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建平：「釣魚島事變」的歷史意味與中日關係再認識

二、為什麼會發生「釣魚島事變」？？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之際發生以戰爭語言相向的「釣魚島事變」，最為失態者應該是中國的日本研究。在2011年底日本首相野田佳彥訪華時，活躍於媒體的文人、學者連篇累牘地暢想「友好合作」：「中日關係進入不惑之年」，日本首相來訪是新年的「好兆頭」，以邦交正常化40周年為「契機」云云。然而，2012年中日關係的展開與這些風雅頌、八卦圖之類的鼓吹完全相反：1月3日，沖繩縣石垣市四名議員登上釣魚島；2月，南京的「友好城市」名古屋市長大談「南京大屠殺烏有論」，激起中國的強烈抗議；4月，東京都知事推出「購買」釣魚島計劃，並籌備登島、開放行動，謀求從日本「實際控制」到「實際佔領」的事實主權；5月底6月初，一起「莫須有」的「中國外交官間諜嫌疑案」成為各大媒體爭相報道的焦點，中日關係更被籠罩了陰森恐慌的醜聞語境。此後，日本政府不顧中國方面的一再勸告而加速推進「國有化購島」進程，直到兩國公船在釣魚島海域對峙，中國發生大規模的暴力化遊行示威，中日關係跌到了邦交正常化以來最為兇險的狀態。　　事實上，「不惑」、「兆頭」之類的舞文弄墨乃知識思想仍停留在「文學」狀態而對外部世界、對國家間政治尚無社會科學理解的證明，是罔顧中日關係周期性惡化的長期歷史事實之不負責任的虛構，對中國外交難免造成脫離實際的知識誤導和輿論麻痹。試想，既然邦交正常化40年的中日關係不能脫出「周期性惡化」的陷阱，既然小泉純一郎首相時代創下全任期連續參拜靖國神社而使中國抗議無效的記錄，既然民主黨政權敢於違反漁業協定而在釣魚島海域逮捕中國漁民並啟動國內司法程序，既然當前日本推動的「日美同盟深化」、拉攏的東南亞國際聯合都指向「中國威脅」——處於這種蔑視、敵視的歷史連續性結構和現實威懾狀態的中日關係，能有怎樣的「友好合作」呢？總之，中日關係的惡化是自然而然的，而惡化到「釣魚島事變」才是中日關係最真實的狀態。　　面對中日關係的破局，中國的日本研究不能再走或高唱「友好」頌歌或一味痛批日本的老路，而必須在知識、思想的意義上有所進步，理解為什麼會發生「釣魚島事變」。　　其實，早在2012年1月31日日本國會參議院預算委員會答辯時，野田首相就預言中日關係的危機了。有議員提問：日中兩國首腦，用「戰略互惠關係」之類「悅耳動聽」的語言遊戲擱置島嶼爭議等「真問題的解決」，是不是應該反省？首相答道：「在某種意義上，就是像咒文那樣，見面相互唱念一番，但個別懸案還是會鬧起來。」中日關係的「戰略互惠」定義至少是一個冠冕堂皇的概念，豈料野田在無意間流露出了調侃的本心而稱之為「咒文」，引得議員們當場失笑。野田似乎也意識到不妥，匆忙把「咒文」之說修正為「理念」，辯稱：「反覆念幾遍，也有深化意識的作用。」在野田首相看來，中國不是值得認真談判的外交對象，所謂「戰略互惠關係」乃對中國逢場作戲的「咒文」，遇到「懸案鬧起來」的情況，「反覆念幾遍」即可消災免禍。但那位議員仍然強調解決現實問題才是「政治家的工作」，指責兩國首腦遇到麻煩就靠唱經念咒來「逃避」。　　把上述國會答辯放到幾個月之後「釣魚島危機」的語境下來理解，這位議員就是要求必須正視島嶼爭端並通過外交談判給以解決，而野田首相的策略是不畏懼「懸案鬧起來」，相信通過誦念「戰略互惠關係」的咒文就可以渡過危機。很顯然，這是得自日本對華外交經驗的心得。但令日本政府始料不及的是，中國方面對其「國有化購島」的反應空前激烈。9月19日，野田首相公開承認：「考慮到了會引起一定的摩擦，但這麼大規模則超過了預想。」而在8月底被派往北京呈送野田首相給胡錦濤主席的親筆信、傳達日本「國有化購島」意圖的山口壯副外務大臣也的確曾經進言要求暫緩「國有化」，但被排除在主要決策成員之外，他甚至公開表示對急速決策「國有化」、欠缺與中國政府事前溝通的不滿。　　