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與評】張學昕:尋找生活與文本的「純粹」——讀王手的短篇小說
尋找生活與文本的「純粹」
——讀王手的短篇小說
張學昕一
在讀過王手幾乎所有的短篇小說之後,我感覺王手是一位踏實、虔誠又令人信服的「敘事者」。至少,王手的小說里已經充分地體現出他對寫作的極度用心,對文學的滿懷誠摯,而且,他對於短篇小說的敬畏,更是表現出一個作家最需要的「純粹」。這種「純粹」,不僅僅在於寫作的態度上,還在於一個作家對於生活的用心。倘若一個作家,能以對生活的用心來實現並完成對短篇小說寫作的用心,就一定會在文本中建立自己的這種「純粹」,而在我們今天這個時代,文學是多麼需要精神和藝術的雙重純粹。因為,文學寫作在這個時代有太多的承載,也受到了太多的困擾、撲面而來的衝擊和難以掙脫的誘惑。實在說,在今天,做一個誠實的寫作者是異常艱難的,尤其做一個短篇小說的寫作者。
在這裡,我並不是說,專事寫作短篇小說的作家就一定比其他作家更崇高,這也沒什麼可誇耀的,但他一定是在藝術的層面更忘我、更執著、更忠實的寫作者。我相信王手對短篇小說的表述:「我寫短篇的負荷還是挺重的,是的,這也是我寫得比較艱難、寫得不多的原因。那是一個猶如生病的病理現象,它不一定天天糾纏著你,但你一定要堅持吃藥,一旦病狀發作,你一定要認真對待。這個病生在你的身上,你一點辦法也沒有」[1]。這種幾近病態的藝術追求,儼然已經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稀缺內容而顯得難能可貴,這可能也是短篇小說這種文體樣式尚能存留、保持活力的根本緣由。這種寫作,當然應該算是「純粹的寫作」。
王手崇拜蘇童短篇小說敘述的寬廣和從容,因為這的確是短篇小說最為難得的品質,他在這種鏡像之中發現了自身的局限,當然,也清楚地看到了自己寫作的出發點和前景。很多時候,我們面對一位作家的時候,也不難從這位作家面對另一位作家的目光里,發現他自己的內心和詩學蹤跡。因為真正的作家,都走在共同開掘小說新的可能性的途中,他們都有著以小說抵達現實和心靈的夢想,這一點實際上也是小說長久以來的美學抱負。我相信,小說的基本元素之外,仍然有遠未達到頂點的小說敘事的結構,還有安睡著的想像力沒有被作家的創造性所喚醒。而每一位作家內心的「糾結」,都在於渴望能夠以自己獨有的寫作鍊金術,企及小說藝術絕妙的高度。當然,這裡除了需要光芒四射的智慧,主要是需要一個作家堅持的純粹的信仰,無論是面對生活,還是從事寫作。如今,這樣一個最基本的寫作倫理或底線,在許多寫作者那裡已經變得格外的奢侈。
現在,我們大致釐清了王手的虔誠的寫作姿態和方向之後,還無法猜測王手為何如此病態般地迷戀、醉心於短篇小說寫作的理由,可是,我還是忍不住要問,王手短篇小說的敘事力量來自何處?純粹屬於王手的獨一無二的文學元素都有哪些?王手小說敘事的出發點在哪裡?可以說,王手是一位自覺的短篇小說的敘事者,那麼,他究竟如何通過他的短篇小說來處理現實生活或存在世界,他在短篇小說中發現了什麼,或者說,他發現了有關短篇小說的什麼堂奧?像王手這樣誠懇而有痛感的寫作,對於王手本身和短篇小說的文本意義何在?王手在小說中將自己置於一個怎樣的世界裡?王手的堅執與純粹,他的自我認同和「野心」之間還有多大的距離?除此,我更感興趣的,還有王手在他的短篇情結中所遭遇的無奈、妥協、挫折,或者他的得意、喜悅、勝利,這些都肯定藏在了紙面語言的背後。但無論他能否意識到自己文本的表層或深層意義,對一個執著於短篇小說寫作的作家,在我們這樣一個時代,寫作的過程已然不是炫耀的過程,而是內心試圖把握生命、尋找詩意、努力發現的過程,想刻意承擔些什麼的過程。當然,也可能是精神焦慮、無助而苦楚的過程。
