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力:我藏書是為了把書更好的保留下去
《深港書評》
深度訪談系列
之 韋力
自古,
人們眼裡只有古書,
卻少有人關注藏書家。
而韋力,則用自己的筆,
寫下了這些曾被忽略的
古今藏書家的故事。
藏書家之韋
著書家給力
我們今天看到的宋元刻本,無不是經過一代代藏書家的精心保存而流傳至今。要知道,千百年的天災與人禍都能將世間珍物毀於一旦,但有些古籍就是能完好如初。這背後,是藏書家不為人知的艱辛故事。如今,除去圖書館裡保存的公家藏書,還有一批民間藏家致力於古籍的保護與傳承,韋力就是其中一人。自古,人們眼裡只有古書,卻少有人關注藏書家。而韋力,則用自己的筆,寫下了這些曾被忽略的古今藏書家的故事。
致敬!
與時間賽跑的韋力
側
記
文 | 謝晨星
對於「民間藏書第一人」這個名號,每次提起,韋力都是一笑置之:「這都是他們說的。」但韋力的書庫中,存有八千餘部、七萬餘冊古籍善本,其中宋元及以前刊本、寫本五十餘件、二百餘冊,宋元遞修和宋元明遞修本近二十部、三百餘冊。這樣一個體量和質量,在國內實難找到第二人。很多知名的藏書家,都曾感慨「本以為自己在藏書界還算個人物,去過韋力的書房,都不想再藏書了。」
前些年,韋力算是個神秘人物,甚少接受採訪,也幾乎不參與公開活動,只是偶爾在小型的書友會上露面,也因此,關於他的收藏故事也都像坊間秘聞,越傳越神。但近年不同,韋力出版了多部寫書人書事的書籍,將自己淘書、買書、拍書的趣事盡書,連帶著與書友的交往談話,都毫不避諱一一托出,讓人大呼過癮。而他也屢屢走進各高校、圖書館等舉行學術講座,講述古籍收藏那些事。
到了今年,韋力竟然破天荒地開始出席新書活動,先是在北京就近搞了新書發布會,接下來,又開始了全國巡簽,深圳是第一站。借著這個機會,晶報記者獨家專訪了韋力,聽他講述近些年精於著書立說的心得。
自古藏書家中,大多重視收藏而輕著書立說。但韋力不一樣,殿版研究家翁連溪譽韋力是:「又讀又研究」。這些年,他撰寫了大量的研究文章:從早年的《古書收藏》《批校本》《中國近代出版史料叢編》《魯迅藏古書漫談》《書樓尋蹤》,到近幾年的多卷本《芷蘭齋書跋集》、在各媒體開闢的「得書記」「失書記」專欄、分享藏書的心得之作《古書之美》《古書之愛》、訪談集《古書之媒》、佛教尋蹤記錄《覓宗記》,僅今年上半年,韋力就接連出版了《瓊琚集》《硃痕探驪》《上書房行走》《覓理記》和《書樓覓蹤》三卷本,讓書友買到手軟。除此之外,韋力的微信公眾號「芷蘭齋」更是每天一篇更新。
這種出書的速度,固然有出版社大力推進的因素。韋力說,外國的出版人制度使得一個作家終其一生都在一個出版社發表自己的作品,他最初也希望可以按照時間順序來依次出版。但中國則不同,不同的出版社同時來約稿,出版的選擇多了,時間卻不可控了,有的快有的慢,就有可能不同出版社同時出版同個作家的作品,造成多產的錯覺。
雖則如此,但韋力的勤勞多產卻是毋庸置疑的。這幾年,韋力每年都像在爭分奪秒一樣,有半年的時間在外尋蹤探訪,其餘時間則用來寫作和研究。這與他早年的寫書速度完全不同。曾有老前輩告誡韋力「年輕時要多讀書,少寫書,不少文人老的時候都曾悔其少作。」
如今,韋力勤於著述,已經不再糾結於所寫的內容是否足夠完善,反正人生都是在歷練中成熟的。他坦言,這也跟三年前意外重傷那場變故有關,「最初覺得人生短暫,應該好好享受生活。但從醫院出來後心態又發生了變化,我自認為自己讀了好多書,學了很多的知識,人生這麼容易就不存在了,這不很冤枉嗎?所以,要儘可能地抓緊時間表達自己的心態,把知道的東西說出來。可能是這樣的心態,顧忌就少了。」
《上書房行走》
海豚出版社
2017年7月
由於書籍分散在各個出版社,出版時間有先有後,看起來種類繁雜,但其實有著清晰的脈絡。