由此可以確知，日本政府的核心決策層輕視對華外交，以為用「戰略互惠關係」之類的概念遊戲可以安撫中國，但野田承認這次失算了。也就是說，日本爭取領土的國家利益慾望過於張狂，引起了「超過預想」的中國政府行為對抗和無政府暴力反應。因此可以斷定，如果中國把日本單方面領土慾望擴張的危險性通過權威、正式的外交交涉提示出來，給日本以明確的「預想」，日本政府就可能會節制「購島」衝動、慎行「國有化」之類企圖獨自佔領釣魚島的決定了。簡而言之，本來曾經存在著可以遏制日本「尖閣諸島慾望」的「預防外交」可能性。　　所謂「預防外交」，是指為避免國家利益的政治性對立引發威脅使用武力的事態而採取的預防性外交交涉。日本學者指出：即使在小泉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的中日關係冷凍期，中日貿易仍然增長；因此日本政府從舊例可以設想，即使堅持在領土問題上不讓步的方針，對日中貿易也不會發生多大影響。也就是說，日本政府根據以前用「政經分離說」成功誘導中國雖「政冷」但「經熱」的經驗，預測中國對「釣魚島事變」也不會作出過於強烈的反應。這是日本對華外交的真正「大國傲慢心態」。因為這種經驗和心態，日本拒絕與中國進行關於釣魚島問題的正式外交交涉，而只是堅持「溝通」、「傳達」、「說明」之類單方面的知會策略。但中國應該清楚自己對「釣魚島事變」絕不能接受的立場，更應該清楚外交談判對於解決釣魚島問題的重要性；也就是說，中國必須準確、具體地把中國立場傳達給日本，即使日本迴避外交談判，也應該利用最可能的時機設置外交議程，把日本拉到防止危機深化、談判解決問題的交涉框架中去。　　「最可能的時機」出現了嗎？就是8月底日本外務副大臣山口壯到北京的「親筆信之行」。當時，日本的內政外交因為領土問題引發的危機而處於壓力最大的狀態：由於擔心香港保釣人士繼續組織登島活動，由於憂慮中國的抗議遊行持續下去將不可避免的破壞中日經濟文化交流，由於不能放任大使公務車遭截之「拔旗事件」造成的日本人安全恐慌蔓延，由於必須當面試探中國政府對於日本「國有化購島」的態度，山口副大臣於8月28日攜野田首相致胡錦濤主席的親筆信到北京進行緊急外交接觸。而且，這是一次對日本外交來說極端冒險的舉動，因為此前韓國曾經拒絕了日本首相就領土爭端問題給李明博總統的親筆信；山口副大臣到北京送信，重蹈像被韓國拒絕那樣的覆轍是可能的，因此日本政府面臨的壓力很大。如果再次被中國拒絕，日本的東亞外交的基礎崩潰，在世界會淪為笑柄，在國內更無法交待。也就是說，儘管日本對中國一直採取「中日之間不存在領土問題」的強硬立場而使得中國找不到交涉的機會，但副大臣到北京送信是日本內政外交立場最為脆弱的時刻，中國完全可以在是否接受信件的條件下設定中國的交涉主題，把日本拉到解決「釣魚島問題」的談判桌上來。而從山口副大臣回國後公開表示對首相、外相決斷「國有化」不滿的事實來看，也的確是存在著中國外交的機會。　　但中國沒有理解、抓住這個機會。山口副大臣的使命是通過送達首相親筆信給外界造成一種中國政府接受日本「國有化購島」的印象，當面觀察中國方面的反應，要求中國政府克制並約束民間的抗議活動。如果中國外交部以立即組織談判解決釣魚島問題作為接受親筆信條件，日本政府很可能作出相應的妥協而開始磋商。如果日本方面拒絕中國的要求，中國則不僅拒絕接受信件，而且可以指明破壞釣魚島問題的現狀就破壞了中日邦交的前提。這樣，除非日本決意拋棄中日邦交，否則就會擱置「國有化購島」進程。然而，中國外交顯然沒有足夠的情報、知識和研判能力作出果敢的判斷。山口到北京兩天，遞交親筆信之事一直因為事務性、手續性理由被拒至30日下午還沒有著落。日本政府高度緊張，外務大臣和首相苦於情況研判和對策檢討，媒體也不斷傳出「未交」、「延期」、「被拒」等紛亂的消息，反證著日本方面擔心親筆信被拒絕的恐懼心態。其實，讓日本狼狽出醜決不是中國外交的目的，不問青紅皂白斷然拒之門外既有失禮節，也失去了與日本談判解決「釣魚島問題」的機會。