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超 其實，我未改初心

大概是展現在公眾面前的鄧超太能鬧了，所以人們已經無法準確地對他定位。去年，他當上導演，一部賤賤的喜劇片《分手大師》，賺取了6億多的票房；又在綜藝節目里成為了「智勇雙全」但數學不那麼靈光的「跑男」隊長；而他和孫儷的婚姻又因「明星家庭」的受關注度而不時被黑，「離婚」、「出軌」等負面新聞常會「間歇性發作」。就這樣，鄧超的身影在不同身份和媒介之間晃來晃去，人們似乎忽略了鄧超的那顆做演員的初心。

一直到目前熱映的電影《烈日灼心》，36歲的鄧超與片中合作的小夥伴段奕宏、郭濤共封今年上海電影節影帝，他在片中扮演的辛小豐狠狠地灼了觀眾的心，人們突然想起，原來笑笑鬧鬧的明星鄧超，首先，是一名演員。

和辛小豐「超哥這次怎麼好像不開心，每天都不理我們」

《烈日灼心》殺青的倒數第二天，鄧超離開了劇組，他發了一條微信，寫道：「小豐，在你房間里住了那麼久，今天不得不說再見了，我知道在那個世界的你很苦，希望你快樂一些，我是小豐，我是超。」結果，導演曹保平他們看後哭成一片，電影拍攝的種種艱辛，唯有他們最投入也最難以自拔。

辛小豐這個角色，用鄧超的話說就是「太猛了」，「角色塑造得彈性太大了，好難啊，我好喜歡。一個強姦犯、殺人犯，逃亡七年，原來是個學生，後來變成協警、爸爸，開始做好事兒。」對演員來說，最幸運的莫過於遇到好角色，辛小豐這個戲份十足的角色也被段奕宏等眾多演員青睞，最終幸運地落在了鄧超頭上，而從那一刻起，鄧超就開始「辛小豐附體」，深陷其中，痛，卻也快樂著。

看完原著小說《太陽黑子》和曹保平的劇本，鄧超說自己的眼睛就離不開辛小豐了，「看小說的時候就已經和小豐……就特別想替他說話。」鄧超以「如饑似渴」來形容自己對這個角色的喜歡，「辛小豐是一把『風吹髮斷的快刀』，因為他不要命不要錢。從他七年前的那樁事情之後，『命』在他眼裡從來不是個東西。我的感覺，辛小豐就是一個活死人，一張黑白照片，唯一能讓他有點顏色的，就是那個小女孩尾巴。」

在開拍前，鄧超就每天穿著辛小豐的衣服，辛小豐在電影里只有兩套衣服，除了協警服，還有一件黑色的夾克，裡面的T恤是鄧超穿了很多年的舊T恤，他還選了一條很舊的牛仔褲，一雙很普通的黑色皮鞋，「內褲也是我自己挑的，在地攤上買的，就希望儘快進到那個世界，因為他離我太遠了。」

在廈門拍攝的那幾個月，鄧超不想出門，就是和辛小豐待在一塊，「不想出門，每天窩在那兒。其實我們的拍攝團隊已經合作三次了，很熟悉。後來聽他們說，『超哥這次怎麼好像不開心，每天都不理我們』。之前排戲，大家天天玩兒，招呼他們打籃球、吃宵夜……這一次我什麼都不想做，就想陪著辛小豐。我在廈門有很多朋友，但我不想出去，我姐也在廈門，不跟她見，不想破壞那種感覺。」

在鄧超看來，拍《烈日灼心》讓他感覺自己像是個充滿氣的氣球，開一次玩笑，就會像是被針扎了一下，就會泄氣。有個特別好的朋友請鄧超去最好的餐廳吃飯，「但是我無法想像辛小豐待在那樣的餐廳，因為辛小豐沒錢，他有一點錢都給尾巴花了。我說我怎麼能去吃西餐呢？喝點酒，聊點別的？我覺得沒有時間，並不是要更多的信息量進到我的腦海里，而是，別動，別動別動，就像心臟病犯了一樣。所以，好多人那時覺得我特可怕，說一年不見，鄧超怎麼這樣啦？他平時不是這樣的，他應該是見誰都開玩笑的，但是在這部戲裡，我就把自己關在房間里，可能更多去的是導演的房間，折磨導演，每天都熬著，因為辛小豐也不睡覺，所以他有黑眼圈。」

電影殺青時，鄧超感覺自己成了一副空皮囊，裡面都沒有了，坐在去機場的車上，感覺是一張皮鋪在椅子上，「小豐要沒了，我跟他住了這麼久，今天我要回去做鄧超了，但鄧超離我也挺遠的。」

至今，鄧超保留著原著小說《太陽黑子》、爛掉的劇本和一個拍特寫的打板器，「打板器已經斷掉了，拿大力膠又粘上，上面寫著『26場C』，這三樣東西一直放在我家裡很重要的柜子里，每次去陽台都會路過，看見了，就會有一點點魔怔了。那時候每天都覺得胸悶，甚至有點幽閉。」