韋力自己將作品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傳統文化,第二類是和書有關的一切。看似雜亂,其實寫來寫去也就這兩個範疇。」比如,《覓宗記》《覓理記》都屬於第一大類,記錄的是探訪傳統遺迹的心得。其中《覓宗記》主要談的是中國佛教的八大宗,在韋力看來,佛教也是中國思想史的重要組成部分。除此之外,還有下個月將要出版的《覓詩記》,尋訪詩人的蹤跡。韋力將這些歸為「覓系列」,都是以尋訪的方式來講述曾經中國文化的輝煌。他透露,這個系列大概還要花費三年時間才能完成。
《覓宗記:佛教八宗一派遺迹尋訪》
上海文藝出版社
2016年11月
雖然「覓系列」是近年才陸續出版,但韋力的探訪早在十幾年前就開始了,2004年他就曾出版過《書樓尋蹤》,但當時只是薄薄一本,與現在的三卷本《書樓覓蹤》不在一個體量級。
除了「覓系列」,剩下的就是與書有關的一切。《芷蘭齋書跋集》(分初集和續集兩冊)是韋力對古書的一些研究、《上書房行走》是對今日藏書家的一種綜述、還有就是關於談書的書,如《古書之美》等、《瓊琚集》則講述與贈書者交往的點滴細節等,都可歸為第二大類。
《書樓覓蹤》
中信出版社
2017年3月
近些年,韋力的精力已經漸漸從拍書、收書轉移到尋訪上。一來是市面上流通的好書越來越少;二來隨著城鎮化進程的加快,越來越多的古迹消失了。有一些幾年前去過的古迹,幾年後卻蕩然無存,這讓韋力痛心,並因此加快了尋訪的速度。
從《書樓覓蹤》里,我們可以看到,韋力所尋訪的藏書樓,有些只剩殘垣斷壁,有些已經不復存在,還有些甚至已了無蹤跡,但他還是寫下了尋訪過程中的所見所聞以及書樓的故事。有很多人質疑韋力,花費如此大的精力財力,究竟為何?韋力坦言,古代的書樓,書和樓能結合在一起保存下來的,除了天一閣、嘉業堂,現今存世的已所剩無幾。從現實意義來講,確實毫無意義。但韋力看重的,並非是否能尋到書和樓,在意的是其所包含的歷史文化意義。
在韋力看來,世人對民族文化的了解、歷史的認定,都是通過讀書這一渠道。這些文化通過書籍的傳承才得以保留下來,那麼多的歷史典籍是許多人經歷了不知多少的困苦才得以保留到今天,可是又有多少人知道這些書是誰保留下來的呢?中國有句古話叫吃水不忘挖井人,韋力就是通過尋訪的方式來對歷代藏書家致敬。
「這是我尋訪的真實目的所在。同時,我也在間接地告訴人們,別太功利了,別太過河拆橋。當初,那些收藏家為了保護民族歷史典籍,有的甚至傾家蕩產。我們何以置一笑而過,是否太過無情呢?所以我就是借尋訪這些樓講述曾經存在的故事,它們真實存在與否並不重要,它們只是為我紀念那些先賢找到了一個由頭。」韋力坦然道。
但在看到昔日盛景變為殘垣斷壁,韋力依然會心痛,「人是有情感的,會愛屋及烏。我當然希望這些藏書樓在當今依舊存在。但我看到那些樓蕩然無存、破爛不堪之時,我也有我的悲哀。我無法做到心如止水,所以我將這些情感融入到我的文字中,雖然我已經相對克制了。」
為此,韋力不僅用文字記錄下每一個藏書樓背後的故事和歷史變遷,還用圖片等標記出藏書樓的位置以及對照物,方便後人尋找。韋力說:「我是一個小人物,我無法、也沒有能力阻擋社會的巨變。我所能做的,就是在遺迹消失前,盡量把它拍攝下來,以便有一天重新恢復的時候有跡可循。」
韋力:
我已達到乾嘉時代藏書家的水準
Q |謝晨星 A | 韋力
每次韋力出現,身邊都會聚攏一批書友,問的問題大都是「您能傳授一些拍書秘笈嗎?」「為什麼您總能買到好書,都是怎麼發現的?」「××書究竟值不值得收?」
擁有30多年古籍收藏經驗的韋力,從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場古舊書市,乃至第一場古籍拍賣,見證了古籍在市場的流通。而在他進入拍賣行的20多年來,與韋力同場「搏殺」的大買家已經消失了五撥,只有韋力還像一隻「不死鳥」一樣,義無反顧地投身於古籍的保存和傳播。
談拍賣
Q:我們都知道,您早年收的很多書都是在各地古籍書店買到的,但是這些年,越來越難在書店買到上好的古籍善本了,這中間到底經歷了什麼?