但對於中國而言最失利的處理，就是既接受了親筆信，又沒有提出讓日本同意談判解決問題的條件。而事態的演變就是如此：雖然經過一再拖延，但山口副大臣還是終於把親筆信交到中國外交負責人手裡；而且中國在接待山口時所要求日方的是「慎重處理有關問題、防止中日關係大局受到損害」以及「增進政治互信、妥善管控問題」之類的抽象論，日本的理解當然就是各自控制事態、保持合作而並非談判解決問題；所以，親筆信交付後日本便大舉進行「海域實地調查」、推動「國有化購島」進程。而隨著山口的親筆信之旅有驚無險地完成使命，東京都的「購島計劃」也就迅速、公開地向日本政府的「國有化」合流，日本通過「國有化」宣示主權、落實治權的步驟照常推進甚至大大加快，給人以日本對俄、韓的領土交涉一敗再敗卻獨能在中國戰線步步為營的印象。　　當然，阻止「釣魚島事變」而談判解決釣魚島問題的機會早在2010年日本製造「釣魚島海域撞船事件」時就出現了；但由於缺乏必要的情報和研究，中國被日本舉國一致抗議「中國威脅」、渲染中國漁船責任的輿論所誘導，只抓住要求放人的目標，而沒有追究日本違反中日漁業協定、破壞中日「釣魚島共識」的責任。儘管那時也是日本方面積極尋求機會與中國恢復首腦會談和外交接觸，但由於中國外交缺乏為解決「釣魚島問題」而設置中日關係議程的主體性和戰略方向性，結果失去了從事件汲取教訓、主導談判解決釣魚島問題的機會。中國外交不去積極主動地創造條件、抓住機會、設置以「釣魚島共識」為前提解決爭端的中日關係議程，日本的「尖閣諸島慾望」也就越發強烈起來；而即使日本製造了「釣魚島危機」，中國的反應也往往是翻來覆去的批判、聲明、抗議。但批判、聲明、抗議都不是外交，只有設置國際關係議程、展開解決問題的談判行動才是外交。外交需要有重大責任意識的果敢交涉，沒有這種交涉，就不可能阻止「釣魚島事變」的發生。總之，外交缺位或機能不全而導致他國慾望的壓倒性泛濫，「釣魚島事變」在中日關係的歷史邏輯和國際政治的結構原理上是不意外的。三、「釣魚島事變」之於中日關係和東亞地區政治的意義　　　　近代以來的中日關係歷史敘事有著種種「事變」的記錄，日本語稱之為「滿洲事變」、「上海事變」、「支那事變」等；一直到現在，中國的抗日戰爭史敘事仍然沿用著「事變」的命名，只不過是去掉了殖民主義蔑視性稱呼的「滿洲」、「支那」而冠以看起來中性的時間表達，如「九一八事變」、「七七事變」。但「事變」一詞乃日本帝國主義者為掩蓋對華發動侵略戰爭的事實所作的命名，當時的國際聯盟規約、巴黎不戰條約禁止以戰爭手段解決國際糾紛，日本便以「事變」之謂來躲避國際批評。　　縱觀整個「購島」過程，日本政府、媒體一直都在以國內「土地所有權轉移」不應該引起與其他國家的問題、為了「維持平穩安定的管理」、希望不要影響「日中關係的大局」、與中國「進行著緊密的外交溝通」等說法，掩蓋改變釣魚島現狀的「事變」性質。在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肇事之初，日本輿論熱烈報道「東京都尖閣諸島購入計劃」，但主流媒體的意見是批評，認為應該由國家購島和管理。中國輿論受到日本媒體的影響也紛紛給以貶斥，如諷刺「購島計劃」是一出「鬧劇」，認為反映了日本衰退引起的「戰略焦慮」，斷定「不代表日本政府的立場」，主張對石原慎太郎「無需太過關注」，相信「日本政府還是會從中日關係大局出發，避免因為一些突發事件影響中日關係大局」等。似乎嘲諷一通石原慎太郎，也就足以得勝回朝了。　　但這種以「文革」式批判代替事實把握、以宣傳口徑取代積極思考的傳統話語模式是脫離外部世界的實際的；「右翼鬧劇論」、「日本戰略焦慮論」之類的貶斥、嘲弄更麻痹了中國的外交反應。就在中國媒體似乎洋洋自得作勢如破竹的口誅筆伐之間，東京都的登島宣傳和政府的「國有化」概念操作席捲日本，中國再疾呼「購島鬧劇當休矣」為時已晚，　　日本的「尖閣諸島慾望」已經民粹化、政治化而很難止步了。　　把中日國家利益衝突性質的「釣魚島事變」貶低為「少數右翼分子」的「小動作」，甚至呼籲「扶正壓邪」，證明著中國的對日外交沒有立足於國民（民族）國家的實際，仍然被類似於「把日本政府和日本人民區別開來」的「階級論」、「統一戰線論」等意識形態想像所控制。