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山文化彩陶簡論
[舊作]
在黃河與長江兩大流域都發現了豐富的新石器時代彩陶,而且都有了較為充分的研究。在兩河以外的區域也有彩陶發現,只是在數量和類型上有較大差距,所以對它們的研究沒有引起太多的重視。遼河流域發現的新石器時代彩陶,多屬紅山文化,這些彩陶因為資料不系統,目前還沒有人進行全面研究。
紅山文化彩陶自成體系,特徵突出,它與黃河彩陶也有過交流。本文是對紅山文化彩陶資料的一個簡單的梳理,以期對北方史前彩陶的研究能有所推進。
1、紅山文化彩陶的發現在北方地區發現的年代較早的彩陶,較多見於西遼河地區的紅山文化,在赤峰紅山後[[1]]、蜘蛛山[[2]]和西水泉遺址[[3]]發現紅山文化典型彩陶器,引起研究者的關注。其他發現彩陶的地點還有敖漢旗三道灣子[[4]]、巴林左旗南楊家營子、遼寧凌源縣三官甸子城子山[[5]]、阜新胡頭溝遺址等[[6]],近些年在遼寧凌源牛河梁[[7]]和內蒙古敖漢旗興隆溝遺址又有一些新發現,為紅山文化彩陶增添了新的內容。此外還有一些未及發表的新資料,其中包括一些比較重要的資料,有的彩陶紋樣還是過去很少見到或是從未見過的,值得關注。
紅山文化彩陶很多都出土於墓葬中,居址中也有一些發現。由墓葬的發現看,紅山文化彩陶有的是專用的墓葬用器,不是日用器皿。如大量見到的高筒形器,有時並列排放在墓室周圍,它們不能作為容器使用。由於大規模發掘的遺址很少,對紅山居民日常生活使用的彩陶目前還不能獲得全面的印象,但可以肯定有些精美的彩陶原本是用於日常生活的,當然不會為一般居民所擁有。
對於紅山文化彩陶的研究,僅僅見於一些綜合性研究論文附帶提及[[8]],很少見到專門性的研究論文。
2、紅山文化彩陶的特點紅山文化彩陶特點鮮明,多是在細泥紅陶上以黑彩繪出紋飾,敷彩面一般較大,要佔到陶器表面的大半位置。彩陶器形主要有缽、碗、盆、罐和壺等。
紅山文化彩陶紋樣基本都是幾何形,紋飾以菱格紋、鉤旋紋和疊弧紋最有特色,還有並行斜線紋(圖一,1、8、11)和平行豎線紋等(圖一,2—4、6;圖二),也有並列三角紋(圖一,5、7、9、10)和類似花瓣紋等(圖三)。以直線和弧線為圖案基本元素,紋飾樸實簡潔,構圖對稱均衡;講究色塊對比,採用襯托手法表現紋飾互映效果。其中如菱格紋的黑彩與陶器表面的紅地黑紅相間,色塊整齊,對比強烈,有如棋盤一般(圖四)。還有整齊的疊弧紋,粗壯的弧線重重疊疊從陶器口沿下平行垂下,瀟洒飄蕩,形如疊帳(圖五)。又如鉤旋紋亦是以黑彩襯紅地,環環相扣,層層相疊,圖案給人以很強的衝擊力。鉤旋紋又分單鉤和雙鉤兩種,排列都非常整齊,很有韻感(圖六、七)。另有一種種主要裝飾在筒形器上的寬頻紋也很有特色,黑彩寬頻多層平行,紋飾雖然簡潔,但卻顯得很有氣勢(圖八)。此外還有一種傘蓋狀的圖案,將陶罐上部畫出傘狀圖案,有如荷葉形蓋子,很有裝飾意味(圖九)。
紅山彩陶中許多器物都是一器繪一種紋飾,成行成排,羅列有序。有時也見到兩種紋樣同繪一器,對比強烈,相得益彰。
紅山文化彩陶有別於其他新石器文化彩陶,它的圖案構成極有特點。張朋川先生的評價是:紅山文化彩陶「花紋繪製較嚴謹工整,善於運用斜線和弧線,使花紋既有曲直變化,又有鉤回呼應。圖案常以不同紋樣組成的圖案帶在陶器上腹作多層的排列,用重複出現的紋樣來加強裝飾效果,因此圖案的結構是別具一格的」。[[9]]
紅山文化彩陶具有強烈的藝術感染力,自身特點比較突出,整體風格與黃河流域彩陶有明顯區別。由於資料的局限,目前尚不能完全明晰它的發展演變脈絡。
楊虎先生曾將紅山文化分劃為三個地方類型,即興隆窪F133代表的類型、西水泉類型和東山嘴類型,分別代表紅山文化早晚不同發展階段。興隆窪F133代表的早期類型,沒有彩陶發現。西水泉類型彩陶發現較多,「彩陶常先在器表塗紅衣,再繪黑彩,均為幾何紋。單一母題組成的紋帶有寬頻紋、蝌蚪形斜平行線紋、麟形紋、菱形紋等。複合紋飾有平行線紋,以單條豎線間隔;平行斜線三角紋,空隙處填渦紋。彩陶紋飾多呈橫帶形環繞器表。」東山嘴類型彩陶出現新的紋樣及新的組合,有平行寬橫條紋,頂角三角紋和勾葉圓點紋等,有一定數量的內彩,新的典型器主要有彩陶筒形器等。紅山彩陶是先有單條寬頻彩,後有多條平行寬頻紋,麟紋由平行窄條變為平行寬條[[10]]。
