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 勇| 蔡元培與林琴南

新文化運動被視為中國的文藝復興，是整個民族精神的重新整理。在這個運動中，即或有不同意見，但在重新振興民族精神，重建文化體系方面，實際上並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反對派。換言之，在新文化運動中雖有左中右的區別，但大體上說他們都是新文化運動中一個分子，只是在某些問題上偏於激進或偏於保守，偏於守成，或堅守中立，置身於局外而已。從這個意義上說，所謂的新舊衝突是存在的，但其性質可能並不像過去所評估的那樣嚴重，新舊人物在某些觀點上的對立、衝突、交鋒，實際上很可能如胡適在美國留學時與梅光迪、任鴻雋的衝突一樣，是朋友之間的交鋒與交集，其程度可能也不像我們後人所感覺所想像的那樣嚴重。他們的交鋒與交集，其實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新中有舊，舊中有新的狀態，沒有嚴格意義上的絕對的新，也沒有嚴格意義上的絕對的舊。新文化運動當年蔡元培與林琴南之間的衝突就是一個比較有說服力的證明，表面上的衝突隱藏了背後的故事。

建設的文學革命

胡適1917年初發表的《文學改良芻議》確實抓住了近代以來中國文化的關鍵，是陳獨秀在《甲寅》時代一直在思考的怎樣在文化層面為中國尋找出路的真正落實，因而在陳獨秀那裡有正中下懷的感覺，只是他的老革命黨人的脾氣，使他覺得胡適的什麼「改良」，什麼「芻議」等，實在是過於不溫不火，過於與舊勢力周旋，過於擔心舊勢力的攻擊，所以陳獨秀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軍」的大旗，去聲援胡適，推動文學革命的進展。這樣，胡適不溫不火的「文學改良」就變成了陳獨秀風風火火的「文學革命」。

溫和的文學改良主張是實驗主義哲學的基本態度，而之所以被陳獨秀推向極端，也不是沒有來由。因為當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發表後，當代古文大家也是不懂西文卻是西方文學名著翻譯大家林琴南就很快發生了一篇商榷文字，強調「古文之不當廢」，觀點鮮明，理由不足。最引人發笑也反映出林琴南最誠實的一面，是他說的這樣一段話：

知臘丁之不可廢，則馬、班、韓、柳亦自有其不宜廢者。吾識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此則嗜古者之痼也。

林琴南的這個說法原本並沒有什麼不妥當，但被胡適、陳獨秀等人大肆渲染後，則成為一種比較荒唐的文化主張。胡適說：「吾識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此正是古文家之大病。古文家作文，全由熟讀他人之文，得其聲調口吻，讀之爛熟，久之亦能仿效，卻實不明其所以然。此如留聲機器，何嘗不能全像留聲之人之口吻聲調？然終是一幅機器，終不能「道其所以然」。接著，胡適以調侃的口吻挑剔林琴南文中的表述毛病，用現代文法去分析林琴南古文表達中的缺陷。

平心而論，林琴南最先敏銳地意識到胡適新文學主張中可能也有問題，只是他似乎還沒有想好反對的理由，所以他說他知道古文不應當被廢除，但是說不出詳細的理由。他的這個還算誠實的態度遭到胡適、陳獨秀等人的奚落，於是他的看法就沒有受到白話文倡導者應有的重視。

林琴南以文言翻譯外國名家小說見稱於世，是中國傳統學術文化的忠實信徒，崇尚程朱理學，但也不是盲目信從，對於理學迂腐虛偽等處，也能有清醒的意識，嘲笑「理學之人宗程朱，堂堂氣節誅教徒。兵船一至理學懾，文移詞語多模糊」；揭露「宋儒嗜兩廡之冷肉，凝拘攣曲局其身，盡日作禮容，雖心中私念美女顏色，亦不敢少動。」這些揭露當然理學的負面，所以他身體力行，維護禮教，試圖恢復儒學正宗，指責近代以來在西方思想的影響，世風日下，人心不古，人們欲廢黜三綱，夷君臣，平父子，廣其自由之途轍。

在文學觀念上，林琴南信奉桐城派，以義法為核心，以左丘明、司馬遷、班固、韓愈等人的文章為天下楷模，最值得效法，強調取義於經，取材於史，多讀儒書，留心天下之事，如此，文字所出，自有不可磨滅之光氣。當然，對於桐城派的問題，林琴南也有認識，因此並不主張墨守成規，一味保守，而是主張守法度，但是要有高出法度的眼光；循法度，但是要有超出法度之外的道力。