而既然不能及早嚴重認識「釣魚島事變」的性質，話語表述也就被日本語的「購島」、「國有化」所牽制，即使加上「鬧劇」、「小動作」之類貶斥性後綴，也難免不被日本「國有化」之「三不原則」（不登島、不調查、不開發）所迷惑。當然，更沒有可能做到從嚴肅的國家間政治責任出發設置媒體議程和外交議程、一開始就在道義和主導權的意義上遏制住事態的發展。　　日本侵華戰爭時期的中國政府之所以接受「事變」的說法，並非由於完全的糊塗，而有著迴避宣戰、拖延抗戰、等待歐美援助的政治心理原因；現在面對「釣魚島事變」卻斥之為「少數右翼分子」的「小動作」和「戰略焦慮」導致的「購島鬧劇」，當然也並非由於著實的空想，而是因為沉湎於把外交誤以為就是談話、聲明、批判、警告或者恫嚇的習慣，盡量迴避事態的嚴重性從而迴避艱苦的外交交涉。由此可以理解，「釣魚島問題」意義的中日關係之所以會倒退到比邦交正常化之前更加嚴峻的冷戰對峙狀態，從日本方面說是因為其對華外交仍然因襲著強權政治、實力政策、謀略外交的帝國主義遺產，但從中國方面而言則是因為其對日外交仍然沒有知識積累、思想整理和國際政治主體性覺醒的進步。這種事實和邏輯的發現，給我們理解「釣魚島事變」之於中日關係和東亞地區政治的意義提供了具有歷史縱深的啟示。　　首先，「釣魚島問題」本來在戰後盟國對日本的戰爭責任處理中是不應該出現或者完全可以順利解決的問題。但由於中國發生內戰而成為分裂國家，新政權「一邊倒」向蘇聯而與「西方陣營」對立，美國就把中國排除於對日議和的過程之外而扶植日本；當時的對日戰後處理形成了以日美同盟遏制大陸中國為核心的東亞地區政治結構，「釣魚島問題」就是使日本敵視大陸中國的國際政治心理可持續發展的結構性問題。　　根據1943年12月《開羅宣言》，盟國作戰的目的在於制止和懲罰日本的侵略，剝奪「日本所竊取的一切清國人領土如東北、台灣及澎湖列島等歸還中華民國」，日本在其他「以武力或貪慾所攫取之土地」亦將被驅逐。而1945年7月的《波茨坦公告》不僅確認實施《開羅宣言》，並且把日本的主許可權於「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和盟國「所決定的其他小島之內」。如果中國未與美英等反法西斯盟國對立而得以共同進行對日戰後處理，當然不可能出現遺留「釣魚島問題」的「戰後國際秩序」。　　排除中國的對日議和在英美主流世界堂皇地舉行，象徵著分裂的中國已經失去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美國所設想的「大國」地位。事實上，日本外務省亞洲局二課1953年11月30日的秘密調查報告稱，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對於沖繩歸屬的立場是：「不反對聯合國的委託統治，但反對向日本移交。」而且，「中華民國立法院外交委員會」在11月21日還通過了正式的關於反對向日本返還奄美大島和沖繩的決議，主張：一、這些島嶼的歸屬應根據波茨坦公告由美英中三國共同決定，而非美國單方面決定；二、奄美大島是沖繩的一部分，沖繩是中國的領土，雖被日本武力佔有，但中國從未給予承認；三、即使從作為遠東反共基地的觀點而論，也應該在維持美國軍事統治的同時擇期舉行現住民的自由投票來決定沖繩的歸屬。這一決議於11月27日在「立法院」全體會議上獲得通過。「另一方面，雖然沒有發現中共正式主張沖繩、奄美諸島的歸屬，但中共政權下發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大地圖上附有這些島嶼應該返還給中國的解說。」很顯然，現在日本政府宣傳中國在發現了石油的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才主張釣魚島主權，是沒有根據的；因為「中華民國」本來就主張沖繩主權、反對向日本移交，而大陸中國根本就不承認美日舊金山和約，兩岸的做法都符合《波茨坦公告》。　　