A:最早,古籍的流通除了私人之間的買賣,主要還是依靠古籍書店。在1956年到1957年間,全國開始搞公私合營。這個時期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一個城市只能保留一家古籍書店,所以就把其它的古籍書店合併為一家。因為特殊的歷史原因,古籍書出現了一段時期的滯銷,甚至有些私人的古籍藏書因為歷史的原因也歸入到各大書店,造成各大書店的巨大古籍庫存。
改革開放後,北京的中國書店向文化部申請銷售古籍,得到批准後,在北京的海王村舉辦了全國第一屆古舊書市。古籍被一卡車一卡車地運往書市,整整運了十幾車,其場面極其壯觀。當時不論厚薄,每本5毛錢,第二年漲到一塊,後來價格越來越高,一直舉辦到30屆就停辦了。此外,中國書店下屬有多家分支的古籍書店,每年中國書店都會從庫存中選取一些古籍給下屬的書店以供應市場。於是古籍書店就成了人們得書的主要渠道。
後來古籍拍賣出現了,打破了這種局面。當時拍賣行也是從各大古籍書店徵集一些好的古籍,然後標上高價進行拍賣。那時候進預展場還需要購票進入,就像參觀博物館一樣,古籍書被放置在透明的玻璃櫥窗里,也不能翻看。我當時看到標價上好幾個零,專門把服務員叫來問這些零中間是不是忘記點小數點了,服務員還白了我一眼說就是這樣。我頓時對古籍拍賣產生了一種厭惡和憤恨,扭頭就走了。
《失書記·得書記》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5年9月
***
Q:時過境遷,您現在可是多家拍賣行的顧問了。
A:我對拍賣懷有一種複雜的情感,從最初的排斥憤恨到後來慢慢接受,最後竟演變成了一種欲罷不能的依賴。人都有思維定式,藏書也是如此。人們總會習慣於做某些事情。拍賣對中國來說是稀缺事物,因為中國從1993年才開始有,而在西方,比如索斯比、佳士得在乾隆年間就已經開始拍賣古籍了,可見這之間的差異懸殊之大。然而在這麼短的時間內,讓一個人接受拍賣其實很難。
***
Q:那您最後是如何接受的?
A:當年中國第一個搞古籍拍賣的嘉德,不知出於何種策略,把拍價坐地提升十倍。可是即便這樣的高價,這些古籍書也竟然成功拍賣。後來人們才發現,這是由於信息的不對稱所致。很多參與競拍的人並不像我一樣對古籍書店熟絡,無法了解到其它的得書渠道。不管價格標得有多高,只要有人買,就有市場。隨著古籍拍賣的發展,書店裡的古籍書價也隨之飆升。於是,大量的古籍被送到了拍賣行,愛書之人也被迫到拍賣場去獲得自己想要的書。這就是吸金效應,把賣家和買家都吸引到這裡來。
真正進入到該行業以後,發現也不是如最初那樣的可恨。拍賣行有他的技巧,從以低價吸引買家開始,我就發現,拍賣時大家都在搶幾種有名的書,卻把次要的、沒有研究透的古籍忽略掉,於是,到賣主那裡可能3萬才能買,但是在拍賣會1.5萬就拍回來了。這讓我突然意識到拍賣會是一個撿漏的地方。
▲韋力
Q:但是這個漏不是每個人都能撿到的?