紅山文化彩陶有一定的地域特點,發表的現有資料比較零散,還不足以勾畫出清楚的輪廓。
3、紅山文化彩陶的含義
從彩陶規範的表達模式看,我們對許多紋樣一定包含著特定的信息深信不疑。流行的紋飾一定有它固定的象徵意義,它是史前人抽象出來的觀念符號。對於彩陶紋飾含義的研究,許多研究者都進行過的嘗試,雖然這種嘗試很難取得確定的結論,但這樣的努力對於深入探討史前人的精神生活總會有所收益。
雖然紅山文化中的彩陶無論是數量還是紋樣的種類都不算太多,系統的研究也並沒有跟進,但研究者對一些流行紋樣象徵意義的研究,卻是有了急切的探討。由於紅山文化盛行龍崇拜,出土了許多玉龍標本,有的研究者便希望能在彩陶中找到龍的身影。於是彩陶中的疊弧紋被認作是龍麟紋,這樣的彩陶也就成了紅山人奉行龍崇拜的又一個證據。郭大順先生認為,多見於斂口罐和筒形器上的疊弧紋是龍麟紋,在紅山及其他遺址的彩陶上還有龍身紋,這種龍身紋與陶寺龍盤所見完全相同(圖九,2),後者源於前者的發展脈絡清楚[[11]]。不能否認,疊弧紋確實有麟片的形狀特徵,但作為一種紋飾,它的來源並不清楚,在玉龍身上也沒有見到相似的圖案,還需要等待新出土相關資料印證。再者,紅山文化龍的原型,據研究是豬的可能性較大,或許豬龍本是不會有麟片的。那與陶寺龍盤接近被認為是龍身的紋飾,更有可能是菱格紋的變體,不一定就是表現的龍的身子。
從彩陶筒形器看,它是一種無底的特型器物,不是一般的日常生活使用的容器,它往往出土於大型墓葬中。一些研究者都認為,紅山文化的類似彩陶可能是專用的祭器[[12]]。如果是祭器,它上面的紋飾不會不具有特別的含義。我曾將紅山文化鉤旋紋(勾連花卉紋)籠統歸入旋紋看待,讀的是地紋。紅山文化居民對這種紋飾特別重視,除了在彩陶上大量描繪,還用刻劃的方式將它裝飾在陶器上,阜新胡頭溝遺址就出土了這樣的陶片。類似旋紋式地紋彩陶在仰韶和大汶口文化中發現較多,應是一種特別的象徵,它的真實含義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4、紅山文化彩陶的來源與去向紅山文化中的彩陶似乎是突然出現的,因為在西遼河流域的前紅山文化中,沒有發現更原始的彩陶資料。如果是突然出現的,它最有可能是周邊文化影響的結果。但是由紅山文化彩陶中的主流紋飾看,在南邊的仰韶和大汶口文化中都找不到源頭,這似乎說明紅山文化彩陶又表現有相對獨立發展的特點。
紅山文化彩陶特點突出,它一開始就顯得比較成熟,它的來源不明。雖然與其他文化沒有明顯聯繫,但也不是一點聯繫也看不出來。
在東部遼東半島地區的大連長海郭家村等遺址出土一批彩陶,從紋飾上看就有與紅山文化類似的彩陶(圖一O),它們都有以鉤連弧邊三角作襯底的旋紋彩陶[[13]]。這種紋飾的源頭也許可以追溯到大汶口文化,在江蘇邳縣大墩子就出土了不止一件的旋紋彩陶鼎(圖一一),紋樣構圖與大連的發現完全相同[[14]]。從這種紋樣的彩陶可以看出不同文化之間存在的聯繫,但無論是在紅山文化還是在大汶口文化中發現都不是太多,不是主流紋飾,所以究竟是誰影響誰還沒有最終的判斷。如果再往前溯,仰韶文化的廟底溝時期也有類似彩陶圖案發現,也算不上主流紋飾。
西部河套地區阿善文化或海生不浪文化的發現,證實了仰韶文化北上向那裡的擴張。河套地區不僅發現了與半坡和廟底溝文化相當的遺存,也發現了典型仰韶文化的彩陶。在大量彩陶中見到一些與紅山文化有關聯的紋樣(圖一二),如鉤旋紋和疊弧紋等[[15]]。自然我們一時還不能明白紅山文化彩陶是否受到河套地區彩陶的影響,但它們之間的聯繫卻是明確存在的。
文化之間的傳播與影響應當是相互的,是雙向的。值得注意的是,紅山文化彩陶有可能對仰韶文化產生過一定影響。在河南陝縣廟底溝遺址曾出土一片鉤旋紋彩陶(圖一三),紋樣風格與仰韶文化彩陶區別明顯,類似彩陶在仰韶遺址再無發現,但它卻是紅山文化彩陶大量見到的圖案,我們有理由說廟底溝遺址的這片彩陶與紅山文化有關,而且有可能是直接由紅山文化傳入的原創彩陶[[16]]。
