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學研究】美國政治學研究方法發展現狀及趨勢 ——新世紀初的新爭論、挑戰與反思
一、導語
雖然「政治學」研究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古希臘，但不可否認的是「現代政治學」發端於20世紀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1880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研究院成立，標誌著政治學在大學裡成為一門正式的學科、擁有正式的研究機構。1903年美國政治學會成立及1906年《美國政治學評論(APSR)》專業雜誌創立，則標誌著政治學研究從傳統社會學和經濟學研究中進一步獨立出來。自此之後，政治學的發展經歷了不同的歷史背景、研究主題、研究方法、①理論框架和評價標準的演變(見表1)，特別是20世紀中期以後，在追求社會科學研究科學化的背景下，通過對不同學科理論和知識的吸納，完善和充實了政治學研究的基本框架，使其影響力不但在發達國家獲得顯著地位，也對世界其他國家的政治學研究專業化和科學化產生重要影響。
方法指導學科理論的探索與實踐。從表1可見，政治學的學科複雜性、研究內容豐富性、理論流派龐雜性使得難以基於單一維度或簡化的名詞對其予以描述，但在其發展變遷史中，無論是研究目標和視野的設置，理論和概念生成的變化，還是評估標準和學者價值取向的差異等，均最終反映在以方法論演變為表徵上。隨著當代政治學的發展，其使用的研究方法也開始變得更加多元，變革節奏更加頻繁。這也導致20世紀中期以來，對它的質疑之聲不斷，20世紀70年代行為主義研究方法興起初期，就有學者總結了彼時該研究方法選擇帶給美國政治學的影響：其認為政治學研究科學化取向所導致的「自滿的政治態度、微不足道的研究內容、逐步衰落的教育」②正在削弱這一學科地位。
圍繞「行為主義」研究方法取向在20世紀中後期的爭論，政治學研究方法的家族還帶來諸如「後行為主義」等新概念的興起，試圖折中或調和不同研究方法使用者的歧見，但這並沒有降低相關爭論的激烈程度，「有關政治學方法論的爭論一直存在，並在未來不會減弱。」③圍繞政治學方法論的爭論也構成本學科獨特特徵，特別是進入新世紀之後，伴隨不同研究方法和技術工具的日臻成熟，各種研究方法為獲取政治學研究內部的話語權或影響力，導致這種爭論進一步升級。如2000年10月15日在一封發給美國政治學會會員的匿名信中，批評美國政治學研究方法中刻意定量化的取向及其所引起的學科研究範圍和視野等問題，匿名信中指出：「當前政治學研究存在過多強調方法新穎性的貢獻，忽略對現實問題解決的考量，通過對經濟學經驗主義研究的模仿而喪失政治學應該關注的本源」④。不同學者對此信中觀點的評價掀起了新一輪政治學研究方法爭論，其爭論之廣，參與者之眾，影響之深刻為以往歷次政治學研究方法爭論中所未有，也被冠為研究方法在新世紀的「改革運動」。
二、新世紀初政治學研究方法運用新特徵
整體來看，進入新世紀以來美國政治學的主體格局並未發生明顯的變化。就學科發展而言，由於政治學研究內容繁雜，大多數美國大學不單獨設立政治學系或者政治學院，而是將其劃分到人文學院之中(School of Humanities or Liberal Arts)，以利於促進與其他學科的交叉和競爭。同時，根據學科研究主題差異，政治學依然傳統地細分為政治哲學、政治學理論、比較政治、國際關係、美國政治和政治學研究方法等不同分支。而發生變化的方面主要體現在不同研究主題採用的方法出現趨同態勢，特別是伴隨計算機技術的發展和對經濟學等其他學科方法的借鑒，相關的統計方法和數量模型對政治學影響進一步加劇，使得傳統基於歷史、文化和檔案等研究方法處於邊緣，也使得這類研究成果更難發表。這進而導致政治學發表成果中趨向於更多採用定量分析技術。當然，這種趨同性的內部又存在若干研究方法使用的不平衡，具體如下：
第一，發表的學術成果中，定量研究方法在不同時期存在使用的不平衡，同時，定量與其他數理研究方法也存在使用的不平衡。以《美國政治學評論》刊文為例，從1906到1988年中2529篇發表的論文中，共有619篇(即24.5％)採用了定量數據分析方法。雖然表面上這一總體比例並不多，但如果將其進一步劃分為不同階段予以考察則可見：以20世紀60年代行為主義革命的興起為分割點，定量研究文獻的發表在此時間之後顯著增加，此類文獻占年度發文比例從20世紀60年代之前的不足1/4躍升1/2以上，但此期間一個顯著問題是：這類研究多純粹借鑒其他學科的定量分析方法，並沒有貼近政治學研究特徵而展現出方法論的獨創性；隨後20世紀70年代作為新分界點，此時期的定量研究重要創新是從之前大量採用政府部門數據，走向學者使用原創性數據，但總體刊文比例伴隨此期間對行為主義的反思而有所下降；之後20世紀80年代，隨著原創性方法使用增多，相關論文從對心理學、經濟學、社會學等學科方法的借鑒逐步走向和原創性方法進行融合，所刊論文定量研究方法的使用又開始進入新的高峰。⑤在今天看來，體現出不同年齡階段學者對研究方法認識的差異，即新生代學者群體中更嫻熟也更多採用定量研究方法。