A:所以在拍賣會上,何為檢驗真理的標準?知識就是力量!能否買到鐘意的好書,全憑知識積累。你讀的書比別人多比別人深,你撿漏的概率就比別人大。慢慢我就喜歡到拍賣會去了,高價貨就讓那些有錢的大佬斗去吧,我撿我的漏。這麼多年來就我一個人在寫拍賣會的書評,每一場的亮點是什麼,好書是什麼,哪些是漏的,我都寫出來。這些書評已在前幾年由紫禁城出版社出版了,名為《中國古籍拍賣述評》(上下冊)。
《中國古籍拍賣述評》
紫禁城出版社
2011年9月
***
Q:為什麼寫這個?
A:上千年來,我們都只有一種方式,就是到書店裡買。只有拍賣會出現了,才徹底打破了這個格局,改變了中國古書流通的格局和渠道。但是對於這新鮮事物,人們往往不介意,不去研究。幾年後才知道價值巨大。而我恰逢其時,從第一場開始就在場,所以要把它系統地記錄下來。
***
Q:這麼多年是不是很少有像您這樣一直買下來的買家?
A:20多年來,已經有5撥大買家不見了。比如說當年有個買家,很瘋狂也很張揚,每次都辦81號牌,大家問他為什麼一定要這個號碼,他說他要像解放軍一樣,要打敗古籍市場的所有人。但是後面聽說生意失敗,也就再不見人影了。就這樣一撥一撥,我就看著潮起潮落,人來人去。這麼多年了,我就像個「不死鳥」還在這裡。
《古書之美》
韋力/安妮寶貝 著
新星出版社
2013年1月
***
Q:這些年,民間的藏書意識越來越濃,對於這些新手藏家,您覺得除了知識儲備,在拍賣時應該注意什麼?
A:其實與別的藝術品相比,古籍需要知識密集度最大,不讀書而藏書的概率不高。所以這項事業還是讀書人的愛好。就價值而言,在古代的時候,古書的價格比現在要貴。比如說地方志會記錄當地的藏書家,但是你不會看到藏畫家和藏詩家。無論什麼藝術品,都需要典籍去印證它的價值。所以,文字的載體書籍,永遠高於其它門類。
《古書之愛》
中華書局
2016年4月
***
Q:似乎在拍賣會上看不出這種優勢?
A:沒錯。古籍在拍賣會上的表現卻不是如此。張大千的一幅潑彩,齊白石的一幅蟲草,那價錢比古書高多了。因為今天文化的斷層,使得大家普遍以炫耀作為人生價值的體現。而古籍不利於炫耀,因為必須對方也要有一樣的審美情趣和知識儲備。我說這些是為了告訴你,在當代,古籍遠遠沒有達到它應有的價值。言外之意,它依然能撿漏。
***
Q:但即使就是漏,你也得拿錢堆出來。那是不是錢少就不能藏書?
A:其實每一個階段有每一個階段的玩法。不能說我一藏書,就要收藏宋元時期的。愛書是一種情感的寄託,沒有等級之分。我藏宋元的我快樂,你藏明清的不也一樣快樂嗎?快樂是一種自身的感受。你完全可以在自己經濟能力可承受的範圍之內,做出選擇,設定範圍,買自己心愛的書,從中得到知識,感受到愉悅,這就夠了。用不著非要一步登天。我對於愛書人的建議,是在經濟能力之內,選一個專題,系統地搞下去,就可以得到很多快樂。當把它搞得很完整的時候,就體現出它的價值。這樣既有精神上的收穫,也有金錢上的所得,何樂不為呢?
▲韋力
談收藏
Q:歷來私人藏書家有兩種體系,一種比較封閉式的,一種是流通式的,比如天一閣就是封閉式的只進不出,我們知道您也是只買書不賣書,是否可以算作與天一閣這種藏書體系有相似之處?
A:天一閣是個異類,當年的藏書品位極低。范欽(天一閣第一代主人)當年收藏的都是當代印刷品,真正能稱之為書的少之又少,大部分都是印刷垃圾。范欽死後,他的兒子繼承了「代不分書,書不出閣」的祖訓,把天一閣用七把鑰匙分管於七房,必須七房同時拿鑰匙開門才能看書。恰恰因為天一閣不能讓人閱讀閣中書,所以才保存得好,流傳至今。但它卻是一種封閉的狀態。
但我的「封閉」和天一閣有所不同。我這些年一直在陸續出版一些孤本,為什麼呢?就是想讓研究者使用,這本書歸我,但內容屬於讀者,我擁有這件文物的物件,可是我不能禁錮這文物中內容的傳播。所以近些年來我出版了一系列的書介紹這些孤本中的思想,希望有更多的人能接觸到作者的思想。隨著技術的發展,我們也需要利用這些技術。
▲天一閣藏書樓
***
Q:您這些古書的儲存是按照什麼方式分類收藏?