我這樣想像的時候,也就是在不斷地預設這些問題的時候,我也試圖用心而冷靜地考慮:一個作家,無論是否富有經驗,無論能否將現實的和藝術的困難重重的環節拋棄掉,他一定是在不惜一切代價地追求精神的自由、自立和藝術的獨特,儘管對於寫作而言,這裡布滿了可能永遠也參悟不透的命運玄機。王手說:「我的短篇很少有虛構的故事,都是些真實生活的反映,以我對生活的用心來完成對短篇的用心,用生活的純粹來構建文本的純粹,我以為短篇就是要純粹,它已經摒棄了許多功利了,那麼它就是要品與質兼優的」。也許,「純粹」真正的就是一種宿命,正如寫作也是某種宿命一樣,寫作的初衷和文本之間可能出現的「斷裂」,常常不具有通約性。可是無論怎樣講,寫作中保持樸素、老實、厚道的姿態,可能會忽視或漏掉存在世界的許多「精彩」,但對於小說而言,敘述的「盲點」和「空白」處,一定埋藏著無盡的隱秘。這也許就是王手以短篇小說進入現實的另一種「純粹」。
二
我對王手短篇的解讀,想從他的敘述方式或手段開始,同時,努力去考量王手在調動、整飭小說元素時所獲得的意外敘事效益。人性的較量與糾結、死結,命運、宿命的傳奇,不可知的力量所導致的悲劇,瑣碎而熱鬧的生活,都在王手實實在在的短篇獨幕劇里率性而轟轟烈烈地上演。王手對短篇小說寫作有著自己的看法:「短篇不一定都有一個大的起勢,但一定得找到一個好的入口,這個入口可以很小,但進去之後一定要有綺麗的風光。這個風光就是一些短篇的元素」。在這裡,王手的短篇小說最為用心的是敘事的「入口」。所謂「入口」,我理解為就是小說的視角選擇或方位,還包括視角展開後牽動敘事的逶迤的通道。有了好的、恰當的「入口」,才會使後面的敘述趨於和諧或平衡。王手的與眾不同在於,他老實而略顯笨拙的布局,看不出有任何手段的手段,也沒有匪夷所思的情景安置,但讓人倍感踏實、穩健。他所依賴的是,在充分的、流暢的、在人物困頓尷尬的人性夾縫裡,進行種種點滴的、持續的、跌宕的故事講述。我感覺到,這些文本本身,也是從作者對生存現實的思考縫隙中誕生的,它帶著那種生存現實的感慨和沉重,因此,王手的許多短篇小說都蘊含著人性深處悲涼的況味。
我感覺,《英雄窮途末路》和《柯依娜一個人》是王手寫得最沉重的兩個短篇,但也是王手蘊蓄了很大力量和心勁的作品。彷彿是憋足了一股勁,小說小心翼翼地先開了一個很小的「入口」,慢慢地讓水流靜靜地流淌進來,接下來的空間就開始闊大起來。首先說人物。正是人物內在的精神、心理漸變或驟變,並且讓他們在巨大的社會和個人的心理變化中,以及由此所帶來的紛繁、漂浮、慾望糾結的存在現場里,生髮出令人震驚和駭異的狀態。這兩個短篇里,王手沒有讓人物的意識、思想、渴望和慾望只停留在心理階段,他們必定要表現出來,化為實際的行動。《英雄窮途末路》中的阿諾德和《柯依娜一個人》中的柯依娜,都是有著各自力量的人物,在現實的擠壓下,他們的行動感異常強烈,似乎要不斷地漲破小說敘事的固有空間。這些行動浸透著或飽含著衝動,引發各種各樣的衝突,心理的、現實的、理性的、非理智的衝突都糾纏在一起,他們帶著自己的意志力從容不迫地登場,呈現出鮮見的人性的圖景。阿諾德的力量和一系列「動作」,源自生命本身的內在壓抑感和與精神無關的物質慾望。他以自己的「血肉之軀」向現實發起衝擊,試圖憑藉身體或體魄創造「價值」,他和妻子阿香都沉浸在與現實博弈的快感里,生命的慾望和衝動與現代社會的怪影相糾纏,結果卻被現實無情地解構。阿諾德身體的幻象,在一種強大的現實消解中成為了泡影。王手輕鬆地發掘出主體能動性的荒謬性,在表現生命的惆悵、失敗、挫敗感的過程中,無意間將生理學、政治學與敘述學做了一次絕妙的聯袂,這使他的敘事充滿了反諷的快感或黑色幽默的效果。