此外，不同定量分析方法的採用也存在差異，如新世紀以來，《美國政治學評論》投稿中雖然使用定量分析方法的論文一直保持著50％以上的比例，但與此同時，相關數理分析方法和小樣本分析方法的採用卻一直保持較低的比例(見表2)，即近年來新興的數理模型建構等方法的採用依然處於較低水平。
第二，在政治學亞學科中，不同主題或領域存在研究方法採用的不平衡。「美國政治」研究中使用定性方法要低於「國際關係」和「比較政治」等政治學的分支學科，⑥以亞學科「美國政治」研究為主的刊物為例，通過統計《政治學美國學刊(AJPS)》、《美國政治學評論》和《政治學研究(JOP)》在1989、1992、1995、1998、2001和2004等年份發表的「比較政治學」領域論文可發現：「總量只有不到8％是定性文章，其中《美國政治學評論》中定量文章則高達90％，且26％的論文使用了數理演繹模型」。⑦但在亞學科「比較政治」研究中，通過對其三大代表性刊物(世界政治、比較政治研究、比較政治學)在1989、1992、1995、1998、2001及2004等不同年份刊發319篇論文數據匯總則可見：「63.3％的文章是定性研究的，36.7％文章是定量的，僅有4.4％的文章使用數理演繹模型」。⑧這組對比數據顯示出「美國政治」研究為主的刊物所發論文中定量研究方法的使用高於其他政治學亞學科的刊物，而定性研究方法使用則低於其他亞學科刊物。就不同主題的研究方法使用而言，如在政治行為分析中定量研究方法使用高於政治制度或政治哲學分析等主題。
第三，不同學者群體對研究方法使用存在不平衡。對2000到2009年4份美國主要英文政治學期刊(APSR、AJPS、JS、PS)發文數據分析表明：「使用定性方法的女性佔24.3％，男性則為18.8％」，⑨男性學者採用定量研究方法顯著高於女性學者。由於定量研究需要長期的數據積累、充分的經費支持、結構合理的學術團隊和嚴格的學術訓練，女性在上述方面的弱勢使得定量研究方法採用低於男性學者亦是情理之中。當然，這也與政治學者群體中女性退出政治學研究的比例高於男性有關，如「在職業生涯中期退出的女性比例是男性的2到3倍，2006年美國政治學會全職教授只有17％是女性」。⑩
第四，不同地區和不同層次政治學教育存在研究方法要求的不平衡。2007年，有學者對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芬蘭、荷蘭、挪威、瑞士和英國有關政治學研究方法教學要求進行了比較。結果表明：美國碩士層次的政治學研究方法特別是定量研究方法教育要求較為薄弱；政治學本科生的研究方法教育課程也普遍要求較低(見表3)。上述數據與2003年對美國303所政治學研究教育現狀調查相比，研究方法教學要求出現普遍的下降。彼時，60.8％的政治學本科生，78.8％碩士生和46.8％的博士生需要修習研究方法課程。(11)
當然，對研究方法教育要求還與相應國家教育制度有關係，在強調注重學科研究深入而非通識教育的北歐則發現更加重視研究方法的學習，特別是定量研究方法，如荷蘭，挪威等(見表4)，而強調通識教育的國家如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則相反。(12)
總體而言，相比20世紀中後期，新世紀以來，定量分析和數理模型在政治學研究成果發表中所佔比例不斷增加，這種期刊發文的偏好使得政治學領域的初學者和研究者不得不重新思考自身的研究定位。在此背景下，為了定性研究重新獲得一席之地，定性研究者不斷發出有關研究方法變革的聲音，進而導致政治學研究陣營內部分裂和共識缺失，伴隨美國國會議員屢屢提議取消國家對政治學資助，美國政治學研究在新世紀初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戰。
三、新世紀初政治學研究方法運用的爭論及挑戰
政治學研究方法使用中所存在的不平衡，特別是近十年來定量研究方法在政治學研究中的壟斷地位所帶來其他研究方法使用者的不滿，同時，美國政治學研究還受到學術研究以外如取消聯邦科研資助的外部壓力，這些均對未來政治學研究發展走向構成新挑戰。
(一)政治學研究方法分裂及定性研究者的反詰
早在2000年3月，美國西部政治學年會上，兩位年輕的美國女學者就發表了《狹隘的政治學研究生方法論訓練》一文，批判美國政治學研究中的定量取向，進而導致在課程設置、期刊發表中定量研究的「霸權主義」，以及對定性研究和詮釋分析路徑的排斥。到2001年4月，美國政治學會委員會針對學者對該學會出版的兩本旗艦型刊物《美國政治學評論(APSR)》和《政治學研究(PS)》定量偏好的批評，及時做出回應並最終同意出版新刊物《政治學展望》(Perspective on Politics)以反映研究方法的多樣性，為定性研究者提供新發表平台的《政治學展望》的創刊和出版，可以視為定性研究者在此爭論過程的重要成果，因為在歷史上歷次方法論的爭論中多最終演變為定量研究提供發表平台而創辦刊物，如創刊於1968年行為主義盛行時期的《政治學研究(PS)》和大規模獨立政治學調研數據興起及政治學數量分析方法創新時期創立的《政治分析(Political Analysis)》(1989年創刊)，均屬此類。
