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懷明：幾部描寫于謙事迹的古代通俗小說考論

　　 于謙是時代中期一位十分重要的政治人物，他為官「生績表著，卓然負經世之才」，特別是在土木之變、社稷危亡的關鍵時刻，「憂國忘家，身系安危，志存宗社，厥功偉矣」。後雖受石亨、徐有貞等人構陷冤死，但無論是在其生前還是在其死後，于謙一直深受民眾的愛戴和尊敬，《明史》稱其「忠心義烈，與日月爭光」（註：《明史》卷170 《于謙傳》。），民間往往將其與岳飛、文天祥等忠臣義士並稱，有許多與之相關的傳說流傳。後世還以各種文藝形式歌頌懷念他，詩文辭賦之外，還有幾部以于謙為主人公的通俗小說。因資料缺乏、重視不夠等原因，人們對這些小說知之不詳，有不少問題未能得到解決。筆者據自己平日翻檢所得，略陳管見，拋磚引玉，以求正於同行方家。

　　 　　一、《于少保萃忠傳》的成書與版本

　　 《于少保萃忠傳》，孫楷第的《中國通俗小說書目》以及胡士瑩的《〈中國通俗小說書目〉補》皆予以著錄，但著錄的內容差異較大。前者云：「《于少保萃忠傳》，十卷七十回。存。舊刊本。馬彥祥。題『西湖沈士儼幼英父纂述，武林沈士修奇英父批評』。」（註：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P60，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

　　 ）後者云：「《于少保萃忠傳》，十卷七十回。浙江圖書館藏明刊本《萃忠傳》七十回，題『孫元亮撰，沈國元評』。」（註：胡士瑩《〈中國通俗小說書目〉補》，載《明清小說論叢》（第4輯），春風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

　　 ）兩相比較，同一種書，卷回相同，而署名則完全不同，原因何在？長時期以來，人們對這部小說多是僅見書目記載而未見原書，所以對這些問題無法解答。筆者因在圖書館訪書時得見該書的幾種版本，並查閱了相關史料，對其成書刊刻及流傳的有關情況始有了較為詳細的了解。以下詳述。

　　 筆者所見的兩種《于少保萃忠傳》版本中，一種是刊刻本，分藏浙江省圖書館和中國國家圖書館。前者即是胡士瑩先生所著錄的本子，今有《古本小說集成》影印本。但作者署名是「錢塘孫高亮明卿父纂述　檇李沈國元飛仲父批評」，所謂「孫元亮」大概是胡先生的筆誤。該版本首序，尾署「賜進士第中憲大夫雲南按察司副使奉敕整飭金騰等處兵備予告致仕進階贊治尹錢塘後學林梓書」，下有一行小字「林君嘉靖四十一年進士」，後有兩枚印章，一為「壬戌進士」，一為「林氏從吾」；次贊，尾署「陽明王守仁題」，複次「總斷」，尾署「原博吳寬題」，再次為「凡例」二十二則。書前有圖像四十一幅。正文半葉十行，行二十字，版心鐫「萃忠傳」，有一些眉批、行側批和行間雙行批註。全書大體完整，但也有不少缺頁。

　　 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刊本原是鄭振鐸先生的藏書，書前及書尾均鈐有「長樂鄭振鐸西謗藏書」之印章。該本在《西謗書目》中有記載：「鐫于少保萃忠傳。存二卷。明孫高亮撰。明刊本。一冊。有圖。」（註：見北京圖書館編《西諦書目》，文物出版社1963年版。）惜為殘本，僅存一冊，也是全書的最後一冊，內容包括卷九、卷十兩卷，從第五十五回到第七十回，共十六回。卷首題書名為「鐫于少保萃忠傳」，版心題書名為「萃忠傳」。兩卷的卷首均署「錢塘孫高亮明卿父纂述，檇李沈國元飛仲父批評」。兩卷卷首還各有四幅插圖，表現書中內容。正文有行間雙行批註、圈點及眉批，唯眉批與行間批字跡不清，似為後來補刻的。書尾題「古杭後學孫高亮明卿甫選述　同兄敏謙遜卿甫校正」。正文半葉十行，行二十字。因無序跋牌記等，不詳其刊刻書坊及具體刊刻時間。通過比較可以看出，浙江省圖書館和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兩書版式行款相同，最為明顯的是，兩書都將第六十二回錯刻成第六十回，而且都將第六十九回和第七十回列為十卷之外的「外傳」。顯然，兩書屬同一種刊本。

