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歷史認識模式的複雜性及實踐解讀

作者簡介：葉險明，浙江師範大學馬克思主義與全球化研究中心特聘教授。金華 321004

內容提要：在馬克思歷史認識模式中，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關係的普遍和特殊是聯結在一起的，但是由於時代和相關理論表述的局限性，特別是馬克思晚年為俄國農村公社和整個俄國縮短向社會主義發展歷程所設定的「歷史環境」沒有出現，這就給後人留下了把「普遍」和「特殊」分離開來進而對立起來的「空間」。由於種種原因，1905年以後，在普列漢諾夫和列寧那裡，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關係的普遍和特殊開始變為兩種獨立的認識範式。雖然列寧在反外國武裝干涉和國內戰爭結束後不久就意識到了這方面問題的嚴重性，故把「普遍」和「特殊」統一起來的趨向在他當時的相關思想中以不太穩定的形式顯示出來，但他過早的去世又中斷了這種趨向。斯大林社會主義模式把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關係的普遍和特殊徹底割裂開來，這對落後國家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產生了一定的影響。自改革開放以來形成和發展起來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把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關係的普遍和特殊有機結合起來、超越馬克思歷史認識模式所產生悖論的方面，提供了一條可供選擇的現實性路徑。

標題注釋：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歷史唯物主義『超越西方中心論』的邏輯和方法」(13AZX004)，浙江省馬克思主義基礎理論重大資助項目「全球化背景下的馬克思主義社會形態理論與中國社會發展道路研究」(14MKSZ02ZD)的階段性成果。

馬克思關於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關係的歷史認識模式，對落後國家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的深遠影響，是其對整個近現代世界歷史變遷所起的潛移默化作用的重要構成部分。但對這種影響的認識，學界往往流於簡單化和片面化，缺乏對其複雜性的全面把握。筆者這裡所說的「複雜性」主要由兩個相互聯繫的環節構成：一是，「影響源」的複雜性，即馬克思歷史認識模式演變發展的複雜性。二是，「影響過程和結果」的複雜性，即落後國家的先進知識分子接受與理解馬克思歷史認識模式的視角、過程和結果的複雜性，以及決定這種「視角、過程和結果」的經濟社會結構與歷史條件的複雜性。可以認為，如果我們不能全面把握上述「複雜性」，不僅會對馬克思歷史認識模式產生重大誤讀，並在方法論上導致對馬克思(恩格斯)以後落後國家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中的重大問題的誤判，而且可能阻礙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在不斷變化的歷史條件下的創新性發展。

一、馬克思歷史認識模式的發展及其局限性

在馬克思那裡，所謂「歷史認識模式」是指，在科學的歷史觀層面上的關於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關係的歷史敘事方式，其根本旨趣和核心理念在於：昭示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演變發展的歷史必然性，全面把握人類達到自由而全面發展的那種社會狀態的規律和趨勢，為人和社會的徹底解放指明道路。這一歷史認識模式的根本旨趣和核心理念，滲透於馬克思理論學說各個構成部分中。其基本邏輯要義是：先有資本主義及其發展，才有社會主義產生的現實可能性和必然性；在世界歷史發展的一定階段上，社會主義取代的只能是資本主義，用任何其他的非社會主義關係取代資本主義，或把前資本主義關係作為社會主義來取代資本主義，只能導致歷史的倒退或腐朽、落後的東西「死灰復燃」。當然，馬克思的歷史認識模式是發展著的。這就是說，隨著資本主義世界歷史的發展、社會主義和工人運動在資本主義世界歷史時空中的變化，以及對資本主義世界歷史研究的進一步拓展，馬克思歷史認識模式的形態也會發生相應的變化。

筆者以為，在馬克思那裡，先後形成了兩種相互聯繫的歷史認識模式形態。以高度發達、成熟的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演變發展為內容的歷史認識模式形態，是馬克思歷史認識模式的第一種形態。這一歷史認識模式是馬克思在19世紀70年代以前唯一的歷史認識模式形態，也是馬克思歷史認識模式的主導形態。因為它集中體現了馬克思歷史認識模式關於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關係普遍的兩個基本規定，即：社會生產力在資本主義社會形態內尚有發展餘地的時候，這一社會形態是不會滅亡的；社會主義社會形態之所以能取代資本主義社會形態，就在於後者自發地給前者提供了得以產生和發展的基礎(既包括物質方面的基礎，也包括廣義的文化方面的基礎)，而前者則能夠在批判性地繼承後者一切肯定成果的基礎上實現對其局限性的克服和超越。這一歷史認識模式形態在《資本論》及其手稿中得到了精準、成熟的表述。在19世紀70年代以前，這一歷史認識模式形態不僅體現在馬克思相關的理論批判中，而且體現在對重大歷史事件科學分析的過程中，如：19世紀40年代末，對作為封建專制主義幫凶的德國「真正的社會主義」關於詛咒資本主義自由、民主、法治等醜陋言行，作了辛辣諷刺和尖銳批判；1850年，在總結法蘭西階級鬥爭經驗的過程中強調，「在資產階級社會的生產力正以在整個資產階級關係範圍內所能達到的速度蓬勃發展的時候，也就談不到什麼真正的革命」；①19世紀60年代末，明確否定了以赫爾岑等人為代表的民粹主義所主張的從俄國農村公社直接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的觀點，等等。

然而，在馬克思上述歷史認識模式形態中也潛藏著一個需要修補的「漏洞」：由於沒有把主要基於「西歐經驗」揭示出來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關係的普遍和特殊間的區別及聯繫，在方法論上加以概括，就有可能使一些人(如查蘇利奇所說的那些自稱為馬克思的「真正的學生，『馬克思主義者』」的人)把「特殊」等同於「普遍」，並用以剪裁世界各國發展過程。進而言之，雖然在馬克思這種歷史認識模式形態中也包含著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關係的普遍，但這種「普遍」在表述形式上卻隱含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關係的特殊(即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必然性以及由西歐資本主義發展到社會主義的具體過程)中。②這也說明，尚未對「特殊」與「普遍」加以方法論上明確區分的「第一種歷史認識模式形態」，還不能直接用於解釋某些東方落後的非資本主義類型國家的社會主義思潮興起和發展以及其道路問題。③而自19世紀70年代以來，隨著對車爾尼雪夫斯基相關思想的肯定性關注，④《資本論》第1卷在俄國出版所引起的巨大社會反響，以及對俄國自由主義者和民粹主義者就資本主義、農村公社與俄國未來命運關係所提出問題的深入思考，便成為形成馬克思歷史認識模式第二種形態的重要契機。這種契機總的世界歷史背景是：一方面，西方資本主義開始由自由競爭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過渡，社會主義運動有了新的發展特點；另一方面，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各種內外因的作用下在東方的一些國家進一步發展起來的時候，其弊病與陳腐的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糾纏在一起而給人民帶來巨大的苦難，從而激起了種種反對專制主義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浪潮。這使馬克思明確認識到，「第一種歷史認識模式形態」關於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關係的詮釋，是以「西歐經驗」為基礎的，而對這種以「西歐經驗」為基礎的詮釋所包含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關係的特殊與普遍，必須在方法論上加以區分。

