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中道」哲學及其意義

孔子的「中道」哲學及其意義楊朝明1988年1月，「第一屆諾貝爾獎獲得者國際大會」在法國巴黎舉行，75位參會者（包括52名科學家）經過四天討論得出重要結論：「人類要在21世紀生存下去，必須回頭2500年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提出這一結論的是瑞典物理學家漢內斯·阿爾文博士，他一直致力於空間研究，1970年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由於自己的工作無意中成為「星球大戰」的序曲，因此他曾義憤地建議各國將國防部改名為「大批殺傷平民部」。上述結論是他在等離子物理學研究領域的輝煌生涯將近結束時得出的。更值得注意的是，本次會議的議題是「面向21世紀」，顯然，這是人們面對未來的深沉思考，而且，據報道，漢內斯·阿爾文博士的這一發言被認為「最精彩」。（顧犇：《關於諾貝爾與孔夫子的一些說明》，《中國文化研究》2002年第2期）阿爾文博士看到了怎樣的「孔子的智慧」，他又何以將其提升到關乎「人類生存」的高度？我認為，這裡彰顯出的是孔子及其哲學的重大意義。「孔子智慧」在於「中道」不論阿爾文博士對孔子儒學了解多少，但孔子儒家的社會主張、政治理想是人所共知的。他們嚮往「天下為公，講信修睦」，希望人們「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要求人們互相關愛，儘力做到「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泛愛眾」。孔子儒學影響了中國兩千多年，也影響到中國以外的許多地區。孔子相信「道不遠人」，他認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禮記·中庸》）所以，無論是政治主張還是倫理學說，孔子往往都從淺近的道理出發。有人認為孔子「只有一些老練的道德說教」，其實，正如中國的《周易》不太容易讀懂那樣，真正讀懂孔子也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情。現代西方有學者經過比較後說道：「在孔子學說的影響下，偉大的中華民族比世界上別的民族更和睦和平地共同生活了幾千年。」又說：「孔子提出的方法是簡單的。也許你不會馬上就喜歡它，但是其中卻蘊含著比人們第一眼所看到的更多的智慧。」【英國·貢布里希（Ernst H.Gombrich，1909～2001）：《寫給大家的簡明世界史·一個偉大民族的偉大導師》】孔子思想也有一個階段性的發展過程。孔子思想產生之初，他關注最多的應該是「禮」，即周禮。孔子名聲日隆，從學弟子眾多，都在於他對周代禮樂的精深造詣。這時期，孔子談論最多的也是周禮，他所念念於懷的，是怎樣以周代禮樂重整社會。後來，孔子對社會的認識逐漸深化。他到處推行自己「禮」的政治主張，企圖改造社會，但處處碰壁，遂進一步思考「禮」之不行的深層原因。於是，他越來越多地提到「仁」，議論「仁」與「禮」關係，孔子「仁」的學說得到了充分拓展和完善。進入「知命」之年以後，孔子的人生境界繼續提高，逐漸達到「從心所欲不逾矩」的佳境。他晚而喜《易》，作《易傳》，對哲學思想進行了具體闡發，他「中庸」的方法論觀點也臻於成熟。孔子的智慧來源於他對以往歷史的總結。歷史給了孔子一個制高點，在他的時代，似乎沒有人比他更有仁德，也沒有人比他更博學、更睿智。他與常人所不同的，就在於他立足更高，所見更遠。他思考人性、思考人道，同時也思考天地之道，他整體、系統而動態地觀察世界。從他敬仰的先聖先王那裡，他看到了「允執其中」，看到了「中道」。通過繼承、凝鍊與提升，孔子達到了他認識世界的最高境界。不言而喻，不理解中庸，就難以真正了解孔子。「中庸」就是「使用中道」對於「中庸」，歷代學者做出過很多解釋。「中庸」十分神奇，但同時也十分簡單，因為「中庸」就是「執中」、就是「用中」。無論從《易經》，還是藉助新出土的地下文獻（郭店楚簡《五行》），都證明「庸」在先秦時與「用」相通，「中庸」即「用中」。用中就是「用心」，用心之道就是「誠」。宋代以來，學者們對「中庸」的解說越來越複雜，讓人如墜雲里霧裡。其實，我認為，漢代學者早已經說清楚了。