況且，美日舊金山和約中所規定由美國統治的「南西諸島」，其範圍確指的是「琉球」而不是日本的「沖繩縣」。甚至日本當時出版的和約解說也沒有提到釣魚島，而倒是澄清：「歷史上所謂的北緯29度以南的南西諸島，大致是舊琉球王朝勢力所及的範圍。」在其所附地圖中，「尖頭諸島」（日本對釣魚島的舊稱，據井上清先生的考證：1908年的《日本海軍水路志》使用「尖頭諸島」稱呼釣魚島群島，系譯自英國海軍的「Pinnacle Island」）更明顯在「南西諸島」的標識之外。總之，作為「琉球」的「南西諸島」不可能包括釣魚島，日本之所謂「舊金山和約的南西諸島包括尖閣諸島」屬過度主觀解釋。　　但無論如何，現實的國際秩序是美國對沖繩的軍事佔領而不是中國的主張決定的。到1970年代初，美國不僅向日本移交沖繩施政權，甚至把釣魚島也包括在了移交範圍之內。不過從美國最新公布的文件來看，在遭到來自「兩個中國」的抗議之後，美國政府內部出現了分歧，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一方面取得日本外相承諾與中國對話，一方面澄清美國並不對中日爭議島嶼的主權「持有立場」。40年來的歷史證明，美國把釣魚島交給無主權根據的日本而又要求日本與中國對話的「釣魚島問題」，使得中日關係的冷戰性質至今仍然不解，甚至發展到了熱戰的邊緣。　　其次，儘管美國製造了使中日關係冷戰化的「釣魚島問題」，但中日邦交正常化不僅沒有對其給以積極的解決，而且在後來不斷發生「釣魚島危機」之後仍然不作出解決，那就是中日兩國外交的主體性缺損、戰略迷失、能力低下的責任了。尤其對於中國而言，釣魚島問題既關聯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國恥神經，又是戰後中國地位、尊嚴存在與否的敏感指標，直接構成了民族國家敘事與政治權力合法性論證的正義邏輯環節；因此，擱置爭議的「釣魚島共識」被「尖閣諸島主張」打破所引發的「釣魚島危機」，事實上是中國遭遇了顛覆性挑戰的危機。中國在邦交正常化後40年間沒有尋找機會、創造條件解決釣魚島問題，可謂重大的責任懈怠，給日本的「尖閣諸島慾望」膨脹並編織、傳播「固有領土敘事」提供了時間條件。　　日本的「尖閣諸島敘事」本來是帝國主義領土擴張史的一部分，其所謂「1895年1月的沖繩編入」只是當時帝國內閣的秘密決定而已，更由於《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規定的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清算、對戰後日本「固有領土」的限定，即使美日之間締結了移交沖繩施政權的協定，也不足以成為日本向中國主張釣魚島主權的「國際法根據」；而且即使根據美日之間的約定，日本也必須向中國會商決定釣魚島問題。但中國的對日外交沒有充分理解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戰後處理」意義，在日本的誘導下忽視戰爭責任處理和領土處分而把爭取日本承認「唯一合法政府」設置為談判的主題；結果，符合日本願望的戰爭責任之無責任處理和「尖閣諸島」問題之「以後再說」就成為邦交正常化40年不斷導致中日關係周期性惡化的「歷史認識問題」和「釣魚島問題」。　　「歷史認識問題」以小泉純一郎首相時代的衝鋒式連續參拜靖國神社使中國抗議無效而分出勝負，此後的中日關係鬥爭焦點便轉移到更加本質性的國家利益衝突——領土問題。中國的「擱置爭議」本來是對日本的最大讓步，但日本以否認存在「釣魚島共識」的壓倒性姿態向中國展開「尖閣諸島」的帝國主義歷史敘事，進一步使中國處於政治被動、學術挨打的境地。所謂政治被動，是因為中日之間的確沒有關於「擱置爭議」的正式文件；所謂學術挨打就是中國的中日關係研究既受害於本國的秘檔制度，又疏於利用日本資料，拿不出及時、系統、有力的「釣魚島問題史」來抵制日本的「尖閣諸島問題史」。