馬克思歷史認識模式的第二個形態的主要內容是：包括農村公社在內的整個俄國具有與西歐國家不同的特點，故其在一定的歷史環境中，有可能不必經歷資本主義生產發展的各個階段，縮短向社會主義發展的歷程，從而最終「達到在保證社會勞動生產力極高度發展的同時又保證每個生產者個人最全面的發展的這樣一種經濟形態」。⑤筆者以為，在馬克思那裡，「第二種歷史認識模式形態」的功能就在於，在方法論上把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關係的普遍和特殊區分開來，其主要表現是：在沒有忽略「普遍」的同時(見下文)，強調了具有不同於西歐國家特點的俄國在一定的世界歷史條件下向社會主義發展的特殊性(雖然這種「特殊性」還是以一種可能性的形式表現出來的)，從而在方法論上避免了把西歐社會發展道路泛化為世界各個民族國家發展道路的可能。可以認為，「第二種歷史認識模式形態」的形成，不僅標示著馬克思在思維方式、話語系統以及社會發展道路意義上對「西方中心主義」徹底批判和超越的完成，⑥而且標示著馬克思歷史認識模式的豐富和拓展。這主要直接體現在《資本論》法文版、《給〈祖國紀事〉雜誌編輯部的信》以及《共產黨宣言》英文版的序言中。

這裡必須說明的是，馬克思歷史認識模式的上述兩種形態在邏輯上又是緊密相聯的。一方面，「第一種歷史認識模式形態」是馬克思歷史認識模式的主導形態，其主要根據在於：只有在邏輯上首先科學考察西歐社會資本主義形成和發展的過程，才可能從世界歷史的高度全面昭示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關係及其演變規律。此其一。其二，大部分尚未解體的俄國農村公社是否能成為「俄國社會新生的支點」，從而整個俄國是否能縮短向社會主義發展的歷程，取決於它所處的歷史環境，而對這種歷史環境的預設離不開「第一種歷史認識模式形態」。按馬克思的說法，這種歷史環境的主要構成要素包括：「和資本主義生產所統治的世界市場聯繫在一起」、整個俄國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有了相當的發展(雖然還遠落後於西歐各國)、「佔有資本主義制度所創造的一切積極的成果」(這是最核心和最基礎的構成要素⑦)、「西歐無產階級革命率先取得勝利」、「俄國革命將成為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信號而雙方互相補充」，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西歐先進國家的引導和幫助，等等。毫無疑問，在馬克思那裡，沒有「第一種歷史認識模式形態」，這些主要構成要素是預設不出來的。換言之，馬克思是通過為大部分尚未解體的俄國農村公社乃至整個俄國縮短向社會主義發展歷程的歷史環境預設，來彰顯包含在「第一種歷史認識模式形態」中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關係的普遍的。另一方面，「第二種歷史認識模式形態」又是「第一種歷史認識模式形態」的邏輯補充和延伸。它不僅對「第一種歷史認識模式形態」所詮釋的關於西歐社會獨有的發展模式(即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關係的特殊)加以科學規定，⑧而且通過這種發展模式的結果對當時的俄國農村公社乃至整個俄國社會影響的考察，在預設的「歷史環境」中把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關係的普遍推及到俄國，並在關於俄國農村公社和整個俄國未來發展的「兩種可能性」的分析中，詮釋了「普遍」與「特殊」間的區別及聯繫問題，即：西歐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發展的過程並非是世界上所有落後的非資本主義國家向社會主義發展的過程，但作為民族國家制度的社會主義一定是在「資本主義制度所創造的一切積極的成果」基礎上形成和發展起來的。馬克思歷史認識模式的這種豐富和拓展，無疑在方法論上為某些資本主義不發展的國家在一定的歷史環境中縮短向社會主義發展的歷程，提供了有益的啟示。⑨

筆者以為，正確全面地把握馬克思歷史認識模式的兩種形態及其相互關係，對於我們全面認識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邏輯的啟示意義就在於，社會主義只能從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產生，而不可能在前資本主義社會形態中產生：對於資本主義類型的國家來說，社會主義是在「資本主義制度所創造的一切積極的成果」的基礎上對資本主義的超越；對於某些非資本主義類型的國家(資本主義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來說，社會主義是在汲取或「佔有資本主義制度所創造的一切積極的成果」的基礎上對資本主義的超越。因為，在資本主義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但還不屬於資本主義類型的國家，前資本主義的腐朽和落後因素仍然大量存在，故必然存在著汲取或「佔有資本主義制度所創造的一切積極的成果」，以剷除前資本主義的腐朽和落後的因素以及對其影響的問題。進而言之，對這些國家來說，只有通過汲取或「佔有資本主義制度所創造的一切積極的成果」，才能剷除前資本主義的腐朽和落後的因素以及影響，別無他途，否則就不可能走向社會主義和發展社會主義。這是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邏輯的一個基本規定。如果非資本主義類型國家的社會主義實踐違背了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邏輯的這一基本規定，就會出現一種逆向運動的傾向，即向前資本主義發展階段倒退的傾向，其主要表現是：把許多前資本主義的腐朽、沒落的東西視為社會主義，並用來反對資本主義。20世紀初期以來，落後國家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表明，如果把資本主義作為消滅對象，其結果就一定是前資本主義腐朽、沒落因素的「借屍還魂」。

當然，馬克思歷史認識模式還具有相當的複雜性，其主要表現有二。

一是，在文字表述上，馬克思只是明確地將「第一種歷史認識模式形態」中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關係的特殊嚴格限制在「西歐各國」，而沒有結合俄國社會發展的狀況，將「第一種歷史認識模式形態」所包含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關係的普遍，在方法論上進一步提煉出來；⑩「第二種歷史認識模式形態」也沒有對俄國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關係的特殊和普遍間的區別和聯繫加以進一步的集中闡述。(11)抑或說，這一歷史認識模式形態更多強調的是，俄國農村公社在一定的世界歷史條件下成為「俄國社會新生的支點」，以及整個俄國縮短向社會主義發展歷程的可能，而沒有把這種「可能」中所蘊含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關係的普遍和特殊間的區別及聯繫加以進一步的集中闡釋。這樣就很容易給後人造成兩種錯覺：似乎社會主義既可以從資本主義中發展而來，也可以從非資本主義發展而來，而這完全是由不同民族國家的特點和所謂歷史環境決定的；似乎資本主義發展僅與西歐國家有必然性聯繫，而非西歐國家則有可能走一條與資本主義無關的社會發展道路，並通過這一道路最終「達到在保證社會勞動生產力極高度發展的同時又保證每個生產者個人最全面的發展的這樣一種經濟形態」。雖然以上這兩種錯覺只是源於馬克思相關思想的「文字表述」，而不是馬克思相關思想的內在邏輯，但畢竟說明馬克思歷史認識模式本身所具有的複雜性。

二是，「第二種歷史認識模式形態」為俄國農村公社乃至整個俄國縮短向社會主義發展歷程所預設的「歷史環境」沒有出現。這當然不能苛求於馬克思。馬克思想用「佔有資本主義制度所創造的一切積極的成果」、「俄國革命將成為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信號而雙方互相補充」等，來彌補俄國這樣的落後國家在縮短向社會主義發展歷程方面的「先天不足」，從而實現其同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關係的普遍的「對接」。但是，在「佔有資本主義制度所創造的一切積極的成果」的歷史環境方面，除去「和控制著世界市場的西方生產同時存在」這一要素外，其他構成「歷史環境」的要素都沒有出現。這的確也給後人留下了「遐想」的空間。

馬克思歷史認識模式發展的上述特徵，使後人難以把握其複雜性，因為：其一，馬克思主要是在批判那種把西歐社會資本主義起源和發展過程絕對化觀點的過程中，來明確闡釋「第一種歷史認識模式形態」所包含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特殊的，這就使得後人往往忽略了他在「第二種歷史認識模式形態」中，是通過對「歷史環境」構成要素的預設，來認定「第一種歷史認識模式形態」所揭示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關係的普遍的；其二，在「第二種歷史認識模式形態」中，馬克思是通過對俄國農村公社和整個俄國未來發展的兩種可能性的分析，來闡釋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關係的普遍和特殊間的區別及聯繫的。也正因為如此，後人很容易傾向糾纏於馬克思詞語上的「兩種可能性的分析」，(12)而往往看不到在「兩種可能性的分析」中他對「普遍和特殊間的區別及聯繫」的把握。所以，在馬克思和恩格斯以後的馬克思主義與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中，馬克思歷史認識模式所蘊含的「普遍」與「特殊」的聯結就有被分離進而割裂的可能(這種「被分離進而割裂」直接意味著既沒有認識「普遍」與「特殊」的聯繫，也沒有認識「普遍」與「特殊」的區別)，即分別從馬克思歷史認識模式中引申出兩個獨立的又相互否定的論斷的可能。