同時，2000年以來，美國政治學年會中，圍繞政治學研究方法使用的爭論，多次組織主題圓桌論壇，如「政治學方法論與改革」、「改變一切(shaking things up)：政治學未來方向」，以及美國西部政治學年會和中西部政治年會舉辦的「方法、方法論與改革：定性與解釋的方法」及「美國政治學被固化在定量研究中嗎？」，等等，形成在專業學科年會中探討方法論發展和共識的新高潮。2009年，美國國家科學基金(NSF)甚至首次資助了「政治學詮釋方法工作坊」，隨後美國政治學會年會中也首次設立了「詮釋學方法」為主題的分論壇，(13)進一步擴展了定性研究的討論範疇。
在定性研究者的推動下，最近10年相關研究著作和論文的發表明顯增多，如自2003起，美國政治學界越來越多的定性研究講習班開課，越來越多的定性研究文章和專著出版，如《反思社會不平等》(14)《案例研究與理論拓展》(15)《改革：政治學研究的反叛》(16)《讓政治學變得重要》(17)《案例研究：原則與實踐》(18)《定性研究手冊》(19)《公共行政與非盈利部門管理研究方法》。(20)
但一個飽受來自學科內部關於研究方法爭論的專業往往造成學習者的不堅定、研究群體的不穩定和研究結果被不同方法擁躉的互相否認，進而導致學科發展的信用、效用危機和市場適應性危機。新世紀以來美國國會議員屢屢動議取消對政治學研究資助，這在許多學者看來，源於當前政治學研究方法採用中存在市場化適應不足。正如30年前大衛·里奇(David Ricci)指出：定量研究表面上帶來的是政治研究變得更專業化和科學化，但事實則是政治學的悲劇，「因為這將降低政治學作為對當前國家體制和民主價值支持解釋功能的發揮，提高公眾對政治學的理解門檻」。(21)同時，依賴大量數理模型支撐起來的政治學研究文獻使得其閱讀受眾逐漸縮減，這即為「難以滿足現實需求的最好例證」。(22)
(二)政治學研究的外部挑戰
政治學內部的學術爭論被嗅覺敏銳的政客所捕捉，作為政治學研究重要資助來源的美國國家科學基金(NSF)屢遭被提議取消的壓力，從2009年美國參議院議員科伯恩(Tom A.Coburn)提出取消為政治學研究撥款的修正案以來(C.AMDT.2631)，多位國會議員提出類似動議。雖然美國國家科學基金在政治學領域科研資助佔總比重並不高，據高等教育透視(Inside Higher Education)統計，2012年美國國家科學基金對政治學的資助金額僅有1100萬美元，相比其他生物、航天等資助，可謂九牛一毛，僅佔2012年美國國家科學基金全部撥款的1‰。從1999到2009年美國國家科學基金也僅總共資助了9000餘萬美元，而2008年就為整個社會科學和經濟學領域科研資助額就達3億美元。即使在所有政治學研究資助中，備受科伯恩詰責的是過去10年中單項政治學研究資助額度最大的密西根大學美國國家選舉研究(23)(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 Studies)項目，撥款也僅僅為500萬美元。但國會議員們認為該研究項目所搜集的選舉數據無人問津，對選舉的預測和評估更不會得到普通市民的關注，因為人們可以從各種報刊、電視和網路媒體中獲得各種選舉信息。對此指責，一些政治學者進行了積極的反駁，甚至連並非政治學者的美國經濟學家克魯格曼(Paul Krugman)也在《紐約時報》博客中撰文稱「這些調查所搜集的數據是無價之寶，科伯恩看法有失客觀。而且科伯恩也忘記了美國各類媒體對選舉報道恰恰依賴了此類政治學智力資源」(24)。
在社科領域學者的抗議聲中，上述科伯恩修正案於2009年底參議院投票中敗北。(25)美國政治學研究暫時取得了穩定的財政支持。但在2012年5月審核國家科學基金會2013年財政預算時，美國眾議院以218票贊成208票反對的微弱優勢通過共和黨議員弗雷克(Jeff Flake)提出的針對《商業、公正、科學與相關機構撥款法》(Commerce,Justice,Science,And Related Agencies Appropriations Act)修正案(H.AMDT.1094)，該修正案明確將政治學研究排除在國家科學基金資助範疇之外。2013年3月正值美國預算案爭論之際，科伯恩再次提出限制國家科學基金資助政治學等社會科學的修正案，並被通過。2013年7月美國國家科學基金取消了新一輪政治學研究資助申請。幸運的是在2014年1月通過的新一年度政府預演算法案沒有關於限制政治學資助的條款，來自美國國家科學基金的政治學研究資助經歷短暫的終止後才得以重新恢復。此次美國國會取消對政治學的資助後，受到美國各界廣泛關注，更多是對美國國會此舉持批評態度。但也有學者給出相反的聲音，如美國政治學會刊物《政治學展望》主編埃塞克(Isaac J.C.)教授指出：「雖然大部分美國國家科學基金資助的政治學研究是有價值和意義的，但如果說這些研究成果能產生如學者所聲稱的那些明顯的公共價值效用則無疑是與自己開玩笑」。(26)
四、政治學研究方法爭論與挑戰的新認知