與阿諾德相似,柯依娜的個人命運,更有些蒼涼、殘酷的味道。許多作品敘述的直接力量來自對人物的自我意識的不斷揭示,發掘人物自我意識與現實處境的種種關聯或紐結,而王手卻在描述這個人物的外在行動中,一步步給她編織成一條無形的生命之索。似乎是一個人的命運被另一個人牽扯著,而自己放縱掉道德的底線成為風中蘆葦之後,仍然無法把握自己,而且其行為自身,最終成了自己命運的否定者。這時,柯依娜不自覺地陷入到自虐、自賤、自卑的迷津里,生命在這裡被王手演繹得灰暗、深刻,陰冷、透徹,構成這個短篇小說的黑色詠嘆。這篇小說的「入口」依然很小,但整個敘述則直線推進,一個人的生死、命運就像一座堤壩的坍塌,在任由洪水數次拍擊後的一瞬間訇然變成齏粉。在這裡,我們強烈地體會到短篇小說不容忽視的獨特的內暴力。我們曾閱讀過很多相當優秀的作品,它同樣能夠深入到生活的縱深處,深入到事物的肌理里,有作者不凡的洞察力和敘事技術,也能觸及生活和人物的「複雜性」,但卻難以對我們的內心形成強烈的衝擊、震撼,王手想努力獲得的便是這種能使人產生震撼的驚悸,這無疑是一種敘事的力量。
我還注意到這兩個短篇的情境設置的緊湊、抑鬱,敘事節奏和時間的舒張、緊迫。兩者不同的是,《英雄窮途末路》是先揚後抑,《柯依娜一個人》是「先擒後縱」。開闔的幅度也略有差異,但最後都令人感到無法忍耐的窒息。就小說的基本意義而言,它們都可以看成是對現代人存在狀況和處境的憂慮,對人性中堅硬、柔軟、錯位、扭曲等質地的盤詰。
《軟肋》和《夫妻》,也是王手短篇中的精品,它們同樣體現了王手短篇敘事的基本策略:紮實地推進,舉重若輕,在看似粗糲的對現實生活的復現中,洞燭探微,深入肌理。《軟肋》中「外強中乾」的人物龍海生,過著並不富裕甚至很「緊巴」的生活,但他憑藉「江湖氣」在單位里霸道行事,常常獲得一些大大小小的利益。但作者捕捉到他性格中最複雜的那部分,他無論怎樣「江湖」,任何環境或格局裡面終究潛伏著秩序與規則,人的個性與慾望只有在相對的限度內才能發酵。所以,在生活的行走的斜線里,龍海生的內心也必須把握應有的尺度和經緯。這樣,人的「軟肋」就變成堅硬冰冷生活的「溶栓劑」。《夫妻》描寫小夫妻的一場「叫勁」「嘔氣」,平淡、極普通也極典型的一場波瀾。王手給女主人陳節先繫上一個「心結」,讓丈夫天錄惶惶不可終日,內心和行為都處於翻江倒海的「負疚」狀態,接下來又在敘述的不經意間設置一個「拐點」,陡然中斷一貫的節奏,反置陳節於被動的情勢之中。這雖說只是男女主人公情感、心智、秉性多方位的一場並不離奇、沒有陰謀的較量,但當代社會生活中家庭、婚姻巨大的情感隱憂被王手演繹得精微、別緻、出其不意。男人和女人各自的嬌弱、微妙的心理和感受,人性中的浪漫、執拗、倔強、自尊的天性,毫髮畢現。實際上,現代小說就是對日常生活的奇蹟性的發現,包括對問題、病患和病態的發現。可以說,這篇小說就是一篇有所發現的小說。在對那些日常性的、可把握的生活事物中,王手都沒有將其轉化為個人經驗的事物加以呈現,而是在敘事切近生活「原生態」時,向著沒有刺痛感的、客觀冷靜的日常性展開。這種趨向,應該說是王手短篇與眾不同的敘事傾向。這些,是否也是王手所追求的一種「純粹」的敘事詩學?