在戊戌變法的前一年，林琴南用白居易諷喻詩手法寫了《閩中新樂府》三十二首，率多抨擊時弊之作，這不僅表明他在政治上屬於維新勢力，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在文學表現手法上的創新及對民間文學因素的汲取。所以當白話一興，人人爭撤古文之席，而代之以白話之際，林琴南也在他朋友林白水等人創辦的《杭州白話報》上開闢專欄，作「白話道情」，風行一時。很顯然，林琴南早在十九世紀末年就是文學改革者，他承認舊的白話小說具有一定的文學價值，他只是溫和地反對，如果人們不能大量閱讀古典文學作品，汲取古典文學營養，就不能寫好白話文。

所以，當胡適文學改良的主張發表後，林琴南似乎本著自己的良知比較友好地提出了一些建設性的意見，表示在提倡白話文的同時，不要刻意將文言文徹底消滅掉，在某種程度上說，林琴南的主張與梅光迪、任鴻雋等人都相似，就是在向更大多數民眾提倡白話文，倡導讀書人盡量用白話文寫作的同時，也應該為文言文留下一定的生存空間，至少使中國文化的這一重要載體不致在他們那一代人失傳。

林琴南的這個意見如果仔細想來似乎也很有道理，即便到了今天白話文已經成為文學的主體的時，我們依然會覺得古文魅力無窮，是現代語言的智慧資源。然而當時的一邊倒特別是陳獨秀不容商量的態度，極大挫傷了林琴南的情緒。1917年初，錢玄同出面支持胡適的文學改良建議，原本是一件大好事，但錢玄同的好鬥性格使他不忘順帶攻擊桐城派等舊文學，並提出什麼「選學妖孽，桐城謬種」等蠱惑人心的概念，這就不是簡單的學術論爭，而是帶有一定的人身攻擊的意味。

儘管如此，林琴南在此後很長一段時間並沒有刻意反對白話文運動和文學革命，他甚至到了1919年3月，依然為《公言報》開闢「勸世白話新樂府」專欄，相繼發表《母送兒》、《日本江司令》、《白話道情》等，儼然為白話文運動中的一員開路先鋒。

林琴南其實為新文化運動中的右翼，他有心變革中國的舊文學，但又不主張將舊文學徹底放棄，他在1917年的《論古文之不當廢》反覆強調古文對現代語言的資源價值，至1919年作《論古文白話之相消長》一文，亦依然論證古文白話並行不悖的道理，強調廢古文用白話亦正不知所謂古文，古文白話似乎自古以來相輔相成，所謂古文者，其實就是白話的根柢，沒有古文根柢，就不可能寫出好的白話，能讀書閱世，方能為文，如以虛枵之身，不特不能為古文，亦不能為白話。林琴南的這些意見如果能夠聽進一點點，中國文學改良或許將是另外一種情形。

從林琴南政治、文學觀念看，很難是說他就是一位極端保守的守舊主義者，他似乎只是主張在追求進步的同時，保持適度的保守，不要過於激進。林琴南的本意原本只是間接和謙和的，他不過是說古文文學作品也自有其價值，不應被革棄，而應當像西方對待拉丁文那樣加以保存。「古文者白話之根柢，無古文安有白話？」這個判斷在很大程度上說確實是對的，但在那時的氣氛中根本沒有人給予重視。

林琴南只是友善地表達了自己的一點不同看法，然而在當時的文化氛圍中，這一點點不同看法也不能被容忍。1918年3月，錢玄同和劉半農在《新青年》4卷3號合演了一出轟動一時的雙簧戲：由錢玄同摹仿所謂守舊者的口吻和筆調，化名王敬軒寫了一篇攻擊新文化運動的信，其中故意推崇林琴南的翻譯和古文；而由劉半農以《新青年》記者的身份作《復王敬軒書》，以調侃的口氣點名批評林琴南，以為林譯西方文學名著，如果以看「閑書」的眼光去看，亦尚在不必攻擊之列；然而如果要用文學的眼光去評論，那就要說句老實話，即林譯名著由「無慮百種」進而為「無慮千種」，也還是半點兒文學味也沒有。這種完全否定式的批評，顯然已經超越一般的文學批評範疇，而帶有蓄意攻擊的意味了。這就不能不使林琴南感到憤怒，感到痛苦，他自認為是新文學的同盟，卻新文學中的人物視為守舊，視為反動，於是他只能起來被動地消極地進行辯護辯論和說明，兼帶著，也就有睚眥必報的意味了。