鄭玄說：「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為用也。庸，用也。」庸，也就是「用」。《中庸》通篇所講都是如何把握中道，如何在實際中使用「中」。作為概念「中庸」特別簡單，但真正把握「中」道、做到「用中」卻並不容易。也正是正因如此，孔子才認為中庸是一種「至德」。不難理解，「中」隨著時間、空間的變化而變化，「中庸」不是簡單的「調和」，也不是簡單的「折中」。對這個「中」的把握，就好像掌握平衡，這種平衡就是一種穩定、一種和諧。如果不穩定、不和諧，就不能發展。所以《中庸》中說：「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天地位」就是和諧，「萬物育」就是發展。「中」，不是任何時候都能一眼看透，它不是數理意義上的「中間」。前幾年，清華大學收藏了一批戰國時期的竹簡，價值極高！最初公布的第一篇文章被定名為《保訓》，這是周文王臨終時訓誡太子發的「遺言」。人們驚奇地發現，周文王臨終諄諄囑託的竟然就是一個「中」字。他要求太子發了解民情、了解人生，深入社會、認識社會，從而準確把握矛盾，盡量處事以「中」。武王臨終時，同樣希望自己的繼承人做到「中」，他讓周公輔成王，他對周公說：「先後小子，勤在維政之失。」讓他「克中無苗」，做到適中無邪，以「保」他在位。武王接著說：「維中是以，以長小子於位，實維永寧。」既要「保」其在位，又要「長」其於位，使他在王位上要儘快成長起來。怎麼成長？要「維中是以」，即維中是用。孔子「憲章文武」，文王、武王的「中道」思想一定影響孔子很深！而了解文王、武王的「中道」思想，對於正確理解孔子「中庸」思想也很有意義！「以禮制中」和「以刑教中」歷史上，「中庸」曾倍受誤解，不少人認為「中庸」就是沒有原則，就是片面「折衷」和「調和」。時至今日，還常常會聽到一些似是而非的論調。有人說中國近代落後是中國人「太中庸」，是因「中庸」而缺乏銳氣，「中庸」竟成了中國落後的替罪羊！事實上，孔子非常反對不講原則的做法，認為這是「鄉愿」，是「德之賊」（《論語·陽貨》），是對道德的戕害。其實，「中庸」乃是準確判斷事情變化，把握時空條件，掌握事態動向，以處理問題恰到好處。要在具體實踐中「執中」、「用中」，符合「中道」，需要具備知識與境界，具有理解水平，了解事物屬性，把握規律。孔子十分讚賞行尊崇古代「聖王」舜，認為他能夠「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中」是不斷變化的，就像平衡被打破後要繼續保持平衡，就應採取相應措施。舜也一定是這樣，因此，孔子感嘆舜有「大智」（《禮記·中庸》）。周文王對太子提出的要求很嚴格，希望太子認真遵行，保持誠敬態度，而不要鬆懈。文王、武王以後，周人認真遵行「中」，在西周時期，「中道」思想很受重視。在他們的觀念中，「天道尚左，日月西移；地道尚右，水道東流。人道尚中，耳目役心」 （《逸周書·武順解》），人道尚「中」，就像「日月西移」、「水道東流」那樣，自然而然，理當如此。所謂「耳目役心」，就是「耳目役於心」，這是說要用心去思考、分析、把握信息，要有透過現象看本質的能力。這種樸素的「人道」主張將「天」、「地」、「人」合觀，把人放在天地之間，沒有孤立地看待人的問題。那麼，這個「中」的標準是什麼？這個「中」就是「禮」。西周職官中有「師氏」，具體職掌邦國事情是否合乎法度、禮制，以之教育後代。《周禮·地官司徒》說：師氏「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 鄭玄註：「教之者，使識舊事也。中，中禮者也；失，失禮者也。」符合禮的為「中」，否則就不是「中」，就是「失」。所以《逸周書·武順解》又說：「天道曰祥，地道曰義，人道曰禮。」這裡的「禮」符合天理、人情。人以「禮」的標準學會守「中」，使行為符合法度，這是從主動而言。但有時候，一些人（或者「個別人」）需要教育、教化，這是從被動而言，這便《周禮》之中所說的「以刑教中」（《周禮·地官司徒》）。在現實社會中，有很多時候，人的行為未必合宜，未必適當。按照孔子和早期儒家的取向，社會管理的最高境界是用道德教化人心，其次則是以政治引導人民。但政教不是萬能的，它並非在任何時候、對任何人都適用，也有的人「化之弗變，導之弗從」，其行為傷義敗俗，負面影響很大，對這些人就只能「用刑」，採取強硬措施。