紅山文化彩陶的去向,最有可能的是後續的小河沿文化。小河沿文化也發現有較豐富的彩陶,其中以內蒙古翁牛特旗石棚山墓地的資料最為豐富。1977年發掘的石棚山墓地,隨葬品中包括有大量彩陶,不僅細泥紅陶上繪彩,在部分灰陶和夾砂陶上也有彩繪圖案。彩陶多為缽形器,使用或紅或黑的單彩繪製圖案,紋樣多正倒相間的三角和半圓形,使用平行豎線或斜線作間隔[[17]]。其中平行的斜線和直線與紅山文化彩陶多少有些聯繫,但全然不見紅山文化典型的鉤旋紋與菱格紋。有研究者認為這些彩陶與黃河中游的後崗一期文化聯繫更為緊密,但因兩者年代差距較大,無法進行對比研究。
紅山文化的彩陶有鮮明的特點,它有獨立發展的一面,也部分接受了周邊文化的影響或是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鄰近的文化。
注釋:
[1]濱田耕作、水野清一:《赤峰紅山後》,1938年。
[2]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內蒙古工作隊:《赤峰蜘蛛山遺址的發掘》,《考古學報》1979年2期。
[3]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內蒙古工作隊:《赤峰西水泉紅山文化遺址》,《考古學報》1982年2期。
[4]遼寧省博物館等:《遼寧敖漢旗小河沿三種原始文化的發現》,《文物》1977年12期。
[5]楊恭篤等:《遼寧凌源縣三官甸子城子山遺址試掘報告》,《考古》1986年6期。
[6]方殿春等:《遼寧阜新胡頭溝紅山文化玉器墓的發現》,《文物》1984年6期。
[7]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遼寧牛河梁紅山文化「女神廟」與積石冢群的發掘》,《文物》1986年8期;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遼寧牛河梁第二地點四號冢筒形器墓的發掘》,《文物》1997年8期。
[8]楊虎:《遼西地區新石器—銅石並用時代考古文化序列與分期》,《文物》1994年5期;郭大順、馬沙:《以遼河流域為中心的新石器文化》,《考古學報》1985年4期;張星德:《紅山文化分期初探》,《考古》1991年8期。
[9]張朋川:《中國彩陶圖譜》,文物出版社,1990年。
[10]楊虎:《關於紅山文化的幾個問題》,《慶祝蘇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
[11]郭大順:《遼西古文化的新認識》,《慶祝蘇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
[12]傅宗德:《筒形器用途初探》,《遼海文物學刊》,1991年1期;劉國祥:《紅山文化無底筒形器的考古發現及其功用》,《中國文物報》1994年9月11日三版。
[13]旅順博物館等:《旅順於家村遺址發掘簡報》,《考古學集刊》1981年1輯;遼寧省博物館等:《長海縣廣鹿島大長山島貝丘遺址》,《考古學報》1981年1期。
[14]南京博物院:《江蘇邳縣四戶鎮大墩子遺址試掘報告》,《考古學報》1964年2期;《江蘇邳縣大墩子遺址第二次發掘》,《文物》1972年3期。
[15]吉發習:《內蒙古托克托縣新石器時代遺址調查》,《考古》1978年6期;蘇眙:《內蒙古自治區黃河沿岸的彩陶藝術》,《內蒙古日報》1981年10月21日。
[16]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廟底溝與三里橋》,文物出版社,1959年。
[17]李恭篤:《昭烏達盟石棚山考古新發現》,《文物》1982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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