美國政治學研究所遭遇的內外挑戰，無論是政治學者內部分裂，還是政治家外部施壓，其背後的真實邏輯均是有關政治學研究走向和議題選擇對現實影響效能張力的激辯。定量研究者傾向於聚焦行為層面或較小分析單位的比較，而定性研究者則傾向於宏大歷史敘事或制度的比較；決策者認為政治學研究無足輕重難以促進對政治現實的了解和政治難題的解決，而研究者認為政治學研究關係公眾國家認同、制度理解等。這些不同立場下的各說各話，表現出美國政治學研究中對方法論的盲目崇拜或「方法論誤導(methodological deception)」(27)帶來的議題認知錯位，難以適應政治發展現實需求，進而引起當前政治學知識再生困境，理論創新窘境。
同時，其學科影響力還面臨下降和定位模糊的趨勢，從2014年最新美國國家科學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數據也可為此提供證據，在曾入選或現任的2200名院士及437名外籍院士中，僅有21名是政治學家，(28)遠遠低於經濟學、社會學等學科。所以，「如何有效履行政治學的使命，解決政治現實問題，將政治學專業知識傳播給執政者，讓公眾認識到政治學家的效用成為未來的重要議題」；如何釐清美國政治學會在《21世紀的政治學》報告中所焦慮的「21世紀的政治科學究竟定位在哪裡」，(29)以提高政治學的影響力及社會公眾對政治學價值的認知，成為對不同研究方法進一步探索的焦點。而更加客觀評價不同研究方法對政治學發展的意義，充分認識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差異、不足，則成為破解當前困境和挑戰的鑰匙。
(一)定量研究的價值和問題
就定量研究方法而言，其意圖基於規模樣本量分析，展現以下層面的分析價值，如探索一般性普遍問題、驗證已知事實或實證概括、開拓新研究空間、探索因果機制、預測事件發生或結果等。其分析結果可靠性取決於模型的解釋力、變數的因果關係、統計顯著性以及數據質量影響。
定量研究也存在不同層次的問題：
首先，在跨國比較研究中，定量測量為獲得觀測因果效應的平均水平，可能存在如「標準化與非標準化係數誤用、測量誤差和可靠性差異影響、總體誤差率及其帶來的分析、概念對等性」等問題，(30)由於在比較過程中，學者常假定其觀察值與測量值是有效的，卻對於測量值的有效性很少研究。
其次，政治學定量研究中數量模型使用已經佔據主要地位，卻對模型在研究中所扮演的功能和作用認識尚不足；既可能存在「模型的錯誤設定」，(31)宏觀政治過程分析中存在以下風險：模型規模(Model Scale，即模型囊括內生性變數的數量，特別是宏觀政治過程變遷受到諸多因素影響，如何有效捕捉到相關變數一直是重要的問題)，內生性、持久性(模型中的外生變數可能僅僅是受到短期因素，還存在若干受到中長期因素影響的變數將其混合使用)和分析結果的不確定性(在經濟學中存在一般均衡理論、等價物來協助建立方程模型，但政治學顯然不存在這些替代指標等)。這些疑問構成政治經濟學、政治學、國際關係等學科定量研究中固有問題。(32)
最後，數據質量、數據公開和隱私保護依然存在重要問題。如源自學科協調的失敗或數據測量困境，大量使用的私人部門(如學者個人或NG0組織等)數據存在結構性缺陷：系統性的供應不足、數據生成的系統性無效和數據不透明問題，專業學者如何獲得專業數據依然是現實亟需解決的問題。(33)此外，數據的普遍使用既為社會科學研究帶來機遇還帶來隱私保護問題，雖然2012年新修訂的《美國政治學會政治學專業倫理指南(APSA"s Guide to Professional Ethics in Political Science)》有關數據使用和研究透明度的規定，為數據共享和再驗證走出的重要一步。(34)越來越多的期刊也鼓勵或採取政策使實證研究數據公開以便被再次驗證、進一步分析和促進學科發展。(35)但信息收集者和使用者如何平衡數據公開和隱私保護依然有待進一步討論。(36)
(二)定性研究的價值和問題
定性研究方法的核心目標在於對單個樣本或獨立樣本中的結果進行解釋，傾向於圍繞明確的理論問題開展自己的工作，意圖通過案例選取及理論建構達到將政治學理論影響最大化。對於政治現象的解釋，定性研究者常以充要條件的視角思考因果關係，進而通過因果機制推演來識別自變數與因變數是否存在聯繫，並常常通過比較以探索社會現象對理論發展和政治實踐所具有的意義。但是定性研究方法存在三個顯著傾向，即：「對進行一般性概括的可能性表示懷疑；傾向於在理論中引入限制性條件(scope conditions)；與定量研究及形式理論(formal theory)研究相比，更注重用多元視角觀察社會現實」。(37)具體而言：
首先，定性研究方法確信規模較大的樣本必定產生因果異質性、理論的誤用及因果關係的誤設，故而傾向採用較小的範圍，以提供理論演化時間軸變遷的指引。如在定性研究中，研究者普遍會劃定其理論的適用範圍，以使推論僅適用於有限的案例，缺乏對一般性概括的勇氣，而不像在定量研究中學者通常更為寬泛地界定其理論的適用範圍，力求對大量案例進行歸納，這也直接導致定性研究的因果關係歸納和一般性概括比大樣本定量分析更為脆弱。