1919年2月17日，林琴南在《新申報》為他特設的「蠡叟叢談」專欄發表小說《荊生》，寫「皖人田其美」、「浙人金心異」和「新歸自美洲」的「狄莫」三人同游京師陶然亭。他們力主去孔子滅倫常和廢文字以白話行之，激怒了住在陶然亭西廂的「偉丈夫」荊生。荊生破壁而入，怒斥三人：中國四千餘年以綱紀立國，汝何為而壞之？於是偉丈夫出手痛打一頓，皖人田其美等三人抱頭鼠竄，狼狽而逃。

這裡的皖人田其美，顯然是指陳獨秀，田與陳本一家，這是中國史的常識；美與秀對舉；浙人金心異顯然是指錢玄同，錢為金，同對異；新歸自美洲的狄莫當然指新近留學歸來的胡適，胡為周邊族群的漢人稱呼，而狄則帶有某種程度的歧視。至於偉丈夫荊生，或以為為段祺瑞的重要助手徐樹錚，或以為是練過武功的作者本人，或以為是林琴南心目中衛道英雄的化身，是理想化的英雄。

《荊生》的發表應該使林琴南出了一口鳥氣，但他似乎也有點得寸進尺，得理不饒人。緊接著，林琴南又在《新申報》上發表第二篇影射小說《妖夢》。說一個叫鄭思康的人夢遊陰曹地府，見到一所白話學堂，門外大書楹聯一幅：

白話通神，《紅樓夢》、《水滸》真不可思議；

古文討厭，歐陽修，韓愈是什麼東西。

學堂里還有一間「斃孔堂」,堂前也有一副楹聯：

禽獸真自由,要這倫常何用?

仁義太壞事,須從根本打消。

學堂內有三個「鬼中之傑出者」：校長叫「元緒」顯然影射蔡元培；教務長叫「田恆」，顯然影射陳獨秀；副教務長叫「秦二世」，顯然影射胡適之。

對於這「鬼中三傑」，作者痛恨無比，罵得粗俗刻薄無聊。小說結尾處，作者讓陰曹地府中的「阿修羅王」出場，將白話學堂中的這些「無五倫之禽獸」通通吃掉，化之為糞，宜矣。這顯然是一種非常拙劣的影射和比附，有失一個讀書人寫書人的基本風骨與人格。

為林琴南這兩篇小說居間協助發表的是北大學生張厚載。張厚載即張豂子，筆名聊止、聊公等。生於1895年，江蘇青浦人。時在北京大學法科政治系讀書，1918年在《新青年》上與胡適、錢玄同、傅斯年、劉半農等北大教授就舊戲評價問題展開爭論後，為胡、錢等師長所不喜。所以他後來似乎有意動員、介紹他在五城中學堂讀書時的老師林琴南創作影射小說醜詆胡適、錢玄同、陳獨秀、蔡元培。

或許是張厚載的唆使，使年近古稀的林琴南接連寫了這兩部只能是發發牢騷的影射小說。只是不巧的是，當林琴南將第二篇小說《妖夢》交給張厚載寄往上海之後，他就收到了蔡元培的一封信，說是有一個叫趙體孟的人想出版明遺老劉應秋的遺著，拜託蔡元培介紹梁啟超、章太炎、嚴復及林琴南等學術名家題辭。

蔡元培無意中的好意感動了林琴南，他們原本就是熟人，只是多年來不曾聯繫而已。現在自己寫作影射蔡元培的小說，似乎有點不好，所以他一方面囑張厚載無論如何也要將《妖夢》一稿追回，另一方面致信蔡元培，坦言自己對新文化運動的若干看法。他認為，大學為全國師表，五常之所系屬，最近外間謠言紛集，這大概都與所謂新思想的傳播有關。晚清以來，人們恆信去科舉，停資格，廢八股，復天足，逐滿人，撲專制，整軍備，則中國必強。現在民國將十年，上述期待都成為現實，然而國未強民未富，反而越來越亂問題越來越多。現在所謂的新思想更進一解，必覆孔孟，鏟倫常為快。其實，西方國家雖然沒有像中國過去那樣崇奉倫常，但西方國家的倫理觀念也不是現在所謂新思想所說的那樣簡單。他指出，天下惟有真學術、真道德，始足以獨樹一幟，使人景從。若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為文字，則都下引車賣漿之徒所操之語，按之皆有文法。凡京津之稗販，均可用為教授。若《水滸傳》、《紅樓夢》，皆白話之聖，並足為教科書，不知《水滸》中辭吻多采岳珂之《金陀萃編》，《紅樓》亦不止為一人手筆，作者均博極群書之人。總之，非讀破萬卷，不能為古文，亦並不能為白話。這是林琴南關於文言白話的系統意見。

