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創作瑣談

06-27

白居易創作瑣談

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白居易，不僅有豐富的創作實踐，而且有比較系統的文學理論。他的詩歌流傳至今的約有三千首之多，從創作數量來看，在唐代詩人中首屈一指，其中包含「諷諭」詩和其他三類詩：雜律詩，有《賦得古原草送別》和《錢塘湖春行》，名句「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感傷詩，即兩首著名長詩《長恨歌》、《琵琶行》。《琵琶行》描寫音樂名句「大弦漕漕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語……大球小球落玉盤」、「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閑適詩，即《自蜀江至洞庭湖有感之作》。

「諷諭」詩僅存一百六十多首，就其內容而言：一是反映土地問題和賦稅問題，代表作《觀刈麥》、《杜陵叟》。白居易把土地兼并和苛捐雜稅使農民破產作為一個嚴重社會問題加以表現，揭露了封建統治階級的剝削本質和荒淫奢侈；二是揭發統治者驕奢、淫逸，鎮壓人民的罪行。如《賣炭翁》揭露宮市的罪惡；三是宣揚愛國主義和反對侵略鬥爭。如《新豐折臂翁》；四是婦女問題和其它社會問題。如《上陽白髮人》。

白居易的思想是儒、道、佛三家的混合產物，他中年曾惑於道家的丹藥，後來又皈依於佛教，雖然各個時期的表現不同，但「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儒家思想在他身上始終佔主導地位。他自己在《與元九書》中曾經解釋說：「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閑適詩，獨善之義也。」他早期作品中「志在兼濟」的諷諭詩是主要的一面，後期作品中「行在獨善」的閑適詩佔了上風。

盛唐是唐代詩歌的黃金時代，但天寶以後逐漸出現程式化的傾向，「詩到元和體變新」，至白居易、元稹時代，才又突破樊籬，形成大變。白居易在繼承前人創作成果時，不僅吸收了如陶潛、韋應物等所謂「閑適」、「沖淡」的風格，而且非常推崇如陳子昂、杜甫等旨在「諷諭」的現實主義精神。但他並不是純粹蹈襲前人的老路，而確實做到了能變能新，他的著名的《新樂府》，無論在思想內容方面還是表現形式方面，都是一種成功的革新，他和元稹開創了所謂「元和體」，使當時的詩壇繼盛唐之後而再盛，出現了又一個新局面。白居易對我國古代文學，特別是詩歌的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他的理論和創作對後世產生過深遠的影響。

白居易的詩歌成就，是和他的生活經歷以及他生活著的那個時代分不開的。他生長在一個極有文學素養的小官僚家庭里，年紀稍長，父親去世，家境衰落，迫使他南北奔走，愁於衣食，因而與受苦難的勞動人民在思想感情上有共通之處，奠定了他以後在政治上和詩歌創作上同情人民疾苦的思想基礎。白居易生活的時代，已是唐王朝由盛轉衰、階級矛盾十分尖銳的時代，藩鎮、宦官、黨爭之患已使唐王朝的政治局面異常黑暗，白居易入仕以後，表達了改造社會的進步的政治見解，他提出的詩歌以反映人民疾苦和補察時政為職責的現實主義理論，是和他進步的政治見解相一致的，他的諷諭詩創作正是他的文學理論的實踐。

