筆,固雖諂附匪人,亦何至是歟?然識者以固書皆因司馬遷、王商、揚雄、歆、向舊文潤色之,故其文章首尾皆善,而中頗冗瑣,良由固之才,視數子微劣耳。固之自敘稱述者,豈亦謂有所本歟?

陳氏曰:漢尚書郎扶風班固孟堅撰。唐秘書監京兆顏師古注。本傳稱字籀,恐當名籀,而以字行也。固父徐令彪叔皮,以司馬氏《史記》太初以後闕而不錄,故作後傳數十篇。固以所續未詳,探撰前記,綴集所聞,以為《漢書》。起高祖,終孝平王莽之誅,二百三十年,為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自永平受詔,至建初中乃成。按《班昭傳》雲,八表並《天文志》未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踵成之。今《中興書目》以為章帝時,非也。固坐竇憲死永元初,不在章帝時。師古以太子承乾之命,總先儒註解,服虔,應劭而下二十餘人,刪繁補略,裁以己說,遂成一家。世號杜征南、顏監為《左氏班史》忠臣。

李方叔《師友談記》曰:《左氏傳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其書止十九萬言。太史公《史記》上自黃帝下至漢武,三千餘年,止七十萬言。而班固《漢書》十二帝二百三十年,乃一百萬言。雖稱良史善敘事,至於案牘之文,卑陋之事,悉皆載之,其失《春秋》之旨遠矣!《春秋》蓋萬言而已。

夾氵祭鄭氏曰:班固浮華之士,全無學術,專事剽竊。肅宗問以制禮作樂之事,固對以在京諸儒必能知之。倘臣鄰皆如此,則顧問何取焉?及諸儒各有所陳,惟竊叔孫通十二篇之儀以塞白而已。倘臣鄰皆如此,則奏議何取焉?肅宗知其淺陋,故語竇憲曰:「公愛班固而忽崔る,此葉公之好龍也。」固於當時已有定價,如此人才,將何著述?《史記》一書,功在十表,猶衣裳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源。班固不通旁行,以古今人物強立等差;且謂漢紹堯運,自當繼堯,非遷作《史記》廁於秦、項,此則無稽之談也。由是斷漢為書,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隔。自高祖至武帝,凡六帝之前,盡竊遷書,不以為慚;自昭帝至平帝,凡六世之後,資於賈逵、劉歆,復不以為恥。況又有曹大家終篇,則固之自為書也幾希。往往出固之胸中者,《古今人表》耳。他人無此謬也!後世眾史修書,道旁築室,掠人之文,竊鈴掩耳,皆固之作俑也。固之事業如此,後來史家奔走班固之不暇,何能測其深淺?遷之於固,如龍之於豬,奈何諸史棄遷而用固,劉知幾之徒尊班而抑馬。且善學司馬遷者,莫如班彪。彪續遷書自武昭至於後漢,欲令後人之續己,如己之續遷,既無衍文,又無絕緒,世世相承,如出一手。善乎,其繼志也!其書不可得而見,所可見者,元、成二帝《贊》耳。皆於本紀之外,別記所聞,可謂深入太史公之奧閫矣。凡《左氏》之有「君子曰」者,皆經之新意。《史記》之有「太史公曰」者,皆史之外事,不為褒貶也。有褒貶者,褚先生之徒雜之耳。且紀傳之中,既載褒貶善惡,足為監戒,何必紀傳之後更加褒貶?此乃諸生決科之文,何施於著述?殆非遷、彪之意。況謂為「贊」,豈有褒詞?後之史家,或謂之論,或謂之序,或謂之撰,或謂之評,皆效班固,臣不得不劇論固也。

又曰:顏師古解《漢書》,所以得忠臣之名者,以其盡之矣。《漢書》未經顏氏之前,凡幾家,一經顏氏之後,後人不能易其說,縱有措辭易說之者,如朝月曉星,不能有其明也(詳見經錄《左氏傳》條下)。

容齋洪氏曰:班固著《漢書》,製作之工,如《英》、《莖》、《咸》、《韶》,音節超詣,後之為史者,莫能及其彷彿。然至《後漢》中所載固之文章,斷然如出兩手。

又曰:顏師古注《漢書》,評較諸家之是非最為精盡,然有失之贅冗及不煩音釋者。其始遇字之假借,從而釋之,既雲「他皆類此」,則自是以降,不煩申言。然有字義不深秘,既為之辭,而有數出,至同在一板內再見者,如《項羽》一傳,伯讀曰霸,至於四言之,此類繁多,不可勝數。顏自注敘例云:「至於常用可知、不涉疑昧者,眾所共曉,無繁翰墨。」殆與今書相矛盾也。

※《後漢書》九十卷,《志》三十卷

晁氏曰:宋范曄撰。十帝紀,八十列傳。唐高宗令章懷太子賢與劉訥言、革希元等作注。初,曄令謝儼撰志,未成而曄伏誅,儼悉蠟以覆車。梁世,劉昭得舊本,因補註三十卷。觀曄《與甥侄書》,敘其作書之意,稱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如此者。又謂諸序論筆勢放縱,實天下之奇作,往往不減《過秦論》,常以此擬班氏,非但不愧之而已。其自負如此。然世多譏曄創為《皇后紀》,及采《風俗通》中王喬、《抱朴子》中左慈等詭譎事,列之於傳,又讚辭佻巧,失史之體雲。

陳氏曰:按《唐·藝文志》,為後漢史者有謝承、薛瑩、司馬彪、劉義慶、華嶠、謝沈、袁山松七家,其前又有劉珍等《東觀記》,至曄乃刪取眾書,為一家之作。其自視甚不薄,然頗有略取前人舊文者,注中亦著其所從出。至於論後有贊,尤自以為傑思,殆無一字虛設。自今觀之,幾於贅矣!

