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印度註定無法成為第二個中國 //雲石

莫迪上台後，印度又掀起了一陣趕超中國的輿論浪潮。而莫迪也信誓旦旦的承諾，要全力推動印度社會改革，大力發展製造業，並以此為途徑，使印度實現現代化，成為一個世界大國。

當然，就方向而言，莫迪的思路是不錯的。早已過時，卻又難以更新的社會結構，對這個文明古國的現代化，構成重大的威脅。只是，印度社會頑疾存在千年，僅憑一個寒門出身的政治領袖，就真的能讓他一朝舊貌換新顏么？在此，雲石君從歷史和地緣的角度，解讀一下現代印度崛起過程中的風險和困境。

分裂的政治傳統

作為南亞次大陸的天然主宰，印度有著不遜於任何世界其他主要文明的悠久歷史，並有著延續數千年之久的璀璨文明。但與其他擁有相同體量的古老文明不同，在印度文明的擴張史中，並沒有形成大一統的穩定政治格局。中國、羅馬、阿拉伯、奧斯曼等古代文明，在發展到一定程度後，紛紛邁向帝國體制。而印度文明卻始終處於邦國割據的分裂狀態，即便偶有統一，也只不過是曇花一現。考慮到古代印度文明的發達水平，以及南亞地緣板塊內部的緊密聯繫，這種分裂格局多少有些另類。

當然，古代印度之所以分裂，也自有其理由。在之前的《印度為什麼怕中國》一文中，雲石君已對印度的地緣格局有所介紹：南亞次大陸以東為緬甸的密林；北部為高不可攀的喜馬拉雅山脈和環境惡劣的青藏高原；西部，跨過印度河流域，便是興都庫什山脈；它們的存在，為南亞次大陸提供了充分的保護。至於南面的大海，雖然無法阻擋海上勢力，但海洋文明的商業特質，使它們即便進入印度，也更注重於物質利益的攫取，而非對領土的佔有（比如早先的阿拉伯和後期的葡萄牙、乃至英國），因此無法對印度文明造成顛覆性影響。

在這種封閉的環境下，當印度文明覆蓋整個南亞次大陸後，便喪失了繼續擴張領土的動力（以農耕時代的觀點看，南亞次大陸周邊的土地也確實沒太大開發價值）。而它又不像華夏文明那樣，有必須持續應對的外來壓力（華夏文明必須長期應對塞外游牧文明的侵襲），以致必須採用大一統的方式，，來集中資源應對。

當然，印度也不一點外來威脅都沒有。相對於喜馬拉雅山脈和青藏高原，翻越興都庫什山脈還是容易的多。而山對面中亞地區的游牧文明，更是農耕文明的天敵。

不過，雖然古代印度會周期性的收到中亞游牧文明的入侵，但卻並未對印度文明的獨立性構成本質性的威脅。之所以如此，除了古代印度文明的不俗實力外，也與中亞作為大陸交通島的地理位置不無關係。

中亞身處亞歐大陸腹地的地理位置，使其成為東亞大陸、蒙古高原、南亞次大陸、伊朗高原乃至西亞新月沃地等亞洲各大地緣勢力的交鋒之地。虎狼環伺的周邊環境，使中亞很難作為一個獨立的地緣政治板塊存在，而只能在各大文明交鋒結束後，成為勝者的附庸。

只是，無論對東亞的中國、蒙古，還是西亞的波斯、阿拉伯，中亞都太過遙遠。由於遠離各大地緣勢力的核心區，中亞即便被一方佔領，這種佔領也缺乏穩定性，隨時會因為佔領者的衰落或其他地緣勢力的捲土重來而發生改變。

中亞的虛弱和混亂，既大大降低了印度遭受入侵的機率，也使得得以征服印度的統治者，不得不面對這樣一個困境：由於身後缺乏強大而穩定的地緣板塊作為支撐，使他們無力對印度文明進行根本性改造，反倒不得不針對印度實情，對自身進行調整，以保護得來不易的統治地位。最終結果就是融入印度文明。

在這種既無法擴大文明規模，但也不至於遭受滅頂之災的情況下，窩裡斗，幾乎是所有組織的本能。在這種大環境下，南亞次大陸內部的各次級地緣板塊的矛盾被相對放大，最終形成了分裂的政治格局。