這種「傷義敗俗」者的懲罰，是對社會扭曲行為的矯正，也是對社會行為的一種剛性引導。這是從「刑」的特殊角度，告訴人們什麼是「中」，什麼樣的行為違背了社會規範。「中庸之道」是「和諧」之道從實質上講，「中庸之道」就是修身之道，也是君子之道。孔子主張仁政德治，他教育弟子，十分強調個人修養，教以詩書，道以孝悌，用仁義禮樂加以引導和啟示，以成就道義、德行。這是人具體的修行方式與途徑。《中庸》說：「喜怒哀樂之末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人都有喜怒哀樂之類的情緒，這些情緒是對外部事物的正常反映。人們對外界事物的反映都具有一定的客觀性，這便是「率性」之「道」，這正如《尚書·盤庚》中所說：「各設中於乃心」。人心裏面的那個「中」，是人正常的情緒與心境，它的正常、適度、有節的表達，才會得到「和」的結果。而人「發而中節」，決定於心裡的那個「中」。沒有「中」，就沒有「和」。那麼，「中」的標準是什麼？如前所說，「中」來自禮，「以禮制中」。所謂禮，就是「理」。孔子說：「禮也者，理也。」（《孔子家語·論禮》）《禮記·禮器》也說：「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者也。」合理的才是「合禮」的，而合乎「禮」的，才是「中」。「中」符合天理，順乎人情，合於人心。這種「中」的合理表達，其結果必然是「和」。沒有和諧穩定，哪會進步發展。所以《中庸》又說：「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天地位」就是和諧，「萬物育」便是發展。孔子主張用仁、義、禮、智教化民眾，人有了個體素養的提升，有了對社會人生的深刻理解，才有可能認識「中」，從而儘力做到「中」。「中」是一種境界，但長期做到「中」又很不容易，所以孔子強調說：「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論語·雍也》）中庸之道作為傳統儒家修行的法寶，其基本點在於教育人們自覺地進行自我修養、自我監督、自我教育、自我完善，把自己培養成為具有理想君子人格的人，其理論的基礎在於人道應當符合天道，將天人合一，盡心知性知天，做到將人的理性與情感的統一起來，完善自己內心的品德和智慧，在此基礎上處理好各種人際關係，進而使天下國家達到太平和合的理想境界。中庸是人生和諧之道，也是世界和諧之道。人生和諧的追求需要以「義」為準則，力求使言行「惟義所在」（《孟子·離婁下》），國家的、天下的和諧同樣如此。「中和」之境的「和諧」不是暫時的，它建立在「禮」的牢固基礎上，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儒家主張「以和為貴」，同時主張「以禮節和」，認為不可為了和諧而一味地追求和諧，而不知道用禮加以節制。禮貴得「中」，知有所「節」則知所「中」，能得中庸之常道，不偏不倚，恰到好處。無論對個人、家庭還是社會、國家乃至整個世界，「和」都極其重要。要保持「和」，重要的是守禮、有道，遵循共同的行為準則。孔子說：「君子和而不同。」（《論語·子路》）人有恆心，堅守德行，與周圍的人相處融洽。如果沒有自己獨立的思想，不能堅持自己的德行，一味追求和別人保持一致，而不講求原則，就很難與他人保持和諧相處，共同發展。這同樣既是人生和諧之道，也是世界和諧之道。當今時代，中國提出建構「和諧世界」的理念，這實際是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的延伸和發展，與孔子的「中道」哲學存在著顯著的契合。外交是一個道德選擇困難的領域，但也是一個道德選擇適宜的領域。道義因素是外交的重要維度，而現在佔據主流的國際關係準則及其價值觀，還沒有擺脫實質上的民族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影響，因而探討符合天道正義的國際憲政規則顯得十分必要。在諸多思想資源中，也許儒家的相關資源最為豐富。 【原刊載於《邯鄲學院學報》2013年第3期，2013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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