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否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國是否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編者按：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的國民收入迅速進入到中等收入的階段。中國經濟會否像國際經驗所表明的那樣，由於不能順利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導致新的增長動力不足，出現停滯徘徊？或者，「中等收入陷阱」對於中國而言是否為一個偽命題？本報就此話題約請兩位學者展開深入討論。是為上海東方青年學社與本報聯合開設的「爭鋒」欄目第八期。

　　理性思考「中等收入陷阱」

　　張學良

　　自世界銀行在《東亞經濟發展報告（2006）》中提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以來，對中國是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討論又多了起來。按照世界銀行2012年《世界發展報告》提供的數據，中國2010年人均國民總收入為4260美元，首次超過其當年界定的中高收入（upper middle income，UMC）國家3976美元分界線，有學者擔心中國可能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去年8月北京大學教授姚洋在《南風窗》的一篇文章中給出這樣一組統計數據，在數據齊全的87個發展中國家中，1980年有71個國家屬於中等收入國家（包括中低和中高收入國家），到2009年仍有61個，即86%仍沒有進入「高收入國家」，處在「中等收入陷阱」之中。

　　比「中等收入陷阱」這一說法更早被人們所熟知的是「低收入陷阱」，世界銀行等國際機構在研究和分析全球發展問題時，曾經更多關注的是低收入國家如何啟動經濟增長，如何跳出「低收入發展陷阱」或「貧困陷阱」，在姚洋教授提供的數據中，1980年有16個國家屬於低收入國家，到2009年也仍有11個、即69%仍沒有進入「中等收入」國家。那麼，經濟學有沒有對「收入陷阱」這樣類似的概念給出嚴謹的定義呢？2009年經濟學家阿西莫格魯（Acemoglu）在名為《現代經濟增長導論》（Introduction to Modern Economic Growth）一書中將「發展陷阱（development trap）」定義為一種存在經濟效率損失的平衡狀態，這種狀態因為市場失效而得以持續。從中倒是可以看出，所謂「發展陷阱」與是否處於中等收入水平沒有必然聯繫。

　　其實，「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一種統計表象，它並不意味一個國家只要收入達到中等水平，就可能陷入停滯。收入水平不是一國經濟發展或者停滯的原因，而只是經濟發展的結果。「收入陷阱」這一統計表象背後的實質是經濟發展的瓶頸。每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都會有自己的瓶頸，這一瓶頸可能凸顯在任何發展水平，具體時點是由一國的外在發展條件和內在增長因素決定的，而與收入水平無關，並且發展瓶頸本身也是動態變化的。正因此，我們大可不必因為中國收入水平達到中等收入國家而產生落入「陷阱」的擔憂，也沒有必要糾結於中國是否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這樣的問題，而真正應該關注的是當前經濟發展的制約因素。而這一關注本身也與中等收入無關，在經濟發展的任何階段，進一步發展的制約因素都是我們應該關注的。即便以後中國成為發達國家，這種關注也不應該消失。現在很多發達國家的經濟也陷入了一種停滯，按照「陷阱」邏輯，是不是應該說這些國家落入了「高收入陷阱」？既然「低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和「高收入陷阱」都有，分得更細，還可以有「中低收入陷阱」、「中高收入陷阱」，如此等等，那麼所謂的「陷阱」與收入水平就沒有必然關聯，任何國家都可能在自己的發展瓶頸所對應的發展階段出現停滯和調整，能否繼續發展取決於能否突破瓶頸，如果解決不好，甚至可能倒退。

　　因此，「中等收入陷阱」並不是一個內容清楚、邊界明確的概念，往往簡單地指以人均GDP進入中等收入水平之後長期停留在中等收入水平或發生倒退的狀態，但是，眾所周知，以人均GDP這個單一指標作為標準來評價經濟發展這種做法長期以來就為我們所詬病，現在用這個單一指標來判斷一個國家是否進入或逃離「中等收入陷阱」就更不科學。2011年我國首次全面參與世界銀行組織的新一輪國際比較項目（ICP）活動，使得我國GDP可以通過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 Power Parity，PPP）換算，與其他國家進行比較。按購買力指數，2010年世界銀行計算出的中國經濟總量為10萬億美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計算出來的數據是11.2萬億美元，如果保持現在的經濟增長速度，在五年左右的時間裡中國就能飛越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進入高收入國家了。但是進入高收入國家是否就一定成為發達國家，現在我們在發展中遇到的問題是否在進入高收入國家後就自然而然解決了呢？還不能這麼簡單來判斷。另外，也有學者指出，「中等收入陷阱」還可用中等收入國家存在某些不良現象與特徵來註解，有媒體給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幾大特徵，如經濟增長回落或停滯、民主亂象、貧富分化、腐敗多發、社會公共服務短缺、就業困難、社會動蕩、信仰缺失、金融體系脆弱等，但是如果我們稍加思考，這些特徵在低收入與高收入國家又何嘗不是或多或少客觀存在著，甚至在某些方面可能更加突出？

