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歷史】（2）契丹與中原文明的交融

公元9世紀後期，唐政權衰落，藩鎮之間無休止的戰爭，使中原陷人混亂之中，北方草原各部也處於分散游牧狀態。游牧於今西拉木倫河、老哈河流域的契丹人乘機崛起，勢力迅速發展。916年，契丹貴族耶律阿保機，建立了統治我國北方廣大地區的遼政權。由於契丹族敢於衝破自己游牧生產方式的束縛，廣泛地接觸和吸收漢民族的先進文化，並同中國頻繁更迭的五代各政權及北宋均有密切的交往與聯繫，對締造中國各民族輝煌的歷史和燦爛的文化，產生過巨大的影響。

一、服飾文化的共融性

契丹人主中原後，服飾深受漢族服裝的影響。《遼史》卷56《儀衛志二》記載:「契丹轉居薦草之間，去邃古之風猶未遠也。……太祖帝北方，太宗制中國，紫銀之鼠，羅綺之筐，糜載而至。纖麗奕靄，被土綢木。於是定衣冠之制，北班國制，南班漢制，各從其便焉。」因此，契丹族的服飾採用漢、國兩制並行。其國制就是契丹族傳統的服飾。由於契丹早期服飾等級並不嚴格，南下之後，方仿效漢制制定了嚴格等級關係的「服制」，分為:祭服、朝服、公服、常服、田獵服、吊服。其中祭服、朝服、公服、吊服均在一定的禮儀場合中穿用。皇帝朝服稱為「實里薛衰冠」，絡縫紅袍或錦袍;臣僚朝服叫「盤紫」，為紫窄袍;公服稱為「展裹」，著紫;吊服為素服。田獵服乃撮甲戎裝，黑綠色。臣僚便衣叫「盤裹」，綠花窄袍。契丹服飾被納人中原禮制軌跡。「重熙以後，大禮並漢服矣」。從已發現的大量遼墓壁畫看，契丹族的服飾無論長短，多為圓領、窄袖、左枉，也有交領、右襖者。契丹族的服飾在傳承保留了本民族圓領、左枉的衣衫特徵外，吸收了中原漢族固有的窄袖款式和右枉習慣，使其方便實用，保暖禦寒，非常適宜北方草原游牧，因而深受契丹人喜愛。同樣契丹人的圓領、左枉服飾也曾流行於中原地區的漢族中，被漢族人所借鑒。這正是契丹民族在歷史發展的進程中與中原漢族文化交流的結果，反映了契丹服飾的時代特徵和文化繼承的內在關係，經過民族之交融，形成了與中原漢族同有的服飾文化的共融性。

二、破舊推新的喪葬習俗

契丹人最初並無構築陵地之習，也無棺襯之俗，原有的安葬方式只是樹葬。據《北史·契丹傳》記載:「父母死而悲哭者，以為不壯。但以其屍置於山樹之上，經三年後，乃收其骨而焚之。因酌酒而祝曰:『冬月時，向陽時。夏月時，向陰時。若我射獵時，使我多得豬鹿。」，說明契丹民族有著自己獨特的喪葬習俗，人死後，將屍體置於樹上，三年後再收骨焚化，並以酒祭奠，祈求亡靈保佑，多多獵獲獵鹿，這顯然與契丹人長期從事游牧、狩獵的經濟生活有關。

契丹建國以後，隨著社會封建化的進程，尤其是在唐宋葬俗的影響下，築墓人礆逐漸興盛，喪葬習俗也相應發生變化，形成了契丹傳統文化與漢文化相結合的墓葬制度，主要反映在墓室形制、棺襯槨室、壁畫裝飾等方面。

(一)墓室形制

1.契丹人的墓地往往選在風景優美、背山面水的山之東南麓，且都擇其山之陽坡。以赤峰市阿魯科爾沁旗耶律羽之墓地為例，此墓背靠山峰，周圍山谷環繞，30餘座墓分布於群峰之間，掩映在叢林茂樹之中，真乃幽靜絕美之地。其他的契丹大貴族墓，如驗馬贈衛國王墓、陳國公主附馬合葬墓等都選擇了風景極佳的勝地。這種講究風水擇地而葬，或夫妻合葬，或歸葬祖瑩的習俗，正是契丹貴族放棄故俗逐漸漢化的具體反映，也是中原漢文化「葉落歸根」意識的反映。