二、馬克思歷史認識模式產生悖論的過程

19世紀80年代後，俄國資本主義獲得了更加迅猛的發展，俄國農村公社由此進一步解體，整個俄國開始加速向資本主義類型國家轉變，雖然這種轉變在「十月革命」前遠未完成。對此，正如恩格斯在1894年所言，「在馬克思寫了那封信(即指馬克思1878年11月《給〈祖國紀事〉雜誌編輯部的信》——引者注)以後的17年間，在俄國，無論是資本主義的發展還是農民公社的解體都大有進展」。(13)這就是說，馬克思所預設的「歷史環境」沒有出現，故俄國縮短向社會主義發展歷程的可能性就不復存在了。馬克思去世後，在以傳播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為主旨的「勞動解放社」興起和民粹主義逐漸式微的過程中，出現了以普列漢諾夫和列寧為代表的俄國馬克思主義，從而進一步促進了馬克思學說在俄國的傳播，極大地推動了俄國革命運動的發展。考茨基在20世紀頭兩年就預言：革命中心正在從西方移向東方，「亦即轉向俄國」。不過，後來，隨著俄國社會各種因素和力量的變化，在「革命的性質和條件」、「聯合對象」和「奪取政權」等問題上，這二人逐漸發生睽異。(14)筆者以為，在這種睽異中隱含著馬克思歷史認識模式實踐開始產生悖論。

1903年以前，普列漢諾夫和列寧在對俄國資本主義發展必然性的認識方面，雖然「認識」的側重點、方法和具體內容有所不同，本質上是一致的。筆者這裡所說的「本質上是一致的」，就包含著兩人對馬克思歷史認識模式所揭示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關係的普遍的共同認定。其主要表現是：其一，都充分肯定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普列漢諾夫認為，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具有世界歷史性；俄國與西歐社會的差別並不至於影響到俄國歷史發展的路線，正如西歐國家間的差異並不影響他們走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一樣。而民粹主義則誇大了俄國的特殊性，把世界歷史分割為東西方兩大毫不相干的單位。(15)列寧認為，在俄國，相對於俄國農奴制度下分散、落後、停滯的生產方式，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是歷史性的進步，雖然有其種種弊病；俄國人民更「苦於資本主義生產的不發展」。(16)其二，都認為只有資本主義的發展才能為社會主義的產生奠定基礎。普列漢諾夫認為，資本主義在俄國的發展，為社會主義的傳播打下了基礎。這個基礎形成得越快，「我們的歷史的發展就越快，我們的人民在完成他們前面的道路時所需要的努力和犧牲也將越少」。(17)列寧認為，資本主義在俄國的發展不僅動搖了沙皇的專制統治，而且促進了俄國人民擺脫愚昧落後的思想狀態，故只有資本主義的充分、自由的發展，才能為社會主義在俄國的建立創造條件。「因為只有資本主義發展的高級階段，即大機器工業，才能造成進行這場鬥爭所必需的物質條件和社會力量。在其餘一切地方，在資本主義發展的較低級的形式下，這種物質條件是沒有的」。(18)所以，他們都認為，在當時的俄國只能進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然而，在1903年特別是1905年以後，由於種種原因，(19)普列漢諾夫和列寧開始分道揚鑣。(20)

從方法論上看，普列漢諾夫繼續堅持馬克思歷史認識模式所揭示的「普遍」，強調在俄國搞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必須要具有兩個不可或缺的條件，即生產力高度發展和國內勞動居民具有極高的覺悟水平。(21)在他看來，這兩個條件在當時的俄國都遠未成熟(即便在1917年，俄國也不具備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條件)；只有資本主義的發展才能造就這兩個條件，抑或說，社會主義革命所必需的經濟、政治和文化條件只能在資本主義的土壤中生長出來，因此，應與資產階級合作，建立聯合政府。列寧則開始強調馬克思歷史認識模式所揭示的「特殊」，注重對具體的「歷史環境」構成要素的研究，逐漸執著於俄國社會主義革命可能性問題的探討。根據俄國社會在1905年後形成的具體歷史環境(包括國際環境)，列寧先是基於他以往關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無產階級領導權的觀點，提出了在俄國是發展「α型資本主義還是β型資本主義」的問題；1915-1916年又提出了社會主義可以在少數和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取得勝利的思想；1917年二月革命後又提出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過渡的路線和計劃；1917年12月確認了「十月革命」的性質，即：「工人、農民和士兵所完成的十月革命，毫無疑問，是社會主義革命」，(22)在俄國爆發的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23)1920年11月又斷言：「在戰爭中取得勝利的無產階級能夠建立起共產主義制度」。(24)不過，在而後很短的時間內列寧的這一看法又發生了變化(見下文)。

從哲學方法論上看，普列漢諾夫和列寧各執一端：前者強調規律的普遍性，以及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關係的普遍，反對「俄國獨特」說，認為在本國資本主義很不發展的時候發動無產階級奪取全國政權、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無疑是一種毀滅；後者強調規律表現形態的特殊性，以及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關係的特殊，反對把西歐國家社會發展模式套於具有自己特性的俄國，認為只要具備了一定的條件特別是革命形勢，就可以發動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奪取國家政權、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這樣，馬克思歷史認識模式所揭示的「普遍」和「特殊」就被分別納入了不同的思維方式和話語系統，其間的聯繫就被或多或少地分離了。(25)這種分離的主要表現是：前者雖然認識到在俄國這樣的落後國家如果忽略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關係的普遍，將會對其未來的社會發展產生極大的負面作用，但卻在對一些重大事件的判斷上出現了失誤，如支持本國政府的戰爭、對二月革命特別是「七月流血」事件後的形勢發展不能正確把握，並逐漸脫離了俄國革命的實踐等；後者對1905年特別是一戰以來俄國社會的發展及其所處的歷史環境，作出比較正確的分析和判斷，並在二月革命特別是「七月流血」事件後利用當時俄國出現的革命形勢，成功地發動和領導了十月革命，開闢了一條不同於西方國家的社會發展道路，對其他落後國家的社會發展產生了巨大影響，但由於對俄國這樣落後國家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關係的全面認識不足，把資本主義作為直接的消滅對象(1918年下半年到1921年春)，並對糧食進行壟斷，實行餘糧收集制，限制市場和私人貿易，把商業全面國有化；推行平均主義的分配製度、勞動義務制和勞動軍事化，從而引起經濟全面的、大幅度的倒退，導致許多人民群眾對蘇維埃政權的不滿，由此各種抗議、罷工和劇烈衝突遍及彼得格勒等城市。特別是1921年2月發生的「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動」在當時的影響最大。正是這一系列與新生政權發生對抗的事件，直接導致列寧等俄共(布)領導人下決心開始實行「新經濟政策」。(26)