A:從近幾十年的藏書史來看,大部分的藏書家都按照專題收藏的範式分類。專題收藏的好處是便於研究。所以很多學者型的藏書家,比說朱希祖研究南明史,鄭振鐸收集大量與蘇聯文學相關的文集。傅惜華專門研究小說史,就收藏了大量的小說、戲曲等方面的藏書。
可是中國傳統的藏書史以整體性為依據。既有為了保護典籍,也有為了治學這是兩個不同的思路。但以我的觀點來看,有功利目的絕不是真愛。真正的愛書之人是為保護好書,讓書能夠流傳下去,不在乎此書好不好用。我藏書是為了能把書很好的保留下去。我的藏書既有內在的體系性,又有其專題性。
《芷蘭齋書跋續集》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2013年8月
《芷蘭齋書跋初集》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201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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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您一直把稿抄校本作為收藏的正統,近幾年才開始收集一些其它種類?
A:中國古代有個校勘學派叫虞山學派,主要搞古書的刊本校勘,因此產生了大量的藏書。由於中國語言系統的特性是以母音發音為主的語系,很多字同音不同義,在傳遞的過程中會出現謬誤。因此,中國古書中以訛傳訛的不少,於是就有了校勘學,將許多古書抄本進行校勘。
校勘學催生了許多的藏書,校勘學也留下了許多的藏本。版本越多,你才能判斷出哪個字才是真正正確的。樣本越多,比照的也就越精確。只有更加接近正確,才能正確理解古人的思想。因為校勘學產生了許多的版本需求,因此校勘學的產生而出現了許多的批校本。批校本是中國藏書中重要的一個品種。這就是為什麼抄校本會成為一個重要的專題。
中信《書樓覓蹤》韋力尋訪 王懿榮·天壤閣
Q:您有沒有對比過以您的藏書水準和數量,相當於古代藏書家的哪個段位?
A:我的藏書質量和數量綜合起來,可以達到清代中期,乾嘉時代大藏書家的水準吧。但是不謙虛地說,我達到這個水準,比當年那些大藏書家都難,原因是我所處的時代和他們不同了。
***
Q:具體說說有何不同?
A:首先,從1949年之後,我們變成了公有制社會,大部分的私人藏書匯進了公共圖書館,不能拿出來參與市場流通。市場上可以流通的這些善本,比古時少之又少。我今天能達到這種規模,比古時藏書家下的力氣要多得多。因為他們那個時代,所有的書都是流動的,大部分的善本都是私人的,通過私人的交換和買賣進行交流。
但是,有賴通訊和交通的發達,我比古時的藏書家得到書的信息要便利很多。比如說,古人在廣州發現了一本好書,他寫信告知北京的友人,而告知信要在路上行走好些時日才能到達北京,等那個友人知道這個信息後,也無法知道這部書是不是真的具有價值,到廣州親自去考察又需要花費幾個月的路途時間。因為當時沒有照相技術和網路科技,而我呢,接到電話,坐上飛機,就可以跑來一探究竟。這是我比古人便利得多的地方。但是天下事總會有利有弊,我比他們便利的同時,選擇餘地就比他們少了許多。這就是客觀的比較,我比古人有便利的地方,也有艱難之處。
《書魂尋蹤:尋訪藏書家之墓》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2016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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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您是否有心儀的藏書家?
A:有一個人我比較崇拜,那就是黃丕烈。在他之前的藏書家都是校勘家,這是站在學術的角度看。黃丕烈不同,他把古人的校勘學發展成了書跋。他的這些書跋主要記錄了他當時的得書經過,得書心情以及得書的花費等等。有些人認為他寫的這些書跋毫無價值和意義,但是後世卻對他極其的喜愛。現在黃丕烈寫的這些跋語按照國家定級標準來看,一律都屬於一級文物。他所寫的書跋被後人稱為「黃跋」,是中國古書界的四大名品之一。就是他寫的這些看似無用的文字,在今日具有非凡的價值。
黃丕烈是第一個把生活、把文人寫入書跋之中,而不是一種冷靜的學術研究。他開創了一個題材,把一個死板的研究文本變成了可讀性強的人文文章。以前的學者認為這是閑筆,這就是學者與文人之間的不同,也是黃丕烈的獨具個性之處,他為後世留下了許多有意思的文本。而我的寫作,也借鑒了他很多。
清代藏書家黃丕烈畫像
Q:藏書這麼多年,您有什麼心得體會呢?
