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禮儀之邦之瞞和騙】田中禾

田中禾（1941～），原名張其華，生於河南省唐河縣，作家。著有《仙丹花》、《匪首》、《月亮走，我也走》等。我懷疑孟德斯鳩（1689～1755）對我們中國人有成見。說不定他在中國受過誰的騙，或遭遇過不愉快的事。哪個中國人得罪了這個十八世紀的學者？讓他說中國人「生活完全以禮為指南，但他們卻是全球上最會騙人的民族」（《論法的精神》商務版316頁。轉引自《讀書》1996年第1期《西方人談中國傳統文化》）。這是標準的妖魔化中國。還有康德，他到中國來過嗎？如果他沒來過，他怎麼知道我們中國人賣雞往雞嗉子里填沙子，秤砣上做假？他有什麼證據？如果他沒有證據，如果他還活著，我們完全可以告他侵犯名譽權。連黑格爾也說中國人愛騙人，我們中國人可一直很尊敬他，學他的辯證法，學他的美學，我們哪點兒惹他了？其實，吹吹牛，說說假話，本是我們這個民族幽默、浪漫的品性。小時候，故鄉縣城街坊間流傳著這樣的笑話：一個唐河人、一個南陽人和一個社旗人同時到客店去投宿，店裡只剩下一個鋪位，三個人就說，咱們各說各自縣城的風景，比比看誰的風景最好誰就住這張鋪。唐河人先說，他說，唐縣有個塔，離天一丈八。南陽人接著說，南陽有個王府山，離天還有一丈三。社旗人最後說，社旗有個春秋樓，半截插到天裡頭。結果社旗人住了店，唐河人、南陽人只好蹲在客店屋檐下挨凍。其實唐河的塔最高，社旗的春秋樓最低。這是唐河人的教訓。不會吹牛就吃了虧。1958年大躍進時我的一位堂兄在大隊里當隊長，公社召開夏糧豐收放衛星動員大會，為了表示積極響應號召，他搶先登台發言，慷慨激昂，說要保證今年夏糧畝產超千斤（那時的小麥平均畝產一百斤左右，我老家的村子由於缺少肥料，一般年景一畝小麥打八九十斤）。誰知後邊發言的人完全演繹了三人住店的故事，一個比一個吹得高，最後上台的人說他們「畝產超八千，拚死爭一萬」。我這個堂兄被當作右傾分子活靶子，在大會上挨批判，受辯論。那一年小麥的衛星被我們河南遂平縣岈山人民公社放了，是畝產7782斤。水稻衛星被南方某公社放了，達到12萬多斤。報紙上登著一個小男孩站在稻稞頂上的照片，稻子密得連人站在上面也漏不下去。這消息讓毛主席他老人家激動得徹夜難眠。他老人家出身於農民家庭，對種莊稼並不外行，他應該知道一畝地究竟能打多少糧食，然而他不像西方人那樣重視數字的真假，數字的真假並不重要。這個最得中華傳統文化精髓的浪漫主義詩人，寧肯相信人民群眾的美好願望和編織夢想的激情與創造力。「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熱騰騰的人氣比打不打糧食更重要。那是一種精神，那時經常有上邊領導到下邊去看豐收糧倉，大囤滿小囤流，囤里是麥草，囤面上蓋一層糧食，很多當官的心知肚明，卻還是歡天喜地，大加褒獎，該陞官陞官，該受獎受獎。這是大家的需要，囤里有沒有糧食並不重要。你亮了底，敗壞了大家的精神，不惟壞掉許多人前程，還會使自己倒霉。魯迅早就說過，徹底是好的，透底就不好了。西方人的觀念比我們形而下。這跟他們重實證的傳統有關。他們只相信科學證明，不相信美麗夢想，缺乏浪漫主義精神。如果他們研究一下中國古典神話，他們就會對我們的浪漫主義有更多的了解，就不至於把我們的豪言壯語當作撒謊騙人，1958年許多躍進民歌（後來被我們最有革命激情的郭沫若先生編入《紅旗歌謠》），比如：「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龍王，喝令三山五嶽開道，我來了！」