1921年3月俄共(布)開始實行「新經濟政策」，在技術層面上對「戰時共產主義」(學界也有人稱「軍事共產主義」)加以糾正，試圖通過「國家資本主義」迂迴過渡到社會主義，並很快取得了相當的成就，這無疑說明列寧開始在一定程度上反思以往關於俄國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關係的認識(見本文第三部分)，不過，直至去世前他仍認為：「既然建立社會主義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雖然誰也說不出這個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麼樣的，因為這在各個西歐國家都是不同的)，我們為什麼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達到這個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後在工農政權和蘇維埃制度的基礎上趕上別國人民呢?」(27)進而言之，「新經濟政策」並不意味著列寧從方法論上全面認識到在俄國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關係的普遍，因為他所強調要汲取的資本主義制度肯定的成果，主要是指技術或器物層面的成果(如「共產主義就是蘇維埃政權加全國電氣化」的著名論斷就是這方面典型代表)，(28)而不包括制度和政治文明等層面上的成果。

據上所述，在普列漢諾夫和列寧那裡，馬克思歷史認識模式開始在落後國家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中產生悖論，即：前者依據馬克思歷史認識模式所揭示的「普遍」，斷定作為資本主義不發展的落後國家的俄國在各方面遠未成熟到搞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程度，如果「硬搞」，其結果必然是非社會主義或前資本主義的腐朽、落後因素和關係的「泛濫」；後者依據馬克思歷史認識模式所揭示的「特殊」，斷定俄國這樣的落後國家在一定的「歷史環境」中有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必然。(29)可以說，經普列漢諾夫與列寧的實踐活動，馬克思的歷史認識模式開始演變、分離為兩種獨立的認識範式。這兩種獨立的認識範式又經歷斯大林社會主義模式的「打磨」，嬗變為兩種相互對立的認識範式，(30)並從20世紀90年代初期以來，人們在總結20世紀落後國家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的經驗教訓時，又進一步陷入了對立的兩極：一極是，徹底否定「十月革命」及其所開闢道路的歷史合理性，認為社會主義在落後國家「搞早了」，故播下種種「禍根」，從而使涉入其中的國家偏離了人類文明發展大道；一極是，繼續肯定「十月革命」及其所開闢的道路，認為落後國家在一定的歷史環境中有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必然性，其中的重大錯誤和失誤並不能作為全盤否定「十月革命」及其開闢道路的根據。筆者不贊同全盤否定「十月革命」及其所開闢的道路，但目前的學術研究更需要做的是，必須從學理上搞清楚：馬克思歷史認識模式何以在20世紀初期以來的落後國家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中產生悖論，以及這種悖論又會對落後國家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產生什麼樣的複雜影響(見本文第三部分)。

一般說來，所謂「悖論」是指，在一定的情形下從同一理論和認識模式可以同時推導出兩個獨立和互相矛盾的命題或認識範式。從方法論上看，上述這兩種獨立的進而相互對立的認識範式，都與馬克思歷史認識模式有關。只不過，這兩者各自所依據的分別是馬克思歷史認識模式所揭示的「普遍」與「特殊」。本來，在馬克思歷史認識模式中，「普遍」與「特殊」是聯結為一體的，雖然聯結得比較隱晦，並在其表述上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然而，由於種種主客觀原因，普列漢諾夫和列寧各自把馬克思歷史認識模式所揭示的「普遍」與「特殊」獨立地發展了，故而開始產生出所謂悖論。而且，在這兩人的思維中，「普遍」往往就是指西歐國家的資本主義發展道路或向資本主義類型國家的轉變，「特殊」往往就是指像俄國這樣落後的東方國家的非資本主義發展道路。這種始於普列漢諾夫和列寧的悖論，後來在斯大林社會主義模式中又進一步發展成為兩種認識範式，並一直對落後國家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產生著重要且複雜的影響。其主要表現就是在落後國家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中一直存在著在認識和解決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關係方面的難題：一方面，社會主義是建立在資本主義所創造的基礎上的，故沒有資本主義相當程度的發展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社會主義。但問題是，當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在某些資本主義不發展的落後國家具備了勝利(即奪取國家政權)的形勢，難道還要繼續等待下去嗎?是不是此時資本主義不發展的落後國家的共產黨就不能掌握政權，領導人民進行全面的社會建設?另一方面，在資本主義世界歷史時代演變發展的一定階段上，由於複雜的國內外環境使然，某些落後國家的共產黨領導人民奪取政權並試圖走不同於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發展道路，是有其歷史正當性的，而決不是所謂「狂熱情緒」的產物。但問題是，共產黨在某些資本主義不發展的國家奪取政權，能不能替代資本主義發展為社會主義的建立提供不可或缺的基礎?如果能，那麼社會主義是從資本主義所創造的基礎上產生的科學論斷就不適用了，從而共產黨在某些落後國家掌握政權後不久就消滅私有制和資本主義就是正確的了。如果不能，那麼就要在理論和實踐上科學地回答，在一定的歷史環境下發展資本主義是不是必然要成為資本主義類型的國家?共產黨掌握政權的落後國家應怎樣發展資本主義，即：是在駕馭資本邏輯意義上發展資本主義(包括剷除前資本主義的落後和腐朽的因素)，(31)還是任由資本主義「自然而然」地發展並與前資本主義的腐朽、落後的因素糾纏在一起，從而形成權力邏輯與資本邏輯的「共謀」局面?

綜上所述，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馬克思和恩格斯以後的一些落後國家社會主義者與馬克思主義者，面對著複雜的國內外環境和革命活動的走向，以及各種反對專制主義、資本主義的運動和思潮的發展，自覺或不自覺地從馬克思歷史認識模式中引申出兩種獨立的認識範式，用以指導自己的理論著述和實踐活動，並通過組織政黨和感召人民群眾，引導社會演變的不同走向。在一定意義上也可以說，馬克思歷史認識模式產生悖論的過程，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些相對落後國家在資本主義世界歷史中尋找新的發展道路的複雜的心路歷程。筆者以為，研究這種悖論的意義就在於：科學地總結世界社會主義發展特別是落後國家社會主義發展的正反兩方面經驗，全面昭示隱含在其中的規律，正確把握世界社會主義未來的發展方向。

三、關於馬克思歷史認識模式產生悖論過程的方法論啟示

從今天來看，在馬克思歷史認識模式中，關於像俄國這樣落後的國家要縮短向社會主義發展歷程，必須以「佔有資本主義制度所創造的一切積極的成果」為其邏輯前提的論斷，其適用範圍超越了特定的時空界限，是被20世紀初以來的落後國家社會主義實踐從正反兩個方面證明了的真理，雖然由於種種原因，這一論斷在馬克思歷史認識模式中的地位往往被後人所忽略。在資本主義世界歷史發展的一定階段上，對於某些落後的由共產黨掌握政權的國家來說，這一真理的「普照之光」的內涵就是：「佔有資本主義制度所創造的一切積極的成果」不是一種權宜之策，不是一種可以選擇性「利用」的手段，也不僅是佔有一種器物層面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而是創立社會主義社會由以建立和發展的社會形態意義上的基礎。(32)「佔有資本主義制度所創造的一切積極的成果」的過程，也就是縮短向社會主義發展的過程，是奠定社會主義牢固基礎的過程。這是在一定的歷史環境中，某些落後國家走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一個鐵律，不以任何個人和集團的意識為轉移。