　　 另一種為精抄本，藏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該抄本經過重裝，共裝訂成十冊。書中鈐有「來葉山房」、「木石居」、「半航」等印章。從筆跡來看，主要由兩人合抄而成，字體秀美，行款也比較齊整。因無序跋抄錄者的署名，具體抄錄年代不明。各卷卷首、卷尾題書名為「新鐫于少保萃忠傳」或「鐫集於少保旌功萃忠傳」。該抄本作者及批評者署名較為複雜：

　　 卷一題「西湖沈士儼幼英父纂述，武林沈士修奇英父批評」。

　　 卷二題「錢塘孫高亮明卿父纂述，檇李沈國元飛仲父批評」。

　　 卷三題「西湖沈士儼幼英父輯著，虎林沈士俊孟英父批評」。

　　 卷四題「錢塘孫高亮明卿父編輯，檇李沈國元飛仲父批評」。

　　 卷五、七、八、十題「西湖沈士儼幼英甫纂著，虎林沈肇森六弭甫批評」。

　　 第六題「西湖沈士儼幼英父纂述，虎林凌萃征聚吉甫批評」。

　　 第九題「西湖沈士儼幼英父輯著，虎林沈懋允大生父批評」。

　　 從署名情況看，沈士儼當是主要作者，共寫了八卷，孫高亮是次要作者，僅寫了兩卷。

　　 將抄本和刊本比較來看，正文內容基本一致，微有出入，文中行間雙行夾注也大體相同，後者略有增益，可以肯定的是它們非屬同一種版本。所不同者，抄本無序、贊、總斷、凡例和插圖，也無圈點、眉批和行側批，特別是兩書的署名差別頗大。刊本大體與胡士瑩先生的著錄一致，抄本則大體與孫楷第先生的著錄一致，只是孫先生僅著錄了卷一的署名，忽略了後面各卷的署名情況，這可能是翻檢不細的緣故（註：為行文方便，下文將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明刊本《于少保萃忠傳》簡稱為「刊本」，稱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所藏抄本《于少保萃忠傳》為「抄本」。）。

　　 在上述所提到的作者及批註者中，大略可考者有三人：

　　 沈國元，字仲飛或飛仲，曾改名常，字存仲，明末秀水諸生。他曾經訂補同朝人陳建所著的《皇明叢信錄》一書，並撰有《兩朝叢信錄》、《流寇陷巢記》、《甲申大事記》等歷史著作（註：有關沈國元情況，參見謝國楨《增訂晚明史籍考》、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兩書相關記載與介紹。）。

　　 凌萃征，字聚吉，號擴庵，錢塘人。「弱冠補博士弟子，崇禎丙子歲，捲入彀誤，中副書」。他穎悟沈靜，性淡泊，「藝菊賦詩，陶然自得。酷嗜奕，賓至輒與共奕，雖寒暑勿間也」（註：見康熙年間《錢塘縣誌》。陸圻《冥報錄》載其女兒生病鬧鬼異事，可參看。）。

　　 孫高亮，字明卿或懷石，錢塘人。邵海清先生在《古本小說集成》的影印本前言中說他號有恆子，不知何據。書中有五處署名「有恆子」的批註，但同時也有六處批註署名孫明卿或孫懷石。孫高亮和于謙是同鄉，其祖輩和于謙是好友（註：參見《于少保萃忠全傳》卷首林從吾序。）。他是《于少保萃忠傳》的作者之一，該書中還有六條他所寫的批語。關於他和《于少保萃忠傳》、《于少保萃忠全傳》的關係，後文還要詳細探討。

　　 刊本和抄本所據的底本從內容及署名情況來看，當不是同一個版本，不過它們都是明代的版本，這是沒有問題的。因為兩書中凡是有關明代皇帝廟諱的名號均頂格或空一格書寫；書中還稱北方少數民族為「胡人」、「酋」、「韃虜」等，這在文網森嚴的清代是絕對禁用的，會招來殺身之禍。

　　 那麼，刊本與抄本所據底本孰先孰後呢？據筆者的考察，應該是抄本的底本早於刊本。其理由如下：

　　 首先，從署名情況看，抄本的作者及批註者署名較為複雜，有八人之多，其中已包括了刊本所署的孫高亮、沈國元二人，後出的《于少保萃忠全傳》則只署孫高亮、沈國元二人。從小說成書的一般過程和規律來看，應該是先由集體創作，然後再由一人整理刊刻，而不是一個人創作成書、流傳一段時間之後，刊刻時再加上他人的名字。所以，說抄本所據底本早於刊本比較合乎實際。筆者甚至懷疑抄本所據的底本為刊刻前的原稿本。