其次，在定性分析中，學者常常花費較多的時間和精力去界定研究中的核心概念。其認為概念界定不清是導致測量誤差的一個重要原因，所以形成有關測量效度的爭論常常聚焦於特定概念的邏輯結構和具體內涵。相反，在定量研究中，學者很少關注由概念界定和結構引起的測量誤差，而是集中探討模型測量誤差和指標變動，很少關注對概念的修正。
最後，定性研究方法論者更願意相信社會現實是複雜的，並嘗試以多元視角予以解讀，進而形成以路徑依賴、臨界值的存在、交互作用、策略互動(strategic interaction)、雙向因果關係(two-directional causality)或反饋迴路(feedback loops)，以及等效性(equifinality)或多效性(multifinality)等作為常用解讀術語。這些可能存在的複雜性將會影響到對政治現實認識敘述(knowledge statements)的有效構建及驗證。例如，皮爾森(Pierson)就將比較政治學學者對研究背景、因果關係的複雜性以及限制性條件的高度關注，與他們對世界複雜性的集體認識相聯繫。他認為，比較政治學學者「已經被那種認為現實中的因果關係充滿了多樣性並且受環境左右的本體論所深深吸引」。(38)
當然，無論是定量研究方法還是定性研究方法，二者也存在若干共同的問題，如定性和定量研究都離不開對相關案例或變數的選取，而這種選取在不經意間影響到學者研究的結論。這即為案例(變數)選擇性偏見(selection bias)。目前，政治學研究中的選擇性偏見問題自1990年學者格迪斯(Geddes)觀察到並提出之後，(39)隨後金(King G.)等人在1994年再次強調指出，(40)普沃斯基(Przeworski)等在2000年也分別指出，(41)經過這些具有影響力學者的關注之後而逐步受到學者的重視，但依然沒有有效的解決方法。
(三)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差異
恰當理解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具體差異有助於更好地認識不同研究方法的本質。上述分析可見，雖然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的總體目標均為實現對政治現象的有效描述與合理的因果推斷，但他們至少在以下10個方面存在根本性差異：解釋路徑、因果關係、多變數解釋、等效性、範圍延展和因果歸納、案例選擇、加權觀測、關鍵案例、缺失項(Lack of Fit)、概念與測量等(見表5)。(42)除此之外，也許還有其他差異存在，但已有研究經驗告訴我們，這些類別對理解和交流障礙的產生至為關鍵。
綜上分析可見，在不同研究方法傳統中，對政治現實解讀都具有其各自的價值和不足之處。政治學研究中的方法論崇拜，是缺乏對「定量」和「定性」兩種研究方法差異的真實理解，進而導致誤解被逐步強化。定量分析從本質上包括數字的使用，但也嚴重依賴於文字解釋，定性研究也會運用一些數據，許多定性研究方法事實上也需要定量研究的支持性信息。當然，鑒於兩種研究方法傳統的上述差異，有必要注意的是，定量研究中好的建議和實踐也許在定性研究中並不那麼適用，反之亦然。同時這種差異還帶來對學科研究的不同影響。
(四)不同研究方法對學科的影響
研究方法和研究主題相輔相成，宏觀來看，研究方法的秉持關係到研究主題的選擇、專業的定位、知識的積累和研究過程的規範和研究結果的可靠性；微觀來看，研究方法還為政治分析提供「概念澄清、理論發展與驗證、觀念對比、因果推斷等工具」。(43)現代政治學經過一個多世紀的快速發展之後，由於方法論選擇或偏好所造成的學科發展變化也逐步顯現。
首先，在不同研究方法的影響下，政治學研究正在分野為方法論的個體主義(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和整體主義(holism或non-reductionism)。前者認為政治研究應該是：通過分析個體行為及個體間相互關係來解讀政治現象，後者則認為對上層建築如國家、制度、文化的分析才是政治學研究核心內容。(44)如理性選擇理論影響下的政治學者多為方法論的個體主義者，哈耶克和波普爾等均認為諸如社會、經濟體制、資本主義等概念過於抽象，應該避免在社會科學研究中出現和解讀，因為對於宏大歷史現象的解釋永遠難以窮盡，而只能永遠在接近。而源自歷史學、社會學等學科影響下的政治學家又多為方法論的整體主義者。此時，制度變遷、體制變遷是整體主義者研究中的常用辭彙，並將社會科學複雜性作為從整體層面考量的重要理由。二者爭論的焦點在於：相關共同體如國家、政黨、文化或制度等究竟是政治行為的副產品還是本來就獨立存在的實體，或僅僅和政治行為存在因果關係。