當然，關於「佔有資本主義制度所創造的一切積極的成果」的思想，其邏輯脈絡絕不是在馬克思晚年才出現的。例如，早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就對打著「社會主義」旗號、而行社會倒退之實的德國「真正的社會主義」進行了尖銳、辛辣的批判，他說，這種社會主義「把社會主義的要求同政治運動對立起來，用詛咒異端邪說的傳統辦法詛咒自由主義，詛咒代議制國家，詛咒資產階級的競爭、資產階級的新聞出版自由、資產階級的法、資產階級的自由和平等，並且向人民群眾大肆宣揚，說什麼在這個資產階級運動中，人民群眾非但一無所得，反而會失去一切。德國的社會主義恰好忘記了，法國的批判(德國的社會主義是這種批判的可憐的回聲)是以現代的資產階級社會以及相應的物質生活條件和相當的政治制度為前提的，而這一切前提當時在德國正是尚待爭取的」。(33)筆者以為，馬克思這裡明確表達了兩層相互聯繫的意思：一是，對於當時德國這樣的落後國家來說，他所主張的社會主義，其要求與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即「政治運動」是不相悖的。撇開資本主義的發展，「社會主義」只能是保守、落後的遁詞。二是，在現實生活中，資本主義所取得的歷史性進步和資本主義的歷史局限性往往混雜在一起，但不能因其局限性就否定其歷史進步性。科學社會主義正是對資本主義歷史性進步的批判性繼承和對其歷史局限性的超越。可以認為，不批判性繼承資本主義的歷史性進步，就不可能實現對其歷史局限性的超越。通過對俄國農村公社和整個俄國縮短向社會主義發展歷程的「歷史環境」的預設，馬克思在晚年進一步拓展了這一邏輯脈絡。

從世界歷史的角度看，無論發達、成熟的資本主義國家還是資本主義不發展的相對落後國家，走社會主義道路都必須以「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為基礎，但它們與「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關係的具體表現形態又有所不同。對於發達、成熟的資本主義國家來說，走社會主義道路是不存在「佔有資本主義制度所創造的一切積極的成果」問題的，存在的是在走社會主義道路的過程中克服和超越「資本主義制度所創造的一切積極的成果」所具有的局限性問題。(34)至於不同的發達、成熟的資本主義國家，如何走上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特別是如何超越「資本主義制度所創造的一切積極的成果」所具有的局限性，則是發達、成熟的資本主義國家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中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關係的特殊。而對資本主義原本就不發展的落後國家則不能這樣說。在「佔有資本主義制度所創造的一切積極的成果」基礎上發展社會主義，就是落後國家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中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關係的普遍。至於落後國家的共產黨在什麼樣的具體條件下能夠率領人民群眾發動革命、掌握國家政權，特別是在掌握國家政權後怎樣在「佔有資本主義制度所創造的一切積極的成果」基礎上發展社會主義，則是落後國家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中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關係的特殊。然而，如果在理論和實踐中這種「特殊」與上述「普遍」相分離到一定程度，即由如何「佔有資本主義制度所創造的一切積極的成果」變為如何「剷除資本主義」，那麼它在方法論上就很可能取代或冒充「普遍」，必然給落後國家的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造成損害。

當然，現實的歷史發展遠比筆者這種純粹的理論表述複雜得多。20世紀初期以來，落後國家社會主義實踐的正反兩個方面經驗表明：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關係的普遍，往往顯示的是在「長時段」的歷史中頑強起作用的普遍規律；而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關係的特殊，往往顯示的是在「短時段」的歷史中各種不斷變動的關係、因素和形勢的作用。這兩者本應是緊密相聯的，但由於各種主客觀原因使然，人們往往在理論和實踐中將它們分離甚至割裂開來。如上所述，普列漢諾夫和列寧之所以經歷了一個由一致到分道揚鑣的過程，其方法論原因就在於二人各持馬克思歷史認識模式中的「普遍」與「特殊」，(35)並將它們「獨立化」(指1905年至1921年初)。所以，對於落後國家的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者來說，在理論和實踐上全面、正確地把握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關係的普遍和特殊間的區別及聯繫至關重要。實際上，把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關係的普遍和特殊割裂開來，既不能正確認識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關係的普遍，也不能正確認識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關係的特殊。這必然導致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出現重大失誤。筆者認為，從方法論上看，馬克思和恩格斯以後的落後國家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的經驗教訓的深刻啟示，在很大程度上都可由此引申出來。

客觀地說，從「短時段」的歷史發展來看，列寧的理論和實踐更為正確，其主要根據是：明確俄國社會與西方社會的不同特點以及俄國在當時世界結構中所處的位置，了解當時俄國人民對「麵包、土地、和平」普遍的、急迫的需求，並利用俄國資產階級本身的局限和錯誤以及戰爭給人民帶來的苦難等所造就的革命形勢發動武裝起義，使布爾什維克最終奪取全國政權，從而把握了選擇新的社會發展道路的主動權。但從「長時段」的歷史發展來看，普列漢諾夫的相關思想和預言也有科學、合理的方面，其主要根據是：強調無論俄國有什麼不同於西方國家的特點，要搞社會主義，其基礎必然是由資本主義奠定的，否則，發展起來的就不可能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實際上，在理論和實踐活動中，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關係的普遍與特殊間的內在聯繫被分離甚至割裂，給試圖選擇新的社會發展道路的俄國帶來了極大的損害。正是由於列寧覺察到了這方面的問題，才有了「新經濟政策」的理論和實踐。這種理論和實踐修正了「十月革命」所確定的旨在直接實行馬克思所說的「社會主義」的目標，(36)提出和實施了「必須退到國家資本主義的陣地上去」的戰略。(37)從方法論上看，列寧的「新經濟政策」的理論和實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落後國家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中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關係的普遍和特殊相結合的趨勢，(38)雖然列寧本人也未完全意識到這一點，而且在他那裡這種趨勢是不穩定的。(39)不過，隨著斯大林執掌黨的領導權，「新經濟政策」時期也就很快結束了，從而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關係的普遍和特殊相結合的這種不穩定的趨勢被中斷了。這不僅直接影響到以後東歐共產黨領導國家的演變方向，同時也對後來比俄國落後得多的地區和國家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產生很大的影響(如亞洲和非洲的一些國家)。(40)

一般說來，遠比俄國落後的某些國家的共產黨，在奪取國家政權前基本都主張發展民族資本主義，促進民主和法制建設等，以對落後的社會基礎加以全面的改造。這是因為，那時他們在與政敵的複雜而殘酷鬥爭中所獲得的鮮明的「感性經驗」是：在落後的、資本主義很不發展的且前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佔主導地位的內憂外患的國度中，根本不可能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直接建設社會主義，雖然其「最高綱領」是要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但遺憾的是，他們大都主要不是從社會形態的意義上，而更多的是根據形勢的發展，從「動員」、「團結」和「策略」的角度上考慮這方面的問題，故在利用革命形勢的發展和政敵的致命錯誤奪取國家政權後，面對著複雜的國內外形勢，原來的想法很快地就發生了變化：(41)把本來就很不發展的資本主義直接作為消滅的對象。這毫無疑問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受斯大林模式社會主義的潛移默化影響。當然，斯大林模式社會主義之所以能影響這些落後國家社會發展走向，還有一個深層的內部原因是：想汲取「資本主義制度所創造的一切積極的成果」，但更怕在發展資本主義過程中以及在與資本統治的世界市場打交道中被「顛覆」，故在全面掌握國家政權後不久就急於遏制甚至消滅本來並不發展的資本主義因素，以為如此而行，社會主義也能發展起來。