白居易的詩歌主張是與正統的儒家詩論一脈相承的。他對詩歌與現實的關係，以及對詩歌內容與形式所作的說明，就是他詩歌主張的精華。白居易對詩歌與現實的關係，他認為詩歌是客觀現實的反映，詩歌創作應該反映現實。他提出「文章合為時而著，詩歌合為事而作」（《與元九書》），這口號包含兩方面的意思：一方面反映現實，一方面是為現實而作。反映的雖不一定是時事，但目的卻是為了現實。「惟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寄唐生》)，意思也是說詩歌應反映人民的痛苦。關於詩歌的內容與形式的關係，他總是把內容放在首位，要求形式為內容服務，強調形式通俗、語言淺近。這是對詩歌現實主義理論的一個貢獻。在內容與形式的關係上，他要求為內容服務，強調形式通俗，語言淺顯。這些現實主義的特點，就是白居易詩歌主張的精華。白居易用這個尺度去衡量歷代詩人和作品，總結了自《詩經》以來的現實主義文學創作經驗，強調詩歌的戰鬥作用、內容與形式的統一，認為文學必須為政治服務，必須成為改造社會的工具和武器，用以「補察時政」、「泄導人情」，決不能為藝術而藝術。他對於六朝梁、陳以來「嘲風雪，弄花草」，脫離現實的形式主義詩風給予嚴厲的批判，把《詩經》、漢魏樂府民歌、陳子昂、杜甫的現實主義優良傳統提到正宗的地位，其中特別推崇杜甫，對於他的《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塞蘆子》、《留花門》等詩篇以及「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詩句大為讚揚。

「丈夫貴兼濟，豈獨善一身」，白居易從民間剛登上政治舞台，就發揚了儒家的「兼濟」精神，要求實行「仁政」，他不畏強暴，寫成了《秦中吟》、《新樂府》及其他「諷諭」詩的名篇，如諷刺抨擊橫征急斂、貪污強暴的《重賦》、《杜陵叟》、《黑潭龍》、《賣炭翁》、《宿紫閣山北村》等。他極端沉痛地傾吐了鬱積在人民心中的憤怒：「奪我身上暖，買爾眼前恩。進入瓊林庫，歲久化為塵。」(《重賦》)又運用同樣的手法控訴了封建統治者對人民的殘酷剝削，將它比喻成吃人的野獸：「剝我身上帛，奪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鉤爪鋸牙食人肉!」(《杜陵叟》)《宿紫閣山北村》詩寫神策軍人的強暴和淫威，《賣炭翁》寫「宮市」的擾民，都非常形象化，如聞其聲，如見其人。又如「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輕肥》)、「朱門車馬客，紅燭歌舞樓。歡酣促密坐，醉暖脫重裘。豈知閿鄉獄，中有凍死囚。」(《歌舞》)把豪門貴族荒淫無恥的生活與江南大旱人食人、閿鄉農民欠賦被囚凍死的慘狀，作了鮮明的對比，藝術效果十分強烈。此外還有反對窮兵黷武的侵略戰爭的《新豐折臂翁》，反映封建社會婦女受壓迫的《上陽白髮人》、《陵園妾》、《母別子》、《議婚》、《井底引銀瓶》等，勸誡奢侈浪費的《紅線毯》、《牡丹芳》、《買花》……不勝列舉。總之，他用詩歌作為武器，揭露和抨擊了封建統治者的暴政和不合理現象，傾吐了對廣大勞苦人民的深切同情，這些詩歌后來都成為千古傳唱的名篇。

除了「唯歌生民病」的「諷諭」詩以外，白居易還寫了許多「感傷」詩和「雜律」詩。

「感傷」詩中的長篇敘事詩《長恨歌》、《琵琶行》是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相結合的代表作，其中情節曲折，描寫細緻，抒情氣氛濃厚，句律和諧流動，後者的成就尤其超過前者，這兩首詩和元稹的《連昌宮詞》、《夢遊春七十韻》是他們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正如唐宣宗《吊白居易》詩所說的那樣：「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不但當時廣為傳誦，對後世的影響也極為深遠，如清初吳偉業的《永和宮詞》、《圓圓曲》，近代王閩運的《圓明園詞》等，都是它們的仿製者。此外，後世的許多著名戲劇，如關漢卿《唐明皇哭香囊》(殘本)，白樸的《唐明皇秋夜梧桐雨》、《牆頭馬上》、馬致遠的《青衫淚》、屠隆的《彩毫記》、洪升的《長生殿》，以及蔣士銓的《四弦秋》等，都是由白居易的作品演變而成的。