其次，導致「諸多已發表文獻的研究動機多為方法驅動的研究傾向(method-driven research)而非議題驅動的研究結果」，忽略學科理論創新和知識有效積累。「問題驅動的研究」是以針對現有知識和已有解釋缺陷、矛盾的鑒定等為起點，而非以數據或案例設計，概念澄清為起點。(45)我們認為科學的研究進路應該是「確定學科所面對核心問題和研究主題，進而採納針對這些主題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46)才能避免注重數理抽象化而非現實關注，忽略重要議題或宏大議題，忽略文本。政治學研究的「方法驅動」傾向也驗證了學者韋巴曾經的擔憂：「政治學中出現諸多研究範式革命和方法論變革的運動，如從比較歷史研究到制度主義，從行為主義到後行為主義，從批判主義到後實證主義，從結構主義到詮釋學派等，但卻很少有推進其學科進步的運動。」究其原因在於「方法驅動」所探索問題常常存在韌性(toughness)不足，不同的方法論革命中，其一重要目的就是「為尋求分析政治現象和政治類型的普遍法則，這反而可能會弄巧成拙」。(47)
再次，在實用主義盛行的市場經濟條件下，研究方法的褊狹具有功利性。從研究資助角度，如果學者希望自己的工作受到政府支持，就需要採用以定量方法為主軸，有學者發現受美國政府資助的比較政治和國際關係研究中採用「定量方法和定性比是9∶1」。(48)而如果學者希望發揮政治科學影響力，受到公眾的關注，就需要對與政治有關的「宏大主題」展開深入研究並積極主動向公眾傳達他們的研究成果，但當前政治學者對諸如「國家治理」這類既具有現實關懷又具有宏觀視野的研究主題，其探討的深入度和清晰度還遠遠不夠。如哈佛政治學教授帕特南(Robert Putnam)和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均無不表示對當前學者逃避政治研究「宏大主題」的擔憂，當然，也有學者並不同意此觀點，如羅伯特·達爾認為，雖然今天只有很少人研究權力，但並不意味對權力研究的不充分，而是相反。
最後，執著一種研究方法取向還對政治學的初學者帶來深刻影響，忽略政治現實主題使得政治學專業學生從一開始就聚焦過小的分析單位(unit of analysis)或相關性驗證，卻無助於對政治現實的理解和解釋，忽視了理論與實踐間的關係。派卓斯克(Petrocik)曾以政治學中選舉研究為例，指出目前此類問題的研究方法偏好「忽略對經驗事實的解釋」，(49)帶來的負面影響則是「使可觀察的經驗規律淹沒在日益增長的複雜模型之中，遮蔽研究中重要的背景信息」。(50)所以，約瑟夫·奈在《政治學靠邊站》一文中憂心地指出，「政治學正在滑向沉迷於各種說辭，脫離政治現實而不食人間煙火的危險方向，」(51)因為目前的政治學研究者一方面自身研究成果難以有效吸引政治學界以外的公眾，另一方面也缺乏向觀眾解釋此學科知識的動力和勇氣。
以上通過梳理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間的主要價值、存在問題、相互差異及其對當前學科的影響可見：沒有任何一種研究方法是完美無缺的，也沒有任何方法可以統一政治科學的研究。所以，近年來，不同研究方法的競爭帶來相應的新發展，而各自被詬病的不足則帶來新融合的趨勢。
五、割裂還是融合？政治學研究方法發展新趨勢
新世紀初社會科學研究最大變化是從「問題發現」轉變到「問題解決」層面，(52)這種轉變以及單一研究方法的不足需重新審視傳統的政治學研究方法分野。因為政治科學的工作不僅僅是對日常政治進行評論或為處理政治時事提供理論，而是聚焦研究如何使政治有效運作的基本特徵，為實現更有效的政治生態創造條件。當前由於研究方法的褊狹帶來的政治學科發展挑戰使其無法為「問題解決」提供有效的設計方案。(53)正如學者指出：方法使用上都有得有失，不存在簡單地從「最壞」到「最好」的層級劃分，但存在語言和研究工具的區分，(54)他們「鬆散地被整合，內部卻激烈地競爭著」，(55)新世紀以來，相關研究方法也不斷通過互相借鑒和創新，在爭論中有新發展。
(一)定性與定量研究方法新發展
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通過學者的不斷努力，在各自領域近年來均有新突破。在定量研究方法使用上，一是隨著數據獲取的便捷使得政治學家更容易驗證傳統宏大理論或政治現象，使得更加創新的分析成為可能，特別是不同時期數據的積累，越來越多的定量研究者轉向使用有別於面板分析(panel data analysis)的混合時間序列橫截面數據(pooled time-series cross-section analysis)方法，一定程度上彌補定量研究對於宏大社會現象解釋時存在的方法論缺陷，比如對國家轉型研究、政治衝突研究等。這類宏大比較(macrocomparative)方法的採用既是對定量研究批評者的回應，也是定量研究未來的新趨勢。(56)二是在計算機和統計軟體發展的幫助下，通過自動化和統計方法收集分析文本數據可以幫助政治學家發現鑒定出新的政治特徵。因為所有的政治行為都伴隨大量政治文本的產生，自然語言的統計方法較好地承載了使用這些數據的基本假設，包括文本產生的隨機過程、政治變數和可供觀察文本之間的功能性聯繫、變數的本質等。(57)三是借鑒經濟學研究中為避免內生性或樣本選擇偏見問題的反事實分析法(the analysis of counterfactuals)，正在逐步引入政治學定量研究之中，(58)其中傾向分數配對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和內生轉換模型(endogenous switching regression model)等主要的反事實分析方法在新近出版的政治學文獻中使用越來越多。