「碰天天要破，跺地地要塌，海洋能征服，大山能搬家。」不都是從《愚公移山》、《精衛填海》演繹來的嗎？西方人肯認真研究一下中國最正宗的宗教——道教就會明白，中國人重氣、重意，不重實際，一重實際，人就成了俗物。在煉丹術的學問里，用柴薪、鼎爐、礦石去煉可以服食的丹散，這是外丹，是最低級的修鍊。真正的修鍊是精、氣、神。以身為玉爐，心為金鼎，精、氣為藥石，氣運泥丸，下降丹田，意念所到，去礦留金，煉成了真丹，可以心存萬仞、意吞八荒。這還是下乘。中乘以乾坤為鼎器；上乘以天地為鼎爐；最上乘以太極為爐，太虛為鼎，不但宇宙囊括其中，連宇宙沒形成時的混沌也都煉入胸中。這等氣魄、這樣境界，西方人能想像嗎？有了這樣的氣魄，何愁白日升天，羽化成仙？西人把我們的煉丹術弄成了冶煉術，精神的東西被物質化，他們雖然得到了金、銀、銅、鐵、鋁、汞、鉛，可以拿它去賺錢，卻失去了精、氣、神，墮為凡胎。他們修不成正果，卻說我們騙人。這能怪我們嗎？公元610年，中國第一次搞對外開放，請外國商人到洛陽來，（不知道他們叫不叫什麼節？）用了一萬八千人演節目，聲聞數十里，一連半個月，城中商人、居民身著華衣，盛飾市容，西域商人免費吃喝，醉飽方休。他們看見樹上纏著錦緞，就很不明白地問：「你們不是還有許多人沒衣服穿嗎？為什麼把錦緞纏在樹上，不給他們做衣服？」（見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1965年版第三編第一冊38頁）他不知道我們中國的禮就是講究排場，自己再苦再窮也不能不撐面子。我們算的是精神賬，不是經濟賬。如果他們把這種熱情好客也當作欺騙，那實在是天大的誤解。幾年前一個外國人到我們老家去考察黃牛養殖，縣裡通知把全縣的黃牛都拴到公路沿線村頭上，其實這並不是欺騙，把最好的拿給客人看，這是中國的禮儀。況且關係到世行貸款，重視一下是應該讓他感動吧？報喜不報憂，多歌頌少暴露（最好只歌頌不暴露），並不是魯迅這老夫子所說的瞞和騙。——魯迅幫助外國人妖魔化中國，是因為他讀多了外國書。他應當知道，隱惡揚善是中國人的傳統美德，我們中國人講究為人助興，說話吉利；討厭口無遮攔，掃興、敗興。外國人經醫生診斷得了不治之症，他本人有知情權，醫生必須告知他。醫生、家人可以安慰他，但不應該對他隱瞞病情。中國人被診斷出絕症一般不告訴本人，只告訴家人，家人總要瞞到不能瞞下去，讓他自己慢慢明白，也許直到死去，家人和他自己都不願把真相說出口。諱疾忌醫，不犯忌諱，這是中國人安身立命的原則。除了不掃人興，還有禮儀上的規矩。記得上初中的時候，語文老師讀錯了字，我當時舉起手說，報告老師，那個字念柵（zhà）欄，不念柵（shān）欄。老師板下臉冷淡地說，就你知道得多！事後有位對我比較好的老師找我談話，私下教誨我，你怎麼可以當堂舉手糾正老師呢？你不懂中國的古訓「下不犯上」？即使你說得對，也要為老師保全面子，「為聖者隱」。儒雅的人講究息事寧人，執拗較真是沒涵養的表現。長大後讀了「指鹿為馬」的典故，才明白不說破真相不僅是出於為聖者保全面子的禮貌，還有更深層的利害。趙高當然知道那是一頭鹿，他故意把鹿說成馬，誰天真到以為他不識鹿、馬，站出來糾正，那你不是叛逆就是笨蛋，該殺無誤。這不是陰謀，是陽謀。你願意上鉤，那有什麼辦法？如果我的老師故意把字念錯，來測試我們對他敬畏的程度，我不就是那個該殺的蠢貨了？禮就是規矩。沒有規矩，不成方圓。犯上不只會削弱在上者的權威，還能測驗出一個人忠心不二的程度。沒有忠心，勢必有一天會作亂。所以在中國成語里「犯上作亂」是同一個詞。認真習禮的人不但懂得不犯上，還要學會敬上，體上。武則天登少室封中嶽，山谷里風撼林濤，武則天問，這是什麼聲音？