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解聘教師是進步之舉

近日，一則清華大學解聘教師的新聞引起了巨大的爭議。在教師續任/解聘的考核中，兩位講師因為沒有通過考核標準，特別是科研評定指標上未能達標，而 遭到清華校方的轉崗和解聘。在一片媒體的報道中，輿論一片倒地批評高校「非升即走」政策是科研獨大的縮影，是功利主義的用人觀，是中國大學與世界一流大學 之所以會有巨大差距的鴻溝所在。

但是在我看來，清華實行有退出機制的聘任制，是一所一流大學實行制度建設的關鍵。

據我所知，清華和北大已經開始全方位的朝西方的tenure-track（終身教職評定）制看齊，而在部分院系，比如經管，已經早已沿用此一制度。在美國的 大學裡，tenure-track制度下的新晉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一般會給予一個六年的合同，在合同的第五年進行評審，以做出是否會在第六年給予tenure，也即終身教職的決定。如果不能獲得 tenure，會給予這位教授一年的時間找工作，即第7年年底必須離開。在美加的一些學校以及香港的高校，這六年的期限還會再細分為兩個三年的合同。在第 一個三年合同到期之前，會組織一次內部的評定，以便決定是否再續第二個三年合同；在第二個三年合同到期前，會有一次更加苛責的國際同行評審，以決定是否最 後給予tenure。

這六年對於所有年輕的助理教授來說，都是十分痛苦的過程，同時面臨科研和教學的壓力，也 面臨著人生從在校博士生到大學教授轉變的一個關鍵階段。而即便熬過了這痛苦的六年，其結果也常常會因為科研成果無法達標，或者論文數量和質量無法過關，而 達不到tenure的要求而遭學校解聘。在美國一流的大學，譬如斯坦福、哈佛，每年都有因為tenure評審沒有過關而不得不捲鋪蓋走人的年輕助理教授。 他們會自然流動到第二檔次的大學裡，獲得tenure職位，並升為副教授。這都是非常正常和普遍的學術圈流動。據我所了解，譬如斯坦福政治學系，在過去的 十多年裡招聘的十幾位助理教授，只有一到兩位通過tenure評審而留在本校升為副教授。換句換說，在這些tenure-track位置上的年輕老師，在 進入學校的第一天，就要為六年的評審而奮鬥，中間毫無任何喘息的機會，與此同時也必須做好被學校趕走的準備，接受這樣的結果。

Tenure- track制對於年輕老師來說，是殘酷的；但是對於提高一所大學的水平來說，卻是必須的。只有有淘汰，才可以保證最優秀的學術人才留下來。如果害怕競爭和 淘汰，如果所有人都有穩定的大鍋飯保障，不用出任何學術成果就可以繼續留在學術圈裡，那麼這所學校就會被其他學校所淘汰。這套獎懲明晰的激勵機制是一所大 學是否可以保持其學術活力的根源所在。

評定一位年輕老師是否可以授予tenure的一個重要指標，首先是他的 學術科研能力。那麼如何衡量學術能力呢？其中一個重要指標就是他的論文質量和數量。有一些高校更加細化，要求論文發表在SSCI（社會科學引文索引），這 一要求也經常被批評為大學功利主義的指標化，導致很多老師為了發表而發表，生產學術垃圾。雖然SSCI有很多為人所詬病的地方，但畢竟是一套可以量化的指 標體系，在操作層面上更加具有公信力。設想一下，倘若評審不是大家按照同一化的標準去衡量論文的質量和影響力，而是比較誰和系主任、學校領導關係更好，這 種人治的方式就更加科學嗎？其次，誠如一些評論所言，SSCI體系只有香港和內地的高校所採用（尤以香港為甚），美國確實沒有所謂SSCI的提法，可能很 多教授連什麼是SSCI都不知道。但他們所發表的論文或者預備發表的論文，可以說不僅僅是SSCI收錄的期刊，更是SSCI里排列前列的頂級期刊。

為 什麼這麼說呢？因為學術圈有一個不成文的同行壓力（peer pressure）。學術是一個很小的圈子，在這個圈子裡誰做了什麼研究，誰發了什麼論文，誰出版了什麼著作傳起來很快。每次學術會議，大家聚在一起，經 常會八卦這些最新的研究和論文進展。所有在這個小圈子裡的學者相信都身覺這種同行壓力的存在，繼而鞭策自己要「不待揚鞭自奮蹄」。譬如我自己的領域是社會 學，社會學裡最頂級的期刊叫做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美國社會學評論，簡稱ASR），我相信，所有社會學領域的學者，都以發ASR為自己的終極目標。