至於道德，林琴南對當時所謂新道德斥父母為自感情慾，於己無恩的說法予以批評，以為當時學術界一些新秀故為驚人之論，諸如表彰武則天為聖王，卓文君為名媛，尊嚴嵩為忠臣等，其實都是在拾古人余唾，標新立異，擾亂思想。他認為，大凡為士林表率，須圓通廣大，據中而立，方能率由無弊。若憑藉自己在知識界的地位勢力而施趨怪走奇之教育，則是非常危險的。很顯然，林琴南儘管沒有直接批評蔡元培對新思想新道德的支持與縱容，但至少奉勸蔡元培善待全國父老之重託，以守常為是。

《妖夢》小說沒有被追回，而林琴南致蔡元培的這封信卻又被《公言報》於1919年3月18日公開發表。《公言報》為安福系的機關報，專以反對新思想、新文化，反對北京大學為能事，因此林琴南原本可以與蔡元培等人達成某種妥協，卻因這種機緣巧合而喪失了機會。

蔡元培收到張厚載具有挑釁性的來信後似乎非常憤怒，指責張厚載為何不知愛護本校聲譽，愛護林琴南。至於他看到林琴南的公開信後，更一反溫文爾雅忠厚長者的形象，勃然大怒，公開示復，就林琴南對北京大學的攻擊以及對陳獨秀、胡適等人菲棄舊道德，毀斥倫常，詆排孔孟等言論有所辨明。

就事實而言，蔡元培分三點解釋辯白北大並沒有林琴南所說的覆孔孟，鏟倫常，盡廢古書這三項情事，外間傳言並無根據。藉此機會，蔡元培公開重申他辦教育的兩大主張：

一、對於學說，仿世界各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無論何種學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達自然淘汰之運命者，雖彼此相反，而悉聽其自由發展。

二、對於教員，以學詣為主。其在校講授，以無背于思想自由、兼容並包主張為界限。其在校外的言論行動，悉聽自由，學校從不過問，當然也就不能代其負責。比如帝制復辟的主張，為民國所排斥，但本校教員中照樣有拖著長辮子而持復辟論者如辜鴻銘，以其所授為英國文學，與政治無涉，所以也就沒有人管他；再如籌安會的發起人，被清議所指為罪人，然而在北大教員中就有劉師培，只是他所講授的課程為中國古代文學，亦與政治無涉，所以也就沒有必要由學校過問；至於嫖、賭、娶妾等事，為北大進德會所戒，教員中有喜作側艷之詩詞，以納妾、狎妓為韻事，以賭為消遣者，苟其功課不荒，並不引誘學生與之一起墮落，則亦聽之。夫人才至為難得，若求全責備，則學校就沒有辦法辦下去。且公私之間，自有天然界限。即便如您老琴南公，亦曾譯有《茶花女》、《迦茵小傳》、《紅礁畫槳錄》等小說，而亦曾在各學校講授古文及倫理學，假使有人批評您老以此等小說體裁講文學，以狎妓、奸通、爭有婦之夫講倫理學，難道不覺得好笑嗎？然則革新一派，即或偶有過激之論，但只要與學校課程沒有多大關係，何必強以其責任盡歸之於學校呢？

蔡元培的解釋或許有道理，但在林琴南看來，他之所以公開致信蔡元培，實際上並不是指責蔡元培管理不力，而是期望他能夠利用自己的背景特別與那些年輕激進分子的特殊關係，方便的時候稍作提醒，不要讓他們毫無顧及地鼓吹過激之論，對於傳統，對於文學，還是持適度的保守態度比較好。他在寫完致蔡元培公開信的第二天，就在一篇小文章中表露過自己的這點心跡，他表示自己多年來翻譯西方小說百餘種，從沒有鼓吹過棄置父母，且斥父母為無恩之言。而現在那些年輕一輩何以一定要與我為敵呢？我林琴南和他們這些年輕人無冤無仇，寸心天日可表。如果說要爭名的話，我林琴南的名氣亦略為海內所知；如果說爭利，則我林琴南賣文鬻畫，本可自活，與他們並沒有什麼關聯，更沒有利害衝突。我林琴南年近古稀，而此輩不過三十。年歲如此懸殊，我即老悖癲狂，亦不至偏衷狹量至此。而況並無仇怨，何必苦苦追隨？蓋所爭者天理，非閑氣也。林琴南似乎清醒地知道，他與胡適、陳獨秀這些年輕人發生衝突，對自己並沒有多少好處，肯定會招致一些人的攻擊謾罵，但因為事關大是大非，他也不好放棄自己的原則聽之任之。林琴南決心與新文化的倡導者們周旋到底。