2，契丹人的墓室規模有嚴格的等級，分為單室和多室。單室墓一般用於貴族及平民百姓，為契丹早期墓葬，構造簡潔、單一，反映了契丹墓葬的原始形態。多室墓使用於皇帝及大貴族。皇帝陵墓為前、中、後三正室及東西兩側室，大貴族墓為前、後兩正室及東西兩側室，均以後室作為主室。多室墓見於遼中晚期。這時期的墓葬在漢文化的影響下，逐漸加以完善，墓葬形制多為六角形、八角形等，結構複雜，材料多樣，布局嚴謹，更加奢侈豪華。

(二)棺襯槨室

隨著漢族文化的不斷滲透，漢人墓葬中使用棺襯，對契丹民族產生了深刻影響。自遼聖宗時期，契丹人開始仿效漢制用棺葬之。如克什克騰旗二八地一、二號墓出土的石棺[3]和翁牛特旗廣德公墓出土的木棺等等。契丹貴族還將中原漢族宅第祠堂的建築風格應用到墓葬中，成為契丹貴族顯貴身份的標誌，所以契丹族墓的主室尤為華麗、壯觀。主室無論是磚室、石室均構築掉室，撐室隨主室形狀構成多角或圓形木屋。陳國公主附馬合葬墓的撐室，是目前已知遼代契丹貴族墓中撐室較為完備的。墓室為磚砌多室，由前室、後室、東西耳室組成，後室為主屋，前屋長方形，東西耳室平面圓形。墓門外有天井和階梯式墓道，墓門用雕磚砌成仿木結構的門樓，並繪有建築裝飾畫、人物畫，券頂內收成彎廬形，木門由立柱、門檻、門嵋組合，與木槨渾然一體，豪華富麗。該墓主室為圓形，撐壁用方木築成，拱頂呈彎廬狀，撐壁構築到墓壁開始內收，改用木板築棒頂，撐室在通往前雨道內安裝撐門，室門裝有木門框和雙扇木，並用銅鎖封閉。從內蒙古出土的附馬贈衛國王墓、耶律羽之墓、陳國公主墓等契丹大貴族墓可以看出，這些墓葬的形制，與中原地區唐代墓葬相同。顯然是沿襲了唐代的中原制度，並且成為以後的固定制度，從而形成了皇帝、大貴族、大臣到平民百姓一套嚴格的等級制度，突出表現了契丹民族葬俗的多樣化、民族化。

(三)壁畫裝飾

契丹墓葬壁畫，多以中原地區漢族流行的題材為內容，同時又鮮明地表現其民族的服飾、生活等文化傳流以及契丹本土的自然風光。

契丹墓葬壁畫，在吸收漢族的表現手法的同時，又運用了現實主義的表現手法，使遼墓壁畫既具有較強的藝術魅力，又呈現出多姿多彩的絢麗畫卷。如繪在庫倫旗前勿力布格第1號墓墓道北壁的《出行圖》，全長22米，繪有29個人物圖，分為三組。第一組為車騎前導，第二組為出行儀仗，第三組為墓主人出行。畫中人物除鼓手和奴僕是漢人裝束外，其餘人物都是契丹裝束，墓主人在契丹和漢人侍從、家奴的簇擁下準備騎乘鞍馬出行。以寫實的筆法表現了眾多侍人，神態各異。車、馬刻畫細緻，用筆流暢，真實地描繪出契丹人融合和吸收了中原的傳統文化，在內容和形式上卻保留了鮮明的民族特色。又如寶山2號遼墓壁畫《仕女出遊圖》，繪於寶山2號墓石房子南壁。高0.7米，寬2.3米，共繪7人。以貴婦為中心，交錯排列。貴婦身穿藍地紅花交領窄袖長袍，淡黃回紋披帛，紅裙拽地，在侍女簇擁下，顯得異常雍容華貴。男憧漢式衣裝，面向女主人躬身拱手。其他5名侍女皆衣著華麗，儀態端莊嬌美，亭亭玉立。悠閑地漫步於芭蕉修竹、蒼柏柳簇之間，觀賞著大自然的美景。面畫色彩艷麗，線條飄逸自如，人物刻畫精細，頗具唐代宮廷繪畫的風格。再如翁牛特旗解放營子墓壁畫中的《宴飲圖》，橫150厘米，縱130厘米，前後兩桌縱排。墓主人席地而坐，頭戴氈冠，前沿有金華綴飾，身著窄袖紅袍，腰系紅帶。桌上食物、酒器、餐具琳琅滿目，一侍者頭戴黃色巾嘖，身著黃短衣，跪坐於桌前，宴飲所用散樂由8人組成一列隊，一律漢服，頭戴蹼頭。場面的背景，以淡墨勾勒山、樹，山間野鹿追逐奔跑，天空彩雲飄浮，著筆簡練，點綴精妙，極富草原氣息，是塞北草原珍貴的民族畫卷。