而在定性研究最新發展中，如對因果過程觀察(causal-process observations,CPOS)的使用，學者嘗試運用過程觀察來進行概括性分析，被視為一種評測特定案例特定結果的原因的方法，使用這種方法進行案例分析和假設檢測將有助於研究者：「重現所發生的特定事件或過程，建立展現初始事件和過程發生後的不同結果」，(59)從而提升因果解釋的可靠性。這種定性研究方法的新發展使得不需要脫離國家層面的分析，也不需要刻意增加案例數理以增加因果推理的可靠性。(60)事實上，小樣本的因果過程觀察，特別在國家層面的比較分析可以實現對給定理論探尋支持或反對的證據。除此之外，在定性分析中引入時間因素的考量，因為之前任何的因果推斷和歷史解釋邏輯都是暫時性的(temporlity)，所以只有加入時間因素，才可以更好地理解制度變遷、政治機制、變化序列和建立過程。(61)
(二)不同研究方法的融合
除了單一研究方法在自身領域中的新發展外，學者還對研究方法運用呈現三種不同路徑：方法論的一元論、多元論和方法論的折中主義。一元論者認為多元論只是幻覺，而定量研究者認為多元論者並不真正理解定量方法，定性研究者則懷疑社會科學內容能否被這類數理表述所解釋清楚。(62)儘管如此，一個潛在的共識依然形成：有必要建構政治學研究中定量和定性方法之間的橋樑。
恰當的「研究方法融合」將有助於更加全面分析和捕捉研究對象本質。多元方法研究(multi-method research,MMR或者mixed method research)避免單一方法缺陷，通過案例分析、小樣本分析，定量分析等路徑，增加研究結果的外部效應，達到最佳研究效果，擴大不同研究者的視野，有助於打開探索研究對象新因果關係本質的窗口，(63)克服社會科學研究中「解釋性赤字」(explanatory deficit)。
其實，多元方法研究在政治研究中的興起源於20世紀70年代行為主義運動的影響，直到進入21世紀後才真正地被廣為認知。具體而言，當前方法論的融合成果主要有：系統過程分析法(systematic process analysis)、(64)因果關係重建(causal reconstruction)、(65)合成控制法、定性比較分析方法、有效融合定量和定性優點的「嵌入式分析」法(nested analysis)、(66)以及跨國研究中使用可控性比較(controlled comparisons)，不同研究方法的融合有利於優化一般變數和機制分析，有助於尋找代表性變數，有助於篩選案例，最大限度控制多選解釋，有助於探索不同國家的共性和差異。
本文將重點解釋目前廣泛使用的「合成控制法」和「定性比較分析法」。政治學研究中比較單位常常被歸納到實體單位，如國家、區域。當分析單位是較少的集合體(aggregate entity)時，被比較樣本的混合(即合成控制synthetic control method)能比單一樣本更好發現比較對象的特徵。因此，為了克服控制組與研究分析組因非相似性造成的誤差，通過合成控制法來構造研究分析組的合理對象，即基於數據驅動合成虛擬組樣本，通過對真實研究樣本的發展路徑進行模擬來研究政策效應的評價方法。採用合成控制法合成的虛擬組(對照組)是對所有選用對象一個加權平均，(67)這種方法能夠非常明確地顯示每一個對照組(選用對象)在構造反事實狀態時的貢獻，避免把差異較大的分析樣本帶入試驗組，為小樣本比較研究中採用定量推斷帶來了新空間，同時也沒有排除定性方法的採用。正如有學者所言，此方法讓研究者實現對不同研究方法的有機融合。傳統的回歸模型所計算的標準差只反映了用微觀數據估計宏觀效果時的不確定性，是對無法得到宏觀數據的一種反映，而合成控制法則克服這種不確定性。(68)
定性比較研究自密爾將比較傳統引入社會科學研究之後，學者都在追尋比較研究方法的變革。(69)1987年，雷吉恩出版的《比較研究方法》提議將布爾代數方法與定性進行融合，汲取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中的優勢進而形成「定性比較分析」(QCA)方法，目前正在被越來越多研究者使用，「谷歌學術」顯示《比較方法》一書已經成為社會科學方法論中引用最多的書，達到3650次。此方法基於不同的編碼標準還可以分為三個亞類：清晰集定性比較研究(CSQCA)、模糊集定性比較研究(FSQCA)和多重值定性比較研究(MVQCA)。(70)
當然，方法的融合和創新也存在若干問題，如不同方法間差異化的本體論與因果關係概念可能導致融合後的方法並沒有降低研究誤差，交叉驗證也不可行；(71)也有學者指出類似定性比較分析不是嚴格意義的方法創新；(72)此外，好的多元研究方法還要求研究者具有很強的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背景，但顯然很多學者並不具備這一條件。而學科內方法的創新同樣也被質疑，因為所謂方法創新也許是將一種已有方法運用到新的研究情景之中，即跨學科方法的採用或是歷史中方法在今日的重新再現，很少有真正學科內生性方法的創新。例如借鑒自心理學和行為經濟學的實驗方法即為此類。