然而林琴南為道義獻身的想法並不被新知識分子圈所認同，當他的《荊生》、《妖夢》及致蔡元培公開信發表之後，立即引起新知識分子圈的集體反對。李大釗說：「我正告那些頑舊鬼祟，抱著腐敗思想的人：你們應該本著你們所信的道理，光明磊落的出來同這新派思想家辯駁、討論。公眾比一個人的聰明質量廣、方面多，總可以判斷出來誰是誰非。你們若是對於公眾失敗，那就當真要有個自覺才是。若是公眾袒右你們，哪個能夠推倒你們？你們若是不知道這個道理，總是隱在人家的背後，想抱著那位偉丈夫的大腿，拿強暴的勢力壓倒你們所反對的人，替你們出出氣，或是作篇鬼話妄想的小說快快口，造段謠言寬寬心，那真是極無聊的舉動。須知中國今日如果有真正覺醒的青年，斷不怕你們那偉丈夫的摧殘；你們的偉丈夫，也斷不能摧殘這些青年的精神。當年俄羅斯的暴虐政府，也不知用盡多少殘忍的心性，殺戮多少青年的志士，那知道這些青年犧牲的血，都是培植革命自由花的肥料；那些暗沉沉的監獄，都是這些青年運動奔勞的休息所；那暴橫政府的壓制卻為他們增加一層革命的新趣味。直到今日這樣滔滔滾滾的新潮，一決不可復遏，不知道那些當年摧殘青年、壓制思想的偉丈夫哪裡去了。我很盼望我們中國真正的新思想家或舊思想家，對於這種事實，都有一種覺悟。」魯迅也在一篇雜文中抓住林琴南自稱「清室舉人」卻又在「中華民國」維護綱常名教的矛盾性格大加嘲諷，敬告林琴南您老既然不是敝國的人，以後就不要再干涉敝國的事情了罷。《每周評論》第12號轉載《荊生》全文，第13號又組織文章對《荊生》逐段點評批判，並同時刊發「特別附錄」《對於新舊思潮的輿論》，摘發北京、上海、四川等地十餘家報紙譴責林琴南的文章。

巨大的壓力，來勢兇猛的批評，終於使林琴南頂不住了，這位自稱有「頑皮憨力」的「老廉頗」終於感到力不從心，寡不敵眾，終於公開在報紙上認錯道歉，承認自己在這一系列問題處理上失當，有過錯。他在回復蔡元培的信中說：「弟辭大學九年矣，然甚盼大學之得人。公來主持甚善，顧比年以來，惡聲盈耳，至使人難忍，因於答書中孟浪進言。至於傳聞失實，弟施以為言，不無過聽，幸公恕之。然尚有關白者：弟近著《蠡叟叢談》，近亦編白話新樂府，專以抨擊人之有禽獸行者，與大學講師無涉，公不必懷疑。」在承認自己孟浪進言的同時，也表示自己對於那些「叛聖逆倫」的言論，依然會拼我殘年，竭力衛道，必使反舍無聲，瘈狗不吠然後已。

不過，沒過多久，林琴南的態度差不多根本改變。他在致包世傑書中顯得痛心疾首，表示承君自《神州日報》中指摘我的短處，且責老朽之不慎於論說，中有過激罵詈之言，吾知過矣。當敬聽尊諭，以平和出之，不復謾罵。[4]只是在文言白話之爭問題上，林琴南的態度似乎變化不大，依然堅信文言白話並行不悖，各有優點，不必一味使用白話而捨棄文言：故冬烘先生言字須有根柢，及謂古文者白話之根柢，無古文安有白話？近人創白話一門自炫其特見，不知林白水、汪叔明固已較各位捷足先登。即如《紅樓夢》一書，口吻之犀利，文字之講究，恐怕都不是只懂白話不懂文言者所能成就。須知賈母之言趣而得要，鳳姐之言辣而有權，寶釵之言馴而含偽，黛玉之言酸而帶刻，探春之言言簡而理當，襲人之言貼而藏奸，晴雯之言憨而無理，趙姨娘之言言賤而多怨，唯寶玉之言純出天真。可見《紅樓夢》作者守住定盤針，四面八方眼力都到，才能隨地熨帖，今使盡以白話道之，恐怕就很難有這樣的效果。[5]所以，真正優秀的文學作品固然應該以白話為主體，但根據人物性格、文化氛圍，適度使用一些文言，可能比純粹使用大白話還要好一些。

林琴南「適度保守的文學改良」主張在當時並沒有獲得應有的尊重，尤其是沒有得到新文學倡導者的重視，自然非常遺憾。好在這個討論並沒有結束，只是由於政治環境的變化，暫時轉變了方向。