此外，壁畫中，契丹民族裝飾圖案的繪製十分引人注目。以阿魯科爾沁旗東沙布日台鄉寶山村1、2號墓最為絢麗，分別繪於拱門、彎頂、石門等處。以捲雲火焰寶珠紋為主體圖案，另飾三瓣花樣、纏枝花卉、捲雲托蓮和寶相生花等，用紅、黑、黃、藍、綠諸色暈染，層次分明，色彩斑斕，絢麗多姿。是契丹人獨具匠心的藝術佳作。而墓中以紅色火焰紋為主要裝飾內容的彩繪，則淵源於契丹古老的薩滿教—祭火拜日，契丹人相信通過自然的崇拜及對鬼神的信奉，能免災降福和保佑靈魂。

契丹墓葬的壁畫，既保留漢族的文化傳統，又可見其鮮明的民族特色。

1題材共有，表現形式相同。如翁牛特旗解放營子墓的《門神圖》和《伎樂圖》，遼慶陵東墓的《蟠龍圖》和《飛鳳圖》，庫倫旗前勿力布格8號墓的《邇陵頻伽圖》，奈曼旗陳國公主墓的《仙鶴祥雲圖》等，直接承襲唐代的傳統題材，內容、表現形式不變。

2.原有題材，加以契丹化。如庫倫旗前勿力布格1號墓的《出行圖》，翁牛特旗解放營子墓的《宴飲圖》，敖漢旗康營子鄉墓的《烹飪圖》等，雖然繼續沿用中原漢族題材，但內容、形式有所變化，服飾及傳統習俗開始契丹化。

3.契丹人特有的題材。如喀喇沁旗婁子店鄉上燒鍋1號墓的《游牧生活圖》，慶陵東陵墓的《四季山水圖》，翁牛特解放營子墓的《天鵝圖》等，這些題材，都表現了游牧民族的生活和畜牧經濟的習尚，具有濃烈的草原氣息。

四、佛教之內涵—遼塔

遼國進人封建社會之後，隨著社會的發展，統治者的提倡和尊崇，佛教大盛。終遼一代，建寺修塔，造像刻經甚為普遍，寺廟建築風起雲湧，與寺廟密不可分的佛塔，必然成為光彩奪目的建築。內蒙古地區現存著名的遼代佛塔有赤峰市寧城縣大明鎮的中京大明塔(感聖寺佛舍利塔)、巴林右旗的慶州白塔(釋逝佛舍利塔)、巴林左旗林東鎮的上京南塔、呼和浩特白塔村的萬部華嚴經塔。

遼代佛塔，保留了唐代八角密檐式的建築風格，運用了唐宋夯築高台、斗拱、平座、勾欄等技術成就，採取了遼朝自己鑄銅夔金及磚構仿木的建築技藝，構造出遼塔雕飾華麗、宏偉壯觀的獨特神韻。以中京大明塔和慶州白塔為例說明。

中京大明塔，築於高大的夯土台基上，用青磚鋪設，為八角十三級密檐式，通高80.22米。全塔壁面白色，塔身八面形。每面轉角處，以灰磚雕成塔形角柱，均飾有仰蓮裝飾，仰蓮之間有漢文佛變刻記，其上依次刻八大靈塔名，其下依次為八大菩薩名。塔身所有的佛、菩薩、飛天、寶蓋都是粗製成形後，再經鑿、刻、水磨拋光、著色等多道工序。塔剎上有寶珠、相輪、寶瓶，全為紅銅製成。所有斗拱、角梁、檐椽、望板，均用堅硬、昂貴的柏木製作，工藝精堪，造型優美，雕飾華麗，為國內第二高塔。

慶州白塔，為八角七級，磚木結構樓閣式。全高72米，塔之外觀，整體潔白如玉，挺拔秀麗。塔身為八角，轉角飾以磚雕圓柱，脊上檐頭有一璃首，璃首下掛一鐵馬。全塔分別裝有棱形、圓形銅鏡828面。塔上7層共設假門28個，每門兩旁都有天王浮雕一尊，每支椽頭各掛風鐸一支，拱眼、假窗四周及塔體的每層欄額上，角柱內側均浮雕有寶花、飛天、升龍、華蓋、迎陵頻迎、獅子、麒麟、樂舞等磚質浮雕。在塔底蓮紋基座的塔座主體上設有覆蓮形佛完，內嵌菩薩坐像，均為漢白玉浮雕而成。全塔銅飾的製作，皆為婆金，輝煌燦爛，光彩奪目。此塔採用磚構斗拱做法，自塔表分層隱出疊砌而成，突出了裝飾功能，使其更具傳統建築的殿閣式特徵，反映了該塔獨到的設計構思和高超的技術水平。