　　再回到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到今天，我們用了30多年時間取得了西方國家上百年的經濟增長與成績，但也不可否認的是，我們在這30多年時間裡也積累了人家上百年的矛盾與問題，因此，現在遇到的問題與矛盾絕對不是某一天或某一年中國人均國民收入達到3976美元這個「中高收入」分界點就突然出現的，今天我們還說中國的改革處於「十字路口」，但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們何嘗不是無數次處於改革的「十字路口」、面臨著重要抉擇？如果說「中等收入陷阱」這一概念還有可取之處，那就是它指出了中國仍然需要加快發展的緊迫性和必要性，但是其所要闡述和解決的問題無非還是中國經濟未來如何保持健康、穩定與持續增長，以及如何推進中國經濟、政治、文化與社會四位一體的改革，在發展中真正實現「國富民強」，而這實際上一直都是學者們在思考與想要回答的問題。如此換一個語句與命題並沒有多少新意，對於我們的知識累積也並無太多增益。

　　倒是當前我們在討論「中等收入陷阱」時，要特別注意防範以下幾類傾向：一是要防止將具體問題都當作「陷阱」，如有學者認為我們可能面臨著「福利陷阱」、「金融陷阱」、「民主陷阱」、「人口陷阱」、「老年化陷阱」、「城市化陷阱」等等，將「陷阱」寬泛化，好像任何問題都是「陷阱」；二是要防止某些地區將率先突破「中等收入陷阱」作為發展目標，早先就有學者提出「京滬等地將迅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殊不知制約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體制、機制等諸多問題要在全國宏觀層面才有可能得到解決，地方政府如何能做到率先突破？我們要特別注意防止以突破「中等收入陷阱」之名行單純追求GDP增長之實。

　　其實，如果我們能真正做到不盲目追求GDP、在中等收入階段踏踏實實地真正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以改革的頂層設計來推進中國各領域的改革，處理好各個社會階層的利益關切，即便是長期處於中等收入階段，也不能簡單地認為我們是陷入了某種「陷阱」。

　　（作者為上海財經大學區域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員）

　　 「中等收入陷阱」是經濟發展的必經階段

　　錢運春

　　從人類社會的經濟發展歷程來看，生產方式從初級向高級發展不僅是經濟增長和產業結構的高度化過程，也是不斷跨越陷阱的過程。至今人類社會共經歷了農業、工業化和後工業化等三種不同的生產方式，也對應三種不同陷阱：貧困陷阱（人口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城市化陷阱）和福利陷阱（全球化陷阱）。

　　貧困陷阱是農業生產方式的主要矛盾，即處於貧困狀態的個人、家庭、群體、區域等主體或單元由於貧困不斷再生產出貧困，長期處於貧困的惡性循環中不能自拔。與貧困陷阱相呼應的是「人口陷阱」，即由於貧困形成的大量人口繁殖，使任何超過最低水平的人均收入的增長都會被人口增長所抵消，最終又退回到原來的最低水平。

　　工業化生產方式的主要矛盾是中等收入陷阱。即經濟發展到達中等收入水平階段，由於不能順利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導致新的增長動力不足，出現經濟停滯。主要表現為技術進步緩慢、社會底層貧困化、金融不穩定、社會結構二元化等問題。中等收入陷阱同時又表現為城市化問題，在工業化過程中的城市化畸形發展，形成大量貧民窟和龐大的貧困群體以及環境惡化。

　　後工業化生產方式的主要矛盾是福利陷阱，原因在於用傳統工業化生產方式的社會保護機制來應對後工業化時代新型的社會風險，必然形成高額財政赤字、高失業率和兩級分化、養懶機制和經濟增長率下降，但植根於工業化的法團主義和普選制使「高福利棘輪效應」難以停止，最終陷入了福利陷阱。福利陷阱的存在還與經濟全球化密切相關，特別是全球化導致的資本外流、稅基流失和勞動力的跨國流動，破壞了傳統的福利基礎和社會一致機制，成為福利國家的解構力量。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基本做法都是重建適應工業化生產方式的社會保護機制。以戰後日韓等國為例，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時除了加快創新能力建設、加大人力資本投資、推行更有效的產業政策、加快貨幣自由化等外，更為重要的方面是加強工業化時代的社會保護機制建設。日韓通過加大福利投入，縮小城鄉差距和最低工資制度，使居民的初始財富分配比較平均，發展機遇大致均等，形成穩定的發展預期，延續了經濟發展和產業升級的時間和空間，經濟得以順利轉型。反之，拉美失敗的教訓表象是其經濟發展長期徘徊不前，但根源在於社會保護機制的重建，特別是創造公平的發展環境方面遠遠不如日韓多。因此，擺脫中等收入陷阱的時間也大大超過前者。