和表演「我的每個角色都有一個他的房間，我會去他們的房間穿行」

現在，辛小豐這個角色已經成為過去時，但是鄧超說他一直沒走，「演員就是這樣，和角色交匯，這也是我愛上做演員的原因，我在中戲二年級時，開始明白要和角色握手、擁抱。我創造的人物，最初就像焦點沒有給實，慢慢走向他，這個角色有點像靈魂，說起來有點害怕啊，但是他會就這麼看著我，我也看著他，看著他坐在那兒，那個時候就是這樣。小豐不可能不在鄧超的心裡住下。」鄧超說自己心房裡有一個房間是小豐的，「我的每個角色都有一個他的房間，當我老的時候，我會去他們的房間穿行，但是鄧超那個房間一定是最大的。」

演《烈日灼心》憑正劇獲封影帝，並非意味著鄧超要「改喜歸正」，大學就喜歡演喜劇的他認為，相比之下，喜劇更是用生命在去詮釋，「一部讓人緊張、感動和一部讓人笑到下巴掉下來、腹肌撕裂的作品，我認為它們在這個世界上的意義是一樣的。比較近的例子，90年代初的香港，張曼玉、劉德華、梁朝偉，他們什麼都演，挑戰各種可能，我也想成為這樣的演員。」

鄧超說大學時他排喜劇，匯演的時候大家都愛看，可是沒有他演薩特、尤金·奧尼爾的戲得分高，「對喜劇大家也許有偏見，其實《欽差大臣》和我當年演的『翠花』，和時代都有密切聯繫，都針砭時弊，但人們只會把翠花當做一個輕鬆的喜劇人物。喜劇里有小人物，他們是最底層的，被命運捉弄的。其實在上帝面前，好像每個人都是喜劇……喜劇能讓我自己更加打開。我穿戴整齊走紅毯的時候，總覺得後頭有人罵自己『好裝啊』，喜劇就是打破這些『裝』，面對現實，喜劇很有力量，但往往被人忽視。」

綜藝節目、舞台劇、電影……這些在鄧超看來，其實他都是在做一個事情，「我最多的考慮就是我愛不愛這個工作。我在乾的時候就很盡興，很快樂，我也相信這份快樂可以傳遞，一個愛笑的人，大家都會喜歡，如果是一個略帶冰冷的人，大概沒有愛笑的人那麼令人舒服。」

鄧超說他和老搭檔俞白眉聊過，這兩年會以喜劇為主，「其他的也都會做，安靜的、故事性比較強的題材，我也會當一個靜靜的美男子……其實我就是為觀眾在造一個又一個的夢，不管是舞台劇、影視劇還是綜藝節目，我們演員最終的意義就是給大家造夢，希望通過不同的故事、不同的人物、不同的夢，去跟大家一起交流探討，感受冷暖善惡，感受不同的命運。」

給別人造夢，鄧超也不忘實現自己的夢想，辦劇場就是其中之一，劇場對鄧超而言充滿活力與魔力，在籌劃多年後，鄧超與好搭檔的「超劇場」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中，對於「超劇場」的態度，鄧超說：「我們聊劇場的時候，就算一年能賠多少錢。賠得起嗎？賠得起就做。」鄧超說「超劇場」不會只演與他和俞白眉有關的戲，他們歡迎一切想給觀眾帶來歡樂的劇組和作品，會給出很優惠的政策，「不過我希望主體是喜劇。每次看到觀眾愁眉苦臉地進來，眉開眼笑地離開，太享受了，看到好多人因為你的戲而高興，這事太爽了。等以後開了第二個、第三個劇場，應該會有不同的定位，但這個劇場我的確想都演喜劇。」

和段奕宏「老段演得不好，他把在生活中對我的感情在戲裡流露出來了」

在《烈日灼心》中，段奕宏最喜歡的是他去刑訊室最後探視鄧超的那場戲，這場戲說來簡單，就是段奕宏扮演的刑警隊長伊谷春點支煙遞給鄧超扮演的辛小豐，戴著手銬、腳鐐哆哆嗦嗦的辛小豐接過煙，問警長，「我十惡不赦，犯了很多事，但我還算是一個好爸爸吧」，就是這麼一場戲，卻讓兩人演的時候人戲不分，鄧超還因為缺氧而被迫中斷拍攝，回到車裡歇了兩個小時。

回顧這段拍攝，鄧超說：「他們說給我戴假的手銬腳鐐，我說不行，就要那個大的鐵鐐把你拴在那兒。那天試戲的時候，老段摸煙，點煙，突然就哭了，他說『不行，我不能看超，我不知道他是超還是小豐』，我演的時候，感覺心臟開始不舒服，痙攣，瞬間出冷汗，嘴唇發白，血氣就沒了，說不了詞，也演不了，他們趕緊把我解開，我從來沒遇到過這樣的狀況，躺在車上，腦子裡又是夢又是劇情，亂七八糟高速運轉，感覺像盜夢空間一樣。」