可見，對於落後國家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來說，能否擺正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關係的普遍和特殊的位置，能否正確把握這兩者間的聯繫，是生死攸關的大問題。為此，我們應把對「『長時段』的歷史」考察與對「『短時段』的歷史」考察有機結合起來。一方面，必須堅持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關係的普遍，確定「佔有資本主義制度所創造的一切積極的成果」，對某些旨在走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落後國家的社會形態意義。在這方面，決不能用「特色」、「國情」和「模式」等，來遮蔽「佔有資本主義制度所創造的一切積極的成果」的緊迫性和重要性；更不能以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所存在的各種問題與缺陷，和我們同其之間存在的複雜矛盾和鬥爭，來遮蔽和否定「佔有資本主義制度所創造的一切積極的成果」的緊迫性和重要性。另一方面，又不能忽略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關係的特殊。這種特殊不僅表現在共產黨在革命形勢發展中抓住有利時機領導人民奪取國家政權方面，而且更主要地表現在奪取政權後逐漸形成自己的構建社會形態意義基礎、縮短向社會主義發展歷程和發展社會主義的民族特色上。換言之，在奪取政權後，共產黨的根本任務就在於：根據本國的國情和特點，在逐漸「佔有資本主義制度所創造的一切積極的成果」的過程中，對在各方面大量存在的阻礙社會發展的前資本主義的腐朽、落後的關係和因素加以徹底剷除，從而形成自己發展社會主義的優勢和特色。實際上，所謂「特色」只能是在「佔有資本主義制度所創造的一切積極的成果」基礎上形成，這與「全盤照搬西方國家的政治制度和發展模式」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回事。脫離開「佔有資本主義制度所創造的一切積極的成果」的「特色」，就一定是前資本主義的腐朽、落後的關係和因素的「遁詞」。

值得欣慰的是，改革開放以來形成和發展起來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把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關係的普遍和特殊有機結合起來、超越馬克思歷史認識模式所產生的悖論方面，提供了一條可供選擇的現實性路徑。筆者以為，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置於「十月革命」以來的落後國家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的整個過程來把握，我們完全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包含著俄國「十月革命」過程中「共產黨掌握國家政權」的因素、「新經濟政策」時期的因素、中國新民主主義的因素、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在探索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方面的合理因素，但絕不是「十月革命」、「新經濟政策」時期、中國新民主主義、傳統社會主義的簡單延續。從動態上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是在最大限度地「佔有資本主義制度所創造的一切積極的成果」、剷除前資本主義的落後、腐朽的關係和因素的基礎上，形成中國自主發展社會主義方式的過程。正是在這一過程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把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關係的「普遍」和「特殊」有機結合起來，從而緊緊扣住了世界文明發展趨勢的脈搏。我們今天取得令世界矚目的偉大成就，根本原因就在於此。

不過，這裡需要指出的是，我們雖然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方面取得了偉大成就和有益的經驗，但仍然在理論和實踐上存在著一系列不能不高度重視和亟待解決的問題，這主要是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發展過程還比較短，以及人們在思想上存在的各種認識誤區使然。其中最主要的問題有兩個。

一是，缺乏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形態意義上的論證。在學界既有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詮釋中，仍然有斯大林社會主義模式負面影響的痕迹，沒有充分闡釋「佔有資本主義制度所創造的一切積極的成果」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社會形態意義。這致使一定條件下，傳統的社會主義與傳統的資本主義的絕對對立思維模式便浮現出來；二是，在學界既有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詮釋中，我們還沒有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的方方面面融合為一個有機的整體。而要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的方方面面融合為一個有機的整體，就必須首先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體性質有明確的社會形態意義的規定，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駕馭『資本邏輯』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關於這方面的問題，筆者已在有關著述中作了詳盡的闡釋，在此不贅述。(42)筆者以為，不搞清楚這方面的問題，就會使人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產生種種曲解。例如，目前國內外學界不少關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詮釋，或是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際上視為中國特色資本主義，或是把「中國特色」與「社會主義」截然分開，完全沒有了社會主義的實質性內容。

可以認為，只有不斷認識和解決上述兩方面的問題，我們才能繼續把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關係的普遍和特殊有機結合起來，從而在理論和實踐中繼續貫徹「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邏輯和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邏輯的辯證統一」的原則，真正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創新性發展。

綜上所述，從學理上看，馬克思歷史認識模式產生悖論的實踐過程，為我們全面、正確地認識和總結20世紀以來落後國家社會主義曲折發展的正反兩個方面的歷史經驗，進一步確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性質和發展方向，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豐富和發展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論啟示。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2016年第4期

注釋：

①《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6頁。

②在《資本論》中，基於對資本主義積累的歷史趨勢的科學分析，馬克思對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關係的特殊作了這樣的概述：「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的資本主義佔有方式，從而資本主義的私有制，是對個人的、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的第一個否定。但資本主義生產由於自然過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對自身的否定。這是否定的否定。這種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的基礎上，也就是說，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佔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99-300頁)換言之，西歐各國包括農村公社在內的前資本主義經濟形式完全解體，資本主義從這種解體中迅速發展起來，西歐各國在經歷了資本主義生產的各個階段及其所帶來的一切苦難後，在「資本主義制度所創造的一切積極的成果」的基礎上，最終「達到在保證社會勞動生產力極高度發展的同時又保證每個生產者個人最全面的發展的這樣一種經濟形態」。這就是存在於「第一種歷史認識模式」中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關係的特殊。

③從方法論上看，正因為如此，馬克思在給維·伊·查蘇利奇的複信中強調，他「在《資本論》中所作的分析，既沒有提供肯定俄國農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論據，也沒有提供否定農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論據」。(《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40頁)這實際上就是說，「第一種歷史認識模式形態」還不能直接用來詮釋俄國這樣的落後國家社會發展道路問題。

④「從未讀過馬克思的著作」的車爾尼雪夫斯基是俄國民粹主義的主要創始人之一，但又不同於一般的民粹主義者。由於他在歷史觀和政治經濟學的一些重要觀點與馬克思相當接近(在俄國範圍內)，故而得到馬克思的高度評價。例如，1870年3月，馬克思在《國際工人協會總委員會致日內瓦的俄國支部委員會委員》一文中說：「弗列羅夫斯基(《俄國工人階級(特別是農民)的狀況》一書的作者——引者注)的以及你們的導師車爾尼雪夫斯基的作品，為俄國爭得了真正的榮譽，而且證明你們的國家也開始參加到我們這一世紀的共同運動中來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464頁)再如，1873年7月，馬克思在《社會主義民主同盟和國際工人協會》一文中，把車爾尼雪夫斯基稱為「在俄國吸引青年學生……參加社會主義運動方面貢獻最大的人」。(《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449頁)

⑤《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6頁。

⑥參見葉險明：《馬克思超越「西方中心論」的歷史和邏輯》，《中國社會科學》2014年第1期。

⑦筆者之所以認定「佔有資本主義制度所創造的一切積極的成果」，是馬克思所預設的「歷史環境」的主要構成要素中的最核心和最基礎的構成要素，其根據有二：一是，從社會形態基礎的意義上看，馬克思所預設的「歷史環境」的其他主要構成要素如「西歐無產階級革命率先取得勝利」、「俄國革命將成為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信號而雙方互相補充」等，實際上都是為了論證俄國農村公社和整個俄國，不必經歷資本主義的一切苦難就可以「佔有資本主義制度所創造的一切積極的成果」的可能性。二是，20世紀初期以來的落後國家社會主義實踐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表明，只有「佔有資本主義制度所創造的一切積極的成果」，才能建立和發展起真正的社會主義。