又曰:《志》三十卷,晉秘書監河內司馬彪紹統撰,梁剡令平原劉昭宣鄉補註。曄本書,《隋》、《唐志》皆九十七卷,今書紀、傳共九十卷,蓋未嘗有志也。劉昭所注,乃司馬彪《續漢書》之八志爾。序文固雲范志今闕,乃借舊志注以補之,其與范氏紀傳,自別為一書。其後紀傳孤行,而志不顯。至本朝乾興初,判國子監孫始建議校勘,但去補亡借闕,而不著其為彪書也。《館閣書目》乃直以百二十卷並稱曄撰,益非是。今考章懷注所引稱《續漢志》者,文與今志同,信其為彪書不疑。彪,晉宗室,高陽王睦之長子,多所注述,注《莊子》及《九州春秋》之類是也。

《朱子語錄》曰:劉昭《補志》,於冠幘車服尤詳,前史所無。

水心葉氏曰:前漢雖有太史令司馬遷,以為百年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糹由石室金匱,自成一家,然朝廷之上,本無史官可考。班固亦不過綴輯所聞為書,賴其時天下一家,風俗稍質,流傳不至甚謬。要之兩書之不可盡信者,亦多矣。至後漢,始有史官東觀著說,前後相承。范曄所以能述史於二百年之後,由有諸家舊書也。然東漢雖有著記,而當時風俗之質,則不如前漢,而所載多溢詞,又胡廣、蔡邕父子竟不能成書,故一代典章,終以放失。范曄類次齊整,用律精深,但見識有限,體致局弱,為可恨耳。其序論欲於班固之上增華積靡,縷貼綺綉,以就篇帙,而自謂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蓋宋、齊以來文字,自應如此,不足怪也。

※《三國志》六十五卷

晁氏曰:晉陳壽撰。魏四紀、二十六列傳,蜀十五列傳,吳二十列傳。宋文帝嫌其略,命裴松之補註,博採群說,分入書中,其多過本書數倍。王通數稱壽書,細觀之,實高簡有法。如不言曹操本生,而載夏侯及淵於諸曹傳中,則見嵩本夏侯氏之子也。高貴鄉公書卒,而載司馬昭之奏,則見公之不得其死也。他皆類此。但以魏為紀,而稱漢、吳曰傳,又改漢曰蜀,世頗譏其失。至於謂其銜諸葛孔明髡父,而為貶辭,求丁氏之米不獲,不立儀、е傳之類,亦未必然也。

陳氏曰:壽書初成時,人稱其善敘事,張華尤善之。然乞米作佳傳,以私憾毀諸葛亮父子,難乎免物議矣!王通謂壽有志於史,依大義而黜異端,然要為率略。松之在元嘉時承詔為之注,鳩集傳記,增廣異聞。大抵本書固率略,而注又繁蕪,要當會通裁定,以成一家,而未有奮然以為巳任者。豐、,南豐呂南公銳意為之,題其齋曰「袞斧」,書垂成而死,遂弗傳。又紹興吳興鄭知幾維心嘗為之,鄉里前輩多稱其善,而書亦不傳。近永康陳亮亦頗有意焉,僅成論贊數篇,見《集》中,而書實未嘗修也。

水心葉氏曰:陳壽筆高處逼司馬遷;方之班固,但少文義緣飾爾,要終勝固也。近世有謂《三國志》當更修定者,蓋見注所載尚有諸書,不知壽盡取而為書矣。注之所載,皆壽書之棄餘也。後生誦讀不詳,輕立議論,最害事。

※《續後漢書》四十卷

廬陵貢士蕭常撰。周平園序略曰:陳壽身為蜀人,徒以仕屢見黜,父又為諸葛亮所髡,於劉氏君臣,不能無憾。著《三國志》以魏為帝,而指漢為蜀,與孫氏俱謂之「主」,設心巳偏。故凡當時袷祭高祖以下昭穆制度,皆略而弗書。方且乞米於人,欲為佳傳。私意如此,史筆可知矣!其死未幾,習鑿齒作《漢晉春秋》,起漢光武,終晉愍帝,以蜀為正,魏為篡。謂「漢亡僅一二年,則巳為晉,炎興之名,天實命之」,是蓋公論也。然五十四卷徒見於《唐藝文志》及本朝《太平御覽》之目,逮仁宗時修《崇文總目》,其書巳逸。或謂世亦有之,而未之見也。幸《晉史》載所著論千三百餘言,大旨昭然。劉知幾《史通》云:備王道則曹逆而劉順。本朝歐陽修論正統而不黜魏,其賓客章望之著《明統論》非之,見於國史。近世張┉《經世紀年》,直以先主上繼獻帝為漢,而附魏、吳於下方,皆是物也。今廬陵貢士蕭常潛心史學,謂古以班固史為《漢書》,范曄史為《後漢書》,乃起昭烈章武元年辛丑,盡少帝炎興元年癸未,為《續後漢書》。既正其名,復擇注文之善者並書之。積勤二十年,成帝紀、年表各二卷,列傳十八卷,《吳載記》十一卷,《魏載記》九卷,別為音義四卷。惜乎壽疏略於前,使常不得追記英賢憲章於後,以釋裴松之之遺恨也!

右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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