正是這種分裂的政治傳統，使印度於1948年建國後，很容易便建立了以分權制衡為特徵的現代西方民主制度。但當印度經濟從傳統農耕文明向現代工業文明轉型時，問題就來了：

放眼世界各主要發達經濟體，無論是早期的英法美德，還是後期的日本、韓國甚至台灣，在邁向工業文明的過程中，其政治體制雖有進步，但均帶有強烈的威權色彩。即使有所謂的分權制衡，其範圍也只限於精英階層。

之所以會這樣，是因為工業擴張中，不可避免的會產生諸如圈地運動、血汗工廠、環境污染等問題，嚴重侵犯普通民眾的利益。只有通過強大的政治威權，才能壓制反抗，強力推進。只有當工業化完成，上述問題淡化消失，波及全民的現代民主制度才有了實施的可能。

而與西方不同，印度在建立現代民主政治制度時，國家經濟基礎仍處於傳統的農耕狀態。這種民主制度的超前實現，對印度經濟的發展構成巨大的阻礙：任何有利於經濟發展和轉型的工業項目，因其本身所連帶的負面影響，都會招致印度人民的堅決反對，並在現代媒體的監督下被迅速放大。

在民主政治框架下，印度政客為爭取選票，只能無節操的迎合群眾意願，無法像威權時代的韓國、台灣和後來的中國政治家一樣，用強有力的中央權力將其推行下去，這導致印度接連錯過20世紀後期的幾次歷史發展機遇，經濟結構遲遲無法轉型。

而同樣，過早採用西方民主制度，也導致了中央權力的薄弱和地方的各自為政，反映到經濟層面，就是全國性的基礎設施建設和產業規劃布局無法展開，國家經濟支離破碎。

印度教和種姓制度

印度社會根據出身不同，將人分為婆羅門、剎帝利、犬舍、首陀羅四大階級，此外還位於四大階級之下的「賤民」階層。不同階級職業不同、地位差別懸殊。處於高種姓的婆羅門與剎帝利，掌握了絕大部分社會資源，而占人口絕大部分的首陀羅、犬舍和賤民，則窮困潦倒。

其實這種金字塔型社會結構並不是印度專利。但跟其他文明不同的是，印度文明中，這種社會結構被以種姓制度的方式加以固化。

在中華等其他文明中，下流階級的人，可以通過讀書、作戰、經商等後天奮鬥的方式，得到社會的認可，進而提升自己的階級地位。

而印度人的階級地位則完全由出身這個先天因素決定。出生之後，無論個人如何努力，階級地位都不能改變。也就是說，無論低種姓多麼努力，他們也無法躋身於婆羅門、剎帝利等高貴階級當中。

可是，追求幸福生活是人的本能。種姓制度斷絕了絕大部分印度人改變命運的可能，理所當然的會招致他們的憤恨和反對。對此，印度文明採用宗教的方式加以化解。

印度教教義推崇轉世，將今生的苦難，作為來世獲取幸福的必要條件。在印度教義的熏陶下，下層階級逐漸放棄了現實社會中的反抗，而寄往於來世，甚至願意通過苦修，來增加轉世獲取幸福的幾率。

種姓制度和印度教的結合，使印度社會的階級完全固化。這種社會結構的好處，是有效減少了階級衝突，維護了社會穩定。中國歷史上屢見不鮮的階級戰爭（農民VS地主、資產階級VS地主；無產階級VS資產階級+地主）在印度很少發生。但壞處則是：由於缺乏足夠的上升渠道，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印度下層階級，也就喪失了通過努力學習和工作，來改變自身命運的動力，變成得過且過的「混日子」一族。當「愚昧」、「慵懶」、「散漫」成為低種姓的代名詞後，印度也就喪失了通過發展大規模製造業邁向現代文明的可能。

政治改革的必要性

在過去的幾十年里，印度發展出軟體外包業，並取得了成功。但是，這樣一個產業鏈短（不需要太多配套產業）、勞動力需求量小（只能容納百萬人口級的就業、總共不過幾百億美金的規模）的產業，是無法將印度這種超級人口大國帶入現代化的。作為一個十億人口級別的國家，發展製造業，是其現代化的唯一出路。

大規模的工業製造需要大量的合格勞動力。而要達成這一目的，印度必須清除種姓制度的影響，給予低種姓和賤民階級足夠的上升空間，讓他們能夠通過學習、工作等手段來改變命運。