她身邊的臣子說，這是山呼萬歲。這是我剛從旅遊點上聽來的故事。武則天身邊的人就是個習禮得道的人。武則天並不是不知道山不會呼萬歲，可她心裡希望這聲音跟她的到來有關。某位領導好寫字，你趕快給他弄紙筆，替他裝裱，宣傳；某領導好攝影，你給他弄相機，膠捲，幫他沖洗放大，辦展覽；某領導愛寫點詩詞，你趕快給他來篇評論，拿到最顯要的報紙去發表。這僅僅是拍馬屁，雖然會得到小小的好處，可還做不了心腹。真正能幹的臣僚應該是上面想什麼，不說出口，甚至嘴上說不，你要會按他的心意把事情做周到，這才能成為心腹。外國人競選總統、州長、議員，不遮不蓋就是要競爭，公開拉票，不惜花錢，這種不顧廉恥的做法為我們禮儀之邦所不齒。按中國的禮儀，想做什麼是不能說出口的。曹操、司馬昭都想做皇帝，心腹們不斷上書勸禪，勸進，最後他們的兒子替他們實現了願望。石敬瑭、趙匡胤、袁世凱即使心裡非常想做皇帝，嘴上也要一次次謙讓，讓臣下三番五次上表，甚至把黃袍加在身上，弄到不接受就有拂民意，這才肯登禪受賜，比外國人到處遊說、丟人現眼有禮了多少倍？現如今非常想當官的人，一邊不惜手段去跑，一邊口頭上還要不斷表白自己把這一切看得很淡，甚至把人殺了，還說無意和他爭。脫開世俗目光去評價，這是帝王文化之真傳。帝王文化之博大精深，豈是孟德斯鳩者流參得透的？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這本書出版於1748年，也就是乾隆（清高宗弘曆）十三年，我中華大清正當康乾盛世，四海昇平，國泰民安；康熙是清朝最開放的王朝，對西方宗教文化比較寬宏，待西人也比較客氣，由於他的客氣，基督教、天主教才得以在中國廣為傳播。可這個不識好歹的孟德斯鳩非但不領情，還說我們「中國是一個專制的國家，它的原則是恐怖」（見前書129頁）。他埋汰了中國，使自己贏得了世界聲譽。按他的高見，國家政體分為三類：「共和政體基於道德；君主政體基於榮譽；專制統治則基於恐怖。」（見《大不列顛百科全書》孟條）看來我們中國的帝王在他眼裡連君主政體也算不上。令我們二十一世紀許多大腕文人讚歎而引為自豪的千古一帝，只不過是靠著恐怖、強權才得以坐穩江山，一個五千年文明的泱泱大國，我們立國的基礎竟被他說成是恐怖。這話確實叫人難以下咽。好在這本書是二百五十四年前的事，二百五十四年前我們被孟德斯鳩妖魔化了一次，和他較真也划不來。二百多年過去了，幾代人過去了，我們中華民族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現在應該讓這位借罵中國成名的人到中國來看看，讓康德、黑格爾也都來看看。魯迅這老頭也該醒過來，到各地去走一走看一看，在中國，禮儀之邦的文明程度比二百五十年前有多大的進步？（起碼我們從八十年代起已經推廣了「你好。謝謝。對不起。沒關係。再見」這十二字文明用語。說實在話，當初乍聽喬冠華在聯合國大會上的講話最後說「謝謝主席先生」，我感到很詫異，幹嗎謝他？兩人見面或是通電話不問「吃過了」簡直沒一點禮貌。）瞞和騙的形式與內容是否實現了現代化？「吾日三省吾身」，「知恥近乎勇」，在我們傳統文化里有許多類似的名言，雖然我們幾千年來已經習慣了說一套做一套（否則就是迂腐），可我們的說法畢竟要什麼有什麼，怎麼說都成套。如果中國人敢於面對自己的醜惡，妖魔化對我們還有什麼作用？選自《隨筆》，200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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