這裡論及的這幾篇小說的敘事起點,都是平緩展開的,格局也不算大,但敘事方面則格外精緻和睿智。前面所說的「入口」和「收口」以及整體結構、布局,都是頗為下功夫的。敘事過程,也是人物的自我意識與環境的互動過程,時間和空間也絕少人為的刻意處置,講究自然、規整、邏輯性。我們不能忽略的是,在這裡,我們能夠確切地感受到一種溫度,一種情感溫度,正是作家在作品裡設置了這個有高有低、又很神秘的溫度,才使得作品裡充滿了氤氳,充滿了敘事的魅力。很顯然,這其中蘊藏的不僅是作家的獨特感受,更有作家整理生活現場時所採取的屬於自己的修辭方法。看來,這一定也是王手「別有用心」而「有意味的追求」。
三
我在這裡,並不想將王手的小說做一種狹隘的敘事方法和策略上的簡單理解或簡化處理,也並不想探究小說敘事中作者是否自覺選擇或者已經具有、堅持某種明晰的創作方法,而是想從王手的寫作來思考一個作家在他的寫作中所一貫堅執的文學觀念、小說理念,與文本形態、與小說的虛構品質、想像關係之間的默契或錯位,進一步思考一個作家是如何通過文本虛構來實現自己的想像,轉化自己不安分的衝動的。那麼,作家究竟是需要生活中的實感經驗,還是要把握主體對敘述的控制呢?對於短篇小說而言,是否一定要越出經驗的邊界,讓敘事從文體的局限中溢漲出來?即使像王手這樣踏實的敘述,也是裹挾著寫作主體意識到的問題展開的,雖然沒有通過精雕細刻、通過敘述來組織、抽象和闡釋這些問題,沒有讓敘述成為隔在現實生活和人物心理、感受之間的夾層,謀求抵達真實和純粹,但我想,王手最終還是獲得了文學敘述的直接的品質。
敘述有時彷彿是一隻粗糙的或者細膩的手,撫平、撫慰著生活中的褶皺、凸凹和滄桑。在敘事方面,王手不糾纏,不刻意,不矯情,只是踏踏實實地做「寫真式」的呈現,之後,再用這隻有力量的手,擰乾毛巾里的所有水分,裸露出世道人心「原生態」的樣貌。看似笨拙的表達,卻直接抵達事物的核心地帶。王手似乎也無意賦予現實任何一種形式、一種結構,也沒有去強調心靈主體的「介入」。這多少顯得有些「憨」或「拙」。無疑,寫真式寫作在今天再次成為對短篇小說寫法的一個挑戰。顯然,這已經不再是一個簡單的技術問題,而是對小說理念和作家個人智慧的重新審視。雖然,小說的力量並不只是暴露的力量,也不是依靠寓意和象徵就能夠深邃起來。坦然地揭示靈魂深處的隱秘,探查、揣摩人類不可擺脫的宿命才是最終的目標。那麼,問題在於,面對有時很「粗鄙」的現實生活,一個作家如何下筆?尤其在當代,現實的問題已包裹起整個人類的精神形態,如何表現生活,實際上是作家面對的最重要、最複雜的問題,其實,這就是一種敘事姿態的選擇。王手坦言,「生活中有很多殘酷的東西,這是我一直在極力迴避的,我以前告誡自己,要以溫暖之心寫身邊的善良,現在我覺得還不夠」。是的,溫暖之心,會使敘述產生力量,會使王手的小說不斷地讓我們對他的故事產生信任感、親近感,因此,他始終沒有辜負我們的閱讀。