「雜律」詩中如寫湖山之美，在景中寓情的《錢塘湖春行》、以白描手法見長的《問劉十九》等，都是膾炙人口的名篇。他的絕句，好作眼前景語，風韻天成，後來發展到首創《憶江南》小令；又與劉禹錫唱和《楊柳枝》、《浪淘沙》，吸取當時的民歌，譜為新聲，在詞的發生和發展上做出了重要貢獻。

白居易的詩歌創作，不僅影響過他同時代的詩人元稹、劉禹錫、李紳、張籍、王建、楊巨源等人，而且對宋代及宋代以後的著名詩人，如王禹偶、梅堯臣、蘇軾、黃庭堅、陸遊、楊萬里、袁宏道、吳偉業、袁枚、趙翼、王闓運、黃遵憲等，都有不小的影響。在國外，白居易的影響也很大，據說當時雞林國的宰相搜求白居易的詩歌，竟以一百金換一篇；日本平安朝的詩歌發展，也受到白居易的直接影響。今天，白居易已成為世界上公認的著名詩人之一，他的作品被譯成各種文字，在各國人民中間享有盛譽。

白居易還寫過許多「閑適」詩，這些詩大都是儒家「獨善其身」、佛家「求無生、歸空門」、道家「知足不辱」等思想佔上風的作品，特別是他晚年退隱洛陽，企圖全身遠害，逃脫黨爭的旋渦，思想比較消極，因此，這類詩歌中還有一些不健康的內容。但是，除諷諭詩以外的作品情況很複雜，特別是「閑適」詩，詩人常常藉以抒發個人的情懷，每當在政治上遭受挫折，他的「兼濟」的理想遭到破滅的時候，一種怨憤的情緒便在「閑適」詩中流露出來。所以「閑適」詩也並非真正是「縱情山水」的「閑適」，而恰恰是白居易思想變化鬥爭的紀實。在洛陽時，他於一次沐浴之後，心恬形適，不禁想到民間的苦難，吟出了「是月歲陰暮，慘冽天地怒。白日冷無光，黃河凍不流。何處征戍行？何人羈旅遊？途絕運糧客，寒獄無燈囚。勞生彼何苦，遂性我何優？撫心但自愧，孰知其所由？」在這首詩里雖然已經看不到他當年「兼濟」的政治熱情，可依然能體會出詩人對世道不平的憤郁不滿。他晚年在洛陽開鑿龍門八節石灘，想為人民做點好事：「七十三翁旦暮身，誓開險路作通津。夜舟過此無傾覆，朝脛從今免苦辛。……我身雖歿心長在，暗旋慈悲與後人。」由此可見，對諷諭詩之外的其他作品，要做具體分析，不能一概簡單地否定。

白居易詩歌的藝術特點是「用語流便」，平易近人。他善於學習和運用民間語言入詩，音韻優美，便於歌誦，容易為廣大讀者所接受，因此，當時「禁省、觀寺、郵候、牆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但他對民間文學和民間口語絕非刻板地摹仿，而是經過很大程度的加工和提煉，被劉禹錫贊為「郢人斤斲無痕迹，仙人衣裳棄刀尺」。他的大部分詩歌明朗、自然、圓熟、新鮮，是千錘百鍊後才能達到的藝術境界。宋代的周必大曾經說過：「香山詩語平易，文體清駛，疑若信手而成者。閑觀遺稿，則竄定甚多。」可見白居易下筆的極端謹慎了。至於蘇軾所提出的「元輕白俗」的說法，造成後人對白居易寫作「容易」、「輕率」的誤解，則是非常片面的。此外，宋僧惠洪《冷齋夜話》中所傳白居易的詩成後，「老嫗解則錄之，不解則易之」，更是出於有意的譏誚，令人不能置信。由於白居易的詩歌具有這種質樸明直的風格，因此直到晚年，他還認為，像劉禹錫「雪裡高山頭白早，海中仙果子生遲」、「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等一些寓憤激於婉約的詩句為自己所不及。其實，白居易那種具有強烈正義感、不畏強暴的性格是很難「婉約」的，所謂缺點，也正是他的優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