A:其實從藏書來說,人性使然,得不到的總想得到,沒有得到的總是好的。而所有印象深刻的,也總是沒得到的。人人都津津樂道於撿漏。撿漏是意外所得,意外所得都來自於自身廣博的讀書。撿漏就意味著你得有充分的準備,在機會來的時候,能夠快速識別並拿下,這種獲得就刻苦銘心。
***
Q:能說說您有哪些意外的撿漏嗎?
A:舉個例子,許多藏書家都喜好收藏《二十四史》,1920年,柯劭忞寫了《新元史》,北洋政府總統徐世昌將其稱為「第二十五史」,但是《新元史》的手稿誰也沒見過。
有一次我陰差陽錯,在北京遛地攤。說起來我向來不遛地攤,因為覺得地攤一般都不會有太好的書,那天也是心血來潮,看見一個擺地攤賣書的,注意到兩大捆髒兮兮的書,我無意翻閱,發現內容是《新元史》的內容,再核對筆跡,正是柯劭忞的筆跡。於是,確認《新元史》的手稿。我就很激動,問賣主多少錢,賣主伸出來兩個指頭,我問「兩萬?」賣主搖頭;我又問「兩千」?賣主說「兩百」。我高興壞了,當即買下拉回家了。
這麼重要的手稿我就花了200元就輕易得到了。這人生際遇得益於我之前所做的準備。首先是我認得寶,知道這個東西的重要性,才能「輕易」得到。
▲芷蘭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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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現在很多人搞主題收藏,比如印譜等,有什麼訣竅呢?
A:古代印譜一直是中國古書收藏的一個門類,印譜的數量比印書少得多。古書一般情況下刷印是三五百套,而印譜只有二十套左右。站在物以稀為貴的角度來談,它顯然要比同代的書要貴。這是人們沒有意識到的。
一般收藏都是原鈐印譜,要一個印一個印打上去的。而我們市面見到的印譜,大部分是印刷物,這個沒有特別大的收藏價值。一句話概括,人無我有,人有我優。就是你要藏別人沒有的東西,如果別人有的,你的要比別人的好,或者比別人的有特色,這是收藏的基本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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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您在收藏時是否發現不同地域的不同收藏風格?
A:北方藏書和江南藏書最大的不同是北方注重皇家刻書。中國皇帝是家天下,因此刻書會用最好的紙,最好的工匠,最好的裝幀、最好的印刷技術。皇家刻書代表每個朝代最高的印刷水準。從印刷史的角度來談,它的確達到了每個時代的極致。書都是紙製品,每個時代的裝幀都有每個時代的特點。北方藏書家注重皇家刻本和裝幀藝術。而南方藏書更注重校勘的作用。
中信《書樓覓蹤》韋力尋訪 梁啟超·飲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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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在您看來,廣東地區的藏書情況是怎樣的?
A:清代出現了重要的文人和藏書家,尤其在清代中期以後,滿清政府開始搞通商口岸,廣州是當年的五大通商口岸之一,聚集了很多洋人和大商人,比如說像伍崇曜,是廣州十三大家之一,在廣州建起了當年比較重要的藏書樓,叫海山仙館。再晚一些有東莞的莫泊驥,西醫出身,當時與軍閥關係甚好,斂了很多錢,建了很大的藏書樓,叫五十萬卷樓。後來因為戰爭的原因,他的藏書一部分毀於戰火,一部分收錄在廣州圖書館。
清代之後,廣州出現了很多的藏書家。主要是因為有錢。毋庸諱言,藏書是很費錢的事,如果沒有錢很難收集完整的一套藏書。有一個讓我疑惑的是,廣東和福建很近,福建從清代以來就是全國的刊刻重地,被稱之為全國四大刻書中心。同時又離廣東這麼近,為什麼沒有把這些書運到廣東?迄今我也沒弄明白其中緣由。
編輯 | 羅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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