可是，當階級藩籬被打破，下層人民有了獲得幸福生活的慾望和可能後，使人安貧樂道，願以今生苦難換的來世幸福的印度教教義，也就喪失了它的社會基礎，其結果就是被拜金主義取代。

在拜金主義的驅使下，印度的低種姓和賤民們，終將被裹挾進工業化的滾滾洪流中。但與此同時，強征土地、房屋拆遷、環境污染、職業病、過低薪酬、長時間勞作，這些工業化過程中（尤其是中前期）無法消除的負面影響也會隨之而來，進而引發民眾的群體性憤怒和抗爭。

對印度政府而言，壓制民眾的不滿是有必要的，否則工業化無法實現。但在現代民主制度的架構下，為選票所裹脅的政客，不可能實現這一目的。要想解開這一困局，印度唯一的辦法就是改革政治制度，實行中央集權。

政改的內戰風險

中央集權的過程，必然引發政治勢力的重新洗牌。考慮到印度的政治架構，沒有任何一方政治勢力，能夠讓其他對手放手退出。要想解決這一難題，印度只有兩條路可選：要麼政治勢力間直接發起內戰，用武力消滅其他勢力；要麼跳出派系爭鬥，放下身段爭取占人口絕大多數的低種姓和賤民的鐵心擁護，通過壯大基本盤的方式，逼迫保守勢力出局。

咋一看，派系內戰並非好的選擇。但如果採用第二種方式，則意味著這一政治勢力站到了下層階級的立場上，一旦其掌權，必然會剝奪掌握社會資源的上層階級的利益，進而會招到強烈抵制。鑒於利益的不可調和性，雙方的衝突必將愈演愈烈。如此一來，派系內戰或可避免，階級戰爭卻極有可能發生。（現實中的案例，則是印度毛派武裝與政府之間的衝突。一旦大規模工業化啟動，毛派將獲得廣泛的社會基礎）

種族對抗與宗教衝突。

印度的人種構成大概可以分為三個部分。由早期自中亞遷入的雅利安人演化而來的印度斯坦人（即印度白人）；土著的達羅毗荼人（即印度黑人）；以及早期由東亞流入、在東北地區占相當比例的蒙古利亞人（黃種人）。

由於歷史的原因，婆羅門、剎帝利兩大高種姓基本由占人口少數的印度白人組成，占人口絕大多數的達羅毗荼人與黃種人則基本屬於低種姓和賤民。

一直到今天，印度社會的各種資源仍由高種姓的印度白人控制，而印度黑人和黃種人基本處於被統治地位。

通常情況下，這種明顯不平等的社會結構必然導致種族衝突的產生。而印度在數千年的文明發展史中，卻成功的避免了種族間的對抗。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蹟。

而印度之所以能成為例外，固化階級的種姓制度，和鼓吹放棄今生以求來世的印度教義居功至偉。（發源於印度的佛教，由於宣揚眾生平等，不利於印度種族階級社會的穩定，逐漸在當地走向消亡）如果這兩者被清除，處於社會中下層的達羅毗荼人和黃種人的種族意識會被激活，並在拜金主義的誘惑下，對控制社會資源的印度斯坦人產生種族仇恨，膚色的不同更讓這種衝突加倍激化。而隨著大規模工業化的展開，主要的印度斯坦人構成的資本家，與主要由達羅毗荼人以及黃種人構成的工人階級之間的衝突將愈演愈烈。階級矛盾和種族矛盾合二為一後所迸射出的力量，足以將印度攪的天崩地裂！

宗教矛盾也是印度政治改革潛在威脅。印度境內有總數多達一億的穆斯林。他們獨立於印度教體系之外，但與黃種人和達羅毗荼人一樣，處於社會的中下層。雖然當下，印度教的強大實力足以壓制占人口少數的穆斯林。但如果印度教體系崩潰，印度社會陷入紛爭，穆斯林為爭取自身權益，也不可避免的會捲入其中，進而加劇印度的混亂。

制度、階級、種族、宗教，多種因素交織在一起，使印度的工業現代化道路十分艱難，稍有不慎，便有萬劫不復的危險。

印度當然清楚內亂的後果。但鑒於自身複雜的國情，它又無法確保內亂不會在現代化的過程中發生。在這種左右為難下，印度的現代化改革只能長期流於形式。能否找到一條真正的和平發展之路，將是事關這個南亞大國延續與存亡。

下一節，雲石君將繼續講述，印度所面臨的外部困境。

本文為雲石地緣政治系列文章之印度篇第二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