及至日本製造了「釣魚島事變」之後，《人民日報》才於2012年10月12日在貌似署名的匿名評論文章中公布了1972年田中角榮與周恩來相約「以後再說」部分的談判記錄。但這種為時已晚而且是片段的公開，不可能獲得足夠的重視和信用；中國必須立即採取果斷措施徹底改革秘檔制度，以使學術研究適應全球化時代的外交和國際傳播需要。　　其實，日本外務省公布的資料中本身也可以證實中日之間擱置領土問題事實的存在。在準備邦交正常化談判的過程中，日本外務省中國課於1972年7月10日作成一份題為《日中之間懸案事項》的文件，把「尖閣諸島領有權問題」列為首要，而說明日本堅持「我國領土」、「不與任何國家的政府討論」的立場。然而重要的是由此可知道田中角榮首相併不遵守外務省的秘密立場，他主動與周恩來總理談到「尖閣諸島問題」並約定「以後再說」可謂光明磊落。田中角榮的這一行動令日本的外交官大惑不解，也讓現在為日本「固有領土」立場辯護的學者頗有微詞，但其實是符合國際信義的；因為日本政府向美國承諾與中國會商這一問題，而且既然中國主張釣魚島主權，日本的所謂國際法根據在中國缺席的情況下是不能成立的。所以，田中角榮回國以後在首相官邸對記者也談到：「逐二兔者不得一兔。現在中日終於打開邦交了，還留有非常嚴峻的問題。」總之，田中首相併沒有把外務省的「日本領土立場」強加於中國，而是確認中國的立場之後與周恩來總理相約「以後再說」，這種互諒互讓的「求同存異」精神和「擱置爭議」的原則共識是中日邦交正常化談判成功的前提，也是現在中國與日本交涉釣魚島問題的重要根據。　　最後要指出的是，「釣魚島危機」反覆發作的敵意積累和中國國內矛盾的深刻化、應對中日關係危機的被動姿態、解決釣魚島問題的無自覺等「中國問題」所誘發的日本對中國的蔑視，決定了2012年「釣魚島事變」的不可逆轉性。　　與以往中日關係惡化時日本經濟界表現出強烈憂慮不同，現在「日本經濟依賴中國市場論」已經遭到「中國風險論」、「中國經濟惡化論」的抵制，事實上日本企業也的確在積極向東南亞轉移，特別是摸索「開發」緬甸的路徑。而在國際政治話語中，美國對「東亞共同體」構想的打擊使得日本政治的主流轉向加強日美同盟應對「中國威脅」即日美合作壓迫中國利益的東亞冷戰政治路線。現在，面臨中國公船到釣魚島海域巡航「常態化」的壓力，日本作出了積極與美國進行共同軍事訓練以「創造日美安保適用尖閣諸島的條件」並同時強化自衛隊戰備的軍事應對姿態。最近，新任國家戰略相的前原誠司解釋「國有化購島」的原因之一是「東京都連海上保安廳、自衛隊也沒有，還說什麼守衛尖閣諸島」；野田首相在海上自衛隊閱艦式上以舊帝國海軍的訓示激勵自衛隊擔負「新時代」之守衛「領土主權」的「使命」；而有望成為下任首相的自民黨新總裁安倍晉三甚至在「日本對中國寸步不讓」的前提下向美國副國務卿伯恩斯要求支持日本的立場。這種導向性的冷戰政治氛圍渲染阻斷了向中國妥協的可能性。10月20日，臨時回國的丹羽宇一郎駐華大使在名古屋大學演講時指出：中日關係惡化的程度與以往完全不同，有可能「使40年間數十位首相的努力成為泡影」而「倒退到40年前」。這位在中日關係最前線外交官的理解是準確的：「釣魚島事變」已經破壞了中日邦交的前提，中日關係面臨著崩潰的危險。　　也就是說，目前的中日關係有兩個前途：要麼中國向日本妥協，要麼中日斷交或勉強維持機能不全的邦交而事實上繼續對抗。但毫無疑問，無論形成哪一種結局，都是中國對日外交「擱置爭議」路線的失敗。因此，中國如何面對再也不能維持「偉人崇拜」的外交史敘事這種幾十年未有之「大變局」，如何重新整理思想而著手中日關係的再建，就成為不可迴避的挑戰。　　其實，對日外交的失敗正是中國外交改革、重建的契機。因為，現代國際關係是民族國家之間的競爭，需要全體國民在價值共識和政治認同的前提下貢獻智慧、凝聚力量；所以，那種「偉人崇拜論」外交本身就是錯誤的，會在國際競爭中失敗。