六、結語
上述分析可帶來以下三點簡短結論：
首先，「不同方法使用者有不同的研究任務和目標」，或者只是使用不同的研究文化理念來分析同一類社會現象和社會事件。當前對定量或定性等不同研究方法的爭論和比較，時而喚起對宗教的隱喻，有學者在評論該問題時將這種研究方法爭論比作是對不同神靈的崇拜，(73)也有學者認為這僅類似是對「同一神靈崇拜，只是崇拜的形式不同」，(74)所以，「只要有人提及即可引發論戰。」即不同文化傳統中所體現出自身價值、信仰和規範之間的差異，且相互之間表面看似兼容，實則誤解叢生，當持此有研究方法的共同體成員向彼方法共同體成員表露觀點(無論對錯)時，後者可能視之無益，甚至有所輕視。這種表面化的認知和直覺化的評價究其緣由即為上述分析所指出的：對不同研究方法內在價值、問題、差異、最新發展趨勢認識不足。
其次，美國政治學研究方法爭論及其對學科發展影響與對聯邦財政資助期待構成矛盾。一方面，方法論的偏好影響到學科研究內容，進而影響到社會對政治學評價甚至國家財政資助；另一方面，國家財政資助又影響到其研究內容選擇和定位。這就帶來一個不良的學科發展循環，研究者既不滿於研究方法褊狹、聯邦財政資助左右政治學研究方向和內容的定位，也不滿於此種研究定位下學科影響力下降和為獲得財政資助的刻意迎合的研究主題或方法選擇的現實。由於獲取聯邦研究資助是該學科發展的重要指標，並直接影響到學科發展中如研究生入學率、教職人數等一系列其他指標。但毫無疑問，與經濟學、社會學等學科相比，長久以來對政治學基礎研究資助依然匱乏，有限的資金多投向政治學應用研究，(75)所以也不難理解像對於選舉行為等應用性研究在20世紀中期後的普遍興起。因此，當前「美國政治學正在兩難的境地，無論是研究方向、研究方法還是研究經費」。(76)
最後，研究方法分割導致毫無規則的分支學科發展使得研究者和學生們難以形成連貫的知識體系和一致性的「科學推理的邏輯」，(77)破壞了基於政治學的「發展規律和歷史來構建起學科體系」。(78)
美國政治學研究方法發展現狀與危機也給中國的政治學研究帶來一些啟示，雖然近年來中國政治學發展取得巨大成就，但有關研究方法和研究內容在中國當前也依然存在若干不平衡，有學者對8本政治學期刊中涉及亞洲主題的400餘篇文獻分析發現，研究方法採用上大多為經驗性分析和定性分析，研究內容則多以國家為分析單位。(79)這種研究方法偏好當然也不利於中國政治學進一步發展以及對中國政治實踐的理論化提煉。
目前，中國政治學正處在一個良好的提升發展階段，在追求中國政治學研究本土化和國際化雙重願景的過程中，需要從以下方面入手：
首先，進一步探索不同研究方法對中國政治現實解釋的適應性，關注不同研究使用的平衡和最新發展。如尋求本土化政治學研究建構過程中，定量研究將發揮重要作用，通過本土化指標建立和研究變數分解，這樣既有利於本土化政治概念的詮釋，也有利於本土化理論的生成及其與他國學術研究對話；而在追求理論深化和方法創新中，定性研究和多元研究方法也將發揮重要作用，其有助於將中國政治學研究成果納入政治學學科理論體系，促進中國政治學研究成果的擴散及演化，為他國提供中國經驗借鑒。
其次，吸取美國政治學研究中方法論的盲目崇拜或「方法論誤導」帶來的負面效應，同時反思當前社會科學研究對其他學科或理工科研究方法的簡單複製傾向。如從20世紀90年代從對因果關係探索的關注轉向近年來興起的現場試驗方法使用，雖然試驗方法在物理學、生物學、醫學、心理學、經濟學等中有著光輝而悠久的歷史，但對於該方法外部效用的擔憂和實驗受體結構特徵的限制使得其常被認為是政治研究中「毫無必要的裝飾品」。(80)
最後，面對不同的研究方法成果，需懷著對「他者」的理解和了解的心態看待這類成果，探索相互尊重的對話道路，任何不顧基本研究目標而譴責「研究方法的選擇」對於學科發展和進步沒有任何幫助。今天回顧赫世曼(Hirschman,A.O.)在20世紀70年代政治學行為主義興起時期對研究方法使用的評價依然振聾發聵，他指出：「當代社會科學研究無論是盲目的數字遊戲(mindless number-working)還是難以自制的盲目理論化(compulsive and mindless theorizing)，都容易造成對政治現象理解的障礙」。(81)
可喜的是，我們已經看到越來越多的中國政治學研究者在朝著此方向努力，而國內外相關的政治學刊物也極具遠見的為這種努力提供知識傳播和分享平台，體現中國學派和中國特色政治學研究的影響力正在提升。
推薦閱讀：
※「男博士婚後和妻子、母親同睡一床」帶來的反思
※西夏歸來的反思
※強昱:百年道教學研究的反思
※你是科學思維還是宗教思維？
※太虛大師論護法－反思 「印順法師」
TAG:美國 | 政治 | 美國政治 | 方法 | 政治學 | 發展 | 趨勢 | 世紀 | 挑戰 | 爭論 | 反思 | 現狀 | 研究方法 | 新世紀 | 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