《推銷員為什麼失蹤》,極力狀寫商場如戰場般激烈競爭中的殘酷無情,但王手還是竭力地發掘出人物內心深處的柔軟、同情和自我失落。將人打得一敗塗地之後,自己的內心燃燒起來的可能是極端的空洞、空虛感。它剎那間喚醒了我們的良知,使鼓脹的慾望之火一下子又冷卻下來。《軟肋》也是在淋漓盡致地呈現龍海生「霸道」一面之後,敘述了他的退讓、收斂和羸弱,與此同時,開始張揚其他人的進攻、報復、得意。但兩股力量對峙的結果卻是難分勝負的平衡。我想,這個時候,王手一定沒有按著自己的意志「控制」小說敘述的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尊重了生活或現實的可能性。這就是簡單而樸素的短篇的本色和底色。可以這樣講,與其說短篇小說有技術,不如說作家對待自己的情感和精神判斷更需要定力和對技術的內斂。
王手篤定要追求一種「純粹」,其實,「純粹」也只是相對的一種寫作狀態或敘事境界,它不是作家一廂情願的訴求,但一定是作家呈現生活時試圖超越世俗、超越現實邏輯的內在追求。即使在敘事的激流中,作家也應該讓生活中的可能性潛伏下來,哪怕是呈現給我們一種模糊性,這種模糊性就是敘事的可能性,也是生活的可能性,人的可能性。必須承認,所有人對世界的描述都是局部的描述,再完美的描述也有放射性的覆蓋和無法抵達的盲區,也就是說,與長篇小說不同,短篇小說敘事呈示出的只是一個生活片斷、橫切面、局部,是一個不完整的世界,但它卻必須通過其有限的敘述引申出一個完整的世界,一個可能性的或者是充滿迷局的、模糊性的世界。說到底,一個作家只能在敘事中呈示自己所意識到的,所能呈現的那一部分。
《飛翔的騾子》《雙蓮橋》《火藥槍》所敘述的故事都格外引人入勝,它們將我們帶進一個非常陌生的世界。每一篇小說的容量有限卻彷彿都貫注著充沛的精力,這種「精力」來自人物,來自敘事的跌宕和衝擊力量,當然,也來自作家對生活的把握能力,對生活的判斷和選擇的自信,因為這是小說的支配力量。而晚近發表的短篇小說《坐酒席上方的人是誰》,則顯示出了王手處心積慮般的成熟,敘述更加自信和從容,也更沉醉。現在我所擔心的是,他會不會變成一個有「匠氣」的寫小說的「匠人」?那樣的話,他就是一個真正的「純粹小說家」了。
我漸漸感覺到,在王手的小說背後,隱隱出現的是一個中年人的身影。中年,是一個老成持重、思想日漸深邃但也愈發會變得世故的年齡,更是走向成熟的年齡。我相信,小說家的中年意味著成熟,甚或是真正寫作的開始。在文本中,王手的目光總是略微低垂的,氣質顯然也不是「貴族」的,更不見什麼「知識分子立場」,有的是這個時代的作家身上已經很少有的英雄氣概和任勞任怨的寬厚。雖然,我們看到王手小說中有許多無法掩飾的結構、語言上的「糙面」,甚至是令人惋惜的缺憾,這可能與他內心的尺度感有關,也可能是他貼著生活的「地面」很近的緣故,以致一時難以找到自己最確切的位置,造成了一種「深刻的惶惑」。但是,在我們這個時代,王手把追求寫作的「純粹」當作一種存在的目的和理由,視為自己精神和文本的最大「政治」。敬畏文學、潛心寫作,成為他生活、生命的重要內容,有此,就已經足夠了。
(本文發表於微信時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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