　　再推遠一些，西歐和美國也經歷過中等收入陷阱。美國在所謂的「鍍金時代」之後的社會動蕩以及1929-1933年的大蕭條，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機制是「羅斯福新政」。其重要切入點就是重建工業化時代的社會保護機制，加強社會保障制度建設，使美國成為世界上最早實行系統的社會保障法律制度的國家，美國也最終擺脫了中等收入陷阱，進入發達國家行列。對西歐而言，兩次世界大戰就是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經濟原因，它們也是通過重建社會保護機制——建設福利國家，隨後迎來近30年的黃金髮展期。

　　總體看發達國家的成敗經驗，可以認為中等收入陷阱實質是「社會陷阱」，是社會保護機制嚴重滯後於經濟發展階段，對工業化、市場化、城市化給社會造成的衝擊缺乏有效保護機制，進而反過來形成對經濟增長和社會穩定機制的巨大衝擊。因此，中等收入陷阱不僅是一個經濟概念，更是一個社會概念，即快速發展的生產力與落後的社會保護機制之間的衝突所形成的一系列社會問題。這些社會問題基本上在進入人均GDP為3000美元後會凸顯出來。

　　中國目前正處於這種中等收入陷阱中，判斷依據是，從量的規定性看，世界銀行認為中等收入陷阱的收入區間為人均GDP3000到6000美元，中國正好處於這個區間；從質的規定性看，中等收入陷阱具有下列風險：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城市化進程問題突出、資本賬戶開放帶來挑戰、產業升級缺乏支持以及社會服務滯後等，中國也基本都遇到了。

　　中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最主要原因也是適應工業化生產方式的社會保護機制尚未建立。當工業化、城市化和市場化給中國帶來巨額財富之時，中國也遭受了史無前例的風險。試圖沿用傳統農業生產方式的社會保護機制來應對工業化的社會風險，只能使風險愈來愈複雜。傳統計劃經濟消亡了，但以單位制和以熟人社會為依託的社會保護機制卻仍然在運作，如工傷和維權。農業生產方式社會保護機制解體了，但新的工業化卻沒有提供一個更有效的替代機制，如養老和公共衛生；經濟運行方式轉型了，但控制兩級分化的收入分配機制卻缺乏系統性改革，如稅收制度等；粗放發展模式解體了，但是集約式發展的支撐機制尚未成熟，如高素質勞動力和強大的國內購買力市場等。上述問題在發展主義思路下被逐步放大，演變成越來越嚴重的社會問題。

　　沿用傳統的增長機制來解決工業化時代的社會風險，是本末倒置。那種認為蛋糕做大自然會有更多資源來解決社會問題的觀念是錯誤的，實質上在維持傳統做大蛋糕機制的同時，也製造了諸多社會矛盾和風險，不能擺脫中等收入陷阱的魔咒。

　　因此，中國現在不是需要討論中等收入陷阱是否存在，而是應儘早採取措施躍出這個陷阱，避免問題累積和嚴重化。工業化產生了農業化時代沒有的社會風險，傳統農業社會保護機制的弱化產生了更為複雜的社會問題，需要在國家層面重建全體公民的互濟機制，才能通過集體力量抵禦工業化社會風險。由此，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對策不是學習外國如何通過增加投資、提升產業結構、促進經濟結構轉型，而是破除發展主義理念，利用政府掌握的社會資源，加大財政社會投入的力度，重建工業化時代的社會保護機制。

　　中國無須擔心社會保護機制完善後對經濟增長的衝擊。研究發現，每次通過社會保障的調整和完善跨越發展陷阱，都會帶來快速的經濟增長，國際經驗有「羅斯托起飛」跨越貧困陷阱，二戰後西歐經濟快速發展被稱為「凱恩斯起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如果美歐福利改革成功，重建社會保護體系，也許會迎來第三次起飛，姑且稱為「吉登斯起飛」。中國已經完成「羅斯托起飛」，「凱恩斯起飛」是否可期，就看中國政府是否願意加大社會投入並改革社會保護制度，調整自身發展定位，以實現和諧發展。

　　可以認為，政府重建社會保護機制的意願就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動力，兩者之間是正相關關係。

　　（作者為上海社科院世界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