我的好友，博士還未畢業，就 以單一作者的身份在ASR發文；我的一個師妹，博士剛剛第四年，前段時間有一篇論文以二作的身份被ASR接受了。當你發現，你周圍的朋友都有ASR，或者 都在摩拳擦掌躍躍欲試準備投ASR的時候，你去發一篇Polish Sociological Review（波蘭社會學評論），是被會同行恥笑的，雖然後者也是SSCI收錄期刊。在我看來，如果一位學者只投這一類型的期刊，這是他學術的失敗，是沒 有顏面在學術圈立足的。相同的道理，經濟學的目標是American Economic Review（AER），政治學的目標是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APSR）。所謂「欲求其中，必求其上；欲求其上，必求其上上」，對於個人而言，只有設立一個比較高的目標，不斷去嘗試，不斷去衝擊這一目 標，才可以歷練提升自己的學術水平；而當越來越多的人都設立一個比較高的目標，不斷去努力，那就會取得質的突破。譬如在經濟學領域，中國學者發表AER早 已經不再是天方夜譚的事情；在政治學領域，這兩三年APSR也終於出現了中國學者的身影，這在過去都是不敢想像的事情。

評 定tenure的另一個重要指標，當然是教學。教學不僅重要，而且也是一個年輕教授修行的必經階段。Tenure-track制之所以殘酷，正是因為要求 在短短的六年時間裡，不僅要求科研做得好，要發表高質量的論文，同時教學上也要投入，有所發展乃至設計新的課程。在美國，那些一流的學者，都是學術研究和 教學齊頭並進。所有人的時間都是一樣的，都面臨著六年後被掃地出門的巨大壓力，都面臨著要在教學和科研上如何尋求平衡的難題，都在感慨時間都去哪兒了。如 果別人做到了，自己沒有做到，那麼個體就需自我反省，有沒有投入足夠的時間在學術上？我非常尊敬的一位老師，她今年已經60多歲了，學術地位非常高，但依 舊勤奮自省。在過去的半年裡，幾乎每天晚上11點半左右（包括周末），我們都會相約一起從辦公室離開。彼時校園裡萬籟俱靜，天空中有點點繁星，我們相伴走 到停車場，一路走著一路交流今日各自的進展，然後相約明日再見。這是學術的樂趣所在。

既然獲得tenure的 壓力如此之大，tenure-track制度就要保證這些青年學者在生活上不要面臨壓力。我們常說，學術是「坐」出來的，這個「坐」就意味著首先要有一張 安靜的書桌，一個寬敞的書房，一個舒適的居所；其次則是不需要擔心三餐。只有沒有生活壓力，學者才能夠集中精力做自己的工作。倘若一個月只有幾千塊錢，日 子都沒法過，怎麼全心做學術呢？但遺憾的是，現實中內地高校青年教師儼然已成為社會最底層的苦工，讀博士是回報最小的無奈之舉。

清 華解聘不達標的講師，這是清華的進步。但清華、北大這兩所大學如果想躋身世界一流大學，還有更多的制度建設工作。譬如大幅提升教授工資待遇，保證教師，特 別是青年教師的待遇，讓他們可以安心地做學術。高校在強調責任和壓力的同時，也要給予相應的物質支持。再譬如打破傳統的名額制或者比例制晉陞，即所有候選 人共同競爭一到兩個固定的升副教授指標，這樣只會導致年輕教師的惡性競爭，大家互相掣肘，又暗自和院系領導拉攏關係。

改革的目標應該是促進 良性和公開的競爭，鼓勵合作與交流，只要達到評定副教授的指標，就可以獲得提拔；達不到的，可以做到一個都不留。再次，在教師招聘上應該放眼全球，進行全 球性招聘，而非本土校級之間的內部消化，同時鼓勵教師多多參與國際同行業最頂級的學術年會（比如美國政治學年會、美國社會學年會），掌握最新的研究趨勢和 進展。

當然，高校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一些更大的弊端還需伴隨著社政領域的全面改革才可以根除。但就目前而言，設立一套可以客觀操作的標準，引入有競爭和淘汰的激勵機制，提供良好的科研環境，是應當而且必須的。

嚴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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