⑧19世紀70年代以來，馬克思對《資本論》中關於資本主義起源和發展的歷史必然性的論述只「限於西歐各國」的多次強調，就構成了這種科學規定。

⑨目前學界有種觀點，即：馬克思在其晚年強調的還是西歐的無產階級國際革命戰略，對於俄國革命的判斷只不過是對於當時政治形勢所作的一種策略變通，因此在他那裡，根本不存在對像俄國這樣的落後國家社會發展道路的思考。果真如此嗎?馬克思似乎有「先見之明」，他實際上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回答了後人所提出的這方面問題。在1877年《給〈祖國紀事〉雜誌編輯部的信》中，他明確強調：「一定要把我關於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徹底變成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一切民族，不管它們所處的歷史環境如何，都註定要走這條道路，——以便最後都達到在保證社會勞動生產力極高度發展的同時又保證每個生產者個人最全面的發展的這樣一種經濟形態。但是我要請他原諒。(他這樣做，會給我過多的榮譽，同時也會給我過多的侮辱。)」(《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466頁)顯而易見，在晚年馬克思那裡，的確存在著對像俄國這樣的落後國家社會發展道路的思考，從而也同時存在著「兩種歷史認識模式形態」。這裡問題的關鍵是：我們要正確考察馬克思這兩種歷史認識模式形態間複雜的內在邏輯聯繫，從而全面把握他關於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關係的一般與特殊間的區別和聯繫的思想。當然，筆者並不否認，馬克思在對像俄國這樣的落後國家社會發展道路的思考中，肯定包含著他對「西歐的無產階級國際革命戰略」的考慮，但我們必須把馬克思的這種考慮置於他關於「兩種歷史認識模式形態」間關係的分析框架中來認識，而絕不能得出馬克思「對於俄國革命的判斷只不過是對於當時政治形勢所作的一種策略變通」的結論。這一結論對於為了「對當代俄國的經濟發展作出準確的判斷」，努力「學習了俄文，後來又在許多年內研究了和這個問題有關的官方發表的和其他方面發表的資料」的馬克思來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464頁)，實在是太輕率了。

⑩筆者以為，恩格斯在1894年1月的《〈論俄國的社會問題〉跋》中，總結了馬克思和他對俄國農村公社的看法，並對「第一種歷史認識模式形態」中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關係的普遍從方法論上作了這樣的概括：「較低的經濟發展階段解決只有高得多的發展階段才產生了的和才能產生的問題和衝突，這在歷史上是不可能的。在商品生產和單個交換以前出現的一切形式的氏族公社同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只有一個共同點，就是一定的東西即生產資料由一定的集團共同所有和共同使用。但是單單這一個共同特性並不會使較低的社會形式能夠從自己本身產生出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後者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最獨特的最後的產物。每一種特定的經濟形態都應當解決它自己的、從它本身產生的問題；如果要去解決另一種完全不同的經濟形態的問題，那是十分荒謬的。這一點對於俄國的公社，也同對於南方斯拉夫人的扎德魯加、印度的氏族公社、或者任何其他以生產資料公有為特點的蒙昧時期或野蠻時期的社會形式一樣，是完全適用的」。(《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58-459頁)

(11)這裡所說的「沒有對俄國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關係的特殊和普遍間的聯繫及區別加以進一步的集中闡述」是指：馬克思沒有把俄國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關係的特殊和普遍間的區別和聯繫，從他為俄國農村公社乃至整個俄國縮短向社會主義發展歷程所預設的「歷史環境」中提煉出來加以闡述。俄國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關係的特殊和普遍間的區別和聯繫，是寓於馬克思為俄國農村公社乃至整個俄國縮短向社會主義發展歷程所預設的「歷史環境」中的，而「歷史環境」則是可變的。

(12)「糾纏於馬克思詞語上的『兩種可能性的分析』」，在方法論上就會誤把馬克思關於俄國是成為資本主義類型的國家還是縮短向社會主義發展歷程取決於「具體的歷史環境」的論述，視為他關於社會主義是從資本主義發展而來的還是從非資本主義發展而來取決於「具體的歷史環境」的論述。

(1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17頁。

(14)這裡需要說明的是：普列漢諾夫和列寧生前雖然沒有看到馬克思《給維·伊·查蘇利奇的複信》及其草稿，但《資本論》關於社會主義是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思想、馬克思《給(祖國紀事)雜誌編輯部的信》中的相關思想、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俄文版第2版序言中關於俄國社會發展的論說，以及恩格斯在《〈論俄國的社會問題〉跋》中結合俄國資本主義發展狀況對他和馬克思相關思想的闡述，他們是很清楚的。因此，本文關於馬克思歷史認識模式在普列漢諾夫和列寧相關思想中的延伸和分離的論斷是能夠成立的。

(15)參見普列漢諾夫：《社會主義與政治鬥爭》，劉若水譯，北京：三聯書店，1957年，第19頁。

(16)參見《列寧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38頁。

(17)參見普列漢諾夫：《我們的意見分歧》，劉若水譯，北京：三聯書店，1955年，第280頁。

(18)《列寧專題文集·論資本主義》，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1頁。

(19)迄今為止，關於普列漢諾夫與列寧在1905年以後的分歧和相關爭論由以產生的主客觀原因，學界已有不少研究成果。本文不打算繼續深入地探討這方面的問題，而只想就其中所蘊含的方法論問題陳一管之見。

(20)這裡需要指出的是：考茨基1914年後基本持與普列漢諾夫相同的觀點，布哈林和托洛茨基在許多方面支持列寧。盧森堡雖然肯定了「十月革命」，但在無產階級專政、共產黨的組織原則等重大問題上也與列寧有所不同，因此，馬克思歷史認識模式所揭示的「普遍」和「特殊」的分離過程，不僅僅涉及普列漢諾夫、列寧兩人的理論和實踐活動。不過，因本文敘述邏輯的需要，故暫時捨去了考茨基、盧森堡、布哈林、托洛茨基等人的相關思想在其中的作用。

(21)參見普列漢諾夫：《在祖國的一年——1917-1918年言論全集》，王蔭庭等譯，北京：三聯書店，1980年，第121、203頁。

(22)《列寧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68頁。

(23)《列寧全集》第33卷，第171頁。

(24)《列寧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0頁。

(25)馬克思歷史認識模式所揭示的「普遍」與「特殊」間聯繫的被「分離」，意味著「普遍」與「特殊」各自都會在一定程度上被扭曲。

(26)1922年11月15日，列寧在《真理報》發表了題為《俄國革命的五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文章，對國內戰爭結束後俄共(布)所遇的困境以及對擺脫這種困境的努力作了總結，其中包括他對很快下決心實現「新經濟政策」原因的說明。他說：「到了1921年，當我們度過了，而且是勝利地度過了國內戰爭的最重要階段以後，我們就遇到了蘇維埃俄國內部很大的——我認為是最大的——政治危機。這個內部危機不僅暴露了相當大的一部分農民的不滿，而且也暴露了工人的不滿。當時廣大農民群眾不是自覺地而是本能地在情緒上反對我們，這在蘇維埃俄國的歷史上是第一次，我希望也是最後一次。這種特殊的、對於我們自然也是極不愉快的情況是由什麼引起的呢?是因為我們在經濟進攻中前進得太遠了，我們沒有給自己留下足夠的基地；群眾已經感到的，我們當時還不能自覺地表述出來，但是過了幾個星期，我們很快就認識到了，這就是：向純社會主義形式和純社會主義分配直接過渡，是我們力所不及的，如果我們不能實行退卻，即把任務限制在較容易、完成的範圍內，那我們就有滅亡的危險。我覺得危機是從1921年2月開始的。就在當年春天，我們一致決定實行新經濟政策」。(《列寧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19-720頁)

(27)《列寧專題文集·論社會主義》，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9頁。

(28)馬克思和恩格斯向來把「資本主義制度所創造的一切肯定的積極成果」，視為包含著制度、政治文明和精神成果在內的廣義的成果。例如，在《〈論俄國的社會問題〉跋》中，恩格斯論述為什麼當時落後的俄國比其他落後國家更容易縮短向社會主義發展歷程時說，「這個國家的一部分本地居民已經吸取了資本主義發展的精神成果」。(《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313頁)