在這種歷史反思和國際關係學啟蒙的意義上，中國必須改革外交的觀念和體制，以信息開放、學術自由為外交決策提供思想前提，把外交置於監督性體制之下，發展多元化、有競爭能力的情報信息網路和國際傳播機構，創造適應全球化、具有信息戰能力的公共外交。　　而具體的對日外交改革和重建，就是要正視中日關係周期性惡化的根源在於中日為達成表面上的戰後和解而掩蓋矛盾的做法，從而徹底走出用「友好」掩飾未和解而最終得不到友好的惡性循環，從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出發構建具有和解基礎的友好關係。中日邦交正常化談判以台灣問題即爭取日本承認「唯一合法政府」，取代戰爭責任處理的主題，導致中日邦交正常化失去了「議和」的真實性質，　　遺留的「歷史認識問題」和「釣魚島問題」成為中日不能達成和解的結構性潰瘍，這是邦交正常化40年的沉重教訓。而之所以造成這種教訓，是因為中日兩國外交能力的不對稱。例如，邦交正常化《聯合聲明》的「波茨坦公告」條款具有意味深長的諷刺性：日本主動表示「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條的立場」意在拒絕接受「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主張，卻也間接承認台灣已根據《開羅宣言》返還中國；而中國卻不懂得根據此條「日本國之主權必將限於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及盟國「所決定其他小島之內」的規定，主張自己曾經作為盟國的權利。再比如，中日邦交正常化談判之際，處於殖民地統治之下的香港中文媒體都已經認識到：聯合聲明應該正式宣布釣魚島屬於中國，並商定移交、管轄辦法，否則就是中國外交的失利。　　基於如此豐富的歷史反省，中國成長為具有設置中日關係議程的能力、讓日本尊重的外交對象，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檢討正義、人性等國際價值共識，由此達成足以讓中國人民感到尊嚴、日本國民抒發良知的歷史和解，乃重建中日關係的新路線圖。中國輿論常常批判日本為什麼不能像德國那樣反省侵略戰爭歷史，但這種本質主義認識論在基本事實把握上就是錯誤的；因為，德國反省的國際政治結構性前提是法國的存在。如果中國能夠成長為像法國那樣有價值創造性、物質生產能力和戰略思想能力的現代民族國家，日本也就不得不糾正蔑視、敵視的中國觀而轉變為像德國那樣從和解、和平再到共同體建設的地區夥伴。在國際爭端必須通過共同研究和外交談判解決的原則下，這種結構主義國際關係史觀比本質主義的本國中心史觀更符合實際。　　歷史的明暗如此恍然，就在東亞因為戰後處理的歷史遺留問題陷入空前緊張的冷戰對抗之際，10月12日傳來了歐盟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這一亞洲人難以想像的消息。同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激戰的地區，歐洲已經探索到超越國境的共同體政治模式而成為人類和解、和平的典範，但東亞仍然掙扎於無尊重、無和解的冷戰政治陷阱甚至存在著向無和平跌落的危險。東亞是走歐洲共同體的和解、和平之路，還是步從無和解向無和平發展的「中東化」後塵？「釣魚島事變」能否獲得符合政治理性、歷史正義的誠實解決，將決定中日關係和東亞地區政治截然相反的路向。而當前時局的關鍵，則在於中國能否成功地設置讓日本響應的釣魚島問題共同研究和外交談判議程，扭轉中日關係的「無外交」局面。　　　　劉建平，就職於中國傳媒大學國際傳播研究中心。限於篇幅，未保留文章注釋，有需要的讀者可向編輯部索取。　　來源: 《領導者》總第48期（2012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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