中京大明塔和慶州白塔的興建，與中原文化的影響和佛教文化的傳播以及遼朝大肆崇佛有密切關係。遼代佛塔多數為八角形，這八角就源自中國佛教中的八大靈塔，指釋迎成佛的八個不同階段。而八角形就是在每一轉角處，修一小塔或華柱，代表八大靈塔。在八大靈塔下，有的還配八位菩薩名，中京大明塔上就有這樣的刻記。佛塔中極為豐富的藝術雕飾，將佛教思想表現得淋漓盡致。此外，中原傳統龍的形象，也在佛塔中廣為採用，吊在佛完上方飄逸自如的飛天和色彩艷麗的蓮花底座均為承襲唐代裝飾風格，也正是佛教內涵與藝術和建築相結合的充分體現。

由契丹族建立的遼朝，是以契丹族為主體在我國北方出現的一個少數民族政權，它與北宋王朝並存了160餘年。在長期的社會交往和歷史發展中，深受漢族文化影響，相互交流，相互融合，共同促進了各民族關係的發展。

契丹族與中原漢族發展的歷史，源遠流長。早在公元4世紀初，當契丹族尚源於鮮卑部落，聚居今內蒙古昭烏達盟遼河上游的西拉木倫河與老哈河流域時，就與宇文、庫莫奚兩個部落一起游牧，過著以游牧和漁獵為主的經濟生活。進人5世紀，拓跋鮮卑從草原人主中原，建立了北魏政權，開創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由少數民族統治中華大地的先河。以孝文帝為代表的漢化改革，形成了以漢族文化為主的新時代，契丹與高度漢化的北魏政權保持政治、經濟的聯繫，從此開始了經營農業，由游牧、狩獵走向半農半牧。

唐朝統一中國後，契丹與唐王朝在政治、經濟上發生聯繫。唐太宗貞觀二年，契丹族首領摩會脫離突厥，投奔唐朝，被派往征討高麗，回歸後，唐太宗「盡召其長窟哥及老人，差賜增采，以窟哥為左武衛將軍」，「窟哥舉部內屬」。貞觀二十二年(649年)唐朝在契丹人居往的地方，設置「松漠都督府」，下設10個州，賜姓「李」，以窟哥為都督，並任用契丹人擔任各州刺史。由此，契丹和中原漢族人民的關係更加密切。

耶律阿保機時，契丹和中原地區的經濟文化聯繫日漸加深，自公元916年，仿效漢族封建王朝體制，建立遼政權，確定了皇權世襲制，廢除了部落選舉制，契丹政權從建立開始就繼承了漢族封建王朝世襲制的傳統。當遼太祖南征北掠，東並渤海後，採用「漢法」建立各項制度，發展了渤海地區的經濟。在上京(昭烏達盟巴林左旗境內)之南地方「別作一城，以實漢人，名曰漢城」，並在城內建有「佛寺三，僧尼千人」，大肆修建寺廟道觀。遼太祖廣泛利用漢族人民發展先進的封建經濟，啟用漢人康默記，仿照漢族城邑的建築風格，興建了上京臨潢府，在此以後的京城營建中，特別是五京的設置，無不以漢族城市為模式，且多以漢族工匠為之，使一座座新興的城市在漠北草原拔地而起。契丹族已逐漸由半農半牧走向規模的城鎮定居生活。隨著漢人勢力的增長，漢族文化的滲透，以及遼國皇帝身體力行的自覺漢化，公元947年，遼軍攻入開封，遼太宗身穿漢族皇帝服裝，採用漢族儀式，接受百官朝賀。繼而確立了南北面官制，規定凡在漢人地區的契丹官吏，也要遵守漢官的儀式，並允許同漢人自由通婚，實行科舉制度，選拔官吏。禮儀方面，遵循「遼朝雜禮，漢儀為多」的政策，更加速了契丹族和漢族人民融合的歷史進程。

北宋王朝建立後，宋遼政權處於並存局面，自從遼聖宗統和二十二年(1004年)「澶淵之盟」以後，雙方維持了長達120年的和平關係，是為契丹民族發展史上的極盛時期。契丹與中原漢族友好往來的關係成為主流，文化、經濟的交流與發展更加頻繁，並在民族融合中，契丹族打破了原先民族以地域、血緣為紐帶的界限，以開放的態度，在本民族固有文化的基礎上，吸收漢族的進步文明，又加以改造和提高，共同創造了遼代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