評價起段奕宏在影片中的表現，鄧超說：「我覺得老段演得不好，他把在生活中對我的感情在戲裡流露出來了……開玩笑開玩笑，老段是我特別特別喜歡的兄弟、朋友、師哥、校友、前輩，我們在一起真的有火星撞地球的感覺。」

雖然是第一次合作，卻讓鄧超和段奕宏彼此「愛」上了對方，「電影劇情像貓和老鼠，演員和演員像是高手過招，你出這招，我接這招。我們的體系都蠻像，都是中央戲劇學院畢業的，都在舞台上磨過，有些情感是可以超越同學、朋友的，我覺得不一定是愛情、不一定是兄弟情，有時候就像化學反應，就像是高手和高手之間或者說是才子與才子之間的那種欣賞和不舍，都摻雜在一塊兒，都是人性的東西，老段演得很棒。」

而除了拍這場戲身體出現不適，鄧超拍攝死刑注射那場也讓他永生難忘，「當時拍的是一個長鏡頭，使用真實的葡萄糖直接注射到靜脈裡面，我感覺靜脈裡面特別特別疼，是我從未感覺的疼，我都開始想會不會有什麼後遺症？然後身體里的辛小豐告訴我：這個感覺是對的，別停下，你沒有感受過，扛一下再扛一下。所以在身體里有一個鄧超和辛小豐在搏鬥，很長的鏡頭在臉上，我們探討了幾個月這場戲怎麼拍，沒有人有這樣的經驗，抽筋、藥物生效、推得越來越疼，腦袋裡開始缺氧，兩個聲，像魔鬼跟天使，一個說這是對的，趕緊感受，一個說不對，要停下來。很長時間，我後來看紀錄片的時候，我的臉已經痙攣成一隻眼睛大一隻眼睛小，嘴皮翻出來，冥冥中聽到有人在哭，我以為做夢，後來知道是導演真的在哭，那場戲我們拍了兩個通宵，很過癮。」

和人生「不是一定要在山裡面待著才能參悟什麼」

《烈日灼心》中，鄧超和尾巴的父女情頗為感人，對於有了兩個孩子的鄧超來說，想像中應該演起來駕輕就熟，但鄧超說正因為他有孩子，演起來更有難度，因為辛小豐對於尾巴的悔感、贖罪感、情感複雜，和普通父女情感是不同的，「我在劇組的時候會給尾巴帶糖果，和她聊天講故事，產生父女間的化學反應。」

少年時的鄧超曾經是個叛逆的「混世魔王」，也正因此，他看《烈日灼心》時會後怕，「我會回憶我十幾歲的時候，大家一起打一頓群架，之後你都不知道為什麼，挺後怕的。那時打架沒理由，就是一時衝動。」

因為自己的童年，鄧超深深知道孩子如果有個可以陪他一起玩的夥伴該多好，所以，鄧超在兒子面前拒絕「扮演父親」，他對兒子就像兄弟、像朋友，做他的大夥伴，「我們家裡，媽媽負責嚴厲，我有時候就會說：『再玩兒會兒，再玩兒會兒』，人越來越大，卻還能像孩子般生活是多麼美好的事情，孩子反而常常是我的老師。」

鄧超對於自己的生活很感慨：「家的感覺真好，孫儷是我拍戲時最支持的人，她會先問我大概什麼時間回來，算好時間，給我泡好一杯蓮子心，再累再忙，那一刻就覺得，家的感覺真好。」鄧超說兩人工作時分得很清楚，「我去橫店看她，她說，你自己待會兒啊，我就坐在旁邊，陪著，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陪她對詞，演她的對手戲給她搭戲。沒她戲的時候，她就拿著甜品來探探我的班，很舒服，就夠了。」而對於親人，鄧超認為不要主觀地影響他，讓他自在，就是最好的愛。

人前的鄧超永遠熱力四射，他說自己不覺得累，「我沒有無力的感覺，熱情多好啊！只要是你自己喜歡的生活就好，並不是一定要在山裡面待著才能參悟什麼東西，我不用，我覺得自己現在特別美好。」

如今，鄧超早已不是當年那個為360塊房租發愁的年輕人，但是他說自己仍在學習，「人生就是這樣，我覺得很多東西是在成長和辯證的過程中改變自己。」而向善，是他的基本標準，「向善，這是任何職業都可以做到的。不管是劇場、真人秀還是電影，向善是我的前提。有時候晚上做完一場戲劇，那個晚上就是一個濃縮的人生，陪各種各樣的觀眾做一個夢。小時候我喜歡飛，你不知道我為了做夢能在夢裡飛，經常睡前許願，我說我今天好想飛好想飛，有時候知道自己在夢裡飛，就會使勁兒跟自己說，不要醒不要醒。」

積極向善、傳遞正能量的鄧超說起「黑」他的新聞，都以「不是正能量」來評價，他說無奈之餘，還是希望社會上能多一些正能量，「至於我本人的態度，就是用最簡單的方式去做——法庭上見。」

本版文/本報記者張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