(29)可以認為，列寧重構了馬克思所說的「歷史環境」的主要構成要素，即：去掉西歐無產階級革命率先取得勝利等構成要素、淡化了「佔有資本主義制度的一切積極的成果」的構成要素(這裡所說的「淡化」是指撇開了資本主義在制度和政治文明等方面取得了一切積極的成果)，增加了俄國是帝國主義體系的薄弱環節(以及它作為「半文明」國家而存在的特殊性)、無產階級領導的民主革命(和這一革命勝利後直接向社會主義過渡)、有利的國內革命形勢、東方落後國家對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的支持等構成要素。顯而易見，在把馬克思所說的「歷史環境」具體構成要素在學理上重構的過程中，列寧把馬克思歷史認識模式中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關係的特殊「獨立化」了。

(30)筆者認為，從方法論上看，在普列漢諾夫和列寧的理論與實踐活動中，馬克思的歷史認識模式之所以還只是「演變、分離為兩種獨立的認識範式」，而不是已經成為了兩種「相互對立的認識範式」，其主要根據在於：1905年後，列寧雖然從政治和策略等方面反對普列漢諾夫的相關觀點，有時甚至對其批評得非常尖銳，但他一直在整體上將普列漢諾夫作為馬克思主義者來看待。特別是在「十月革命」後，掌握國家政權的俄共(布)遇到了普列漢諾夫曾預言出現的一些問題的嚴重困擾，這使得心胸寬廣、善於汲取他人意見的列寧對其在與普列漢諾夫爭論中所堅持的一些重要觀點不能不加以反思。雖然他對此沒有明確地表示過什麼，但我們通過他在「十月革命」後對普列漢諾夫著作的重視程度，可見一斑。例如，1920年9月，列寧填寫了《俄共(布)莫斯科組織黨員重新登記表》，其中設問第41條：「您讀過哪些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考茨基和普列漢諾夫的著作」，列寧的回答是「幾乎全部(不包括列寧本人的著作——引者注)。」(《列寧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66頁)

(31)參見葉險明：《駕馭「資本邏輯」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初論》，《天津社會科學》2014年第3期。

(32)筆者提出「社會形態意義上的基礎」這一概念，旨在說明「佔有資本主義制度所創造的一切積極的成果」的實質在於：在某些落後國家，社會主義的建立和發展並不必然要先成為資本主義類型的國家，但必須以批判性地汲取「資本主義制度所創造的一切積極的成果」為其不可或缺的邏輯前提。

(33)《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9頁。

(34)「佔有資本主義制度所創造的一切積極的成果」，是馬克思把歷史認識模式第一種形態所包含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普遍，有條件地推及到落後的俄國的邏輯結果。而對西歐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來說，其本身就具有這樣的「成果」。

(35)當然，列寧並非完全沒有意識到他與普列漢諾夫爭論中所包含的「普遍」和「特殊」的「分離」。例如，在1923年5月30日發表於《真理報》117號題為《論我國革命》一文中，他就表現出試圖從方法論上化解這種「對立」的努力。他如是說：「我們能夠用與西歐其他一切國家不同的方法來創造發展文明的根本前提」(《列寧選集》第4卷，第777頁)，因為「世界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不僅絲毫不排斥個別發展階段在發展的形式或順序上表現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為前提的。他們甚至沒有想到，例如，俄國是個介於文明國家和初次被這場戰爭最終捲入文明之列的整個東方各國即歐洲以外各國之間的國家，所以俄國能夠表現出而且勢必表現出某些特殊性，這些特殊性當然符合世界發展的總的路線，但卻使俄國革命有別於以前西歐各國的革命，而且這些特殊性到了東方國家又會產生某些局部的新東西」。(《列寧選集》第4卷，第776頁)在這裡，列寧實際上強調，俄國社會主義革命是符合世界歷史發展的普遍規律的。毫無疑問，列寧這段論述的意向是正確的。但問題是，「世界歷史發展的普遍規律」是通過什麼中介或環節與「個別發展階段在發展的形式或順序上表現出特殊性」聯結在一起的?「世界發展的總的路線」又是通過什麼中介或環節與「俄國革命」聯結在一起的?如果不搞清楚這兩個問題，在理論和實踐中就難以擺正「世界歷史發展的普遍規律」與「個別發展階段在發展的形式或順序上表現出特殊性」的關係，以及「世界發展的總的路線」與「俄國革命」的關係。

(36)這裡所講的「『十月革命』所確定的旨在直接實行馬克思所說的『社會主義』的目標」，其具體時間跨度是1918年1-7月，即：從解散立憲會議、宣布俄國為蘇維埃共和國(1月)，到全俄蘇維埃第五次代表大會通過以建立消滅剝削階級、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為根本任務的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憲法(7月)。隨即俄國進入「戰時共產主義」時期。

(37)《列寧選集》第4卷，第602頁。「新經濟政策」不是以實現社會主義為直接目標，而是以為實現社會主義創造條件為直接目標。

(38)1921年10月，列寧在《真理報》發表的題為《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中講道：「我們計劃(說我們計劃欠周地設想也許較確切)用無產階級國家直接下命令的辦法在一個小農國家裡按共產主義原則來調整國家的產品生產和分配。現實生活說明我們錯了。……無產階級國家必須成為一個謹慎、勤勉、能幹的『業主』，成為一個精明的批發商，否則，就不能使這個小農國家在經濟上站穩腳跟。現在，在我們和資本主義的(暫時還是資本主義的)西方並存的條件下，沒有其他道路可以過渡到共產主義。批發商這類經濟界人物同共產主義似乎有天壤之別。但正是這類矛盾在實際生活中能把人們從小農經濟經過國家資本主義引導到社會主義。」(《列寧選集》第4卷，第570頁)這說明，列寧已在一定程度上糾正了他以往對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關係的特殊的某些偏執，並在實踐中初步回答了這樣一個重大問題，即：在西方無產階級沒有取得勝利，從而沒有獲得外部先進的社會主義國家支援的情況下，如何「佔有資本主義制度所創造的一切積極的成果」(這是建設社會主義的基礎)。這裡，筆者之所以說是「初步回答」，根據就在於：「新經濟政策」本身還有局限性；列寧在「新經濟政策」時期對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關係的認識也同樣有局限性(見本文第二部分)。

(39)筆者之所以說是「不穩定的」，主要根據是，在「新經濟政策」時期，一方面，列寧認為，當時的俄國還不是作為社會基本制度而存在的社會主義國家，故必須把蘇維埃共和國的生存和未來發展同發展資本主義緊密聯繫起來，以進行「正常的社會主義基礎」的建設(《列寧全集》第4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76頁)，從而最終建成「社會主義基礎」；另一方面，他又時而認為，當時的俄國已經是社會主義國家。(參見《列寧專題文集·論社會主義》，第387頁)

(40)參見程映紅：《迦納領袖恩克魯瑪為何失去政權?》，《同舟共進》2015年第5期。

(41)對這方面的問題，托洛茨基在其1906年出版的《總結與展望》一書中，從「左」的方面作了令人回味詮釋：「無產階級一旦掌握政權，『最低』和『最高』綱領(分別指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引者注)間的界限便立刻不存在了」，其原因在於：「無產階級的政治統治同它在經濟上受奴役的地位是不相容的。不論無產階級是在什麼政治旗幟下取得政權，它都必須走上社會主義政策的道路。如果認為由於無產階級是在資產階級革命的進程內取得政治上的統治地位，就能夠(即使有此願望)把自己使命限制在為資產階級的社會統治創造共和民主的條件這一點上，那是最大的烏托邦。無產階級的政治統治即使是暫時的，也要把資本(它是經常需要國家政權支持的)的抵抗削減到最低限度……並把生產資料私有制變成了虛有其表。無產階級專政的這些不可避免的社會經濟後果，早在政治制度民主化完成以前就會很快地顯露出來。」(列夫·托洛茨基：《「不斷革命」論》，蔡漢敖譯，北京：三聯書店，1966年，第63、62-63頁)

(42)參見葉險明：《駕馭「資本邏輯」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初論》，《天津社會科學》201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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