　　 其次，除書前的序、贊、總斷和凡例外，抄本較刊本還少插圖、圈點、眉批和行側批等內容。如果抄本的底本晚於刊本，它應該把這些也都錄上，最起碼把眉批和行側批部分抄上。因為兩書其它內容基本一致，抄本的抄錄者抄寫十分認真，他們不會有意漏抄這些內容。合理的解釋是：抄本所據的底本被刊刻後，孫高亮、沈國元二人又做了圈點、批註的工作，並改動原書的署名，然後再次刊印出版。

　　 再者，從刊本的情況看，其正文部分字跡清晰，唯眉批和行側批模糊難辨，與正文不一致，顯系在原版上補刻而成，這也說明抄本所據的底本要早於刊本。

　　 將兩種版本對勘，也可以找出一些證據，比如抄本的前五回每一回前面都有開篇詩，但在刊本中都被刪去了。再比如，抄本中有些批註，到刊本中變成正文。最明顯的一個例子是，抄本小說第三十一回「劉四領計，叩辭前往」後有註：「按，後也先被哈剌邀截，劉庸觀羯囊之計，果然砍死也先，亦公之神謀遠計也」刊本中將前兩句同正文一樣刻寫，後兩句改成雙行夾注。顯然，這是刻書在發現刊刻有誤後的補救措施。

　　 還有兩種《于少保萃忠傳》的版本值得注意，一種載於民國所修《杭州府志》的《藝文志》，云：「《于少保萃忠傳》，十卷，錢塘孫高亮明卿撰。」從書名看，它當是十卷七十回的《于少保萃忠傳》，而不是後來較為流行的四十傳的《于少保萃忠全傳》；從署名情況看，它和前面提及的刊本較一致。

　　 另一種見於路工先生的著錄：「《于少保萃忠傳》，十卷十回，明天啟年間原刊本，圖極精……題『錢塘高亮明卿父纂述』、『檇李沈國元飛仲父批評』，前有萬曆辛巳（一五八一）年林從吾序，並有王守仁、吳寬題贊。杭州盧林刊本。」（註：路工《訪書見聞錄》之《古本小說新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路工先生所見的這個版本與浙江省圖書館的藏本接近，但有兩點令人感到疑惑：一是其回數，不知是真的共十回，還是路工先生的誤記。按正常情況應該是七十回或四十回，也許路工先生看到的是個殘本，可是他並沒有明確交代；一是該書作者的署名，路工先生還特意強調：「此題作者高亮，字明卿，道光年間刊本誤成『孫高亮』。」但在筆者所見的抄本和刊本上，均題作者名為「孫高亮」，而非「高亮」。從上述情況看，這個天啟間杭州盧林刊本並非如路工先生所說的「原刊本」，可能是同浙江圖書館和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相同的刊本。當然，也不排除其所見為《于少保萃忠全傳》而非《于少保萃忠傳》的可能性。不過它的確有可注意處，可惜不知該書歸藏何處，無法目驗證實。

　　 《于少保萃忠傳》以前只是見於幾種小說書目的著錄，還未有人進行過專門研究。總的來看，該小說有以下幾點值得治小說史者注意：

　　 一是其文體方面的創新。它雖屬歷史演義類小說，但採用紀傳體的形式，主要圍繞于謙個人一生的事迹及與之相關的事件來寫，同以往採用編年體形式寫群像的歷史演義小說不同，對後代歷史演義類小說的創作有啟發意義。

　　 一是其題材的選擇。《于少保萃忠傳》雖屬歷史演義類小說，但它所表現的內容在時間上距現實較近，以本朝人物為主人公，有些像現在的傳記文學，這在以前的通俗小說中還很少見。明末清初，曾出現一批描寫時事的小說，如《警世陰陽夢》、《魏忠賢小說斥奸書》、《樵史通俗演義》等，由此可見《于少保萃忠傳》的開創之功。

　　 再從小說的表現方式來看，《于少保萃忠傳》史實性強，實多虛少，書中所載事件多有所本。將《于少保萃忠傳》與《明史·于謙傳》、《於忠肅公年譜》、《少保兵部尚書肅愍於公神道碑銘》及有關方誌中的記載對照來看，可以明顯地感受到這一點。就連書中有神怪靈異的部分，也大多有所本。如作品中於謙為文天祥轉生的描寫，《於忠肅公年譜》中就有記載：

　　 公之祖父常念宋文丞相忠烈，奉其遺像甚虔，夜夢一緋袍金襆神言曰：『吾感汝父子侍奉之誠，傾即為汝之嗣矣。』公父遜不敢當。

再如小說第五十一回，于謙死後借其子于冕目光、朝見皇帝訴冤的描寫，也並非作者的臆造，而是有所據，如田汝成的《西湖遊覽志余》中就有類似記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